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全球伦理的生态价值取向经济全球化和技术的进步，使原本分离的民族国家紧密的联系到一起。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交流与碰撞，原本具有特异性的民族伦理逐渐升华到全球伦理高度。这既是人类文明的进步，也体现了世界历史的前进方向。 全球伦理历史的必然 1967 年，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在其名著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首次提出了地球村（globalvillage）的概念。地球村是对全球化时代的人类生存空间及生活方式的合理描述，具有相当的前瞻性。技术革命的便利，使彼此隔绝的大陆间的交流在瞬间完成，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极为便利。从这一角度看，地球正逐渐从分离走向整体，成为一个共同的聚落，承担共同的责任。尤其是
2、互联网时代，虚拟赛博空间（cyberspace）的存在使得交流更加通畅，信息交流具有无中心化的特质，而传统机构垄断的传播机制则受到挑战，这一切有如无形的网络把地球覆盖，不同宗教不同民族的个体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开放式交流，时间和空间的区别变得无足轻重。在封闭时代中形成的民族个性和文化间差异，逐渐在交流中展现出共性，在互动中建构共识，反映全球化和全球伦理的必然性的展开及发展。 全球化时代构建有别于过去的具有普适性的全球伦理，有助于人类适应未来社会，实现康德永久和平的蓝图；同时协调好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解决技术主义与生态主义之间的矛盾。全球伦理既要超越个体和民族偏狭，上升到人类整体高度；又要尊重个体
3、独立，在连续互动中处理好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显然，全球伦理建构过程是开放的，需要广泛的参与和宽容信念的支持。正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 “伦理世界之为无限或整体”一章中指出：整体是所有部分的一个稳定的平衡，而每一个部分都是一个自得自如的精神；这精神不向其自己的彼岸寻求满足，而在其本身即有满足，因为它自己就存在于这种与整体保持的平衡之中。全球伦理体现了个体道德要求和人类整体价值观的统一。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进一步回顾了从希腊城邦到罗马帝国直至基督教的历史脉络，指出希腊城邦不可避免的衰亡，乃由于城邦的地方性造成其伦理的偏狭性；只有建立在普遍法则基础上，冲突才会停止。因此世界帝国的产生是一种必然，是普遍本
4、质的实体化，而基督教的更为普世的原则也最终超越了罗马帝国的武力征服。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肯定了人类社会从分离到整体的辩证运动过程，尤其是普遍伦理的最终形成。全球伦理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把生态保护作为重要的伦理要求，改变长期以来的人类利益至上立场，以一种真正的生态平等观念去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反映了全球伦理的生态主义内涵。 全球伦理生态价值的特征 人类文明的发展，都是以衣食住行的保障为基础，生产的进步离不开自然资源的消耗，但是决非无限度的获取。对生态伦理的认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古代社会，长期的生产实践积累了朴素的生态理念，向自然过度的索取有违道德，甚至会遭到社会规范和法令的限制
5、。这既是可持续生产的需要，也是深刻的生命平等观的萌芽。印度佛教尤其倡导众生平等，这不仅是人与人的平等，更是一切生命间的平等。中国的自然哲学影响深远， “道法自然”的生态和谐理念不仅影响到了生产实践，也影响了哲学美学乃至伦理学等方方面面。 系辞传里强调“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 ”从大自然中寻求灵感，做到自身发展与自然法则的统一。不竭泽而渔，不焚林而猎，既是古人的生存智慧，更是节欲好生的伦理要求。 论语述而记载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 ，倡导有限度的获取猎物。综上可见，古代社会已有生态伦理的萌芽，但是这种生态伦理是朴素的不完善的，更多依靠的是个体经验
6、感知和道德自觉。因此这就限制了其普适性，难以上升为有力的共识，无法从根本上影响人类整体的实践活动，最终被庸俗经济理性所掩盖。 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得激烈的产业竞争和能源消耗急剧增加，不进则退的激进发展理念伴随着经济至上论，瓦解着传统社会的节制美德。全世界逐渐被资本和技术的触手连接成一体。但是，经济的繁荣并没有带来普遍的幸福感，而是带来了环境污染与物种灭绝，以及个体异化在工业社会的梦魇里。经济至上论和技术主义的副作用日益显著，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尤其是如何在有限的自然环境中可持续发展。这无疑关系到人类文明能否延续下去。由于社会发展是非线性的动态过程，外界环境的微小变动能够带来
7、不可逆的后果；资源、生态作为影响参数，都制约着人类社会的演进，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从经济效益角度讲也是非理性的。普戈里金在从存在到演化中，从系统动力学的角度对人类社会进行分析。通过简化的进化模型及逻辑曲线，指出在封闭的环境下，进化是决定论的， “取决于系统所能容纳的物种数量；当环境饱和时，群体就停止增长” 。这一模型不仅适用于自然界群体，还包括城市化进程以及人类整体进化史。这提醒我们，由于地球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对单一物种的承载能力并非无限，人口爆炸伴随着无节制的自然资源消耗，使得增长的拐点能够提前到来，其后果往往具有灾难性。 因此全球伦理作为全球化过程的需要
