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私营和外资企业与经济增长的绩效研究.doc

1、国有、私营和外资企业与经济增长的绩效研究摘要：文章通过对 2000 年2010 年我国三种不同所有制企业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国有企业整体上摆脱了双重效率损失，对经济增长起着正向效应，并未出现“增长拖累” ，私营企业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外资企业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甚微。另外，国有企业随着经济发展将从正效应负效应正效应的转化，对于外资企业，经济越发达越开放地区的外资企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反之则效应微弱。 关键词：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企业异质性 一、 前言与文献综述 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企业所有制形成多元化。除了国有企业外，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出现了迅猛发展。国

2、有企业从 2000 年的23.53%工业总产值份额降至 2010 年的 8.16%，而私营企业从 2000 年的6.09%升至 2010 年的 30.54%，外资企业从 2000 年的 15.06%升至17.83%。这种变化是我国所有制改革中“国退民进”博弈的结果，也是改革开放探索过程的结果。这些结果对我国经济增长腾飞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对国有、私营和外资企业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也精彩纷呈。 异质性企业是指企业在产权结构、经营管理模式等方面的不同，从而导致对经济、企业自身的影响各异。异质性企业能通过集聚效应和自我选择效应、技术进步效应与资源重置效应、技术和知识溢出效应来提高区域生产率，从而促进区域

3、经济发展（刘乃全、李颖，2011） 。目前，对于国有、私营和外资企业基于异质性的研究相对较少，只有充分认识企业间的异质性，才能够更好的了解不同所有制企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企制宜的制定出合理的政策。产权结构和组织制度是导致我国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效率差异的主要原因（刘小玄，1995） 。平新乔等（2003） 、李寿喜（2007）指出代理成本是影响所有制企业效率的重要原因。而孙健等（2007）从人才聚集模式角度来阐述国有、私营和外资企业之间的人才差异。王争等（2008）利用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的企业微观数据研究中国私营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对吸收外资溢出的影响得出，私营企业存在着吸收外资水平溢出和后向

4、溢出的生产率“门槛”效应。李东升、王立成（2012）指出我国多数私营企业尚处于家族制经营，而国有企业则逐步推行市场化激励机制，但是国有企业又存在控制权过度授予与激励问题。 企业的异质性缘故，导致企业的效率也存在较大差异。刘小玄利用1995 年全国工业普查的数据发现不同的所有制结构中，私营个体企业的效率最高，外资企业其次，股份和集体企业再次，国有企业效率最低。姚洋（1998） 、谢千里等（2001）也得出类似结论，非国有企业的技术效率高于国有企业。有学者认为国有企业存在存在双重效率损失，即具有“增长拖累”和软预算约束的存在（刘瑞明、石磊，2010） ，导致国有企业效率低下；而私营企业虽然有较高的

5、效率，但面临着多种形式的预算软约束问题（陈俊龙、汤吉军，2012） ；外资企业则不仅推动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还促使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江小涓，2002） ，并且区域间外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马太效应” （张建波、张丽，2012） 。 随着国企改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显著提高。特别是 2000 年以来，国有企业的亏损企业从 2000 年的 36.36%降低至 2010 年的 24.42%。学者对国有企业的研究结果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变。王莲莲、蒋毅一（2009）通过比较中国国有及国有控股、私营和外资工业企业的各项效率指标，发现国有企业进过改制，已经步入了良性发展阶

6、段，但是综合效率水平仍低于外资企业，资本的使用效率较低。李金荣（2012）研究 1998 年2009 年的国有工业企业和私营工业企业的时间序列数据得出，2002 年后，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反超私营企业，这是因为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私营企业技术研发的滞后、不健全的用人机制和不合理的行业分布等因素导致了这种变化。陶虎等（2012）也得出相似结论，指出新时期国有企业运行效率已经摆脱“低效论” ，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管理体制、治理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有企业成为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较强盈利能力和竞争力的新型国有企业。我国国有企业已摆脱效率低下和软预算约束，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洪功翔，20

7、10） 。 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外商直接投资以及这三种企业的工业企业效率差异分析等方面，尚缺乏有针对性的对这三种企业所有制对经济增长的对比分析，由此也缺乏所有制结构改革中的政策依据。并且国有企业的效率损失也存在分歧，外资企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效应的分歧更大。以及国有企业经过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已经出现较大的转变，而这需要对国有企业有个重新的认识。这些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造、所有制结构调整以及改革开放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为本文提供了研究的必要和拓展的空间。 二、 计量模型、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1. 计量模型。本文运用省际面板数据来分析国有、私营、外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8、，考察三种所有制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求深入分析不同所有制企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此，重点考察解释变量国有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长率 sovigr、私营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长率 pevigr、外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长率 fcevigr 对被解释变量地区经济增长率 regdp的影响。 我们提出如下的计量模型： regdpi，t=C+？茁 1regdpi，t-1+？茁 2sovigri，t+？茁3pevigri，t+？茁 4fcevigri，t+？琢 jControli，t+？姿 1+？滋i，t（1） 其中，regdpi，t 是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 regdpi，t-1 表示regdpi，t 的滞后一阶

