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郑永年：新加坡你学不会约郑永年先生喝下午茶，但时间被这位忙碌的“空中飞人”定在了上午。1 月一个星期六的上午 10 点 40 分，在这之前他在这里接受一家学术性网站的采访。地点在国新办对面的一家饭店而非茶馆，方便他用完午餐直奔机场回新加坡。 这位“被参考消息引用次数最多”的“享誉国际的新加坡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用我熟悉的余姚乡音和我握手寒暄，一张典型浙北农民的脸挂着温和的笑容。这比看他的政治专栏更让人感觉亲切：他的文章几乎不说外行话，但间或会显得跟中国现状有点“隔” ，或者说不够尖锐，多数时候显得平和、理性、建设性，以至于他在境外报刊发表的文章不需“翻墙”也能在国内很多网站看到。这可以解释他的
2、书和关于他的报道为什么能在中国大量刊发，成为少有的同时为国内政界和学界都接受的海外政治学者，这也符合统战工作中“爱国者”的“最大公约数” 。但这么理解他，并不全面。 “我们这辈出去的大概 90%以上的早就放弃护照了，如果放弃护照可以有很多的好处，中国护照是最没用的。 ”他从西服兜里掏出老版的暗红色封皮的中国护照给我看，扳着指头数护照免签范围最受限的国家， “以前是伊朗、伊拉克、朝鲜，第四个就是中国。有时候很多访问邀请我嫌麻烦就不去了，我对他们讲，你们对中国人不公平。 ” 51 岁的郑永年笑称自己是“中国的流动人口”：19 岁从余姚考入北2大，28 岁赴美，在普林斯顿大学拿到政治学博士学位，32
3、 岁进哈佛做博士后研究，34 岁被新加坡前副总理吴庆瑞赏识，加盟新加坡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43 岁被聘为英国诺丁汉大学终身教授，3 年后，他又回到新加坡出任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面对一边急速上升的中国经济，另一边对立分化加剧的中国社会，他意识到这是中国一幕没有剧本的时代大片，他每月必飞回中国至少一次。立足于国外却坚持中国人身份、对这个国家“最底层的黑暗面”有着深刻体认却依旧饱含热情的关怀，这些看似矛盾的特点恰如其分地在这个中年学者身上结合，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无法用简单的“爱国主义”来概括， “关键我们这一代还是一个理想主义，80 年代的理想主义” 。 面对这幕中国的大时代戏剧，郑永年立志坐在
4、剧院的第一排，不是为了看戏，甚至不是为了记录，他的抱负是要“解释中国” 。 郑永年有一个“解释中国三部曲”的计划，已经完成第一部作为组织化王者的中国共产党：文化、再生产和转型已于2010 年在美国和欧洲出版，在这本书中，郑永年解构了中国共产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中共都是主导中国未来的最重要力量。 ” 与郑永年喝茶，新加坡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他本人和这个国家、中国和这个国家都有着太深的渊源。而要谈新加坡，被郑永年称为“老李”的李光耀又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一位我和郑永年共同的朋友曾私下透露说郑永年是因为李光耀爱才专门从英国大学挖回新加坡的。还有人甚至将郑永年比作“帝师”
5、。我直截了当地问郑永年他和李光耀以及新3加坡政府的关系。 郑永年回忆说，他 1997 年刚去东亚研究所时正值中共十五大， “我写了一份关于中国的精英政治的报告，当时西方的解读是，和党内斗争什么的，但是我的观点不一样，我觉得中国建立了一个政治精英退出制度。因为 1997 年那一届两个人退休很重要，一个是乔石，就是比较 peaceful 的退出，一个是刘华清，军事常委退休，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事例。我的分析报告和美国人写的分析报告完全不一样，我认为这是一个制度化的信号，一个制度化的结果，而不是西方主流意见认为的权力斗争的结果。当时克林顿政府的国防部长到新加坡访问，新加坡就用我的报告跟他们交流，美国人
6、信了我的报告，毕竟新加坡对美国人的影响也蛮大的。后来我获得的信息是，这份报告对他们对中国政治走向的判断和对应的政策制定非常重要。 ” 郑永年在东亚研究所任职期间，每年会提交十几份报告，这其中会经常有关于中国改革的报告。 “李光耀这位老先生到现在为止，每份我们送出去的报告都会读。 ” 由于新加坡有一个限制规定，就是智库不可能有终身的。 “都是合同制的。 ”追求稳定的学术环境的郑永年选择接受英国诺丁汉大学终身教授的教职，时任东亚所的所长王赓武给郑永年保留的职位，让他“以后想回来就回来，相当于停薪留职” 。2008 年王赓武教授退休， “他想来找我，他就跟老李说要改变制度，如果让郑永年回来的话要有对
