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中国近代军事文化的变迁季云飞 章慕荣内容摘要：军事文化，是指直接影响和制约人们从事军事活动的观念因素。中国近代军事文化是影响和制约近代国人从事军事活动的观念因素。由于近代中国的军事活动极其纷繁复杂，使中国近代军事文化具有了不定型性，但就总体而言，近代军事文化的变迁还是有脉落可寻的。中国近代军事文化大体以甲午战争后的 10 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不同的时期，不同层面的军事活动所对应的军事文化之变迁进程也不尽相同。主题词：中国军事文化；变迁；国防战略文化；战争文化；军队建设文化；军事思想文化所谓军事文化，是指直接影响和制约人们从事军事活动的观念因素。中国近代军事文化是从中国古代军事文化嬗变
2、而来的。由于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深厚性和完备性，因此，中国近代军事文化形成的最初阶段，深深打有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烙印。军事文化是人们在长期从事军事活动基础上积淀而成的观念因素，但由于中国近代短短 110 年（18401949）间军事活动极其纷繁复杂，如，不同性质的战争连绵不断而又交错进行；不同阶级、不同政治集团的军事人物频繁登上军事活动舞台；中西军事文化激烈碰撞和交流，因此，中国近代军事文化呈现出不定型性。尽管如此，就总体而言，中国近代军事文化仍是影响和制约中国人从事军事活动的观念因素。综观中国近代 110 年军事文化的变迁历程，大体以甲午战后的 10 年（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为界，
3、中国近代军事文化变迁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古代传统军事文化与近代军事文化彼消此长，近代军事文逐渐成为“器物”层面军事活动的制约因素；后期，古代传统军事文化逐渐“退阵” ，近代军事文化开始成为整个军事活动的制约因素。不同层面的军事活动相对应的军事文化不尽相同，其变迁进程亦不尽相同。因此，本文根据军事活动的不同层面，探讨相应军事文化的变迁。一、国防战略文化的变迁：以“自卫”为主线，经历了由藩篱屏障、弃藩自保向维护主权的变化。传统国防战略文化基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整体和谐，带有强烈的“自卫”色彩。 孙子中的“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等思想生动地反映了国防战略文化的“自卫”性
4、。万里长城则更是传统国防战略文化“自卫”性质的物化。植根于传统国防战略文化的近代国防战略文化虽然历经变化，但其核心观念“自卫” ，始终如一。传统国防战略文化观念和架构是“天朝上国”的世界观和藩属朝贡体制，强调“天子守在四夷” 、“藩篱屏障” 。这一观念到了清朝则同样被继承了来。康熙帝曾不止一次说过：“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屏藩” 。 （1） 1808 年嘉庆皇帝颁发的谕旨称：“天朝臣服中外。夷夏咸宾，蕞尔邦融夷，何得与中国并论” 。 （2） 基于此，晚清朝廷对于藩属国采取的政策是“政事、外交一切不问，但受朝贡而已” ， （3） 而只是在巩固陆防方面强调利用藩属国作为防御屏障。两次鸦片战争之
5、后，列强把侵略的锋芒转向清朝的周边藩属国，这使清王朝的周边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1865 年，沙俄出兵进攻中亚的城邦国家浩罕汗国，强迫其解除与清廷的藩属关系。1879 年，日本出兵占领原属清王朝属国的琉球王国，改为冲绳县。与此同时，清廷也面临着普遍的边疆危机。1865 年，浩罕汗国的阿古柏率兵在英国与土耳其的支持下，入侵新疆，建立分裂政权。1871 年，沙俄出兵侵占伊犁。1874 年，日本入侵台湾，制造“台湾事件” 。在“鲸吞蚕食，虎踞狼食” （4） 的残酷现实面前，清王朝的国防战略文化观念在强调“自卫”的同时，仍然居留于“藩篱屏障” 。 “台湾事件”之后，清廷内外臣工展开了长达七个月的“海防议
6、” 。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提出缓解新疆危机的办法是：“一面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等回酋，准其自为部落，如云贵粤蜀之苗猺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可2矣。 ”（5） 左宗棠在阐述其“海防塞防并重”的观点时指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 ”（6） 上述言论，无一不闪烁着“藩篱屏障”的思想。1882 年 3 月，法军北犯河内，越南政府请求清廷出兵保护。清廷发出上谕，要求中枢要员和各省督抚就国防问题“通盘筹划，悉心饬议，迅速复奏” 。（7） 翰林侍讲学士陈宝琛认为：“越南之于滇粤，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 ， （8） 主张“藩篱断不可撤” 。（9） 云贵总督刘长佑上奏称：“
