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子贵母死制度研究的构思问题学林春秋主编张世林先生约我写一篇“我与”的回顾文章，我答应过，但又没有写成。我反复道歉，并且已婉辞了。最近，该书第二编一校已过，主编旧话重提，要求我还是补写一篇，态度甚为恳切，我只好又勉强答应了。主编早为我安排了题目，无非是想让我写自己比较熟悉的问题。我想这类问题，有兴趣的同行都已了解，无烦再说什么，于是就自作主张，改成现在这个样子。这实际上不是总结什么研究成果，而是汇报古史界一个“古稀”老兵近年涉足新领域进行探索的一点心得。按新的词汇说，也许这可叫做专业方面的一段“心路历程”吧！我为什么会到拓跋史领域里来探头探脑呢？从远处说，将近四十年前，在翦伯赞先生领导下为中
2、国史纲要撰写秦汉史纲要和魏晋南北朝史纲要两部分时，把过去积累的教材重新整理、查证、订补、加工，感到所写成的这八百年历史书中最为薄弱的部分，无过于东汉和北魏。这些都是延续一二百年的重要王朝，本不应没有像样的内容可写。可是，一来是史学界对此两朝的研究成果确实较少，二来是我自己根抵浅，没能进入这两段历史的深层领域进行探索。我知道，中国通史中还有相当多的段落，相当多的方面，存在类似情况，等待史学界同人一代一代接力去填补充实。填补充实的根本办法，不能是在原有研究基础上一遍又一遍地去改编通史，只能是有针对性地多做专题研究，逐渐积累成果。在撰写上述纲要时我曾萌发“人弃我取”的想法，把历代史家弃置的北魏历史（
3、均田、士族、府兵等少数热点题目历来重视者多，不在此列）捡拾起来，作一番努力，看能不能起一点填补历史空白的作用。但时过境迁，二十多年中在这方面却什么事情都没有做。80 年代中期以至 90 年代连续的若干年中，几位随我攻读学位的学生，不约而同地把博士论文选题都定在北朝时期，前后有八名之多。他们各定一题，都有问题要与我讨论，其中好多问题我都没有现成答案，这逼着我跟他们一起读书思考。他们每篇论文都有立意、取材、定范围和题目、分层次和章节等等的多次反复和修正，甚至有时推倒重来。我如果不跟着他们转，就很难起释疑解惑的作用。这样，自己也会发现一些不在他们研究范围以内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脑子里积淀日久，想花点时
4、间把它们弄清楚。于是从三、四年以前开始，我干脆把手头的工作计划放弃，集中气力来攻一攻北魏问题。这样我就不知不觉地进入这个园地，一混就是几年了。教书是我的天职，我也喜欢教书，喜欢同青年人打交道。我懂得教学相长的道理，并且经常从中受益。我很想多开一点专题研究性的课程，这一来是系内教学的需要，二也是为了逼着自己多研究一些问题，出一点研究成果。我明白，自己毕竟已是午后三四点钟的“太阳” ，不能没有自伤迟暮之感。秋后的蚂蚁，还不快蹦几蹦，怕难得再有机会了。80 年代以后，我匆匆忙忙地开过魏晋史专题研究、秦汉史专题研究、东晋门阀政治研究、吴史导读等课程，还准备开颜氏家训导读课程。90 年代初，一场病打断了
5、计划，以后的工作节奏不得不作适当调整。开专题研究课是个苦事，也是个乐事。要开出一门新课，得先准备好十个八个题目，有基本资料，基本见解，基本结论，也就是说得先有若干篇论文素材才行。课程每一讲总得多有一点新鲜之处，大体上要能自圆其说，经得起学生们听、想、问，使他们觉得有所收获。这首先是自己逼自己，苦就苦在这里。有的问题，讲过以后觉得破绽很多，或是资料过于贫乏，缺乏新意，并不成功，不免懊恼得很，干脆放弃算了（也有的问题，放弃几年之后，回头再捡起来，居然又能弄出一点名堂） 。有的情况比较顺利，课堂讲过，自觉理直气壮，学生听来也兴味盎然，课下还找我讨论。这对我来说就像是通过了答辩一样，增强了信心。这种情
6、况，只需再作一段时间的细致思考，完善论点，充实资料，并且能排除各种反证，能回答各种可能出现的不同观点甚至反驳观点，就能较快地写出一篇自己觉得还算满意的文章。不过真的出手，最早也是一年以后的事，因为我一般说来是出不了“急就篇”的。这就是乐的所在。后来结集出版的秦汉魏晋史探微多半都是这些专题研究课程的成果。东晋门阀政治的一部分内容，也在出版以前所开课程里讲过。那时周一良先生、祝总斌先生和我，研究领域很接近。我和祝先生希望周先生领着我们一起做研究，周先生说：“还是搞松散的联盟吧！”周先生一锤定音，我们就把各自写成的论文分请其他二位审读。我们彼此都很认真，给作者反馈回来的意见，有总体评估，有对考证和分
