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12 年我国宏观经济研究的最新进展摘 要2012 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对宏观经济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研究，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特别是在对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和要素收入、金融危机背景下通货膨胀及治理、环境约束下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增长、新的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金融危机及防范、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影响及最优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影响及货币政策选择等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新的进展。 关键词国民收入；通货膨胀预期；金融危机；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3）09-0001-08 受国际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问题愈加突出，引起社会的普
2、遍关注，我国经济学界就社会关注的宏观经济热点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新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在对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和要素收入、金融危机背景下通货膨胀及治理、环境约束下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增长、新的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金融危机及防范、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影响及最优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影响及货币政策选择等问题的研究上有了新的进展。 一、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劳动收入与要素收入问题研究 夏庆杰等使用 1988 年、1995 年、2002 年、2007 年 CHIP 城镇入户调查数据考察国有单位工资结构及其就业规模变化的收入分配效应。为此，文章采用了分位数回归方法、以多重分位数回归为基础的
3、Machado&Mata（2005）反事实分解方法及作者扩展了的方法。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就业份额大幅度下降导致中国城镇工资收入差距显著下降；然而国有企业减员增效改革完成以后，国有企业工资高于非国有企业的幅度及其不合理部分大幅度上升，其结果是城镇工资收入差距扩大1。 马双等以 1998 年2007 年全国各市（地区、自治州、盟）最低工资标准随时间变化的外生差异来识别最低工资上涨与企业平均工资、企业雇佣人数的关系。利用 1998 年2007 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报表数据进行的分析显示，最低工资每上涨 10%，制造业企业平均工资将整体上涨0.4%0.5%。借助 2006 年2007 年福建省最低工资
4、上涨的“准自然实验”证实了该结论。对于不同行业、不同人均资本水平的企业，最低工资上涨的影响也存在异质性。最低工资将更多地增加劳动密集型或人均资本较低企业的平均工资。研究还发现，最低工资每增加 10%，制造业企业雇佣人数将显著减少 0.6%左右。政府在制定最低工资时应权衡其在收入分配上的积极效果以及其对就业的负面影响。2 孙文杰认为理解现阶段我国经济系统中劳动报酬的形成机理和产生效率，对于中国顺利实现产业结构转型，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利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重点从需求结构和技术效率两个视角深入分析了开放背景下 1987 年2007 年中国劳动报酬份额的变趋势及其背后
5、动因。研究发现，最终需求变动和技术效率变化对我国 1987 年2007 年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最终需求结构、以需求衡量的产业结构、最终需求进口替代、劳动回报率、进口中间投入和投入产出效率对 1987 年2007 年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贡献率分别为 11%、14%、2%、38%、2%和 33%。进一步研究发现，1997 年之后，国内消费、投资和出口对我国劳动报酬的拉动系数呈大幅下降趋势，且拉动重心逐渐由国内居民消费转向投资和出口，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1997 年之后劳动报酬份额的显著下降。此外，包括劳动回报率、进口中间投入和投入产出效率在内的技术效率变化也是引起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重
6、要原因。3 何晓斌等以中国城镇住房改革为例，从资产转换的角度研究了中国体制转型过程中城镇居民家庭财富积累及分配差距的产生。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房屋政策鼓励工作单位将住房出售给现有居民，即住房商品化。通过 1988 年、1995 年和 2002 年中国城镇住户收入调查的数据分析，20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的住房商品化过程中，相对于私营部门居民家庭，干部和国有单位工作的家庭更容易以折扣价从工作单位获得住房。随着近期住房市场的繁荣，原有的以及住房商品化过程中产生的住房不平等，已经转化成国有和私营部门家庭财富的更大差距，而且干部的住房增值优势和国有部门家庭的财富优势随着市场化的推进有加速增加
7、的趋势。4 郭庆旺等的研究表明，要素收入分配与居民收入分配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由于居民收入中劳动收入不平等程度一般大大低于资本收入不平等程度，要素收入分配向劳动倾斜将有助于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政府可以通过调整针对要素收入的税率，同时改变两种收入分配状况。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国民收入中税后劳动要素分配份额的持续下降，是城乡居民收入比和城乡居民消费比扩大的重要原因。当前坚持和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对同时扭转劳动分配份额下滑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局面，具有重大现实意义。5 周晔馨使用 CHIPS2002 数据，通过分析社会资本不平等影响收入不平等的两个渠道资本欠缺和回报欠
