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反本质主义与文学理论的“美学立场”一围绕“反本质主义” ，学界近几年展开过激烈争辩。童庆炳先生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因承袭苏式教材较多，被当成了本质主义的代表。但在回应中，他断然否定自己是一个本质主义者。因为在他看来，经由尼采、马克思、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努力，所谓本质与反本质之战早已偃旗息鼓，毫无悬念了。在此意义上，他认为自己恰恰是一个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本质主义”者。反本质并不意味着事物没有本质， “事物的本质是指事物的呈现出相对稳定的一致性的特征，它是被历史社会文化语境建构起来的。 ”这一表述与陶东风的建构主义竟然有着惊人的近似。两者的趋同通过福柯“事件化”这一概念得到进一步的强化。陶东风
2、的建构主义特别强调知识的“地方性”与“历史性” 。这一理论的形成主要得益于福柯的“事件化”观念。在福柯那里， “事件化”这个概念首先是指对于“自明性”的决裂，它意味着把所谓的普遍理论、真理还原为一个特殊的事件，它坚持任何理论或真理都是特定的人在特定时期、出于特定的需要与目的从事的一个“事件” 。与之相对应的是历史学的“非事件化” ， “由于历史学家失去了对事件的兴趣，从而使其历史理解的原则非事件化。他们的研究方法是把分析对象归于最整齐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最终外在于历史的机械论或现成结构。 ”正是从“事件化”的观念出发，陶东风对已有文艺学学科体系进行了否定性评价，并力图将其还原为事件性的知识
3、论。童庆炳明显不全然排斥这一建构主义思想，甚至认为文学理论教程的产生过程就是“事件化”的体现，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特定的事件：这本教材不仅是邓小平“文艺不从属于政治，但也不能脱离政治”的一种学术表达，也是一代学人在“文革”结束后提出的新理论。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兼顾到文学审美特性和意识形态性的理论，基本上符合那个时代语境的历史要求，也可以为当时多数人所接受。这里暂且不究童庆炳相关言论是否有牵强之处，但它起码暗示我们：在当下，即便是苏联文论模式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学者，也对本质主义避之唯恐不及。至少在经验层面，本质主义似乎是盲目守旧、思维僵化、信守教条的同义词。有谁愿意与这样一种保守、落后的观念形态结为学
4、术上的盟友呢?有意思的是，被视为反本质主义代表的陶东风也作出了相应的辩解。他认为：“本质主义的对应词是建构主义 ，而不是反本质主义 。因为反本质主义给人感觉是完全否认本质的存在，而建构主义则承认存在本质，只是不承认存在无条件的、绝对的普遍本质，反对对本质进行僵化的、非历史的理解。 ”在论战中，南帆也被一些研究者视为反本质主义者。但他明显谦逊地表示过：“在相当范围内，表象与本质的二元对立对于认识世界的功绩无可否认” ，因此，关系主义不过是“在本质主义收割过的田地里再次耕耘” 。他更认可的是具体事物本质的多元化，而不是彻底的去本质化。文学本质的这种多元取决于关系的网络：“关系主义倾向于认为，围绕文
5、学的诸多共存的关系组成了一个网络，它们既互相作用又各司其职。总之，我们没有理由将这些交织缠绕的关系化约为一种关系，提炼为一种本质。文学的特征取决于多种关系的共同作用，而不是由一种关系决定。 ”显而易见，南帆否弃的是固守某一种关系，或者认领有关事物的某一种永叵本质。而且，这种否弃并不意味着取消对事物“特征”与“本质”的认知。从双方的理论抗辩不难看出，在知识论层面两者并没有水火不容的观念冲突。我们甚至可以说，许多热衷“站队” 、 “戴帽子”的论文有虚张声势之嫌。不过，这并不表明论争毫无意义。换一个角度可以发现，这场理论论争的烽火主要不是燃烧在知识论层面，而是燃烧在学科理论体系层面。不难看出，在处理
6、一些知识、概念问题时，学界都能较为有效地规避本质主义的禁锢，并防范反本质主义以免陷入虚无主义的陷阱，但在处理理论体系(主要表现为理论教材)时，相互之间的矛盾与分歧就分外鲜明了。二理论体系上的僵化主要表现在对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二元区分的盲目固守上。童庆炳主编的理论教材在这方面有所表现。对其教材，他作过如是评价：“我们没有吸收当时已经在中国开始流行的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的纯语言的文学观，也拒绝回到单一的文学从属于政治的僵硬的文学观，我们的时代意识也是很清楚的。从教材体系的构架上，我们用文学活动论加以展开，这里我们不但吸收了艾布拉姆斯的文学活动四要素论，更重要的是运用了马克思的人的活动论，运用了
