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古代官 c 说话真经在古代，有的官员因为说了一句话，就丢官甚至丢命，而有的官员却因为一句话平步青云，志得意满。因此，古代选用官员的标准之一是善言辞。官 c 所谓善言辞，不是口若悬河、言辞滔滔的意思，而是指会说话懂得根据自己的身份，什么场合该讲话，什么场合不该讲话；该讲话时应怎样表述，以求恰如其分，无懈可击。身处险恶的官 c，古代很多官员都体悟到，言语宁少毋多，表态宁迟毋早，用词宁陈毋新，套话、空话不可不讲。甚至有官员把“多磕头，少说话”当作主要的为官之道。而恪守此道的官员，不乏飞黄腾达者。曹振镛因“多磕头，少说话”位极人臣翁文灏日记写到袁世凯统治时期曾任总统府秘书长的张一麐，在 1941 年
2、11 月 17日的国民参政会上，当着蒋介石的面，用历史上的一个典故，批评当时官 c 风气：“张一麐讲，不宜学前清末年风气， 只许磕头，不许开口 ，盼政府早行宪政。 ”由张一麐的话可知，清朝官 c 恶习，为民国官 c 所沿袭。“只许磕头，不许说话” （原为“ 多磕头，少说话”）的出典是：清朝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元老曹振镛，用六个字概括了他毕生奉行的信条及官运亨通的诀窍：“多磕头，少说话。”并且以此教导其门生、后辈。清代朱克敬暝庵二识云：“曹文正公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曹振镛对门生说，他做官没有别的诀窍，就是“多磕头，少说话”。朱克敬暝庵杂识云
3、：“道光初，曹太傅振镛当国，颇厌后生躁妄。门生后辈有入御史者，必戒之曰：毋多言，毋豪兴。 ”曹振镛的门生、后辈有当御史的，他担心这些门生、后辈像一些年轻人那样，急躁、轻率，于是告诫他们，不要多说话，不要冲动。这些门生、后辈都把曹振镛的话当作座右铭，时时记取，“循默守位”，不多言语，循常随俗，以求在官 c 立稳足跟。“多磕头，少说话” 的官 c 风气古已有之，只是没有用这六个字概括罢了。西汉鲍宣就曾在谏疏中说到：当时官 c“以苟容曲从为贤，以拱默尸禄为智 ”。官员们都屈从附和，少言寡语，拿了俸禄不尽责，在官 c 胡混，并且以此为高。曹振镛在乾隆时代开始踏上仕途，乾隆帝“以振镛大臣子，才可用，特擢
4、侍讲”。这位“官二代”从此青云直上，后升侍读学士，嘉庆时任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道光时任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上书房总师傅。 清史稿曹振镛传说：“宣宗治尚恭俭，振镛小心谨慎，一守文法，最被倚任。 ”原来曹振镛最被道光帝宠信、倚重的原因是，他循规蹈矩，奉命唯谨。他死之后，道光帝下诏赐谥号“文正”。理由是：“曹振镛实心任事，外貌讷然，而献替不避嫌怨，朕深倚赖，而人不知。 ”道光帝说，从外表看，曹振镛是木讷之人，但他就国家大事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提了不少建议，只是别的大臣不知道。生前奉行“多磕头，少说话”的曹振镛，对道光帝还是讲了不少“私房话” 。谥号是大臣死后朝廷根据其生前事迹赐给的称号，是