8、，作为地球村共同承担的责任，必然具备关乎人类命运的生态主义内涵。在理论界，生态学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感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感受性”的缺失，改变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把关注的重点转移到自然、文化、社会共同作用的宽广领域。主张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历史观，首先就要遵守自然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及其对历史发展的制约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奥康纳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存在两个缺陷， “第一个缺陷是关于生产力的传统观念忽视了这一事实，即这些生产力从本质来说是社会的，包含着人的协作模式，这些模式根植于特定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之中。第二个缺陷是关于生产力的传统观念还轻视或者忽视了另一个事实，即这
9、些生产力既具有社会的特征又具有自然的特征。 ”生态主义者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同生态学相联系，将自然史与劳动史相结合，从而以全新的视角关注自然与人类的整体命运。这在环境日益恶化，生态危机频繁的 21 世纪意义尤其重大。 全球伦理的生态内涵不是泛泛而谈，而是有着具体的内容和特征。首先，关于人类身份的重新界定，解构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立场。人不是地球的主人，不是自然界的征服者，而是自然界的普通参与者。人的脆弱性决定了对自然界其他物种的依赖。以更宏大的视角进一步解构人类中心主义，实现生命间真正的尊重，这是全球伦理的必然要求。人与自然的对立，是一种扭曲的二元划分，这种划分带来了不公正的人对于自然的暴政。实际上
10、，人类社会统一于自然世界，通过生产互动实现与自然界的沟通。在人与自然不均衡的关系背后始终隐藏着人类中心主义的幽灵。通过对自然世界这一泛文本的解构，有助于排除人类中心的“在场” ，从而揭示生态主义无中心化的特质。从这一角度看，德里达的文本及社会解构活动，不仅仅以人类社会作为基本空间，更要从人的世界出发而给予自然世界更多关注。否则这一解构仍不彻底，没有超越人类中心的范畴，在驱赶一个野兽的同时保留了另一个野兽。全球伦理的生态内涵的基础，就在于一种去中心化的平等立场，对生态系统内的其他物种给予平等的尊重和保护。 其次，全球伦理的生态内涵是对经济至上论的修正，是全球化时代经济理性的进步。在工业化时代，对
11、资本和利益的无限的攫取被当做经济理性来看待。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市场经济理论，就是在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一理论统治西方经济学界二百多年。但是，20 世纪以来的现代博弈理论对经济理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约翰纳什推翻了这一教条， “纳什均衡”告诉我们，所有参与者都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非最优策略，甚至导致利益的普遍受损。学会合作与让步是利益最优化的手段，只有懂得必要的放弃才会获得更大的收益。纳什均衡指出在非零和博弈中存在利益最优组合，而这一最优化策略需要必要的合作与让步。纳什均衡不仅仅是经济学的重大成果，在国际政治乃至全球社会互动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经济发展理性不应该以自身利益的最
12、大化为导向，更不应该贪图眼前利益。正确的经济理性不以牺牲未来长远利益为代价，不会牺牲生态环境。从某种角度说，自然与人类也是一种博弈关系，人类具有主动性，而自然则是被动反应。自然界的博弈策略是一种自反应机制，能够对人类的活动进行反馈，这种生态系统的适应性类似一种免疫能力。历史上曾经繁荣的西域古国，过度破坏脆弱的生态环境，经历了急剧的衰落。可见，人类与自然的博弈并不是随心所欲，自然强大的报复能力是维持其系统稳定的一种手段。全球伦理的生态内涵，体现了更为理性和更加成熟的经济发展观，符合最优策略的需要。因此，全球化时代新经济理性与全球伦理在实践领域实现了统一。 全球伦理的生态内涵体现了对技术主义的反思
13、，表现了对人类生存的人文关怀。经济至上的观点伴随着技术主义的浪潮，技术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有着不容忽视的负面作用。技术逻辑与人文理念有相冲突的一面，个体异化在技术的网络中迷失了自身，使得个性独立受到威胁。全球化时代中，技术的客体化使得每个人成为一种物的存在，商品的附庸，社会共性的复制品。这导致了身份迷失和权利的受让，在无所不在的技术渗透中，信息爆炸折磨着人们有限的心智，使得终极关怀的人道需求让位于技术消费。全球化的深入必然经历对技术主义的批判，全球伦理的生态内涵有助于生存问题的改善。人类历史经历了由分离到整合的过程，全球化的必然性要求有一系列合理的观念准备及伦理要求。全球伦理阶段，需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超越对技术的过度依赖，重新思考与自然界的关系，做到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