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浅论我国历史上影响人口的文化因素摘要：探讨影响我国传统社会人口的因素，应该在思想方法上排除以农耕经济为根源的先人之见以及将灾荒、战争等偶发因素视为主要驱动力的观念，应该努力从文化中去追寻原委。由古代“家国一体”的社会组织形态引发的同姓不婚、早婚早育的婚姻制度、长子继承制和养儿防老的观念等等促进了我国历史上人口的繁衍；国家的赋税制度与溺女婴的习俗则是传统社会有力的人口调节器。虽然因社会的更革，旧因素逐渐削弱，新因素不断产生，但传统生育观念仍顽强地发挥着作用，处理好人口与社会承载能力的关系，还应从调节社会文化结构入手。 关键词：人口；文化因素；文化结构 作者简介：常金仓，男，山西原平人，历史学博士
2、，辽宁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截至 2000 年11 月 1 日全国总人口数已近 13 亿，而且在这个基数上每年净增约 1000万，当时的世界人口约 60 亿，平均每 4.6 人中就有一个中国人，这是一个惊人的现象。中国的人口优势并不是在 18 世纪以后才形成的，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根据金斯利戴维斯等人的测算，他在文化的起源里说：“从国家首次出现到基督教开启的四千年中，世界人口从8700 万上升到 22500 万，新人口的总数中近五分之四的人在罗马帝国、中国汉朝和印度古普塔帝国的疆域中生活。 ”据历代官修史书记载，18 世纪以前我国古代人口
3、最盛时达到 6000 余万，其间在长期战乱之后，人口有时损耗到 1000 余万，但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很快就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由于户口隐匿、虚报和人口流亡、疆域变动，这些数字的可靠性在立志复原人口数量的人口史学家那里曾产生过极大的怀疑，但是如果由此说中国在世界上长期保持了人口大国的地位，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如何理解如此旺盛的生殖力?在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人口史研究中影响人口的很多因素已被揭示了出来，其中自然因素如人口自然增长率、水旱蝗灾、瘟疫疾病，社会因素如物质生产方式、社会生产力水平、国家人口政策、赋税徭役制度、婚姻习俗、财产继承制度、养老、宗教信仰、性别比例、战争等等，阅读这些文献时
4、我们发现这项研究存在两个倾向性问题，在思想方法上由于接受了某些现成的理论其中包含了太多的先验之见，在材料分析上由于对中国文化缺乏系统的理解显得杂乱无章。请先从思想方法说起。 一、人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关于人口增长的决定因素至今最流行的解释是生产力理论，如杨宽谈到战国人口状况时说：“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人口逐渐增加。 ”路遇、滕泽之也说“战国时期铁器和牛耕被应用于农业生产，生产力有了较大提高，促进了人口的发展。”王育民说：“战国时期完成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口急速上升，出现了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飞跃，人口增至二千万。 ”持这种历
5、史观的学者似乎认为只有在社会准备好充足的生活资料时，新增长人口才能降生。人口与生产力孰为因，孰为果也许并不如此简单，更为常见的是当社会财富应付不了人口压力时，开辟新的生产力才成为必要。在地广人稀的条件下，解决人口过剩的办法首先是迁徙。马克思曾说：“部落人口的增长使他们彼此削减生产所必需的地盘，因此过剩人口就不得不进行那种为古代和现代欧洲各民族形成奠定基础的、充满危险的大迁徙。 ”他的论断是有历史依据的，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史开篇写道：“居住在莱茵河和多瑙河北岸一带地方的居民，由于那个地区既富饶又有利健康，从而繁殖很快，常常因为人口太多，一部分人被迫迁离乡土到别处寻求居住之地。每当一个地区不得不解