7、等的待遇安排。老李后来专门找王赓武给我一个特例。所以现在新加坡智库里面就我一个人是终身制的。 ” 4我问他：“这必须得李光耀点头吗？” 郑永年停下举起的茶杯，顿了顿：“对，是老李，因为老李读了我很多东西。有一次下午 3 点钟提交了一份报告，6 点钟李光耀办公室就打电话来要求我马上补充一些相关说明给他，害得我们要马上动员起来。 ” “你们跟政府领导人关系这么近，能保持学术独立性吗？”我追问。“新加坡领导人我很佩服，格局很大，李光耀具体的事都管，非常勤奋，对中国也非常了解。但在东亚所做学术很纯粹，因为政府内部本来就有一些研究机构。而我们从来没有所谓的政策推介，我们就是一种事实上的分析，到底这个发生
8、什么了，为什么会发生。我们不会告诉应当怎么做。因为我们不做新加坡政治，我们研究东亚。 ” 我问：“你说新加坡民主和日本民主是亚洲地区的两大优质民主，跟我们一贯对于新加坡一党独大的认知大相径庭，普遍觉得还不如台湾地区，你难道不是在为李光耀背书吗？” 郑永年一点儿也不恼，不紧不慢地回答，说话时嘴角似乎随时要漾出笑意：“评价要看用什么样的角度。我是看哪一个民主化过程是综合的平稳的发展，经济上的，社会秩序方面的，乃至老百姓权利的实现的程度。我不认为台湾这样下去公民权会实现。举例来讲，台湾现在的健保制度是最好的，不仅台湾的台湾人可以享受，海外的台湾人都跑去享受，但我不觉得那是可持续性的。江丙坤昨天还在跟
9、我聊，现在台湾民主的问题就是过分的美国化，像李光耀所说的，做得过度了民主就变成了福利拍卖会了。 ” 郑永年的确和当权者走得很近，但并非呈递密5折的忠臣，他内心独立清高的一面也保留得很完整，英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说过，知识分子的义务之一是“向当权者陈述真理” ，郑永年践行着这一理念，与领导者的亲近的关系则让其能更全面地理解对方。 李光耀与中国的关系可谓复杂而耐人寻味。在其新书李光耀：大师论中美和世界中不乏可能让一些中国人不舒服的观点： 中国有当世界第一的野心；不冒头是战略不是目标；中国不可能有民主。我问郑永年， “老李”一直给人迎合美国警惕中国的印象，这是出于他一贯对共产主义的反感吗？ 郑认为“
10、老李”是个现实主义者，意识形态是虚的，国家利益才是实质，这其中又蕴含着历史的隐情。 “文革时毛对东南亚输出共产主义，对东南亚国家是一种威胁，他们的阴影都还没过，对李光耀来说共产主义（威胁）是一个阶段性的东西，所以新加坡是第一个主动跟中国做生意的国家，他能看到中国的前途。 ” 还有另一历史隐情：“李光耀当然会认同中国那么大的文明，可是新加坡被穆斯林世界所包围，出了问题谁来管。外面一条船都开不过来。60 年代印尼出现了杀华人现象的排华浪潮，后来，1997 年又重蹈覆辙，中国也很难做些什么。新加坡被称为东方以色列，他为了自保，不依靠美国依靠谁。 ” 说那么些新加坡的事儿其实也是在聊中国。邓小平时代以
11、降，中国对新加坡的学习和借鉴一直在持续，各类考察团取经也取了 30 多年了，然而新加坡强政府强社会的模式，只取了前一半，原因何在？ “这就是谁在学、学什么的问题，新加坡那么小，中国那么大，你6描红肯定不可以，要学精神。比如中国国资委，学淡马锡，但是精神没学。中国根据某些人、某些组织的利益，学某些方面的东西，有选择性的学习，而一个整体的东西你能有选择性吗？这就产生了问题，假设你政府权力方面学会了，但是你没有把人家社会力量，怎么分权怎么法治的那方面学来。 ” 郑永年说，新加坡现在学中国古代的传统学得很好，比如居者有其屋，新加坡也想学西方，但是它要把西方的弊端剔除， “那么发达的福利社会，养懒人了，
12、所以它觉得不符合华人的传统，就不需要这个东西。西方有社会保护，把穷人保护起来，这个它是学了，拿过来还是要改造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所谓的顶层设计，那是为了整体利益，而不是哪一个组织或者哪一个团体的利益，或者哪些人的利益。为什么我们说美国没有华盛顿的话可能以后不一样，就是当初建国的顶层设计决定的” 。 李光耀之于新加坡也是这个道理。但现在新加坡也在变，政治强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顶层设计也在适应社会经济的变化，这方面中国并没有像现在的新加坡那样，像马克思说的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依旧是社会经济要去适应其他，这样对立的成本会越来越高。 ” 如何突破这一局面，改革下一步在哪里，郑永年最后给支了一招：“最容易的突破口是住房，我算了一下，中国住房的总数差不多可以做得到居者有其屋的水平，只不过有些人控制太多的住房作为投资。我到某直辖市去调查，那里一个处长四五套的太多了，很普遍，各个城市都一样，有的甚至更多。要解决很容易，房地产税，第一套给你免税，第二套 20%，第三套 50%，往上加，累进制嘛，或者像日本那样遗产税，马7上就改观了，既得利益者官员确实很多，但官员里面平等，这是可以做到的。跟其他更棘手的领域相比，这会减少决策者的麻烦。 ” 说完郑永年起身准备去赶飞机，没有追问的时间了。约好等他下次回国继续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