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革命岁月里的火红青春（二）阵前挂帅 特殊使命 德峰任公安局长期间，受中央军委和湖北省委的双重领导，经常到汉口中央军委所在地与恩来同志（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到武昌青石桥三号住宅与董必武、陈潭秋、钱介磐等同志碰头汇报，按党的指示讨论研究、决定重大问题和关键决议。在此期间，德峰按党的指示，利用在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省党部各种任职，加强与各阶层特别是上层社会重要人物的联系，争取与国民党左派和进步民主人士的合作，并了解国民党右派和反共分子的动向，随时开展有利斗争。据德峰讲，当时国民党政府主席是汪精卫，其妻陈璧君的弟弟陈公博也是武汉国民政府常委之一（德峰也是常委之一） 。德峰有意与其搞好关系，做到“
2、亲密无间” ，进而结识陈璧君、汪精卫，经常以公事、私访拉陈公博出入汪公馆，洞察汪的动向、情况，及时向中央报告。 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随之夏斗寅、汪精卫也相继叛变，大屠杀开始了。据德峰回忆讲, “四一二”前后他曾多次见到周恩来等同志，针对蒋介石等人的反革命政变、叛变行径交换意见。1927 年 4 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为了开好这次大会，德峰事先做了周密的调查研究和安排，曾利用陈公博采2用各种手段摸清汪精卫的态度及武汉国民党右派的动向。会议开始在武昌高师附小进行，后改迁汉口济生三马路黄陂会馆举行。会议期间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把反动派探子
3、的视觉打乱，直到会议结束，代表们走完，反动派也未嗅出开会的地点。1927 年“八七”会议在俄租界三教街紧急召开，德峰在会议期间同样利用他在公安局的职权，安排了自己的人在周边以询查户口掩人耳目，实施警戒措施，使会议安全顺利结束。此间还完成了党赋予他的保卫革命同志的重要任务，对于那些没有暴露可以隐蔽下来的同志，通过合法手续实行户籍登记，让其定居，长期隐蔽。对于无法隐蔽，需要及时撤退的同志，设法保证合法通行。 1927 年我担任了德峰与组织联络的交通员，以德峰未婚妻的身份经常出入吴家和一些公共场所, 配合德峰的工作。后来局势恶化，国民党内部开始清党。国民党左派领导人邓演达先生由于反对蒋介石叛变、破坏
4、国共合作，主张对蒋介石征讨，被蒋介石扣上“煽动暴乱”的罪名予以通缉。邓先生于 1927 年 6、7 月份离开武汉去苏联，临行前叮嘱德峰等人也赶快转移撤退。此时德峰也接到党组织的通知，要他尽快撤离公安局。德峰考虑到工作需要，通过对形势的分析，认为自己当时中共党员的秘密身份并未暴露，加之社会关系、家庭背景及他与陈公博等人的交往关系，国民党右派还要利用他，不至于马上对他动手。于是报告组织批准同意他暂缓离开公安局，坚守阵地、争取时间, 充分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安大权，更多更好地继续完成党组织交给他的重要任务，这期间德峰仍经常保持与恩来、董必武等同志的秘密往来。 “七一五”汪精卫公开叛变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
5、“八七”会议后，3敌人在武汉地区的白色恐怖更加厉害了。这时，国民党内部的清党也逐步公开化，对被视为国民党左派分子的人一个也不放过。德峰是邓演达先生推荐担任公安局局长的，当然也被视为国民党左派中坚分子，被列为铲除、免职之列。但因德峰手中还掌握公安局实权和警察大队的武装力量，所以，未敢贸然公开对他下毒手，而阴谋设下对德峰“提拔重用,另有高就”的圈套，欺骗德峰交权后再秘密逮捕他。德峰识破敌人这一阴谋，立即报告党组织，党组织再次决定同意德峰自行把握时机安全撤离公安局。德峰当即决定利用敌人不愿公开抓他，而公安局大部分下属对他存在敬畏和攀高结贵的心态，布置我们的同志、 “亲信”和下属，传播“吴局长要荣升高
6、就，新局长马上到任”的消息，有组织、有计划地鼓动全局上下在交接那天安排了一个盛大的“送旧迎新大会” 。开会前，德峰派人事先悄悄通知警察大队全体人员持枪荷弹准时到会受阅，听局长训话。新局长到会场一看这欢迎的阵势，顿感不妙，但也不敢轻举妄动逮捕德峰。会上德峰慷慨激昂地致告别辞，他重申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等革命政治主张，同时借题发挥地抨击了国民党右派反革命的嘴脸，最后高呼中国国民革命必定胜利的口号，向大家挥手告别：“再见！我还要回来的。 ”在一片鞭炮锣鼓和欢送吴局长荣升的喧嚣声中，在前呼后拥的欢送人群的护送中，德峰安然离开。回家后他一面让家人发放赏钱、点烟、倒茶，一面借宽衣暂告退。通过卧室走出后门