7、外藩者，中国之藩篱。树藩篱所以卫门户，卫门所以固堂室” 。 （10） 翰林侍讲学士周德润上奏请保藩封以安中夏折详细阐述了“藩篱屏障”的思想：“天子守在四夷不守四夷而守边境，则已无及矣；不守边境而守腹地，则更无及矣。我朝幅员广辟，龙沙、雁海尽列藩封，以琉球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越南之存亡，中夏之安危系之” 。 （11）就连驻英法公使的曾纪泽也认为“轻让属国即自撤藩篱” 。 （12） 正因为“藩篱屏障”的观念根深蒂固，出兵援助藩属国抵御外国势力入侵以保卫本国周边安全就成了清王朝国防战略的重要措施。于是，清廷作出了出兵越南，援越抗法的战略决策，并确立了“但能保护越南境地，即
8、所以屏蔽吾圉” ， （13） 即“护越固圉” 、 “固藩自保”的战略目标。但是，战争的实践最终迫使羸弱的清王朝不得不放弃“藩篱屏障”的观念。1885 年 4 月 10 日，基于法国舰队占领澎湖，法国政府追加军费、增派兵力以及越南战场上中国军队的状况与台湾守军的困境考虑，军机处发出电旨要求两广总督张之洞从“保全台湾”大局出发，乘胜即收，电旨称：“现在桂甫复谅，法即据澎，冯、王若不乘胜即收，不惟全局败坏，且孤军深入，战事益无把握，纵再有进步，越地终非我所有；而全台隶我版图，援断饷绝，一失难复，彼时和战两难，更将何以为计？” （14） 这份电旨清楚地说明， “弃藩自保” ，已成为制约清统治者的观念因
9、素。虽然甲午战争爆发前，清朝中枢同样受“藩篱屏障”的观念制约，出兵朝鲜，援朝抗日，但这已是“藩篱屏障”观念的回光返照。中法战争与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得中国“既失藩于前，又蹙边境于后” （15） 不仅导致了中越宗藩关系和中朝宗藩关系的废止，而且进一步削弱的清王朝的国防实力。甲午战败后， “保藩固圉”的提法不再见于清廷的官方文献， “藩篱屏障”的观念完全为“弃藩自保”所代替。随着近代国防战略文化突破传统防战略文化的“夷夏之防”的观念而变为“中外之防”的近代国防观念，维护主权成为人们的共识。甲午战后，面对更加剧烈的边防危机与民族危机，梁启超指出：“且夫人之所以为生，国之所以能立，莫不视其自主之权。然其
10、自主权之所以保全，则莫不恃自卫权为之后盾” 。 （16） 为了保卫全国边疆的安全，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人士多次上书，建议改省为道，编练新式陆军， “每道练一军，每军七千人，百道炎百军，凡七十万人，以二十军防辽，十军防蒙，十军防新疆，四军防藏，六军防滇、桂” 。 （17） 甲午战后中国海口几乎尽为外国占有的现状，使得维护海权成为人们的共识。康有为指出：“吾国民所在受凌辱，而商务不能保护，以无海军故也” ，主张“厚海军以威海外” 。 （18） 晚清兵学家姚锡光明确提了出“无海军控制，则海权坐失”的思想。 （19） 孙中山海权思想表达了同样的观念：“何谓太平洋问题？即世界之海权问题今后之太平洋问题，
11、则实关于我中华民族之生存，中华国家之命运者也。盖太平洋之重心，即中国也；争太平洋之海权，即争中国之门户权耳” ， （20） 民国著名海军将领陈绍宽也认为，国家的强弱， “全看领海权” ， “只有海权伸张” ，国家才能日臻定强，海军的使命和任务“就是执行制海权” 。（21）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 1888 年成军的北洋海军标志着近代中国国防建设的一个里程碑，北洋海军一度还成为远东第一的海上军事力量， “以守为防”一直就是近代中国海军的作战方略，争取制海权的观念虽然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但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得到实现。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一直将“自卫”作为国防战略的总方针，并具有鲜明的维护主权的特色。孙
12、中山多次对外声明：“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 ， （22）“吾人之所要水陆大军者，只为自保，而非攻人” 。 （23） 他在建国大纲中还规定：“对于国外之侵略强权，政府当抵御之” 。 （24）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也一再明确提出：“没有国防，就没有国家，因之整个的国家建设，实际就是国防建设。所以说所谓建国就是要先建立国防” 。 （25） 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发表谈话，称：“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把定牺牲之一切决心” 。 （26） 这些言论都表明了的近代国防战略文化的“自卫”观念对世人从事军事活动的影响与制约。二、近代
13、战争文化的变迁：以“和为贵”为主线，经历了由羁縻为上、保全和局向以战止战、贵乎武力的变化。3近代中国 110 年间，战争连绵不绝。仅就民族战争而言，就有 5 场，历时 30 个年头。这些战争，规模一次比一次大，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和损失一次比一次惨重。列强的战争价值观及其战争文化，一次又一次地挑战中国传统战争价值观，由此导致了中国战争文化的变迁。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个崇尚礼义、酷爱和平的民族。对于战争，中国古代思想家一般持谨慎乃至反对态度。孔子强调：“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 （27） 老子认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 ， （28） 等等。思想家的战争价值理念直接影响