6、除人口过多的负担时，往往采取如下办法：把全部人口分成三部分，每部分当中的贵族、富人和穷人的数目都相同，然后抽签，抽到签的那三分之一人口，就要寻找新的居住地区，其余三分之二留下占据原有乡土。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访问巴西印第安人的民族志里也说波洛洛人虽然过定居生活，但“实际上存在的村落难得在同一地点存在三十年以上，因为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在那段时间内就变得贫瘠” 。南比克瓦拉族拥有“一块面积象整个法国那么大的地方，其中四分之三未被人探险过，只有一小群土着在里面迁移不定。 ”我国夏、商、周三代先民往来迁移、不常厥居的情形与此大致相同。人类的生活习惯是很难改变的，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如无处可迁
7、时才肯采用新的谋生手段。这时他们面临的选择一是改变生产方式，由狩猎采集或畜牧转变为农耕，二是实行强化生产，由园圃农业转变为集约农业。据我的理解，我国先秦时代的经济模式也经历了一个狩猎、采集、畜牧规模不断缩小，农业成为主导产业的漫长过程，而战国生产力提高的第一推动力仍然是人口的增长。陈独秀在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时很早就说过“人类底人口递增固然是事实，食物随着递增也不是空想” 。 另一种流行的思想认为农业经济天然具有刺激人口无限制膨胀的作用。例如今年有一篇文章说：“人口一旦与土地结成关系，就形成自然法则，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人口的无节制增加。农业人口总无计划可言，而以不可逆的方式无限制增长。农业劳动
8、的集约性、季节性与单纯性，刺激了对人口的无节制需求， 养儿防老 、 多子多福 、 传宗接代思想传统，又成为人口增加的观念原因。 ”另一篇文章说：“农业生产和小农式自然经济的生活方式对劳动力尤其是对男劳动力的追求，便构成了我国农村妇女生育水平较高的根本原因。 ”甚至有人说：“生育文化的形成有其客观基础，那就是小农经济。 ”我国历史学界比较普遍地接受了一种简单的经济决定论，因而无论什么问题总想找出一个经济原因来，这个先入之见很容易掩盖其他因素的作用。其实在前工业时代的世界里，并非所有从事农耕的民族都想多生孩子，例如前面提到的南比克瓦拉人从事农耕和采集狩猎的混合经济，他们把一年分成两个时期，从 10
9、 月到3 月在潮湿的河谷中烧林整地，种植木薯、包谷、烟草、豆子、棉花、花生、葫芦，3 月以后是旱季，他们离开定居的村落，分为几个小群队，四处流浪，寻找猎物。据报道：“南比克瓦拉人生的小孩数目不多没有生小孩的夫妇并非罕见；只生一两个孩子似乎是相当自然平常的现象，很少在一个家族里看到超过三个小孩的情形。小孩断奶以前，其父母不准做爱，而小孩通常要到三岁的时候才断奶。母亲把小孩带在大腿旁边，用一条树皮或棉布做的宽带子绑住；如果要再多带一个婴孩的话，她便无法背篮子了。他们游走不定的生存方式，再加上物质环境的匮乏，使他们不得不异常小心，必要的时候，妇女毫不迟疑地用机械性的办法或用植物药物来引致流产。 ”看
10、来决定南比克瓦拉 人主动节育的原因是他们的不常厥居而不是农耕经济。以休整土地、施肥、灌溉、锄草为表征的集约农业确实是刺激人口增长的因素，在我国历史上，集约农业是李悝为魏文侯推行尽地力之教时出现的，它本身就是人口相对过剩的结果，那么在此之前的人口剧增必然另有原因，由于战国以后中国陷入了强化生产与人口增长的循环矛盾运动中，遂使我们将人口问题统统归因于农业及其集约性了。至于“养儿防老”和“多子多福”明显是与古代社会保障体制中的家庭养老模式相关，无论这个民族采取什么样的经济生活方式，只要社会不承担这项职责，这一观念都会产生，它与农耕无关。“传宗接代”是由宗法制度派生出来的，一个家族要想长久维持他在社会
11、上的地位，首先要实现家族内部的团结，就需要产生一个法定的宗子统领族人，否则，这个家族很快就会分崩离析，这一意识由权势之家扩散到社会下层，就产生传宗接代观念，我们不能因为中国古代既是农业经济又实行宗法制度，就把它理解为农业经济的后果了。 灾荒、疾疫、战争也是经常被提到的影响人口的因素，这些因素的后果确实是不能低估的，从历代人口即使是问题很大的统计数字中也可看出人口损耗的严重性。例如汉平帝元始二年(2)人口为 5959 万，经过西汉末的农民战争，到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57)才恢复到 2100 万；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和军阀混战后情况更加惨烈，汉桓帝永寿二年(156)的人口是 5647 万，三国时魏、