5、对死者一生功过的评语，道光帝赐谥号“文正”，对曹振镛评价极高。因为据司马光说， “谥之美者，极于文正”。曹振镛因“多磕头，少说话”，生前死后均享受极大荣宠，就像论语所说， “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小说官 c 现形记写到的华中堂，做官之道与曹振镛不谋而合。华中堂回答门生贾大少爷的问题说：“多碰头（磕头） ，少说话，是做官的秘诀。 ”“应该碰头的地方万万不可忘记不碰；就是不该碰，你多碰头总是没有处分的。 ”黄大军机对华中堂的做官秘诀大加赞赏，他对贾大少爷说：“华中堂，阅历深，他叫你多磕头，少说话，老成之见，这是一点儿不错的。 ”据说华中堂的原型是晚清重臣荣禄之流，而且荣禄可能真的说过华中堂上述那些
6、话。如果是这样，说明晚清也盛行“多磕头，少说话”。曹振镛所以要奉“多磕头，少说话”为圭臬，这六字官经所以能流传下去，大行其道，无非是这样做能使仕途顺畅：可以给上司以老成、持重、谦恭的印象，取得其好感和信任；可以避免语多出错，授人以柄；可以收敛锋芒，磨平棱角，免遭同僚忌恨。总之，有利于保护自己和在官 c 发展。古代官 c 说话讲究多我们可以鄙薄曹振镛之为人，但同时也得承认，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官 c 环境催生了曹振镛这类谨小慎微的庸碌官员。有的皇帝，是不允许臣下有任何口误的。清朝金埴不下带编一书说：明朝嘉靖皇帝召太医令徐伟诊脉，徐伟进殿后匍匐膝行，见皇帝坐在小床上，龙衣拖到地上，不敢继续向前爬，奏
7、道：“皇上龙衣在地上，臣不敢前。 ”嘉靖帝马上拉了拉衣服，伸出手腕让徐伟诊脉。诊脉毕，徐伟回到值班室。皇帝下诏内阁，说：“伟适诊脉，称衣在地上，足见忠爱。地上人也，地下鬼也。 ”并给了徐伟重重的赏赐。徐伟见到诏书，惶惧失色，庆幸自己拣了一条命，以为有神灵在暗中保佑。如果徐伟口不择言，说“衣在地下”，在嘉靖帝听来，等于骂他是“鬼”，罪该万死。金埴说，嘉靖帝“ 严而多忌，误有所犯，罪至不宥 ”。若是遇上嘉靖帝这样的皇帝，官员们哪能不诚惶诚恐？生怕语多必失，要对自己讲的每一个字斟酌再三。不幸的是，嘉靖帝这样严苛的皇帝，在历史上不是个别的。明朝崇祯帝被认为是刚愎自用的皇帝，不过他有时也显得有些“开明”
8、，对口误者，不责怪，不追究。明朝李清三垣笔记一书说，1638 年 4 月的一天，崇祯帝召见地方官员，五人一批，不提问题，让他们自己随便说。这些地方官都是只会磕头不会说话的“磕头虫”，初次见皇帝，惶恐之下闹出了不少笑话：“或语冗碎不可了，上必云减省些 ；或误称臣为知县 ；或误称 上为老大人，旋觉误，仓皇称 老皇上者。上微笑。 ”官员们讲话错误百出，触犯忌讳，但崇祯帝以微笑表示对这些地方官的宽容。皇帝也“金口难开”不但一些官员有意不多说话，而且一些皇帝也刻意少言寡语。皇帝之口被称为“金口” 。俗话说， “金口难开”，意即皇帝是不会轻易开口说话的。陈洪谟治世余闻一书据李东阳燕对录云：自明英宗天顺时期
9、至明孝宗弘治时期，40 年间，英宗、宪宗及即位之初的孝宗，难得召见内阁大臣，每次见面不过一二句话。弘治十年（1497）三月的一天，孝宗听大臣讲解经书毕，召见内阁大臣徐溥、刘健、李东阳等，皇帝讲的话比以往多得多，令李东阳大为惊奇。其实这一天接见内阁大臣，明孝宗只讲了 10 句话。句子短的只有两三个字，长的也不过 20 个字。短句如：“近前”， “看文书”，“与先生辈计较” ， “吃茶”。在李东阳看来，这是破天荒第一回。这里再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宋朝至和年间（1054-1055） ，仁宗皇帝得了很重的病，连续昏迷三天。治愈后， “帝自此御朝，即拱默不言。大臣奏事，可即首肯，不即摇首”。宋仁宗从此不再