9、，sovigri，t、pevigri，t、fcevigri，t 为主要解释变量（分别为国有、私营和外资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增长率） ，Controli，t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政府作用 gov、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fdi、投资增长率 far、开发程度 open、宏观经济波动指数 gdp 和产业结构 inst） ；？茁 1、？茁 2、？茁 3、？茁 4、？琢 j 为回归系数，下标 i 和 t（t=2000，2010）分别代表第 i 个省份和第 t 年，？姿 1 为不可能观测的省际效应，？滋 i，t 为残差项。 由于（1）式中存在不能观测的省际效应，同时变量间可能具有双向因果关系，以及可能存在内生

10、性问题，从而回归结果可能出现较大偏差，导致回归参数失效。因此我们采用动态模板 GMM 来解决内生性和结果偏差问题，GMM 不仅能够通过差分或者工具变量来控制未观察到的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而且能使用工具变量来解决内生性问题。为了确保回归的准确性，对（1）式差分得： regdpi，t-regdpi，t-1=？茁 1（regdpi，t-1-regdpi，t-2）+？茁2（sovigri，t-sovigri，t-1）+？茁 3（pevigri，t-pevigri，t-1）+？茁 4（fcevigri，t-fcevigri，t-1）+？琢 j（Controli，t-Controli，t-1）+（？滋 i

11、，t-？滋 i，t-1） （2） 即： Dregdpi，t=？茁 1Dregdpi，t-1+？茁 2Dsovigri，t+？茁 3Dpe-vigri，t+？茁 4Dfcevigri，t+？琢 jDControli，t+？着 i，t（3） （3）式中，D 为差分符，？着 i，t 为新的残差项。 2. 变量选取。本文选取 2000 年2010 年中国大陆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国有、私营和外资企业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 新中国60 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经网。基于经济增长还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我们将这些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引入，

12、变量选取情况如下。 （1）被解释变量。地区 GDP 增长率（Regdp）：选取各地区 GDP 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进行平减，然后用计算公式“地区 GDP/上年地区GDP-1”来度量。 （2）主要解释变量。国有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长率（Sovigr）：该指标用以反映地区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经济增长状况。通过计算公式“地区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上年地区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1”来度量。私营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长率（Pevigr）：用以反映地区私营企业经济增长状况。以公式“地区私营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上年地区私营企业工业增加值-1”来度量。外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长率（Pevigr）：

13、用以反映地区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经济增长状况。以“地区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增加值/上年地区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1”来度量。 （3）控制变量。政府作用（Gov）：根据发展战略论（林毅夫等，2003） ，政府行为影响着经济增长，用“地区政府消费额/地区 GDP”来衡量政府在经济中的干预程度。外商直接投资水平（Fdi）：以“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地区 GDP”来度量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水平。投资增长率（Far）：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和手段。以“地区当年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额/地区上年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额-1”来度量地区投资增长情况。开放程度（Open）：地

14、区对外开放程度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巨大的影响，因此按照文献普遍做法，计算“地区进出口总额/地区 GDP”用来度量开放程度。宏观经济波动指数（Gdp）：宏观经济形势会影响到各地区的经济增长态势，因此通过计算“全国 GDP 指数/100-1”来衡量宏观经济波动。产业结构（Inst）：根据结构变化论，产业结构的变化对地区经济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经济增长过程也是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选取地区第三产业增加值与地区 GDP 的比值来衡量产业结构的变化。 三、 实证检验 为了增强实证结果的一致性和有效性，我们分别使用两步差分 GMM和两步系统 GMM 对（3）式进行估计，stata11.0 的估计结果见表

15、 1。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 （1）（4）的计量结果国有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长率、私营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和外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长率的系数均为正，且通过了 1%的显著水平。通过两步差分 GMM 和两步系统 GMM 以及添加控制变量，系数的数值基本保持一致，这说明核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力度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国有、私营和外资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相差较大，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相差不大，但相比之下，外资企业贡献力度甚微。另外，还可以看出，滞后一期的经济增长对经济增长起到较大的抑制作用，添加控制变量后，系数的数值变化较大，但是均显示，滞后一期的经济增长具有经济拖累现象。政府作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巨

