1、1试议关于 14 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犯罪处理的思考摘 要 刑法是所有法律中最为严厉的，具有最强的威慑力的法律，它遵循着犯罪即要受到相应惩罚这一逻辑。可是，却出现了这么一群人，他们游走在法律的边缘，甚至连刑法都对他们无可奈何，这着实是法律的尴尬与悲哀。本文以罪责罚相适应为切入点，结合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现状，从一名法学院的学生视角，浅谈坚持教育为主，刑罚为辅的结合正是对未成年人特有的教育与保护，当然，必要时亦可借鉴恶意补足年龄制度增加其弹性适用。 关键词 未成年人 刑事责任年龄 恶意补足年龄 作者简介：白伟宏，盐城师范学院法政学院；高艳红，南通市如东县人民法院。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
2、：A DOI：10.19387/ki.1009-0592.2016.06.083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事件频频发生，小到在校园暴力斗殴，大到在社会杀人强奸，让无数人开始反思，原来天真烂漫的未成年人究竟怎么了？ 根据我国刑法第 17 条规定，已满 16 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人实施了严重的八种犯罪行为，才应当负刑事责任。据此，在我国未满 14 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不承担刑事责任，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只对特定的犯罪承担刑事责2任。因此，从严格的刑法学角度来说，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 14周岁不满 18 周岁的人犯罪。所以，未满 14
3、 周岁的人，无论实施了多么严重的犯罪行为，均不构成犯罪主体适格，只能说是未成年人实施了犯罪行为，而不可以轻易地称为未成年人犯罪。正是因为连犯罪都够不上，法学界的一道难题便摆在了面前，14 周岁以下的犯罪问题如何处理？为了强调问题深刻，本文所探讨的未成年人犯罪则特指 14 周岁以下的，未达到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的严重犯罪行为。 有人认为，未成年人犯罪本身就少，就算有也只不过是他们顽皮而已。其实不然，例如：重庆 10 岁女童摔婴案；湖南小学生杀师案；甚至有在不满十四周岁时掐死男孩，却因不负刑事责任，导致后来持刀伤人，奸杀女童的韦某案。不仅如此，据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有关资料，未成年人犯罪呈低龄高
4、发态势，低龄重罪屡见不鲜，预防其犯罪已经达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未成年人的生理与心理成熟年龄大大提前，未成年人再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不谙世事、懵懵懂懂”的天真少年了，他们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利用法律“保护”自己，达成他们的目的，却不管正确与否。正如上述案件的韦某，连续犯下三起严重暴力案件，正是这一“刑责年龄”让他有恃无恐，成为了杀人狂魔。湖南 3 名小学生劫杀小学教师之前，为首的刘某（13 周岁）对其他两位同伴说：“我们还小，杀人不犯法。 ”不仅如此，校园暴力事件也频发，如永新围殴女生事件，其手段令人发指。看着那些动辄扒衣拍照、辱骂殴打、手段残忍的事件，还能说这只是
5、个例吗？毫不夸张地说，未成年人3犯罪已然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 1979 年我国首部刑法将刑事责任起点年龄定在了 14 周岁，30多年来，沿用至今的年龄标准难免会不适应新形势，时移世易，当今社会环境复杂，道德水平堪忧，贫富差距悬殊，色情暴力通过各种渠道腐蚀着未成年人，导致未成年人犯罪年纪低龄化，类型多元化，手段成人化，结构团伙化，让人倍感震惊和恐惧。然而，这些“低龄重罪”的违法者居然无法究其责，更是让受害者和公众愤怒不已，也饱受部分法学界人士的诟病。鉴于此，媒体与受众提出了所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建议。如果韦某在他第一次掐死男童时就被严惩或者受到适当的处罚，而不是简单的免于刑事责任，任其凭借最
6、低刑事责任能力“逍遥法外” ，还会发生现在的悲剧吗？现行的法律竟然导致了这些少年犯们产生了“不满 14 岁犯罪没事”的可怕逻辑，也让公安机关陷入了“抓了放，放了再抓”的恶性循环之中。 也有人认为，法律是保护弱者的，未成年人是弱者，所以法律应该保护未成年人。这其实是个悖论，法律并不是保护弱者的。法律是为我们创造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环境，维护正常的秩序。从法律适用平等角度，任何一部良法都必须兼顾犯罪者与受害者，不存在片面保护其一方的权益。更何况，我认为面对 3 名身强体壮的小学生，那手无缚鸡之力的瘦小女教师才是弱者。 刑法本质上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这已在我国刑法中开宗明
7、义地表明了。然而，正是出于人性的关怀和理性的考虑，不论是刑法 ，还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之所以4对 14 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坚持教育、挽救方针，是考虑到其心智的不成熟，不能正确认识其行为产生的危害性，考虑到未成年人有极大的可塑性，所以才慎刑。追溯到先秦时期， 周礼就有“三赦”规定，其中对待“幼弱”就予以赦免，可以说对未成年人慎刑是人类历史传统。 “恤幼”这本无可非议，但是，严峻的形势让我们反思，如此是否违背立法的初衷？ 从国际视野上来看，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制度早已施行，像日本就是因为一名 14 岁少年杀死 2 人后，促使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从 16 岁降为 14岁；而美国更是由于转