14、兵家的战争观。集中国古代兵书之精华的兵战奇法称：“夫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实不获已而用之。不可以国之大，民之众，尽锐征伐，争战不止，终致败亡，悔无所追。然兵犹火也，弗戟，将有自焚之患，黩武穷兵，祸不旋踵。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 ”（29） 唐朝李筌所著兵书神机制敌太白阴经进而指出：“先王之道，以和为贵；贵和重人，不尚战也。 ”（30） 可见， “和为贵” ，是中国古代军事活动，尤其是战争活动所积淀的观念因素。清末 5 次民族战争无不受“和为贵”观念的制约。对于 1840 年英国挑起了鸦片战争，清政府在被迫应战后，一再谕令前线将领及督抚实施以“上则不伤国体，下则不开边衅”为原则的“羁縻”
15、政策。 （31）最后，由主和派耆英、伊里布以割地、赔款、开埠为代价对英国“羁縻” ，了结这场战争。1856 年，英法两国联合对华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于这场战争，处于内外交困（内有太平天国反清起义）的咸丰帝，战争伊始即主张息事媾和，令两广总督叶名琛对英法“以礼相接” ，以消弭“衅端” ， （32） 并规定了“息兵为要”的方针。 （33） 基于此，在延续五年之久的对英法抗争中，咸丰帝和战不定，时而不准清军“衅自我开” ，时而下令清军“相机进剿” 。当英法联军兵临京师之际，即令恭亲王奕訢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留守北京， “督办和局” 。这场战争，清政府又以割地、开埠、赔款等代价赢得了“中外和局”
16、 。两次鸦片战争的结局以及随之而来的列强趁火打劫，引起了清廷内外重臣的不安。奕訢认识到，列强是中国“肘腋之患” 、 “肢体之患” 。 （34） 李鸿章认为，列强“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因此，李鸿章进而主张变通成法，实现“自强御侮” ，并警告称：“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 ”（35） 尽管奕訢、李鸿章等人已认识到“自强御侮”的紧迫性，并提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 （36） 等主张，但战争文化观念依旧。这一点，李鸿章此际一系列言论即可说明。1860 年代初，他说：“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
17、” ， （37） “似当委屈周旋，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 ； （38） 1870 年代，他又说：“目前固须力保和局，即将来器精防固，亦不宜自我开衅。彼族或以万分无理相加，不得已而一应之耳。 ”（39） 到 80 年代初，李鸿章从战略高度提出了一条深受传统战争文化制约的国家发展纲领：“处今时势，外须和戎，内须变法” 。 （40）此后爆发的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及反对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尽管朝廷内部有主和主战之争，但“和为贵”的观念始终支配着这些战争。在中法战争爆发之际，清政府企图通过外交斡旋与军事威慑，达成“消弭衅端” ； （41） 战争进程中，清政府一再令前线将领“静以待动，不宜自我先启衅端” ，
18、 （42） 由此造成了福建水师的全军覆灭；当清军取得谅山镇南关大捷后，清政府又令前线将领“乘胜即收” ， “如期停战撤兵” ，最后以签订不平等的越南条款以定“和局” 。 （43） 对于甲午战争，光绪帝虽主战，但主持军事、外交的李鸿章一开始就寄希望于俄、英等列强调停，并严令在朝清军统帅叶志超“静守勿动” ，幻想“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 ，相信“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绌” 。 （44） 当日军不宣而战，袭击运载清军的“高升”号后，李鸿章请求列强谴责日本“开衅之罪” ，然列强以“中立”为名而拒绝李的请求。清政府在海、陆军惨败的情况下，派李鸿章赴日屈膝求和。对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光绪帝始终主和
19、，而慈禧太后虽因列强干涉其“家事”曾一度主战。不久，慈禧太后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接受了列强提出的“议和大纲十二条” 。综观清末的 5 次民族战争，清政府主和虽有各自不尽相同的原因，但深层次的因素都是“以和为贵” 。清末 5 次民族战争均以屈辱的“媾和”而告终，由此引起国内有识之士对传统的战争文化观念的挑战。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在中国军事界，在保留作为民族精神“爱和平”的同时，逐渐产生了“以武止武” 、 “以武为贵”的战争文化。孙中山在肯定“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 （45） 的同时，反对与列强一味的讲和。他说：“对于欧洲人，只用仁义去感化他们，要请在亚