16、大，不管是差分 GMM 还是系统 GMM，政府消费都对经济增长起着显著的正效应，这说明我国过高的政府消费是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也说明我国经济受制于政府，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的变化（增长拖累和软预算约束到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的转变）也是由于政府起着重要的作用。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fdi 和投资增长率 far对经济增长具有较为显著的正效应，说明投资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但是开放程度和宏观经济波动指数在（2） （4）中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均为负，说明 2000 年2010 年这期间国内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大环境不理想，这与国内经济过速增长后出现的通货膨胀、经济过热以及国外金融危机对经济

17、增长所带来的冲击是相适应的。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起到正效应较大，但是并不显著。 仅从实证结果中所考察的核心解释变量而言，国有企业在 2000年2010 年期间不存在刘瑞明、石磊（2010）所提出双重效率损失的假说，与王莲莲、蒋毅一（2009） 、洪功翔（2010） 、陶虎等（2012）所得出结论一致，这说明近十多年政府的国有企业改革成效显著。私营企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学术界的看法一致，私营企业对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起到较好的提升作用，私营企业改变了市场运行机制，提高市场竞争。实证结果验证了私营能够较好的促进经济增长，其贡献度约 7%8%。外资企业被认为是具有技术溢出效应，具有较好的管理模式能够更好

18、的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并一度出现“三资企业化”过程，对我国的经济影响深远。但是实证中并未出现外资企业显著的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起到的作用极为有限，而外商直接投资 fdi 却发挥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为了进一步深入分析国有、私营和外资企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可比性，接下来将分东、中、西部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见表 2。从表 2中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私营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其次外资企业，国有企业最差。这是因为东部地区经济相对较发达，现代企业制度相对完善，因此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能够较好的发展空间。中部地区也是私营企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外资企业，而国有企业去经济增长起着抑制作用。西部地区同

19、样是私营企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国有企业，而外资企业的正效应较弱。综合看，国有企业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形成 u 型，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国有企业对区域经济增长起着正向效应，而中部地区为负向效应；私营企业形成 n 型，中部地区的私营企业对区域经济增长正效应显著，相对国有和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对三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正向效应也是最大的；外资企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东部、中部、西部的递减，东部和中部地区外资企业促进效应较为显著，而西部地区的外资企业对经济的影响甚微。 四、 结论 通过对三种不同所有制企业进行实证分析可以看出，国有企业整体上摆脱了双重效率损失，对经济增长起着正向效应，并未出现“增长拖

20、累” ，私营企业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外资企业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甚微。国有企业在我国东部和西部地区存在正向效应，但在中部地区却存在“增长拖累” ，私营企业不管东部，还是中、西部均对经济增长起着显著的正效应，而外资企业在东、中部地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显著，而西部地区的效应甚微。东部地区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起着促进效应，是因为东部地区市场竞争激烈，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趋于完善，经济基础好，与国外经济联系密切，这也说明为什么东部地区外资企业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是最大的。而中部地区国有企业存在负向效应，是因为国有企业存在“锁定效应” ，当经济增长过程中需要破解这种效应的时候，国有企业就会阻碍经济

21、增长，抑制私营和外资企业的发展。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国有企业仍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随着国企改革，私营企业越来越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外资企业主要建立在东、中部，并且外商直接投资也是绝大部分资金投向东、中部，相比之下，西部地区的外资企业对区域经济增长起到的作用还待进一步提升。 三种产权不同的企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各异，对我国东、中、西部的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国有企业随着经济发展将从正效应负效应正效应的转化，而私营企业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对于外资企业，经济越发达越开放地区的外资企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反之则效应微弱。 参考文献： 1. 刘乃全，李颖.企业异质性与区域

22、发展差异的关系机理研究综述.经济体制改革，2011， （4）：95-99. 2. 刘小玄.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及其对效率的影响.经济研究，1995， （7）：11-20. 3. 平新乔，范瑛，郝朝艳.中国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03， （11）. 4. 李寿喜.产权、代理成本和代理效率.经济研究，2007， （1）. 5. 孙健，徐辉，张文静.国有、民营、外资企业人才集聚模式比较研究.软科学，2007，21（3）：137-141. 6. 王争，孙柳媚，史晋川.外资溢出对中国私营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来自普查数据的证据.经济学（季刊） ，2008，8（1）：129-157. 7. 李东升，王立成.中国国有与私营企业经营者激励模式的比较研究.经济体制改革，2012， （1）：34-36. 8. 刘小玄.中国工业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对效率差异的影响1995年全国工业企业普查数据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00，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