10、开口，仅以点头、摇头表示对大臣的报告允准与否。其实他并没有丧失语言功能。幸亏当时有富弼、韩琦、文彦博、包拯等一批名臣为他支撑局面，朝廷才得以正常运转。睿智如唐太宗者，也不多言多语。唐太宗言：“朕每临朝，欲发一言，未尝不三思，恐为民害，是以不多言。 ”担任给事中并负责起居注的杜正伦说：“臣职在记言，陛下之失，臣必书之，岂徒有害于今，亦恐贻讥于后。 ”他点破了唐太宗的心思，原来唐太宗是怕多讲话出错，危害百姓，并被后人耻笑（因他的言论都要被史官记录下来，他本人都看不到） 。皇帝讲话一般少之又少，这是树立威势和驾驭群臣的需要。他们一方面标榜以儒家学说治国，一方面采用法家倡导的统治术。 韩非子主道云：“
11、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不自操事而知拙与巧，不自计虑而知福与咎。是以不言而善应，不约而善增。 ”意思是说，君主的原则，以静退为宝。自己不操劳事务而知道臣下办事是拙还是巧；自己不谋划事情而知道臣下的计谋会得福还是会得祸。因此君主虽然不说话，臣下却能很好地提出自己的主张；虽然对臣下不作规定，臣下也能作出更多的功效。皇帝少说话，显得高深莫测，威严无比，可使臣下产生敬畏之心。古代官 c，没有自由、平等讨论的气氛。要让官员们消除顾虑、畅所欲言，很难做到。防止“祸从口出” 的技巧古代官员为防“祸从口出”，很讲究说话的技巧。试举几条：必要时保持沉默。明朝陈洪谟治世余闻一书说：明孝宗时，高官中有一人善于结交皇帝
12、身边的人，这些被收买的人常在皇帝面前赞誉这位大臣的才能。一天，明孝宗对兵部尚书刘大夏说：“闻某极有才调。 ”刘大夏没有敢回答。孝宗以为刘大夏没有听清楚，大声说：“工部尚书李某，尔知之否？”刘大夏仍然没有敢回答。明孝宗这下明白了刘大夏的意思，笑着说：朕只听说此人能办事，没有来得及了解他的为人。刘大夏急忙叩头，说：诚如皇上所谕。刘大夏两次不回答明孝宗的话，是怕得罪别的大臣。不作正面回答。有的皇帝，在立皇太子、立皇后，或者改立皇太子、改立皇后之前，会征询大臣们的意见。有的大臣不知轻重，正面回答了皇帝的问题。有的大臣怀有顾虑，不愿正面回答皇帝的问题，而会说：“这是皇上的家事，外人不便说话，还是皇上拿主
13、意吧。”这一句话，便把自己撇清了。历史上多有这样的例子，多位大臣靠这样的回答躲过了杀身之祸。回避实质问题。西汉元帝听说贡禹“明经洁行”，派使者召他到朝廷，提拔为谏议大夫。元帝几次三番虚心地向他咨询如何治国，贡禹说：高祖、文帝、景帝时，宫女不过十余人，皇家的马百余匹。景帝之后，争为奢侈，宫女和马匹越来越多。完全像开国之初，很难做到，但是也要稍稍仿效。如今宫殿已经造好，不能更动了，其余尽可减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记载的这段话之后批道：“孝元践位之初，虚心以问禹，禹宜先其所急，后其所缓。然则优游不断，谗佞用权，当时之大患也，而禹不以为言；恭谨节俭，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言；何哉！”批评贡禹有意避重就轻，谗臣、佞臣当道他不说，却说一些节俭之类的、不痛不痒的话。官员们若是都把心思用在少说话、不给人抓到把柄上面，那官 c 也太沉闷了，哪还有勃勃生气和创造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