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抗战时期民营报纸与政党报纸联合经营模式探讨【摘要】抗战时期，日军对中国的侵略严重影响了报纸的正常经营管理活动。受到战争格局、物资供应等因素的影响，一些报纸不得不采取联合经营的办法，暂时解决印刷、发行等困难。重庆大轰炸期间，多家报馆遭到日军轰炸无法继续出报。在各方的协调下，国民党、共产党党报以及民营报纸等 10 家报纸搁置争议，发行重庆各报联合版 。联合版体现出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权力结构，为报纸经营管理奠定了基础。联合版在经营结构上存在供需与收支双重失衡问题，重庆各报联合委员会采取控制市场的方略，解决了这些困境和矛盾。 重庆各报联合版是中国新闻事业史上典型的多重利益主体联合经营的实践，体现了新
2、闻界团结合作、共赴国难的精神。 【关键词】抗战时期;民营报纸;政党报纸;联合经营;重庆各报联合版 抗战时期，不少报纸受战局影响而停刊。为了引领战时舆论，也有部分报纸克服困难，采取相互合作的方式继续办报。其中，两家以上的报纸联合起来出版联合版即属于本文所探讨的联合经营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抗战与解放战争时期，全国有 20 多家报纸因各种原因而出版联合版。不同党派、不同利益主体创办联合版的现象，在世界报业发展史上也比较少见。联合版的创办者不仅要考虑报纸的政治倾向、言论态度和价值冲突等问题，还要调整报纸的经营模式，以适应战时的供需结构。2同新闻业务相比，联合版的经营不带有政治倾向，在实际操作中显然比新
3、闻业务更加容易。但是，10 家报纸联合办报，如何经营，盈利之后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很值得关注。 一、联合出报：战时报纸联合经营的有益尝试 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上，报纸联合版出现较为集中的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关于报纸联合版创办的原因，陈涤群（1948）认为：“除特殊情形外，不外物价的飞涨、纸张的节约以及劳资的纠纷而形成联合版的。 ”1论及报纸联合版出现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战局紧张导致经济萧条，进而引发物价飞涨，报纸印刷、发行等所需的物资材料的流通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报馆无法继续正常出版，时常出现两家以上报纸联合经营的情况。 早在 1937 年 10 月，日本进攻上海，受战事的影响，上海的很多民
4、营小报纷纷停刊， 大晶报 上海报 小日报 金刚钻 东方日报等 10 家民营小报联合起来，共同出版一份报纸，报名为战时日报 ，共同克服困难，开展战时宣传工作。1939 年 4 月 15 日，重庆的全面抗战 世界知识 读书月报 妇女生活 战时教育 文艺阵地 理论与现实等 7 家期刊联合出版国民精神总动员特刊，体现了战时文化宣传领域不畏强敌、共赴国难的斗志。这种因战局原因导致的报业合作现象在战时传播中具有典范作用，对处于困局之中、遭受敌人摧残的民营报业来说，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据不完全统计，从全面抗战爆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国各地联合出版报纸的现象就有 24 家（见表 1） 。其中，大多数是从
5、节约成本的3角度出发而联合在一起的。尤其在一些大型战役过后，部分报馆受到较大摧残，甚至丧失继续出报的能力，为了在信息传播不畅的情况下继续引导舆论，一些报纸合作出版联合版。这种联合经营行为，是特殊时期条件下的报业协调行为，是中国报业经营的宝贵财富，其合作模式值得深入探讨。 抗战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多家报纸合作创办联合版的现象时常出现，这种联合经营模式在中国报业发展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记。本文以重庆大轰炸期间的重庆各报联合版为例，分析联合版经营管理中所遇到的问题及解决的路径，以期再现这种具有独特价值的报纸联合经营模式。 二、搁置争议：参与各方合作的基石 全面抗战开始之后，随着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重庆市成
