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打造国有跨国公司的路径选择假如央企改革能够求得政策享受和责任承担之间的均衡，并普遍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公司治理架构，则未来 10 年，中国打造出 50 家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央企并非不可能。 央企的后续改革需要尊重市场规律。建立一批具备合理的股权结构、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并有着配套监管的现代央企，无疑是改革的方向。而为了使央企真正获得内生性的竞争优势，长远来看，政府必须给予央企作为市场主体所应有的商业空间。 在中国经济棋局中处于核心分工地位的上海，日前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 ，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上海此次拿出的这份菜单中，国际化是主打牌。上海的目标是在未来几年，以改革
2、为动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企业集团。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开展境外投资和跨国经营，提升国际化经营水平。形成 2 至 3 家符合国际规则、有效运营的资本管理公司；5 至 8 家全球布局、跨国经营，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的跨国集团；8 至 10 家全国布局、海外发展、整体实力领先的企业集团；一批技术领先、品牌知名、引领产业升级的专精特新企业。 上海的雄心某种意义上代表着业已成为制造和出口大国的中国向产业和资本强国迈进的内生性愿望。笔者也认为，未来 10 年，中国有望在全球资本流动与跨国并购中扮演更为积极与主动的角色。不过，尽管中2国并不欠缺成为全球资源配置强国的资本要素，但真实世界一般不兑
3、现静态的假定。 经济强国须有一定数量跨国公司 在市场经济信念和市场机制已经深入人心的今天，普通市场主体对握有巨大政策和资源优势的国企尤其是央企可谓既爱又恨。毋庸置疑，站在整个国家利益的层面上，国企作为国家力量的象征以及履行国家责任的最有力主体，不仅有着继续存在的必要，而且还需做大做强。事实上，在 2013 年的全球 500 强企业排名中，榜单上的中国企业绝大部分是国企，而由世界品牌实验室编制的 2013 年度世界品牌 500 强排行榜中，入围的 CCTV、国家电网、中国工商银行、中国移动、新华社和中国铁建等均是“国字号” 。 令人担忧的是，国内某些深受产权理论浸润的人这些年来一直在鼓吹央企应该
4、进行私有化改革，有的人则打着漂亮旗号，鼓吹将央企股权直接分给普通民众。这话听起来似乎很有草根意识和关怀气质，也格外有诱惑力，其实并不一定行得通。众所周知，叶利钦主政时期启动的“休克疗法”已经在这方面缴了巨额学费，以至于今天俄罗斯尚在还债。而放眼世界，即便是最不喜欢中国央企的人都不得不承认这个群体的实力已经今非昔比。 笔者注意到，在全球 500 强企业排名榜单发布之后，不少舆论都对上榜央企提出诸多批评，核心意思大概是主要依靠垄断上位的中国企业缺乏持续竞争力。的确，依靠国家扶持做大的央企迟早要告别政策和资源红利，笔者也认为现时存在不少央企越来越不思进取的迹象，假如不3能进行相关改革，则有可能在构筑
5、竞争优势之前丧失原先握有的比较优势。但是有一点必须承认，假如没有上述这些央企，则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成色肯定会清淡不少。同样，中国在维护国家经济主权方面也会缺少诸多力量杠杆。 中国企业如今能够在市值上比肩埃克森-美孚、微软、苹果、必和必拓以及通用电气等世界顶级企业，既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必然结果，又是中国走向世界经济强国的内在要求。今天，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世界经济强国，既要看该国的经济规模与产业控制力，也要看该国是否拥有以及拥有多少世界级的跨国公司。例如，美国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通过其遍布世界的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来实现的。中国只有涌现一大批足以匹敌西方一流企业的超级企业，才
6、能避免在国际分工、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等方面受制于人。 欠缺全球资源配置力 中国进入世界 500 强的企业将达到 100 家甚至更多，这是肯定的，但中国主要以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为主的“500 强企业”能否一直保持目前的优势地位，则很难说。众所周知，欧洲和日本企业之所以暂时从排行榜滑落，关键原因在于受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冲击较深。这些企业在技术、品牌与管理上的优势并未失去，其逆境调整能力一点也不容忽视，一旦全球经济形势与经济信心好转，他们将再次占据产业链中心环节。 再来看看中国企业，由于长期以来偏重于规模的扩张而忽视了隐含性知识与能力的学习，尤其是核心竞争优势的打造，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只是处于一种表面繁
7、荣状态。严格意义上说，中国迄今还没有一家具有4一流竞争力的世界级跨国公司。 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是指能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源进行最佳配置的企业，而中国目前的顶级企业中无论是已进入世界 500 强前十名的中石油、中石化、国家电网，还是近年来表现抢眼的华为和招商银行，都远没有强大到可以在全球配置资源的程度。特别是以宝钢、上汽和一汽等为代表的制造业企业，只是从业务结构来看具备了跨国公司的雏形，离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还有相当一段距离。产品结构中真正自有品牌的比例不足 30%，超过 70%还是扮演供应链制造商的角色。 实际上，绝大多数中国制造企业，其有竞争力的产品基本上集中于低附加值产品领域，在国际分工中仍