8、缺，对“社会资本是穷人的资本”这一假说进行了检验。在完善农户社会资本的测量并构建综合指数的基础上，文章估计了社会资本回报率分布特征，并分析了地区收入水平变化对社会资本作用的影响。结果发现低收入农户社会资本的拥有量和回报率低于高收入农户，从地区差别来看也是有利于富裕地区农户。总的来看，社会资本是一个拉大农户收入差距的因素。文章结论倾向于证伪“社会资本是穷人的资本”这个假说。6 陈斌开等分析了金融抑制产生的机制，发现政府发展战略是造成金融抑制背后的根本原因：为支持违背本国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政府通过金融抑制的方式来降低其生产成本。文章的理论模型和数值模拟结果表明：金融抑制导致穷人面对更
9、高的贷款利率和更低的存款利率，造成金融市场的“机会不平等” ，使得穷人财富增长更慢，甚至陷入贫困陷阱。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 “先富带动后富”的“滴落”机制将发生作用，收入分配格局会不断改善；若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个体财富收敛速度将减慢，收入分配趋于恶化，甚至造成长期“两极分化”的态势。7 陈享光等从初次分配、政府收入规模和最终收入构成 3 个不同的维度对我国宏观收入分配格局进行了考察，认为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既有发展阶段、国际分工、要素禀赋方面的原因，更有体制机制方面的原因，要改变不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需要建立经济剩余分享机制，优化政府收支结构，建构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和我国国
10、情的制度安排。8 二、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通货膨胀及治理问题研究 胡援成等结合有向无环图方法（DAG）及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 ，分别从成本推动渠道、资金输入渠道和货币扩张渠道就美元贬值对我国通货膨胀影响的传导途径及其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表明，由成本推动渠道，美元贬值会迅速带动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能源价格、食品价格和金属价格的传导效应都很显著，而推动我国居民消费价格走高则存在一定时滞，主要依赖食品价格传导。此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更侧重于生产领域。由资金输入渠道，美国联邦基金利率走低和美元指数下滑会带动国内商品房销售价格和资本市场价格的结构性上升，进而拉动我国
11、通货膨胀，其中以市场利率和短期资本流动传导尤为显著。由货币扩张渠道，美元贬值对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的影响更为显著，货币扩张主要通过外汇占款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对我国通货膨胀产生影响，且以对消费领域的影响较为明显。研究显示，我国当前承受着较大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9 郑挺国等从实时分析的视角，基于多种退势方法的产出缺口最终估计、准最终估计和实时估计序列，分别构建了 4 类预测模型对我国通货膨胀率进行预测，分析了产出缺口修正效应和滞后阶数变化效应对通胀预测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产出缺口在通胀预测中的作用及菲利普斯曲线在通胀预测中的适用性。研究结论表明，通胀率的实时预测效果要明显比基于最终数据的差，其中滞
12、后阶数变化效应对实时预测精度的影响大于产出缺口修正效应；尤为重要的是，尽管在最终数据的预测分析中，产出缺口的引入能够提高通胀率的预测精度，但是在实时预测中，产出缺口没有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因此“产出通胀”型菲利普斯曲线在我国通胀实时预测中并不适用。10 彭方平等认为通货膨胀类型不同会导致治理通胀政策选择上的差异，我国通货膨胀是需求拉动型还是工资成本推动型的回答对我国通胀治理具有重要意义。他们基于超额工资理论，以超额工资衡量工资性成本，从企业的微观层面来甄别我国通货膨胀的类型。实证研究表明，我国通货膨胀除了受需求拉动影响外，工资成本的上升也是导致我国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研究结果还显示，产品市场占有
13、率越大的企业，产品价格对工资性成本冲击越敏感。而传统理论所认为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受工资成本影响更大的推断并未获得文章经验上的支持。11 田新民等主要通过对 Quah 和 Vahey 的两变量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进行扩展，建立了包括产出、通货膨胀、货币供应量和食品价格的四变量 SVAR 模型来估计中国的核心通货膨胀率。根据估计出的核心通货膨胀率，分析我国核心通货膨胀的特征，说明我国的核心通货膨胀确实能更好地反映通货膨胀潜在的长期趋势。在政策方面，强调中央银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要适度关注核心 CPI 的变化，从而使货币政策在保持长期物价稳定的同时，可以控制短期的通货膨胀，实现动态
14、平衡。12 张成思研究了 1978 年至 2011 年间中国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与货币供应的互动机制。他将中国内生性货币供应机制融入货币主义理论模型，阐明其与新凯恩斯现代宏观模型的内在联系，并以此构建动态模型系统，以信息准则和序列相关性双重约束设立计量模型，对通货膨胀率、真实经济增长率与货币增长率的互动机制进行经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无论在短期还是中长期，货币增长率都显著驱动通货膨胀，但对真实经济增长却没有驱动效应。因此，调整货币供应机制是管理通货膨胀的关键。但是要实现对经济增长的有效调控，就必须改变总量调控的货币政策执行模式，而货币主义与新凯恩斯主义的折中与融合为宏观决策提供了可选路径。13
15、周文等认为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动态关系的认识是宏观调控的基础，然而，目前在线性和静态的分析框架内未能揭示出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复杂动态关系。文章运用 1996 年2009 年 GDP 增长率、CPI 与 M2 增长率的季度数据建立我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非线性动力系统模型（GDP-CPINLDS） ，揭示了我国最优的季度 GDP 增长率和 CPI，以及零通货膨胀的季度 GDP 增长率。总体上，我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处在次优化的非均衡运行状态，两者呈现出同向性变动的特点。最优调控实验表明，仅调节 M2 增长率不能完全实现“十二五”调控目标。文章建议“十二五”期间要以调控 GDP 增长为导向