20、洲的欧洲人，都是和平对象，退回我们的权利，那就是与虎谋皮” ， “我人要完全地收回我们的权利，便要诉诸武力” 。 （46）41914 年，孙中山在战学入门序中明确提出“以战止战”的论断：“志士仁人欲为人道作干城，为进化除障碍，有不得以战止战也” 。 （47） 蔡锷提出军队“以战为本”的思想，认为， “练兵将以求战也，故先求战而后练兵才，其兵强；先练兵面后求敌才，其兵弱” 。 （48） 蔡锷进而提出“贵乎武力”的观念，指出：“所贵乎武力者，至高无上，为国家存在之源，即为武力发生之本” 。 （49）抗日战争中，代表中华民国最高元首的蒋介石依然持“和为贵”的态度，迟迟下不了与日决战决的心。1935
21、年 11 月，在日本军国主义加紧对中国华北地区实行军事扩张和经济侵略的时候，蒋介石宣称：“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 ， （50） 直到西安事变之后他才下定决心进行抗战。中国共产党人在认同“和为贵”的基础上，提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积极防御的思想。但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则十分鲜明，毛泽东指出：“我们是战争的消灭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 。 （51） 可见，中国共产党人秉持的也是“以战止战”的战争文化观念。三、军队建设文化的变迁：以“重道”为主线，经历了由轻器、贱武向重器、尚武的变化。军队建设是一个国家
22、军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军队建设文化也是军事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面对来自外部列强的入侵，以及国内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的冲击，清王朝经受着“生死存亡”的考验，国家经制之军八旗、绿营在军事斗争中表现的是腐朽不堪。惨痛的教训与现实的危险，促使清廷内外在军队建设的观念以及实践中发生了重大变迁。“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具有普遍意义和广远影响的概念，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拥有特殊的地位， 易传系辞中就有“形而上者则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提法，中国传统文化也就形成了重道轻器的传统。近代以降，中国军事文化历经变迁，但在军队建设文化中，却始终受“重道”观念制约和支配。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 “道”的内涵有所
23、变化。传统军事文化在军队建设方面一个重要的定势就是“轻器” 。这里的器自然是指“火器”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火药的国家，也是最早将火器运用于战争的国家。但是，满族以骑射得天下，所以十分推崇骑射。在军队建设的观念上也就形成了骑射乃“满洲之根本、旗人之要务” （52） 的观念，对火器的生产与研究极度轻视，规定军队不准专习鸟枪而废弓矢。这导致了清军武器装备长期得不到更新，清军入关之时，就装备着弓矢、矛戟、刀斧、椎梃等冷兵器与鸟枪、抬枪、少量火炮等热兵器。到了鸦片战争的时候，清军在武器装备方面竟然没有任何变化的情况。鸦片战争爆发前出使中国的英使十分不客气地批评清军：“他们都是全副武装火绳枪、弓和箭、
24、剑、盾以有胸甲。中国人的火绳枪是我见到过的最糟糕的，全都粗制滥造，保养得极差，肯定毫无用处。他们手执大盾，紧靠在胸前，微露出锈迹斑斑的刀尖” 。 （53）“轻器”还只是军队建设观念中的一个方面，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贱武” 。虽然满族生长于白山黑水之间，是一个以狩猎和畜牧为生的“马上民族” ，勇武而好战，比起汉民族拥有更多尚武精神。但在入主中原后，随着满族的“汉化” ，再加上承平日久，其原有的崇尚武力的民族品质渐渐消蚀，军队由中心渐渐滑向社会的边缘。八旗由于拥有优厚的待遇，生活奢侈、贪图享乐的风气四处漫延，官兵四处游逛、斗鸡溜狗，做小生意，甚至出操训练往往雇人顶替。而由汉人组成的绿营也不比八旗强到
25、哪里。为了防止绿营武将擅权威胁中央政权，清王朝秉承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特点，实行的是以文督武的方针，即地方军权分寄于总督、巡抚，以文臣总督、巡抚节制各省绿营的高级将领提督、总兵。如此形成的官僚阶层，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贱武的倾向：“武臣虽于提镇，曾不敌一州县，文臣之距其上承其下者，往往视之为无足轻重，武臣亦自妄安于委琐鄙劣，而莫之振拔” 。 （54） 不仅如此，贱武还深深植根于大众传播与民众心理之中。 “学人之议论，词客所讴吟，且皆以好武功为讽刺，拓边开衅为大戒” ； （55） 在民众心中， “书生是一切美德的最高代表，而当兵只不过是流氓而已” 。 （56） 张之洞对“贱武”的论述更为深刻：“