7、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思想。 ”该教材体系包罗甚广，主要有“五大板块” ，在结构上显然承袭自苏联模式。有论者指出，这一典型的辐辏式结构有明显的弊端：“较为稳固的结构和思维容易转化为封闭的一成不变的结构和思维。 ”结构封闭性的一个主要体现就是对外部研究的拒斥。尽管在后来的论文中，童庆炳流露出对多元的宽容情绪，但在总体上依旧坚守内部与外部研究的分隔。他认为学界在面对这一问题时应当兵分两路：一部分人致力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另一部分人则去研究文学性在各个领域的蔓延。两路人马可以交锋，但不要相互指摘。经此区分，文化研究的一些主题如阶级、性别、民族等，自然难以进入他所主编的理论教材了。陶东风则特别强
8、调要重建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尽管这一诉求尚未完全成熟。有论者如是批评这一诉求：“强调好政治带给文艺学的自主性，不能推导出好政治也能给文艺学的研究带来突破性进展，从而丰富对于文学性质的认识。从好政治之好中，推导不出文艺学所需要的研究创新，除非硬性地将好政治的好等同于文艺学的创新，可二者根本不在一个逻辑层面上，处理的也不是同样的问题。 ”这一批评有一定道理，因为它准确地抓住了陶东风理论资源(如伊格尔顿的政治批评)存在的弊病。以伊格尔顿为例，他确实曾关注过修辞学与话语分析，但在谈到文学理论的政治性时，却又无意中遗忘了形式的理论价值。他认为，形式主义不过是意识形态偏见的共谋犯，已经伴随传统文学走入了历
9、史的死胡同。令人困惑的是，陶东风同时还对文化研究颇有微辞，认为“文化研究对于文学主要是一种外部研究，它在拓展文学研究的视野和方法的同时，又有消解文学自身的危险” 。从陶东风重建文学理论政治维度的诉求中可以看出，理论体系归根结底涉及“美学立场”与功能问题。或者说，内部、外部之区分，并不纯粹是形式、结构问题，而是关系到文学理论的价值立场。不处理好内部与外部的关系，价值诉求将沦为空头口号。关系主义在这个层面上显示出了理论活力，它首先要破除的就是这种僵化的内部、外部二分法。早在文学的维度一书中，南帆就提出了“话语光谱”这一理论范畴，其意图正在于再度将文学话语引渡到现实之中。这一做法是对形式主义的一个反
10、动，因为侧重“内部研究”的形式主义诸学派的弊病在于其“理论锋刀逐一截断了文学与现实之间的种种联系” 。尽管如此，也不意味着要舍弃形式主义(内部研究)的理论成果。南帆重新启用了“美学立场”这一在左翼思想界很具实践效能的传统概念。他认为， “如果将美学视为一个实践性问题，同时将美学的洞察方式同文学话语的性质联系起来，那么，美学仍然是文学的前提。 ”那么，文学究竟是如何依凭美学立场产生实践性效能的呢?这需要考察文学话语的社会位置。在索绪尔那里，语言“共时态”考察的对象是同一时间层面上诸多要素之间的关系。南帆受此启发，认为“功能性的文学考察必将联系到共时态的诸多社会话语系统” 。社会话语的光谱由众多的
11、话语系统组成。相对于不同的社会场合、主题与事件，人们必须分别使用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商业话语、礼仪话语，等等。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在话语分析的层面上则可以说主体是诸多话语关系的总和。在众多话语维度中，文学话语是不同寻常的，它作为社会无意识的代言，常常可以最敏锐地察觉到日常语言蕴涵的深刻危机。文学的美学立场正产生于文学话语与日常话语的对撞与冲突之中。南帆的理论受到马尔库塞巨大的启发，甚至“美学立场”一词也来自马氏。马尔库塞敏锐地意识到，发达工业社会凭借资本与技术的力量，已经形成一个密不透风的统治系统。意识形态循规蹈矩地遵循着固有模式运行，单向度的语言阉割了人们所有的否定意向与逃
12、逸冲动。这时，美学，包括作为感性形态的文学，恰恰大有作为，其感性学的特征与僵化的现实构成了尖锐对立“审美的天地是一个生活世界，依靠它，自由的需求和潜能，找寻着自身的解放。 ”马氏甚至认为：“一场革命在何种程度上出现性质上不同的社会条件和关系，可以用它是否创造出一种不同的语言来标识，就是说，与控制人的锁链决裂，必须同时与控制人的语汇决裂。 ”旧的意识形态凭借僵化的形式禁锢人，而张扬感性的美学正可以无情地打破这种习以为常性“这种习以为常性作用于每一实践领域，包括政治实践，它表现为一种直接意识的自发性，但却是一种反对感性解放的社会操纵的经验。艺术感受，正是要打碎这种直接性。 ”在南帆看来，这种习以为
13、常性显然已经被铭刻在了日常话语之中，只有借助文学话语才能有效打破实践领域的统制与操控。在特定的时代，文学话语的革新确实可以改写整个社会的人文环境。比如在五四与 20 世纪80 年代，文学话语的能量就曾声势浩荡地席卷过人文场域，向社会展示出不同寻常的美学效能。三关系主义并没有因美学立场而放弃文学性质的研究。通过话语分析这一方法，它有效地将美学形式与立场结合了起来。在南帆看来，话语分析“是文学、语言与社会历史之间的交汇之地” 。可见，关系主义所强调的美学立场以形式与意识形态的融通为前提。借此，内部与外部研究之间的硬性区隔得以被有效地穿透。也就是说，没有什么纯粹的内部研究，因为任何语言形式本身都渗透
