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企业“出海”应避免“单打独斗”张建平认为，企业在“走出去”时要“抱团发展” ，多寻找海外合作伙伴，避免“单打独斗” 。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对外投资爆发性增长时期。 来自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3 年 1 月5 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 144 个国家和地区的 2494 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343 亿美元，同比增长达 20%。 然而，随着企业“出海”投资热情的不断升温，也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和隐患。企业在选择“走出去”的过程中如何才能规避各种风险，既能“走出去”还能“走得好”？6 月 7 日，由合肥市人民政府、安徽省经济研究院、中国民营经济合作商会和德恒律
2、师事务所联合主办，徽商全球理事会、合肥市政策咨询协会和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承办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发展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合作室主任张建平对此进行了深度解答。 “走出去”“走得好”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新的制造中心和货物贸易大国，迫切需要加快走出去的步伐。 ”张建平表示。 目前，我国已拥有 3Z 多亿美元外汇储备，人均 GDP 迈向 4000 美元。根据英国经济学家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IDP 理论） ，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性。其中，第三阶段（人均 GI） （在2000-4750 美元之间） ，对外直接投资大幅上升，其发展速度快于外国直接投资流入。 “
3、中国稍微有点滞后，但是也开始了这个过程，已经迈入了走出去的发展阶段。 ”张建平说。 他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 ，方面可以帮助中国在全球配置生产要素，合理利用海外资源和能源，向海外转移部分制造业产能；另一方面可以拓展国际市场，减少国际贸易摩擦困扰，平衡国际收支状况，降低国内流动性压力。 同时，与欧美国家相比，目前中国海外投资与并购正面临着新的重大机遇。张建平表示，发达国家的投资并购一般集中在产业的中高端运作，人力资源成本较高，资本运作规模和难度较大。欧债危机使发达国家的资本充裕程度、资本的流动性都受到了很大牵制和影响。而中国目前不仅资本充裕，同时在人力资本、制造成本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产业规模优势
4、和产业集聚优势，资本运作空间和自由度较大。 “中国有制造优势，而欧洲有技术、品牌、营销网络的优势，这是中国自主品牌企业全球化运营、成长为世界级跨国公司的一条捷径。 ”张建平表示。 正是基于上述优势，中国“走出去”的步伐可谓既快速又铿锵有力。来自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3 年 1 月5 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475.9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3%。相对于 FDI（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稳步回升，我国 ODI（对外直接投资）的攀升速度可谓大步流星：2013年 1 月5 月，我国境外投资同比增长达 20%。 具体而言，我国内地对中国香港、东盟、欧盟、澳大利亚、美国、俄罗斯、日本七个主要经济体的
5、投资达到 269 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 78%，同比增长 16%。其中，对澳大利亚、美国、东盟、欧盟的投资分别实现了 93%、76%、60%和 47%的高速增长，对中国香港的投资也实现了 9%的稳步增长。 “不过，我们也必须看到，无论从企业规模、生产技术，还是人均投资额、国际参与度等方面考量，中国依然无法与一个投资强国划等号。”张建平坦言。 在他看来，现阶段我国企业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还未达到足以在海外竞争的地步，海外投资总体效益有待提高。 同时，现阶段一些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仍存在瓶颈，部分企业在开展对外投资前，不仅缺乏对当前国际政治、市场环境的了解，而且缺乏全面、系统的海外发
6、展战略，还缺乏资金支持、项目经验和管理人才。 “这容易使企业走出去时潜在的政治风险、金融风险、信用风险、环境风险、社会风险成为事实。 ” 张建平强调，在当下抓住机遇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过程中，中国企业必须解决好海外投资遭遇的越来越突出的环境和社会风险难题。“海外投资的环境与社会风险与一般的商业风险不同之处在于，商业风险可以通过企业自身行为的调整逐渐改善，但是环境与社会风险的影响却更加难以控制，动辄影响到国际关系，且有可能造成投资不可持续。 ” 他表示，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时往往只是直截了当地围绕政府做拿下项目的“攻关”工作，并不注重和善于与当地社区、非政府组织及媒体等沟通。于是，破坏自然环境
7、、破坏生物多样性、劳资矛盾等问题层出不穷。 张建平曾在海外某国的一次调研中发现，尽管来自于中国的投资占该国外资总额的 70%80%，但中国投资者的声誉却没有同比提高。 在他看来，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一旦遇到拆迁和居民安置等问题时，中国企业一般不善于与当地社区和居民直接打交道，而是委托当地政府全权负责。然而，当地政府往往又存在透明度不高，甚至腐败问题。结果，经常导致问题复杂化和国内问题国际化，而当地居民和非政府组织却将批评矛头直指中国企业。 “中国企业只愿意走上层路线，不愿意走下层路线，这是非常危险的。 ”张建平说。 “抱团发展”是王道 目前，国有企业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体
8、，比例在 60%到70%。 “但是，国有企业也遇到了在外国投资审查认可方面的问题。而民营企业，在国外发展所受到的政策因素影响比较小。因此，从中长期看，政府应该多鼓励中小民营企业走出去 。 ”张建平表示。 他建议，企业在“走出去”时候，应该深入了解当地的投资环境、法律法规政策、社会生活文化等，提前预见到可能的困难，而不要头脑发热，盲目跟风，要多考虑成本和收益。 张建平强调，企业在“走出去”时要“抱团发展” ，多寻找海外合作伙伴，避免“单打独斗” 。在他看来，中国企业只身闯荡，使得外国政府对中国投资设立了更加严格的投资审查， “如鞍钢投资美国，投资过程困难重重” ；也使中国国有企业面临更大的失败风
9、险， “例如，中海油收购美国尤尼科石油公司、中国铝业收购必和必拓遭遇阻碍” ；还令中国企业必须面对更激烈的国际竞争，需要独自承担更大的风险和压力。 相比之下，如果中国企业能走国际化道路，通过加强与其他国家的企业合作开发，包括与国际大型跨国公司合作开发，或与东道国企业合作开发，则可以共享资源、经验，规避大量风险，同时也可避免成为被攻击的唯一靶心。 近年来，中国海外投资的一些成功案例也说明了这一点。中国与印度的石油公司曾是世界上多个石油开发项目上的竞争对手，但去年在尼日利亚石油招标项目中，双方最终变对手为合作伙伴，联合中标，实现了双赢。中国公司投资阿根廷石油公司，也采取了与其他投资者联合收购股份的
10、方式。 “这说明，加强国际合作、联合投资，有利于中国企业更快地打入国际市场，更快地融入国际社会。 ” 在张建平看来，企业还可以利用香港“走出去”从而控制风险。 “香港的大独特优势是相对成熟和国际化知识型服务支持体系。同时，它还具备国际水准的金融服务、商业支持服务、信息和人才服务以及专业中介服务等。另外，政治风险已成内地企业赴海外投资最大风险，而香港是内地企业借船出海、淡化政治风险的理想之地。 ” 除此之外，张建平还建议企业利用好双边或多边投资协定，用好投资协定保护伞和投资促进机制。 “利用投资争端解决机制，避免双重征税等。 ” 从我国“走出去”的投资环境来说，张建平表示，我国对外投资的政策环境有待改善，对外投资便利化程度有待提高。 “东道国的投资障碍和国际上新出现的保护主义形式也是阻碍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樊篱。 ” 张建平表示，国家应该出台鼓励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走出去”的配套政策，在融资、经营管理和海外投资方面给予支持和帮助。同时要甄别企业，避免良莠不齐，可以考虑颁发海外投资经营许可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