7、的德峰，在友谊津一号(吴家另宅)更衣化装到江边，与等在那里的我会合，乘小划子过江。当国民党下令封江抓他时，我和德峰已安然到达汉口王慧闻、胡文裕夫妇家，在阁楼上住了两天。其间德峰让我通知其胞弟吴士悉来胡4家见他，询问了他走后公安局的情况后得知，德峰走后新局长对上级交不了差，实为脑火，发誓非抓住德峰不可，乃大张旗鼓四处悬赏、捉拿德峰。为了安全，他又以我堂兄的名义，化名戚元道，住进我家(当时我家已是党的秘密接头点)后又转移到我堂舅章传义家。从此德峰脱离了国民党，结束了武汉国民政府常委、公安局长的政治生涯。 1927 年 8 月中旬，中共中央鉴于南昌起义军已经南下，决定将秋收暴动中心改为广东和湖南、湖
8、北。并为此制定了秋收暴动斗争计划决议案 ，将两湖地区划成若干行动区。据德峰讲，原暴动计划在湖南总的打响后，湖北鄂南立即响应暴动配合牵制敌人力量，然后进攻武汉地区(指武汉三镇等地)，在武汉举行大暴动。并决定中共中央机关暂不迁回上海，留在武汉指挥两湖地区的暴动。中共湖北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决定以鄂南为中心，全省农民起义。当时湖北省军委书记是董必武同志，原决定由董老(必武)为首组织鄂南暴动，因董老生病，省委临时决定，由德峰代军委书记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和湖北省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并兼任鄂南特委书记。在湖北省境内首先以鄂南已有的农民自卫队为基础发展武装,组成湖北省工农革命
9、军。 德峰于 8 月上、中旬从武汉公安局撤出后，接到省委上述任命通知，立即走马上任。临行前，我和德峰在爹爹和堂舅父、母的参与主持下，在舅舅家结婚。第二天凌晨二、三点，德峰化装剃眉、缩腮改变脸型后，由我堂舅章传义送至距汉口较远的一个偏僻小站奔赴鄂南战场。他到鄂南后，迅速组建了中共鄂南特委，全面负责武装起义的组织、宣传、发5动工作。 事有突然，为截击敌人通过的一列满载军火的列车，鄂南暴动提前打响了秋收起义第一枪，拉开鄂南战斗序幕。随后相继在蒲圻、咸宁等地区打了几仗,开始占领了几个地区,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可以说初战告捷，但终因左倾机会主义的盲动错误路线，在人员、物资、思想、组织基础均不具备的条件下
10、，匆忙上阵导致这次暴动最终失败。 后来德峰每每谈起这段历史认为这次暴动失败的主、客观原因是：第一，在北伐胜利之后，国共合作时期我们党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放弃了军事的建设和领导权，致使我们在军事方面的人力、物力基础条件基本不具备；第二， “八七”会议以后，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但新中央领导仍认识不到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最低潮的现实，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看不到反动势力的强大，存在着盲动左倾机会主义倾向，仓促上阵，想在极短时间内夺取城市取得胜利，在暴动的时机和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想当然地盲目命令少数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在全国很多地区同时进行准备不充
11、分的、毫无胜利把握的武装斗争起义。第三，在实施过程中又提出一些不切实际、不可行的“左”的错误命令和政策，致使许多地区的武装斗争遭到失败挫折。德峰到鄂南后，发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指挥员清一色的都是从外面调入，情况不明，匆忙上阵，更有甚者连基层的班排长都不许本地干部担任。这种临阵随意更换指挥员，脱离现实、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基础的主观臆断强制命令的做法，再次瓦解和削弱了原本就不稳固和不强有力的战斗团体和战斗力，遇到突发事件一击即溃。6这个教训，在鄂南暴动中是沉痛的，但经验教训对后来的暴动起义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原中共鄂中和鄂西地委，根据湖北省指示，还先后在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洪湖以及鄂中、鄂西、鄂东和黄麻等地区发动农民起义。同样与全国的其他地区的起义和暴动一样，由于左倾盲动主义在中共中央占据了领导地位，错误地认为当时中国的革命形势仍是不断高涨，继续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盲动夺取城市起义，致使暴动起义大多遭到失败挫折。这次错误路线直到 1928 年春才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基本解决，教训是惨痛的，但经历了这场战斗洗礼，在不少地区也建立起一些自己的游击队,为后来建立自己的军队和根据地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