7、析准确度的看法，有史料调换增补等等，都很有价值。我往往参考这些意见作最后一遍修改，心里比较有数，然后就敢于发表了。古人说：“三人行，必有我师” ；而我说，三人行，都是我师。这一段彼此切磋学问文章的难得的时间，大约将近十年，我得益不浅，回味无穷。80 年代中，我感到还有一点新题目，新思路，能开出一些新课程。自我的要求关键是追求创新。成果虽然不算多，但日子过得比较充实。不过，研究的内容通过课堂检验并发表以后，要把它拿到课堂重复去讲，就觉得味道不如以前，讲的人和听的人感觉都不会好。这就逼着自己再去作新的试探。那时真是想用这种办法找回一点过去浪费了几十年的光阴。如果在早二三十年开始能有这种条件，自己有
8、拼博精力，经过积累，也许成果会可观一些，如同师辈们学有所成都靠中年积累那样。但是岁月不饶人，到了就衰的年岁来补课，要想焚膏继晷，跑跑颠颠，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是不大可能了。也许我还可以掉转头另走一条路，如做点二手性的或其它的什么什么工作，但又觉得这毕竟不是自己志趣所在。因循几年之后，我终于跟着学生学位论文写作，一起走上了探试北朝史的路子。只是这毕竟已是步履蹒跚，缺乏创造力的时候，已是上面所提及的需要调整节奏的时候了。铺垫一番以后，该回到“我与拓跋历史研究”这一主题上来了。研究拓跋史，谁都会有资料奇缺的苦恼，没有资料，问津的同人自然就少。积累的成果与别的段落相比自然就不丰富，
9、要在这里抓出新题是困难的。有时读书偶有心得，觉得可以下手，但经过反复检索，往往发现某位博学的前贤已经使用过这个资料、探究过这个问题，没有我置喙的余地了。摸索了一年，我才抓住北魏后宫子贵母死制度这个题目，分析它的可疑点，确知尚无前贤有过细究者，一旦涉入，略有甜头，就追下去了。其实这个问题也算不上新鲜，它无非是一个野蛮人忽然做了皇帝，采取了野蛮手段作为巩固皇统的措施，如此而已。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以往史家停留于对拓跋珪的道义谴责，而不愿费时间去查个究竟。不过，我却执着于自己所隐约感到的一些疑问，不轻易放弃。我记起捕鱼人沿溪而行的故事，前面会不会忽然出现一片桃花林，把我带进豁然开朗的境界呢？当然涉入这
10、一民族领域的问题，我缺乏必要的民族学素养和知识积累，眼界有限，这是我始终感到踌躇不安的。拓跋历史显得单薄，史料遗存少，首先还是由于其自身的文化内涵不够丰富的缘故。这就更需要我们有敏锐眼光，从史料缝隙中找出由头，作合理的分析判断。越是史料匮乏和纷乱无绪的年代，越是要充分注意平常视而不见、弃置不用的针头线脑，千万不要在这些零星琐碎的东西中，漏掉哪怕是片言只语的难得材料。历史毕竞是发展而来，总有前因后果，总有横向影响，问题是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去辨认它。我想起即令是过去西方史家所称的黑暗时期，不也逐渐找到了它所以存在的理由，存在的状态，特别是逐渐认清了它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吗？在这方面最让我引为榜样的，莫
11、过于陈寅格先生在纷乱如麻、无从入手的周隋之际历史过程中看到了一根他名之为关陇本位政策的粗大线索，使这段历史得到理论性的阐释；而且以之向纵深方面延伸，构成贯通北朝到隋唐历史演进的系统。这真是独具慧眼，真是化腐朽为神奇的大手笔，大学问。尽管经后人几十年的运用、推敲，觉得关陇本位政策问题还有不完备、可议论、该修正之处，但这正是学术发展后浪推前浪的正常情况，不影响这一理论的价值，不影响它推动中国中古历史研究的前无古人的作用。我曾见到过对此说基本持非议的文章，但又觉得其立论并不能完全脱离此说的影响。陈先生的学问从整体上说来到现在为止还有其不可企及性，我并不奢望在拓跋历史研究中一下子找出相当于周隋之际历史