8、型期青少年的大量犯罪，促使各个州均把追究刑事责任年龄下调至 10 岁；英国则更为细致，分为不满 10 周岁，已满 10周岁，不满 14 周岁和已满 14 周岁几个阶段，分别给予不同的处罚。因此，每次出现不满 14 周岁的未成年人犯了大罪后，舆论总不免又进行一次刑事责任年龄的大讨论，几乎异口同声地要求降低入刑年龄。 受害者的遭遇让人同情，民众的愤怒可以理解，但作为学习刑法的学生，我还是忍不住提出审慎的反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容易，难的是如何把握尺度？我国一向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这正是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更何况，我国公民素质层次不一，难免会有不少未成年人误入歧途，未成年时期
9、是人生最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直接决定他的一生。对于未成年人来说，过早的贴上“犯罪分子”的标签，对他们影响无疑是不利的。况且单纯地从年龄标准下手，我更担心的是，能否起到真正的引导作用，会不会导致未成年人走向极端，让 10 岁女童摔婴案更加普遍？难道刑事责任年龄要一降再降？这样的话，5不仅难以保护、挽救未成年人，反之，让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成为一纸空文。刑法已经是社会的底线了，当刑罚的执行代替了正确的教育，惩处过后，失足的未成年人又该何去何从？其出狱后是否会报复社会，我们更是不得而知。 当然，作为学法的学生，只把视野放在法律上来研究肯定是不够的。仔细分析这些失足的未成年人，犯罪并非偶然，未成年人犯罪
10、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社会问题，他们之所以犯罪，与他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一方面，多数家庭为单亲或是留守家庭，父母对孩子往往养而不教，导致家庭教育严重缺失。另一方面，学校和社会的监管缺位。学校盲目的功利教学忽视了道德与法律的教育，社会上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正确价值观侵蚀着涉世未深的未成年人，导致他们忽视学习，法律意识淡薄，陋习过多，价值观扭曲，极易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与其说他们是犯罪者，倒不如说他们也是受害者。对于他们，不可歧视，必须正视，单纯的刑罚教育，肯定是不可取的。诚然，未成年人犯罪让人叹息，但是真正该反思与自责的更应该是家庭、社会。正如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宋英辉教授认为，孩
11、子不管犯了多么严重的罪行，都与他们的家庭脱不了干系，与其强调刑罚教育，不如强调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此话一针见血，一般来说，对于大部分失足未成年人，只要社会、学校和家庭善于引导，给予其更多的关爱，应该能够改过自新，走上正道，这也是法治文明的体现。况且，不负刑事责任不代表没有责任，至少还有民事赔偿，思想教育，让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悔过。之所以处罚措施以非刑事化的手段从宽处理，也是希望未成年人更好的融入社会，不得不佩服我国立法者的深谋远虑，6高瞻远瞩。我更认为，草率地降低刑责年龄，表面上给犯罪主体适用加了“双保险” ，实际上，是将本该由社会共同解决的问题推卸给法律，最后受害者依然是未成年人和社
12、会。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主观恶性极大，手段特别残忍，甚至具有反社会性的未成年犯罪，法律则应该在人性化和惩戒性中做出取舍，留下“但书”的空间。实际上，对有些“低龄重罪”的未成年人，其已经具备了对自己行为的辨识能力和控制能力，且具有明显的犯罪故意，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主观心理状态，仅仅因为年龄的不适格而免于责罚，从而助长了未成年人犯罪不怕论的气焰。对这一部分人，按照我国现行法律，单纯的教育难以起到警示与矫正作用。既然通过教育预防犯罪已成空谈，我认为有必要借鉴外国的恶意补足年龄制度，即只要证明其行为出于恶意，即使不满 14 周岁，依旧可以追究刑事责任。宽
13、容不是纵容，绝不能缺少对“低龄重罪”追责，使其变本加厉，继续祸害社会。秉承依法治国的理念，根据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定罪量刑时要考虑犯罪的客观社会危害性，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等，只有将施暴者绳之以法，才能保护更多人的利益，同时也警醒了极端的未成年人，如果你是邪恶的，我又何必在意你是个孩子？就像湖南小学生杀师案，有步骤地预谋杀人，劫财，清理现场，事后逃逸，还自我安慰杀人不犯法，毫无疑问，恶意明显。 其实，教育是改造，刑罚也是改造，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挽救他们，使其悔过自新。使用刑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惩罚只是手段，最终目的7是使其回归社会，适应正常生活。这些在未达到责任年龄前，犯下重罪的问题少年，
14、其内心很难形成遵纪守法的意识，即使达到责任年龄，他们往往还会因为放纵自己，而实施法律禁止的行为。研究表明，犯罪初始年龄越低，再犯率往往越高，改造越困难。鉴于此，适时适度的刑罚是不可或缺的，兼顾教化与惩治，让他们彻底悔过，约束自己的行为，对自己，对社会负责。值得一提的是，外国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人的父母也进行审判，不仅是民事，甚至刑事责任也不能免除。理由很简单，没有教育好孩子。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国家、社会和家庭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要从苗头抓起，从一开始的劣迹到后来的犯罪存在渐变的过程，如何甄别需要群策群力，及时挽救，完全可以把他们从
15、犯罪的边缘拉回来，从而避免悲剧发生。不能让年龄成为犯罪的有效挡箭牌。不管他犯罪是出于无知无畏，还是蓄意为之，都应该让他清楚地认识到，不让他受罚，不是因为他没有犯罪，他犯了罪，必须要改正，可是社会宽恕了他，他必须要弥补他犯罪的错误，走上正途，而不是继续恣意而为。刑事责任年龄不应降低，在未实行恶意补足年龄制度前，也不过是纸上谈兵的理论，我们依然要结合自身国情，亦步亦趋地照搬他国法律制度，亦非良策。采取教育为主，辅之适当刑罚的手段，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该宽则宽，该严则严。鉴于我国立法技术还不完善，少年司法，未成年人犯罪的顶层设计依旧任重而道远，作为法律工作者，更要笃信不疑的成为未成年人的引导者，守护者，指引其走上光明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