6、为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很多报纸纷纷迁到重庆出版，这里成为当时报业集中地。1939 年 5 月 3 日，日军对重庆市中心进行惨无人道的轰炸。 西南日报 中央日报 大公报 新蜀报和新华日报等报馆在敌机的轰炸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5 月 4 日， 大公报发表题为血火中奋斗的社评，表达了新闻界同仁与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抗战到底的决心。同时，也可以看出，在国难当头之际，各家报纸体现出了互相帮助、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大公报报馆被炸毁之后，“同业新华日报 新民报 商务日报 ，都有多数同仁来为本报抢救器材我们的编辑部及工场已不能工作，承国民公报社借予一切工具及便利，使本报得不间断、照常为
7、国家社会服务”2。可以看出，尽管各家报纸在新闻、发行、广告等方面存在竞争，但是在抗战这一大4背景下，报界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是报界能够精诚合作的基础。 当时， 中央日报 时事新报 大公报 国民公报等 4 家报纸集体倡议各报出版联合版。这一倡议马上受到报界的肯定，并承送当局批准。在得到国民党当局的许可之后，各家报纸积极做好筹备工作。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出通知，由中央日报负责牵头组织这次由国民党、共产党的党报以及地方报纸、民营报纸共同出版联合版。 “渝地各报，受损甚重，基于事实需要并委座手谕，渝市十大报纸，自五月六日期发行联合版。 ”3尽管当时只有少数几家报馆受到损害，但“为便利疏散迁建计，自非有
8、统筹办法，难期调整” ，于是，从 1939 年 5 月 6 日起，重庆的 9 家报纸发行重庆各报联合版 （以下简称联合版） ，这是民营报纸与政、党、军和地方报纸联合克服困难的典型。联合出刊的 9 家报纸分别为中央日报 扫荡报 西南日报 大公报 新蜀报 商务日报 时事新报 新民报 国民公报 。4新华日报于 1939 年 5月 7 日参加联合版，这样， 重庆各报联合版就变成了 10 家报纸，这10 家报纸分别代表不同党派、团体和地区的利益。联合版从 1939 年 5月 6 日开始发行，一直持续到当年 8 月 12 日，共发行 3 个月零 7 天，合计 99 期。 重庆各报联合版是中国近现代报刊史上
9、的创举，体现了不同党派、不同政见的报纸在国难面前搁置争议、同仇敌忾、团结奋战的精神。联合版在创办过程中也并非风平浪静，联合经营也是暂时搁置争议的过程，参与各方具有自己的诉求，但为了战时新闻宣传，最终统一步调。 （一）国民党：借势而为，统管言论 1937 年 2 月，国民党在五届三中全会发布的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5中提出，要彻底取消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停止赤化宣传和阶级斗争。51938 年 4 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上进一步提出，共产党“一定是要受本党的领导” ，并且要“消融于三民主义之下”6。按照蒋介石的设想，最终将国共两党“溶为一体”7。 在新闻舆论方面，国民党当局一直采取各种
10、办法限制共产党、民主党派以及民营报纸的言论。 新华日报于 1938 年 1 月创刊于武汉，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威望，该报出版后发行量直线上升，很快达到 3 万份。国民党对该报的新闻检查向来严格，甚至采用非官方的手段破坏新华日报的发行工作，包括殴打报童、买通报贩控制发行系统、盯梢、逮捕报人等。尽管如此， 新华日报依然保持较大的发行量，其影响力日渐扩大，这是国民党当局不愿意看到的状况。1938 年 10 月底，武汉沦陷，新华日报迁移到重庆继续出版。1939 年 5 月，日本对重庆实施惨绝人寰的大轰炸，很多报馆的设施被炸毁，严重影响到报纸的印刷与发行。国民党借此机会，想采取两全其美的办法统管各界舆论，