12、线索那样的大发现。眼前学界还看不到这种前景。但是我们有责任宣传史学贵在创新。如果把学界力量，尤其是中青年史家的力量集中到创新的努力方面，减少重复劳动，增加原创性的探索，经过若干年的积累，获得较多的突破，把古史中包括拓跋史的空白点、薄弱点多加填补、充实，使之更为丰满，更具有理论价值和学术价值，这不仅是对一门学问的贡献，更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贡献。我觉得，这种务实的创新，比抽象地构思各种历史模式要更有价值。我抓住“子贵母死”制度问题来研究，并非认定此问题中会发现认识拓跋历史的重大线索，只是想找到这一奇特制度的来龙去脉，这肯定会对拓跋历史的认识有所帮助。我萌生此念，是觉得初行此制时道武帝像是经过相当充
13、分的考虑，懂得它的得失之处，而且多少有应付不测的思想准备，而不像是一种临时心血来潮的不顾后果的因应措施。道武帝这样一个“出自结绳，未师典诰”的野蛮人，居然找到偶见的汉代典故作为口头依据，虽有“太子”的强烈反抗而不回头，并且从此形成代代因袭的北魏定制，这显然不是用个人的残酷习性可以解释通畅的。也许这种需要付出如此巨大代价的制度，真有某种还没有人加以探究的深层背景。这个问题既然是从君位继承中产生的，我就以道武帝为基准，一代一代地向上追踪。结果与预期恰恰相反，看不到旧君杀妻以立新君，新立之君皆无血亲母后的事实。看到的却是几代君主都有强有力的母后，新君靠母后护持，才能得位和固位。至少从桓帝祁后以来，拓
14、跋部女强人辈出，代代都有。道武帝本人之母贺太后就是很有能力的女强人，道武帝如果没有这样的母亲就根本不可能有自己的君位。这些事实证明拓跋部已形成了母强立子的历史传统，而看不到有导致子贵母死的历史背景。既然如此，我好象是应当另寻新路了。可是我换了一个角度来估量这个问题，想到母强立子传统既然确是事实，而子贵母死制度又毕竟还是实行了，两者之间内容截然相反，反差如此强烈，是否这正是应当探索的症结所在呢？换了角度看，思想果然开窍了。道武帝本人，在建立北魏之前不过是部落联盟的酋帅，在此之后却成为君主专制国家的皇帝，他地位的陡然变化，不正是一个极强烈的反差吗？前面说到君位传承中所看到的反差，是否正是从属于后面
15、所说道武帝地位变化这一个同样强烈的反差呢？我肯定地认为正是如此。这样，我的研究在这个环节上找到了目标，真有点“豁然开朗”的感觉了。拓跋旧制， “七族” 、 “十姓”血缘相近， “百世不通婚” ，拓跋婚姻必取之拓跋以外部落。拓跋居部落联盟领袖地位，其君后和母后的部族一般具有相当实力。按习俗，这是一种政治婚姻，它能巩固婚家部族利益，也有利于部落联盟的维系与巩固。事实上，有不少部族与拓跋是世代通婚，包括娶后和嫁女。君后有强大的部族背景，部族也因君后而增加影响。这是有不少资料可以证明的。道武帝母后所出的贺兰部与道武帝母后本人，自然也是这样的关系，而且道武帝自己同样有强大的后族，即独孤部。道武帝如果因袭
16、这一传统，靠后族支撑自己的部落联盟领袖地位，是可以办到的；但是要靠它树立一种超越一切之上的专制君权，却是办不到。道武帝必须有一个集中权力的过程，其中包括剥夺母后和母族权力，特别是母族干预拓跋事务的权力。剥夺权力必将影响现实利益，引起强烈反抗，因而是非常棘手的问题。我觉得探索子贵母死制度的实质和渊源，钥匙就在这里。悟出这个道理，好些疑点都可纳入这个思路来逐一琢磨。首先就是魏书太宗纪的如下一段话可以得到确切解释：“初，帝母刘贵人（按：刘贵人出自独孤部）赐死，太祖告帝曰：昔汉武帝将立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后与国政，使外家为乱。汝当继统，故吾远同汉武，为长久之计。 ”一个野蛮皇帝对这样一个重大决策引汉