16、，以从紧货币政策为基础，配合多种调控手段，形成强有力的联合调控机制，以确保 GDP 增长率和CPI 目标的最优实现。14 封思贤等在构建并阐释金融状况指数（FCI）预测通胀机理的基础上，通过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测算了我国的 FCI，并实证分析了 FCI 对我国通胀未来趋势的预测能力。结果表明：在分析金融变量对通胀水平的影响效果和预测通胀趋势方面，采用综合反映一国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股价等金融变量的 FCI 比采用单一的金融变量更合理、更全面；FCI 是我国通胀的先行指标，包含未来通胀水平变化的有用信息，可以有效预测未来 6 个月内的通胀运行趋势。我国应尽快指定相关部门编制 FCI，并通过定期公
17、布 FCI 来实施宏观经济监测、货币政策调整和通胀预期管理。15 三、环境约束下的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增长研究 郑丽琳等通过构建包含环境约束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生产技术和环保技术冲击对一国主要宏观变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生产技术冲击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直接的、主要的，而对污染排放量的增长效应则是间接的、次要的，最优污染排放变动具有顺周期性；环保技术冲击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是间接的、次要的，而对污染排放量的限制作用则是直接的、主要的，最优污染排放变动具有逆周期性；在两类冲击共同作用下，环保技术冲击的减排效应短期显著，而生产技术冲击的增长效应则长期占优，但两类冲击对全球污染存量变动的影响都十分
18、微弱，经济波动周期维持在 10 年左右。16 仲云云等通过计算 1995 年2009 年我国 29 个省市的碳排放量，揭示了我国碳排放的区域差异特征，并进一步构建“LMDI 三层完全分解模型” ，研究了各地区碳排放增长的 9 类驱动因素，其中人均 GDP 是促进碳排放增长的决定因素，产业部门的能源强度下降是抑制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文章根据这 9类因素对各地区碳排放增长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及其导致区域碳排放的异质性特征，提出了我国差异化区域碳减排政策。17 陈诗一基于 SBM-DDF-AAM 低碳经济分析理论机制，构建了低碳转型进程的动态评估指数，并对改革以来中国各省级地区的低碳经济转型进程进
19、行评估和预测。结果表明，中国低碳经济转型经历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和 21 世纪初两个低潮发展时期，也经历了 20 世纪 90 年代颇有成效阶段，近年来又开始迎来大转型的历史契机。该评估指数不仅考虑了各种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和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且也考虑了 GDP 增速，能够更加准确评估中国的经济转型进程，切合了“十二五”时期的科学发展主题。根据评估结果，各地区低碳转型进程有很大不同且很多省市区尚处于不稳定的初期转型阶段，各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制定合理的经济和环境政策来持续促进低碳经济大转型进程。18 胡剑峰等实证分析了 1995 年2009 年碳排放的区域特征，并采用情景模拟的方式研究了
20、 2050 年前区域低碳经济的发展目标，通过影响因素分析和灰色关联度测算，提出了实现低碳目标的主要路径和具体方案。研究表明，我国长三角地区的碳排放总量逐年攀升，工业比重和煤类能源消费比重过大，碳排放强度较低的优势正在逐步削弱。今后 40 年，长三角地区的减排压力较大，其碳排放强度下降的“五年目标”应相对平稳，大体可以在 17%19%之间进行选择。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短期内主要应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从长三角现有工业结构看，积极鼓励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工艺品等行业的发展，同时适度限制造纸及纸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塑料制品业等行业的规模，将有利于实现区域低碳经济目标。19 张学良在
21、综合考虑多维要素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协同作用的基础上，构建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模型，利用 1993年2009 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和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实证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值合计约 0.050.07，表明其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非常显著，若不考虑空间溢出效应，会高估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外地交通基础设施对本地经济增长表现为以正的空间溢出效应为主，但是也有空间负溢出的证据。在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多维要素中，劳动力和其他公共部门的资本存量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弹性仍然
22、较大，新经济增长因素与新经济地理因素的作用也不容忽视。20 张清勇等运用 1985 年2009 年中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数据，对住宅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领先滞后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 1985 年2009 年全时段还是以 1998 年大规模房改为分界线的分时段，无论是全国各省市还是分区域的各省市面板数据，经济增长引领住宅投资的单向 Granger 因果关系是稳定的；不同于一些研究和政策措施所主张的住宅投资引领经济增长的观点，文章认为找不到证据来支持住宅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论点。由此可见，所谓“住宅引领增长假说”在我国并不成立，而我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大力促进住宅投资以带动经济增长、把住宅建设当作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和支柱产业的政策值得反思。21 罗楚亮认为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同时发生的居民收入增长和收入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