26、儒士中国乃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之谚。稍有身家，咸所鄙弃。贵贱之分，强弱之源也。夫中国所贵者士，士之徒步而致公卿者多矣，人之贵之尽有由；中国所贱者兵，兵之荷戈而流为傭丐者众矣，人之贱之固其所也。 ”（57）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冲击，使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相当一批儒生士子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伦常5名理以及个人的功禄心，投笔从戎，先后创办了湘军、淮军。他们在军队建设中的言论与实践，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军队建设文化的变迁。曾国藩组建湘军时，便开始注重装备西方先进武器，他还宣称：“湘潭岳、川两次大胜，皆赖洋枪洋炮之力。 ”（58） 但是，另一方面，曾国藩又提出“然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 ， （59）
27、“真美人不甚争珠翠，真书家不甚争笔墨，然则将士之真善战者，岂必力争洋枪洋药乎？” ， （60） 把忠君勤王和捍卫封建礼教作为湘军的建军宗旨，在军士招募、部队管理、协调军内外关系等各个方面都奉行“仁义、忠信”作为建军的基本理念。曾国藩在奉天讨粤匪檄中明确提出“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 。他对湘军将士，“第一教之忠君，望其忠信成立” ，要求将士“尽力王事，各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志” 。 （61）李鸿章在军队建设的观念上，比同时代其他人更注重“武器装备” ，他认为：“若火器能与西方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也不不足” ， （62） “浑无利器，实不足御强敌” 。 （63） 于是李鸿章大量购买洋枪洋炮，
28、并用洋枪洋炮全部装备了淮军。1863 年李鸿章又在淮军之中建立了炮营，成为近代中国炮兵的发轫。虽然李鸿章秉持浓厚的“重器”观念十分强烈，勤王忠君、注重封建伦常的“重道”观念，在李鸿章建设军队的实践中却也是不曾放弃的。他公开宣称自己是曾国藩的“佛门传徒习教之人” ，表示要像曾国藩治理湘军那样以儒家思想教育官兵。 （64） 他在 1864 年还自信地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 。 （65）在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清廷大规模编练新军之时，由于西方军事制度、西方近代军事文化被引进，近代军队建设文化突破了“器物”层面，成为直接影响和制约人们从事军队建设活动的观念因素。但是，封建忠
29、君思想建军的观念仍然被人们视为当然之举。 “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 （66） 的论调仍然在倡导。袁世凯编练北洋新军时反复强调：“道者所以立本，不可不一；法者所以适变，不必尽同。典兵者，忠爱谋勇，节制方略，道也；束伍练技，科器习阵，法也” 。 （67） “重道”的观念足见一斑。蒋介石同样受“以礼教精神为体”的建军文化观念之影响，宣扬治军要注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 （68） 强调“礼、义、廉、耻四维是军人精神的要素，军队纪律的根源在于礼 ”。 （69）在“重器”观念形成的同时， “尚武”观念也在逐步形成。湘军创始人曾国藩、胡林翼等人虽然没有直接关于“尚武”的言论，但湘军将
30、领中儒生占了 58%，这开创了中国军队建设史上史无前例的儒生大量为将的一幕，从而使“书生从戎”成为一时风尚。儒生为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好男不当兵”的传统观念。甲午战败的刺激，使得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从文化精神方面探索清军失败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股不小的“尚武”思潮。梁启超撰写了论尚武一文批判“我国轻武之习，自古然矣”的观念，强调“尚武”精神之于中华民族的重要意义。 （70） 蔡锷撰写了著名的军国民篇鼓吹“尚武”精神，盛赞军队的重要与高尚：“国家之干城，国民之牺牲，天下之可尊、可敬、可馨香而祝者，莫兵若也。捐生死，绝利欲，弃人生之所乐，而就人生之所苦，断一人之私而济一国之公，仁有孰大于兹者
31、！” （71） 他还高呼“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 。 （72）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清政府编练新军后，军人地位有所提高，待遇增加，再加上科举制度的废止，青年士子纷纷研读军事，投笔从戎，甚至远赴外国学习军事。蒋介石就是在“尚武”风潮的驱使下“充满了希望通过军事活动解决中国问题的观念”赴日学习军事。 （73） 这些青年加入军队之后，使得近代军队建设文化中的“尚武”观念深入人心。中国共产党人在毛泽东“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74） 的思想的指导，在军队建设中把思想政治放在了极其重要位置上，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强调武器是战