17、典为据，表面看来说的是汉武帝故事，实际上却全是拓跋宫廷内情。所谓妇人与政，指的是道武以前各代后宫母强立子的惯例；所谓外家为乱，指的就是几代以来各外家部族干预拓跋君位传承。说拓跋自家的事而引汉典为饰，这还由于道武帝本人有相当强的历史感，而他身边的一些汉士也用史 、汉故事帮他作历史比附。我把力微以后拓跋部君位传承中后妃作用逐一作了清理，又把君位传承中后妃的部族背景逐一作了清理。资料虽然很不全备，但毕竟还是有不少确凿纪录，而且大体上辈分分明，统系分明，可供分析利用。我特别注意到魏书序纪所记拓跋诘汾与天女合而生力微，在拓跋部后人口碑中留下“诘汾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帝无舅家”之谚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古史中玄
18、鸟降卵、履大人迹、朱果发祥等有关各族先民的传说，都是知母而不知父，这符合古史常情。连鲜卑檀石槐出生事迹也说是知母而不知父，所说的事离拓跋力微相距才几十年。至于像力微这样知父而不知母，却是罕见。而且我们可以考知，诘汾长子匹孤自塞北迁于河西，为秃发部之祖，这就是说力微是有长兄的，力微无舅家之说就更难令人相信。力微本人庇托于妻族没鹿回部（没鹿回即后来的窦氏） ，手刃其妻及妻兄没鹿回部大人，才使拓跋部振兴起来，而其妻窦氏后来却不以罪人论而是被尊为北魏的始祖皇后，与始祖力微配飨；窦氏所生之子，即没鹿回部之甥，就是后来被尊为文帝的沙漠汗。这就是说，杀妻立子在后人（包括道武帝本人）看来是正常的事，不是完全没
19、有历史影子的。力微时的拓跋部早已脱离神话时代，力微以前若干代先人大体都有名字和迁徙走向，而且拓跋部最早居留的地方，现在也已探明。所以，把力微说成天女所生，显然是编造而成，目的是为了掩饰某种不便说出的情节。力微无母和力微杀妻的这组故事，其情节与此后几代拓跋部母强立子完全相反，而又与道武帝所立子贵母死之制非常相通。力微只有杀妻及妻族部落大人，才能重振拓跋部，这一确凿的事实可能包含了如下的历史信息：力微之父诘汾可能也是杀死其妻及妻族部落大人，才使拓跋部延续了部落联盟领袖的地位，才使其子力微得以继承其位。于是，诘汾无妇家、力微无舅家的传说就被编造出来了。这个事实太残酷了，后人不得不尽可能把它掩饰起来，
20、于是有了力微出自天女之说。力微也是用同样手段取得权力，但他杀妻的事却未能掩饰得住，才留下来作为一则事例供我们推想。这个推想，道理应当可以成立，具体情节难说准确。拓跋历史中确有不少事情是鲜卑人自己可以知道，对外却要掩饰起来，特别是不能记入官方公开的史册的。崔浩之死不就是由于编纂拓跋国史把一些“不典”之事写了进去，被认为“暴扬国恶”而受极刑的吗？至于拓跋历史以后又急转为外家强大、母强立子局面，其转机当有我们眼下还说不清的原因。具体事例最晚是从桓帝祁后开始。前面说过，道武帝本人是很有历史感的。正是在他开国创业的时候，拓跋部中原来本是口耳相传的包含丰富的部落掌故的歌谣，被集中起来编成“代歌” ，也就是
21、“燕魏之际鲜卑歌” ，后来进入北魏乐府，称之为“真人代歌” ，掖庭中晨昏歌之。歌词内容是“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 ，凡一百五十章。这自然是一部绝好的拓跋史诗，极富史料价值。它以汉字写鲜卑本音，鲜卑人懂，别人却不懂。 “真人代歌”既是道武帝以前拓跋部传说时代历史的载体，估计魏书序纪一定尽可能多地使用了其中不直接触犯忌讳的拓跋史料。所以， 序纪事虽然简略，却比较系统，比较准确，甚至其远古部分都能用今天所知的一些考古资料大体作出印证。鲜卑史诗到唐朝时，乐府中少有人懂，所以逐渐不存，今天能翻检到一点汉译歌词，大概已不是史诗的原貌了。 魏书乐志所介绍的“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 ，当与崔玄伯传道武帝常所关心的祖宗的事相符。道武帝向崔玄伯问及“古今旧事，王者制度，治世之则，玄伯陈古人制作之体，及明君贤臣，往代废兴之由，甚合上意” 。这个开创了帝国的野蛮人面临着巩固统治的许多困难问题，长期在脑中萦回。他既想从鲜卑先人行事中，也想从历代汉人王朝的经验教训中得到启示。君位传承制度就是其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后来形成的后宫子贵母死之制应当就是这种杂揉了胡汉正反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