12、蜀、吴的人口加起来尚不足 1000 万。不过我们也应知道这些因素在整个历史上是偶发性的，它们突然引发了人口基数的大幅下降，有力影响了人口增长速率，但不会影响一个民族的生殖力，而人口问题的主要奥秘却在这个生殖力上。况且人类在这些偶发事件上通常还采取一些积极措施努力减少人口的损失， “移民就谷”就是中外普遍使用过的应急措施。 孟子梁惠王说：“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尔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这是中国的情况；希罗多德的历史着作说，吕底亚人在阿杜斯统治时期发生了严重的饥馑， “最后，国王只得把全体吕底亚人
13、分开，叫这两部分人抽签决定去留。而他将继续统治抽签后留在国内的那一半人，移居国外的人则归他的儿子第勒赛诺斯来领导” 。这是西方的情况。 “耕三余一”也是御荒的常备措施。 逸周书文传解：“天有四殃，水、旱、饥、荒。其至无时，非务积聚，何以备之?夏箴曰：小人无兼年之食，遇天饥，妻子非其有也；大夫无兼年之食，遇天饥，臣妾舆马非其有也有十年之积者王，有五年之积者霸，无一年之积者亡。生十杀一者物十重，生一杀十者物顿空，十重者王，顿空者亡。 ”所以当我们考察某一历史时期的人口变动情况时，战争、疾疫、灾荒是不能忽视的，而在理解一个民族为什么具有特别高的人口增长率时，它们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二、影响历史人口的
14、文化因素 根据上述分析，在历史上影响我国人口持续增长的因素并不是所谓生产力的发展、小农经济模式，灾荒、疾病、战争也不是历史的常态，中国人口问题的真正谜底应该在她的文化里。在文明时代，左右一个民族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的最大力量莫过于政治干预，那么中国政治干预人口的政策出现于何时?有一篇文章说：“迄今为止所发现的考古及文献资料表明：春秋战国以前的中国人口发展，基本处在一种自生自灭的自然增殖状态，人口再生产主要依赖自身的调节机制来运行，很少受到来自国家机器方面的干预或强制春秋时代，诸侯争霸，战争频繁，人口资源对于政治军事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逐渐为各国政治家所认识，利用国家机器的强制手段加速社会人口再生产
15、过程，迅速增殖人口数量，遂势在必行。春秋晚期越国实行的人口发展政策，标志着国家对人口再生产过程施加强力干预的机制开始形成。 ”据我们看来，这一判断似乎太晚。在地旷人稀的时代，无论为了抗御自然还是为了获得尊严，渴望人口繁衍增殖是大多数民族的心理状态。美国人类学家罗维调查了乌鸦印第安人后说：“没有再比对一位乌鸦人说你没有亲戚更伤人的侮辱了，那意味着他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相反，一位精力旺盛，被四十来位和他有亲戚关系的蛮勇的年轻人簇拥着的男人则可能会轻而易举地支配数百人的群体。 ”古代波斯国王要奖励多子的英雄父亲，希罗多德说：“子嗣繁多在他们眼中看来乃是男性的仅次于勇武的一项最大美德。每年国王都把礼物
16、送给子嗣最多的那个人，因为他们认为人数就是力量。 ”在我国古代，家族之间的恩怨无须假手政府可以径自私了， 礼记檀弓：“居父母之仇，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居昆弟之仇，仕弗与共国；居从父昆弟之仇，不为魁，主人能则执兵陪其后。 ”这在整个古代社会都是天下通义，如果没有足够的子息，就难免任人欺凌。 谈到政治对人口的干预，我们普遍忽略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那就是最早的国家由以产生所选择的途径或方式。世界历史上那些自然生成的国家，他们产生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什么样的国家产生方式，就有相应的政治制度、政治观念。夏、商的国家是由若干原始贵族家族组成的松散政治联合体，正因为是
17、家族的联合体，所以在这个联合体内的成员多称为“氏” ，如“有虞氏” 、 “夏后氏” 、 “斟寻氏” 、 “斟灌氏” ，这种政治权力结构用王国维的话说就是“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故当夏后之世，而殷之王亥、王恒累叶称王；汤未放桀之时，亦已称王；当商之末，而周之文武亦称王。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 ”这样的家族联盟颇类今天的股份公司，持有最大股份者自然就是董事会的董事长，失去股份的股东便自动被开除出局。历史上不少家族虽时有沉浮却能历虞、夏、商、周四代而不衰，如春秋时晋国六卿之一的范宣子说：“昔匄之祖，在虞为豢龙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周卑