11、即以五三、五四大轰炸报馆遭到破坏为由，将各家报纸联合起来，办一份联合版，通过联合版“熔化”共产党的主张。同时，也实现了对各家民营报纸的言论控制。基于这样的目的，国民党非常积极地推动重庆的 10 家报纸合作创办联合版，以便国民党当局顺理成章地控制报界舆论。 （二）共产党：刚柔相济，服从大局 在各家报纸筹备创办联合版的时候，共产党主管的新华日报最初表现得不太积极。其主要原因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新华日报在重庆大轰炸中损失不大，报社完全有条件继续出版。在大轰炸期间， 新6华日报设置于巷坪街的印刷厂、编辑部以及营业部被日军炸坏。与部分报纸相比， 新华日报的损失较小，继续出报不存在问题。二是国民党当时正在
12、推行溶共反共政策，通过联合版的形式更容易控制中国共产党的舆论，并最终达到溶共的目的，共产党对国民党的目的了如指掌。三是不利于中国共产党坚持其既有的立场。抗战时期，每家报纸均有自己的立场，尤其是政党报纸，在这方面表现得更加鲜明。由不同党派、不同利益群体办联合版，报纸的报道倾向很难满足不同利益主体的要求，其结果往往是牺牲话语权较弱者的利益。 对于新华日报来说，创办各报联合版是比较棘手的事情。如果严词拒绝，会给国民党、其他党派以及民营报纸以口实，认为新华日报不以大局为重，另立山头;如果参加联合版，就会丧失话语自主权，甚至最终被国民党以“联合”的手段予以“熔化” 。因此，当重庆市各大报纸于 1939
13、年 5 月 6 日出版联合版的时候， 新华日报并没有参加，而是采取“顶住”与观望的办法。国民党中宣部于 5 月 7 日发特函给新华日报 ，指出重庆市 9 家报纸均按照国民党当局的要求出版联合版，只有新华日报继续单独出版。因此，国民党中宣部命令新华日报“七日不得再行刊行，否则事关通案，当严予处分也” 。基于当时的情况，新华日报经请示周恩来，决定有限制地参与联合版。社长潘梓年在复函中明确表示， 新华日报参与联合版是从大局出发，放弃单独出版，但参与联合版应该有个期限，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快单独出版，该报最迟 1939 年 8 月 13 日复刊。上述表明，作为共产党的机关报， 新华日报坚持有理、有利、
14、有节的策略，做了较大的让步，表现出良好的大7局观。 （三）民营报：顺应时局，积极配合 从政治倾向的角度来讲，国民党报纸和共产党报纸之间的政治差异最为明显，民营报纸往往处于中间偏左或偏右的立场。因此，当国民党中央日报带头提倡创办联合版的时候，民营报纸基本上没有提出反对意见，而是积极响应这一号召。 广大民营报纸对创办联合版的主观态度并非一致，但是在实际表现中则是整齐划一的。因为，尽管有些报纸具备继续出版的条件，但是国民党当局已经通过正规的函件要求各报放弃独立发行，选择出版联合版，如果采取抵抗态度，最终将引火烧身。更何况国民党当局可以为联合版大开绿灯，提供各种物资供应，为民营报纸节约了一部分办报成本
15、。对于部分报馆被炸毁的民营报纸，已经不具备继续出版的条件，这类报纸在主观上愿意出版联合版。对于那些具备继续出版条件的民营报纸，在抗战形势危急的情况下，也不愿意特立独行，以免引起当局不满。因此，从总体上来讲，在国民党当局和部分民营报纸提倡出版联合版的时候，民营报纸阵营基本上没有提出反对意见，而是顺应时局，服从安排。 三、权力结构：集中与分散同时并存 重庆各报联合版初创的时候，报务活动处于杂乱无章的状态。1939 年 5 月 8 日，联合版成立重庆各报联合委员会，设有联合委员会常务办事处，其办公地点在时事新报报馆内，联合版的编辑部也设在这里。联合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有中央日报的程沧波、 大公报的曹谷冰
16、、 扫荡报的丁文安、 时事新报的崔唯吾、 国民公报的康心8如、 新蜀报的周钦岳、 新华日报的潘梓年、 新民报的陈铭德、商务日报的高允斌、 西南日报的汪观云等 10 人。8其中， 中央日报社长程沧波担任主任委员。在重庆各报联合委员会之下，又设立了编撰委员会、经理委员会、迁移委员会等 3 个专门委员会，细化了采编、经营等工作。上述 3 个委员会分别由王芸生、黄天鹏、崔唯吾担任主任委员，各家报纸的总编辑与经理担任委员。在 3 个专门委员会下面，设有若干课科。其中，负责新闻采编业务的编撰委员会分为两个组，每个组由 5 家报社的相关成员组成，轮流执行采编权。上述表明， 重庆各报联合版与一般报纸的管理机构