14、着意识形态的内容。同时，文学也不是简单的政治替代物，只有依托于语言形式本身，才能产生马尔库塞意义上的美学能量。针对形式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南帆指出， “文化研究可以放大考察的半径，但是，文本和形式始终是一个不可摆脱的圆心。即使在文化研究的名义下，文学批评也仍然要坚持对文本和形式的研究。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文学批评考察的是意识形态施加在文本和形式之上的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陶东风在理论上做了一些修正。他着力于探讨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内在关系，以及文学性和文学研究模式在其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运用的情况。显然，其最终的目的在于沟通内部与外部研究，找到两者汇通、契合的一面。不过，审美的感性功
15、用并没有进入他的视野，使得文学形式与重建文学“政治维度”的努力之间依旧处于割裂状态。在此，我们暂且撇下形式与意识形态的关联不谈。值得反思的是，当下的文学异常冷清，其美学能量似乎无从张扬。作为关系主义“美学立场”主要理论资源的马尔库塞学说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有没有局限性呢?在后现代语境当中，美学立场的宣示与坚守是不是有可能滑入另一种“本质主义”?对此，詹姆逊的一些探讨无疑至关紧要。马尔库塞的新感性学说认定感性具有颠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大能量。但詹姆逊认为，马氏生活的时代依旧沉浸在一种理想的政治话语实践中，即“昔日对于文化空间、文化功能与文化领域的讨论(最著名的莫如马尔库塞的经典文章文化的正面性格)
16、，一向肯定文化领域的所谓半自主性 ，强调文化产品既诡秘幽幻而又富乌托邦色彩的存在” 。遗憾的是，这种文化“半自主性”显然已被晚期资本主义的整体逻辑所摧毁。因此，这些激进的观点，到今天可能已经不合时宜了。詹姆逊认为， “从否定性、对立性、反抗性、批判性的到内省性这种种口号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一个本质上以空间观念为本的假设：一言以蔽之，那正是人所共称(却已不合时宜)的所谓批评距离的确立。我们知道，在今天的所有左翼理论里，凡是有关文化政治的分析皆无法不借助于至少一种最基本的美感距离论，务求将文化行动本身置于资本的偌大存在以外。一旦有了适当的批判距离，文化实践才有机会在一个具体的立足点上攻击资本的
17、存在。 ”在后现代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与之伴随的是新空间的形成，它“涉及对距离(本雅明所说的辉光)的压制，和对仅存的空无和空地的无情渗透。后现代主义的空间重组，最终导致了批评距离的撤销：“在后现代主义的崭新空间里，距离(包括批评距离)正是被摒弃的对象。我们浸浴在后现代社会的大染缸里，我们后现代的躯体也失去了空间的坐标，甚至于实际上(理论上更不消说)丧失了维持距离的能力了。同时，我们也已经察觉到，近年来跨国资本的庞大扩张，终于侵进及统辖了现存制度下前资本主义的据点(包括自然及无意识)。控制了这些据点，也就是操纵了发挥批判效能的最佳立足点。 ”资本主义的资本扩张无孔不入，连我们曾经作为抵抗据点的
18、无意识都被有效操控和征用了。詹姆逊意识到了主体的尴尬处境，所谓后现代的“超级空间”使得空间范畴终于能够成功地超越个人的能力，使人未能在空间的布局中为其自身定位；一旦置身其中，我们便无法以感官系统组织围绕我们四周的切，也不能透过认知系统为自己在外界事物的总体设计中找到确定自己的位置方向。这种情形下，思维能力无所作为，个人主体也是无能为力的。而在实际生活经验中， “这个过程表现为所谓的主体之死，或更确切说，是这种主体破碎的和分裂的解中心和消散(它们甚至不能发挥詹姆斯式的反射器或观点的功能)。 ”国内理论教材对本质主义的批判以及对文化研究的接纳，表明其对后现代语境的威压有着足够的敏感。但它们倡议的现代性美学立场无疑与当下语境形成了深刻错位。詹姆逊曾力图通过“认知绘图”将理论直接与政治实践相关联，以求发展出一种具有真正政治效用的后现代文学理论。在他看来，任何理论实践形式，要预防其成为纯粹的话语能指，都必须确定其在社会以及文化政治实践中的方位。不过，詹姆逊一直没有就此给出一个形而下的“作战指南” 。即便是对鸿运大饭店的“绘图”也不具有普适性，最多提供了一个话语分析的典范。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詹姆逊的理论困境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