32、争的重要因素， “有什么枪打什么仗” ， （75） 重视人与武器的结合，更新了“重道” 、 “重器” 、“尚武”的概念，为近代军事建设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四、军事思想文化的变迁：以“法古”为主线，经历了由“泥古”向“中西并用” 、 “古为今用”的变化。鸦片战争之后，随着洋枪洋炮、战舰飞机的出现，西方军事著作的翻译介绍、西方军事制度的引进，各种军事思潮兴衰更替，迅猛发展，有力地推动了近代军事思想文化的变迁。中国长期处于刀耕火种的农业社会之中，农业社会的生产技艺主要不是靠探索新的科学而是靠前辈6传授，由此形成了传统思想上的法祖和守成观念。另外，历代统治者尊崇儒家思想的三纲五常，宣扬“华夷之辨
33、” ，也都强调敬天法祖，对外来事物持轻视排斥的态度。这些观念因素表现在军事文化尤其是军事思想文化上，就是照抄先代陈规的“法古”观念。近代国人的军事思想文化深受“法古”观念影响。“法古”的极端便是拘泥于“古”而不思任何创新的“泥古” 。近代军事思想萌发之时， “泥古”观念弥漫全国。鸦片战争中清军的惨败，清楚地说明了中国在军事上的落后，这对国人构成了极大的震撼，议论军事遂成为一个重要话题。为了击退肆意海上的英国侵略者，许多朝廷官员援引周瑜、诸葛亮火烧赤壁、岳飞大败杨太等古代火攻战例，纷纷上书主张用中国传统的“火攻” ，提出了在木排上放置湿牛皮以接近敌船放火，或是用柴草堆积在英舰周围引燃等建议。 （
34、76） 身处战争前线的将领虽然比后方的官僚士大夫们实际一些，但他们仍然是用传统的呆板密集战法与英军正面硬拼，直至全军覆亡，在军事思想上没有任何新的见解。这些妄图以古战法战胜装备近代武器装备的英军的心态，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军事思想文化的“泥古”特点。鸦片战争后的几年虽然出版了平海心筹 、 兵武见闻录等兵学著作，但这些兵书中所谈的御敌思想，皆是搬用古代中国的兵学理论，强调华夏之辨，一些兵学家们还依旧沉浸于辑录、注释古代兵书，沉浸于风角占候等兵阴阳理论中。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根本得不到认同，传统军事思想文化观念仍统治者人们的头脑。战争是检验军事思想的最好武器，近代民族战争的频
35、频失败使得“泥古”最终只能成为那些“偏执己见，不达时辈”的陈旧观念被时人所抛弃。曾国藩在编练新军时，首先跳出了“泥古”的陈旧观念。他多次在给同僚的信中表示：“以今日营务之习气，与今日调遣之成法，虽坚者不能使之一心一气，自非别树一帜，改弦更张，断不能办此贼也” ， （77） “须尽募新勇特开生面，赤地新立，庶收寸效” 。 （78）但是，曾国藩只是摆脱“泥古”心态， “法古”的观念依然在他的军事思想中表现了出来：曾国藩是以继承明代戚继光“舍节制不能成军” 、 “勇以亲手招募为准”的思想编练湘军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导致洋务运动的产生。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下，洋务派开始了中国军事近代化
36、的努力。他们积极引进西方军事技术，移植西方先进的办学模式开办军事学堂，还派遣留学生赴外国学习军事，这些都有力地冲击了传统军事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人们脑中固有的观念模式。但是，洋务派由于受“法古”观念的制约，仅仅停留在“器物”层面，不仅不主张学习西方军事制度和军事学术，而且还把旧的军事制度与军事学术当作“中体”加以固守并效法，使军事思想文化出现了“中西合用”的特点。李鸿章公开鼓吹：“中西用兵之法大略相同” ， （79） 主张要效法中国传统兵学思想。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念，淮军 1868 年刊行的洋枪队大操图和 1871 年刊行的枪炮操练图说 ，在采纳西方战术的同时，仍生硬地将其附会于传统阵法
37、上。 北洋海军章程 “所拟章程大半采用英章，其力量未到之处，或参仿德国初式，或仍遵中国旧例” 。 （80） 洋务派干将张之洞也认为不要学习西洋阵法，而是采用中国已有方法练兵，鼓吹“将帅之智略，战士之武勇，堂堂中国有干城腹心，岂能学步他人，别求新法” 。 （81）洋务派的“法古”观念在军事实践中造成的最恶劣的后果便是，武器装备的先进与军事制度、战略战术的落后形成巨大反差。甲午战争中，陆军湘、淮将领“师心自用，承讹袭谬，沿攻不改” ， （82） 因袭镇压太平军、捻军时所有的“以主待序” 、 “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 （83） 的老套，最终造成了甲午陆战的全面溃败。甲午战争中清军的全面溃败，引起了清
38、廷内外人士的反思，认识到了仅在“器物”层面上的变革根本不能使清军真正变得强大，近代军事思想文化也有了进一步发展。袁世凯明确指出，甲午战争陆军失败的原因在于“此次军兴，往往易为敌乘，迭见挫败虽由调度之无方，实亦军制之未差。 ”（84） 张之洞也指出：“若不捐弃旧法，别开局面，虽事前日加申儆，终无大益，事后加以诛戮，已难补救。 ”（85） 在认识到中国军事制度落后的基础上，产生了仿照西法编练新军的思想。张之洞上奏称：“非认真西法急练劲旅，不足以御侮之资” 。 （86） 驻德公使许景澄也上奏朝廷，建议“仿用西法创练新兵” 。 （87） 这种要求西法练兵的呼声，最终使清廷下决心编练新军：“一代有一代之
39、兵制，一时又有一时之兵制，未可泥古剂以疗新病，居夏日而御冬裘也。 ”（88） 虽然“西法练兵”已成为清廷上下的共识，但由于“法古”观念的制约，军事思想观念呈现出来的依然还是“中西合用” 。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于 1898 年 11 月发布懿旨称：“所有武场堂试及乡武试均仍照旧制，用马步7箭刀弓石等项，分别考试” ；同时还规定：“至于训练操防，尤以营伍学堂为储材根本” ， “至各省武备学堂，应由各督抚酌定建设以备折冲御侮之用” 。 （89） 这道既不愿意舍旧又渴望图新的懿旨，无疑体现了“法古”为底蕴的“中西合用”文化观念。慈禧的懿旨得到袁世凯等人的支持。袁世凯在直隶招募北洋军时就提出“此次招募，