17、相差无几，既有报纸采写编等新闻实务方面的编辑部门，又有经营管理方面的经理委员会。为了适应当时的战乱格局，联合版专门设立了迁移委员会。 从重庆各报联合版的管理体系可以看出，其权力结构体现了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特征。重庆各报联合委员会是联合版的主要权力机构，其主任委员由中央日报社长程沧波担任。因为联合版的主导权在国民党手里，在重要的位置上必然安插国民党当局信得过的人员，程沧波被“选”为主任委员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编撰委员会的主任由大公报的总编辑王芸生担当， 大公报是民营报纸，在当时的新闻界有较大的号召力，其政治倾向保持中立，在大是大非面前遵从国民党的意志。因此，对于国民党来说，选择王芸生作为编撰委员会
18、的主任，既能够避开外界的批评与猜疑，又便于控制当时的舆论。经理委员会、迁移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黄天鹏和崔唯吾均属于时事新报的负责人，当时的时事新报名义上是民营报纸，实际上已经被国民党收编。由于当时联合9版的办公地点设在时事新报报馆里，经营管理与报社搬迁让该报负责显得合情合理。这样， 重庆各报联合版在组织结构和权力结构上均按照国民党当局的部署而设置，体现了国民党的意志，报纸的权力基本上集中于国民党当局手中。当然，从表面上来看，联合版的权力结构体现了分权的格局，既有国民党的报纸，又有共产党的报纸以及民营报纸，联合委员会成员由多家报纸的负责人担任。联合版的权力结构在报纸内容上也有所体现：联合版不发表社论
19、，以免引起争议，也不刊发各报采写的新闻，主要刊登国民党中央社发布的新闻。编辑人员由 10 家报纸分组轮流担当，每天报纸清样出来后，编辑一起看，并提出修改意见。因此，从总体上来讲，联合版的权力结构体现出内在集中性和外在分散性相结合的特点。 四、经营结构：供需与收支双重失衡 重庆各报联合版的经营结构出现了双重失衡的矛盾。一方面，发行与广告的需求量难以满足，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另一方面，报纸的收支出现不平衡的状态，经常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从一般的报纸经营常识来看，这两种情况同时出现是比较罕见的。因为既然发行与广告均有巨大的需求，市场中又没有强有力的竞争者，其经营绩效好、盈利空间大才符合常理，但事实恰
20、恰相反。 1938 年 10 月 25 日，武汉沦陷。国民党新闻宣传机构纷纷迁往重庆，上海、天津等沿海城市以及武汉、南京等大城市的报刊纷纷迁往重庆出版，重庆一时间成为中国报业繁华的都市，鼎盛时期报纸数量达到 22 家。重庆大轰炸导致数家报馆被破坏，无法正常发行。伴随着重庆各报联合版发行，重庆的新闻舆论主要由联合版引领。 重庆各报联合版的10市场需求尤为旺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由于当时战局混乱，公众急需了解战事以及公共安全等方面的信息，阅读报纸成为人们获知信息最重要的渠道之一。 重庆各报联合版是国民党、共产党以及民营机构合办的报纸，其权威性和信息可靠性是最有保障的，因此联合版的发行一直处于
21、求过于供的状态。其次，重庆原本有 20 余家报纸，突然减少了 10 家报纸，读者不得不寻找替代品， 重庆各报联合版成为最佳选择。参与联合版的这 10 家报纸是当时重庆最具影响力、竞争力和社会公信力的报纸，这些报纸的发行量名列前茅，平时的总发行量在 20 万份左右，战时的需求有增无减，而联合版的发行量在 3 万份左右，两者存在巨大的差距。再次，战争给人民的生活带来巨大灾难，死亡伤病、流离失所的人剧增，需要通过报纸刊登寻人启事、各类声明与广告的人不断增加。而报纸的版面相对有限，这构成了广告刊登方面的供需不平衡。 联合版初期的经营状况欠佳。由表 2 可以看出，从 1939 年 5 月到 8月份的 3
22、 个多月中，联合版的发行总收入为 90553 元，发行收入最高的月份为 7 月份，总额达到 31299 元，而每日平均发行收入呈逐月递增状态，最高为 8 月份，日均达到 1205 元。联合版 3 个多月的广告总收入合计为 93788 元。从每月的情况来看，5 月到 7 月份，每月的广告额呈递增状态，而 8 月份由于只有 12 天，广告额少于其他几个月。从日均广告额来看，7 月份日均广告额最高，达到 1156 元，因为当月的广告刊登量较大;8 月份日均广告额最少，其原因在于， “八月份每日平均收入尚视六月份为少，则系广告登户递减之象”9。从联合版的发行与广告经营额来判断，联合版的经营状况不太理想，盈利空间较小。从表 3 的数据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