8、然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环节。无论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还是先进制造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以下情况：本土企业由于缺少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严重依赖国外的技术创新，盈利水平受到限制和挤压；在一些先进制造业领域，跨国公司通过产品链条内的垂直分工，在中国投资生产低附加值零件和整机装配，同时进口凝聚技术精华的高附加值部件，大部分利润都被外资拿走了。至于主要靠垄断做大做强的中国金融企业，其真正的危险在于制度缺失，在于中国的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迄今尚未按照现代商业银行制度来明晰产权以及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 在中国的产业越来越深度被纳入国际分工体系之中的今天，如果中国的一流企业没有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优势，不能占
9、据价值链中的高端环节，则这种规模意义上的一流企业依然处在低质高耗、低效率、低附加值的产业链条中，就意味着有可能受制于人，处于被动和跟随的地位，5甚至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就有被边缘化的危险！ 从世界经济调整的周期来看，留给中国的经济追赶期大概还有三年到五年。假如中国企业不能在“十二五”期间实现治理结构和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一旦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洗牌完毕，发达国家企业重新焕发活力，则中国企业又将被强势企业再次“锁定” ，届时就有可能在失去比较优势的同时又将错过提升竞争优势的“时间窗口” 。 给予央企应有的商业空间 中国要化经济规模优势为实质性竞争力，既需要生命力顽强的民营企业去填补空间，布局世界，更
10、离不开握有政策与资源优势的央企整体竞争力的跨越式提升。在既有的全球化格局下，由贸易规模和结构决定的品牌空间，已基本上被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领先企业占满。中国企业要挣脱枷锁并最终打进主要由发达国家的企业所主导的品牌俱乐部，无论是在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都要受到已经实施全球化战略的、具有技术创新优势和品牌优势的跨国公司的打压甚至围剿。 应当说，这些年来，国资委在探索解决央企产权虚置问题、建立现代公司治理制度、求解激励约束相容难题等方面做出了许多有益探索，也直接推动了央企整体竞争力的提升。但国企改革作为世界上最具难度的经济命题，不仅没有太多可资借鉴的国际经验，也没有通约的经济理论作指导，因而始终令各国领
11、导人头疼不已。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世界上最为庞大国企经济体系的国家来说，改革的约束条件尤其繁杂。简单套用主要基于资本主义治理经验的市场经济规律来启动国企改革显然不能奏效。 6事实上，30 年来，中国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对现代经济学的突出贡献是印证了渐进式改革的可行性与合理性，以及提炼出了转轨国家产权改革的逻辑。中国的改革让世人知道，尽管产权明晰非常重要，但并非促进经济发展的唯一的、也许不是最重要的一个制度安排，它是一个内生的制度安排，只有当市场经济其他的制度有了相应完善的情况下，产权本身才会内生地明晰化，从而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在一个有效政府的引导下，国企不仅可以适应市场
12、化，也可以在市场竞争中构筑新优势。可以说，中国以渐进式改革为特征的国企改革为世界范围内的相关改革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研究样本。关于这个样本的研究丰富了现代企业理论的研究视角，也由此得出了新的结论。 改革没有回头路。今天，以 100 多家央企负责人为代表的国企经营者切实应当思考的重要问题是：一旦失去政策和资源红利，自己领导下的央企还有多少竞争力？尤其是与皇家壳牌石油、埃克森-美孚、GE 以及汇丰、三星等一流企业相比，中国同行还有多少比较优势？ 从当前企业竞争趋势来看，除了重视技术研发、品牌提升和管理改进之外，顶尖企业尤为关注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提高。美国企业更是借助以军事实力为支柱的国家力量工具来提升
13、上述能力。而这恰恰是中国的软肋。笔者认为，在央企改革方面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经验的中国，亟须集中海内外关心央企改革的人士智慧，拿出一套契合央企改革并能增强企业竞争力的改革方案来。 显然，央企的后续改革需要尊重市场规律。建立一批具备合理的股权结构、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并有着配套监管的现代央企，无疑是改革7的方向。而为了使央企真正获得内生性的竞争优势，长远来看，政府必须给予央企作为市场主体所应有的商业空间。笔者认为，假如国资委主导下的央企改革能够求得政策享受和责任承担之间的均衡，并普遍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公司治理架构，则未来 10 年，中国打造出 50 家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央企并非不可能。 （责任编辑：罗云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