40、应参仿外国征兵章程及汉代调兵、唐代府兵现制” （90） 的既仿效西方兵制又容纳中国古代征兵制的思想。袁世凯甚至还把“道必师古，法必因时” （91） 作为从事军事活动的基本指导思想。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袁世凯组织专人编撰训练操法详晰图说 ，详列了西法与中法相互结合的具体实施办法，并以之为新建陆军训练的蓝本。辛亥革命前后，中国资产阶级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其新兴的军事思想文化突破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念的窠臼，不再是差强人意的“中西合用”而是建立在批判继承中西传统基础上的“古为今用” 。蔡锷是“古为今用”的典范。在曾胡治兵语录一书中，蔡锷不仅尖锐地指出曾、胡军事思想存在的不足、列举西方战略战术的
41、特点，而且强调要灵活地借鉴、学习前人，他指出：曾胡用兵， “战术偏重于攻势防御” ， “攻击精神，末由奋兴” ，西方国家则“举凡战略战术，皆极端主张攻击” ；“战略战术须因时制宜，审势可以求当，未可稍事拘滞。若不揣其本，徒思仿效于人，势将如跛者之竞击，鲜不蹶矣。 ”（92）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蒋介石统一军队、改革军制、更新武器装备、加强教育训练，使国民党军队达到了近代中国军队的一个崭新水平，也使蒋介石集团的军事思想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前人。蒋介石本人则在大量借鉴曾国藩等人的战略战术思想，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军事思想。在“围剿”红军时，他以曾国藩“以守为攻、步步为营、节节进击”的战术为样本
42、，采取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堡垒主义战法；抗战期间，蒋介石在曾国藩“深沟高垒，坚壁不出”战术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以深沟高垒的阵地防御为主的“持久消耗”的抗日战略，要求部队“以雄厚的兵力，作纵深配备，准备充分的弹药、粮秣，为持久战守之计” 。 （93）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置民族与国家利益于不顾，抛出“攘外必先安内” （94） 的方针，除了蒋本人政治上反动外，深层次的文化原因还在于深受传统军事思想文化观念影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为指导，在“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 （95） 的观念的引导下，总结古今中外战争的经验教训，不拘一格，
43、“古为今用” 。毛泽东在其著作中多处引用中国历史上的事件与战例以及外国资产阶级的军事观点与成功战例，并将其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新的军事理论，形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给中国近代军事思想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综上所述，中国近代军事文化是在逐渐摆脱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束缚和在西方军事文化冲击下萌发的，又是在近代中国纷繁复杂的军事活动中形成和变迁的。中国近代军事文化变迁的进程告诉我们，军事文化同时受政治文化的制约，中国政治文化向近代发生变迁大约从 20 世纪初年始，因此完全意义上的近代军事文化之产生亦在 20 世纪初年。20 世纪初年近代军事文化的产生，有力地推
44、动了中国的军事活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胜利、人民军队的建设以及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使中国近代军事文化达到了辉煌的顶点。注释：（1） 承德府志卷首一。（2） 嘉庆朝外交史料第二册，北平故宫博物馆 1932 年印，第 30 页。（3） （8） （9） （11） （13） （41） （42） 中法战争 （五） ，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60 页、第 105 页、第 109 页、第 89 页、第 105 页、第 94 页、第 241 页。（4） 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6 页。（5） 洋务运动 （二）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