18、晋继之，为范氏。 ”同时也有不少家族沦落下去，退出贵族行列，如左传昭公三年叔向说晋献、晋文时代的老牌贵族“栾、郤、胥、原、狐、续、庆、伯” ，那时已“降在皂隶”。家族的实力首先就是人丁兴旺，其次才是财产、声望。贵族家族在天子叫“王族” ，在诸侯叫“公族” ，人们把王族、公族喻为王室、公室的枝干，如左传文公七年说宋昭公欲去群公子，乐豫便阻止说：“不可。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荫矣。 ”又如昭公三年叔向与晏婴论齐晋季世时说他的宗族原分十一族，今天惟有羊舌氏还能苟延残喘，所以“公室将卑，宗族枝叶先落，则公室从之” 。 为了使家族长久立于不败之地，古人创设了好多制度，与人口相关者首先应
19、说到婚姻制度。三代贵族乃至整个古代历史上的帝王将相都过着以一夫多妻为主导的多妻生活，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多地繁育子孙。文献上说天子要“备百姓” ，诸侯则只能 “一娶九女” ，娶妻数量在制度上的差距目的就是保证天子的家族在人口上对诸侯形成绝对优势。但是在多妻制下，妻妾争宠、嫡庶争位是难以避免的，于是他们又制定外婚制，周人叫“同姓不婚” 。外婚制至少有两个优点：一是能通过联姻扩大亲属圈子获得其他家族的支持；二是避免因夫妇反目导致家族内部的自相残杀。由于妻子是从外姓娶来的，夫妇不和只要把妻子遣返娘家就天下太平，我们只要看看齐桓公与陈妫的故事便可理解这个道理。从表面上看外婚制似乎与人口增殖无关，但是考虑
20、到它在防止家族从内部崩溃方面的作用时，它在人口上的意义就显而易见了。早婚早育也是促进人口增殖的重要因素，它通过缩短相邻两代人的间隔，使新生人口提前出现在社会上。先秦时代一般人的法定成婚年龄为男 2030 岁，女 1520岁，过此则算婚嫁失时。天子、诸侯 12 岁加冠，冠后即可娶妻。古人娶妻的目的似乎只为生子， 礼记哀公问论及婚姻意义时孔子说：“大婚，万世之嗣也。 ”妻子不能生育，停妻再娶是十分正当的理由，卫公娶庄姜，美而无子，故“又娶于陈”(左传隐公三年)大戴礼记本命所列“七出”之条，其中竟有两条与生育相关，那就是“无子去” 、 “有恶疾去” 。在择偶时他们也常常考虑女方的生育能力，云梦秦简曰
21、书说男子的择偶标准是“娶妻多子” 。制度上一些不利于生殖的婚姻是被禁止的，例如周礼媒氏反对“嫁殇” ；周易大过反对壮男娶老妇；一些婚姻是受到鼓励的，如提倡寡妇再嫁，荒年成婚不受六礼的限制。春秋时由于发展生产，支持战争成为关乎诸侯生死存亡的大事，各国差不多都提前了结婚的年龄。 国语越语说越王勾践败于吴王夫差，为了尽快复国，令国内“壮者无娶老妇，令老者无娶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将娩者以告，公令医守之。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乳母)；生二人，公与之饩” 。这成为我国历史上政府刺激人口增殖政策最突出的事件。如果统计一下秦汉以后历
22、代早婚的事例，则更有胜于此者。在这个因素刺激下，不知增加出多少人口来。对非正式婚生子女社会地位的认可也有助长人口增殖的作用，他使一些丧偶的育龄妇女重新得到生育的机会。晋献公烝于齐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庄公二十八年)；卫昭伯烝宣姜，生齐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闵公二年)；(郑)文公报郑子之妃，生子华、子臧(宣公三年)。上有所为，下必效之， 淮南子汜论载：“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 ”礼记内则曰：“聘则为妻，奔则为妾。 ”泉丘人之女奔孟僖子，生懿子及南宫敬叔，懿子成为孟孙氏宗子(昭公十一年)；郹阳封人之女奔楚平王，生太子建(昭公十九年)；叔孙穆子避难于庚宗，与庚宗妇人姘居而生子竖牛，竖牛是不折不扣的私生子，在家中虽地位不高，却无人否认他在叔孙氏家的成员资格。 继承制也是影响人口的重要因素。对于一个大家族来说，他们所获得的显赫特权、巨额财富需要有人来继承。商代中期之前这个问题似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