45、，第 48-49 页。（6）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 ，卷 50。（7） 清季外交史料 ，文献书目出版社 1987 年，第 504 页。（10） 中法战争 （一） ，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7 页。（12） 中法战争 （四） ，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68 页。（14） （43） 中法战争 （六） ，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85 页、第 386 页。（15）转引自郑汕主编：中国边防史 ，中国社科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69 页。8（16） （55）梁启超：新民说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6、 188189 页、第 188 页。（17） （18）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144 页、第 361 页。（19） 清末海军史料 ，海洋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800 页。（20） 孙中山全集 （五） ，中华书局 1988 年版，第 119 页。（21） 陈绍宽文集 ，海潮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96 页。（22） （23） 孙中山全集 （二） ，中华书局 1988 年版，第 8 页、第 389 页。（24） 孙中山全集 （九） ，中华书局 1988 年版，第 127 页。（25） （26） （50） （68） （69） （93） （94） 蒋总统集 ， （
47、台北）国防研究院、中华大典编印会 1968 年版，第 2167 页、第 963 页、第 921 页、第 1138 页、第 1361 页、第 1013 页、第 577 页。（27） 论语卫灵公 。（28） 老子第三十一章。（29） 百战奇法好战 。（30）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贵和篇 。（31） 鸦片战争 （四）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61 页。（32） （33）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 （二） ，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521 页、第 535 页。（34） （36）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 （八） ，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2675 页、第 2700 页。（35） 洋务运动 （
48、一）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42 页。（37） （38）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 4。（39）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 24。（40）转引自张炜编：中国海防思想史 ，海潮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12 页。（44）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 16。（46） 孙中山全集 （十一） ，中华书局 1988 年版，第 408 页。（47） 孙中山全集 （三）中华书局 1988 年版，第 95 页。（48） （49） 蔡锷集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01 页、第 303 页。（51） （74） （95）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47 页、第 46
49、9 页、第 534 页。（52） 清朝文献通考卷 192。（53） （英）约罗伯茨：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时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41 页。（54） 东方杂志第 2 卷第 2 期，第 46 页。（56）鲍威尔：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1 页。（57） （81） （85） （86） 张文襄公全集第一册，中国书店 1990 年，第 857858 页、第 258 页、第 723 页、第 723页。（58） 曾国藩全集奏稿一 ，岳麓书社 1987 年版，第 161 页。（59）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 ，岳麓书社 1985 年版，第 868869 页。（60） 曾国藩全集奏稿二 ，岳麓书社 1990 年版，第 930 页。（61） 转引自王厚卿主编：中国军事思想论纲 ，国防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第 424 页。（62）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3。（63） 李文忠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