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学术争辩中凸显媒体舆论的浮躁与肤浅如今,我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惊异于媒体舆论的巨大辐射力和影响力。自知名学者汪晖涉嫌抄袭事件被曝光以来,平面媒体和网上争论持续升级,并在最大范围内传播这一事件的最新进程。 借助现代媒体,有人通过这一事件宣泄了对学术腐败的愤怒,也有人借此试图传达一点对事件主人公的同情和理解。值得引起关注的是,这一桩原本属于学术范畴的事,因为媒体和舆论的加入,从而成为了一起站在风口浪尖上的“事件”,其中一些以学术打假面目出现,却掺杂了学术界个人恩怨的成分。在维护真理的旗帜下面,有理由怀疑,在这些各具形态的批评声中,学术个人及其用心,已在被极度强化的舆论声浪中模糊、变形、失控,以至
2、于失却了其原有的面貌。 “抄袭门”背后的学界之争 前不久,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质疑著名学者汪晖早年的博士论文存在抄袭问题。需要注意的是,此事之所以被称为“事件”,是因为王彬彬在学术刊物文艺研究(3 月号)刊发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一文后,其中所涉及的学风问题马上引起有关媒体关注。时隔不久,南方周末首先以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为题报道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顿时将这一发生在学术空间内的争议引向公2众视野,在此后短短 1 个月内,全国 20 多家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报纸纷纷跟进,并通过媒体舆论集体施压的办法,力图使这一事件的真相即刻水落石出、辨出个是非黑白。 不出所料,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
3、一文在南方周末发表之后,汉语学界顿起轩然大波。由于媒体的加入,一时间挺汪者、拥王者两派纷纷登场,各自表明立场,提供给媒体取之不尽的追踪报道素材,“抄袭门”事件由此迅速升温。7 月 7 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了一封由63 名中外学者签名附议的公开信,这封写给清华大学及汪晖博士学位授予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信称,“为对汪晖教授负责,澄清这一争议,我们联名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清华大学迅速答复,履行职责。在组成调查委员会时,应邀请贵院、贵校之外的学者,乃至海外学者参加,公示委员会成员名单和调查结果。我们同时要求,调查结论以及各委员投票意向最终能公布。 ” 在此公开信发表 2 天后,凤凰网又强势刊载了另一封由
4、近百名海外学者联名写给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的信。这些学者称,在汪晖的著作中没有发现剽窃现象。信中说,“作为学者、译者、编辑、历史学者和文化批评者的国际共同体的成员,我们联合写信,声援正在被大众传媒攻击的汪晖教授。关于汪晖涉嫌抄袭的指控,汪晖教授著作的译者和编辑复查了汪教授在过去 30 年中著作所采用的大量参考书目的注释。他们当中没有一人发现有任何剽窃的现象不管我们多么宽松地定义剽窃这个词。 ” 至此,媒体导火索牵引下的学界,如同炸开了似的迅速形成了旗帜鲜明的两派。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对“抄袭”的界定“倒汪派”认为抄3袭这一行为再清楚不过,而“挺汪派”则认为汪文只是个别引文不规范,属学术规范问题,而“
5、引证的严格性”不应被夸大为“抄袭” 。 在很多情况下,真理并非愈辩愈明,拥趸增多,众声喧哗,往往只能令事端升级。对于学术争议中的“学术”,大众媒体表现出视而不见和缺乏耐心的态度。据笔者追踪,在所有对这一事件的新闻报道中,鲜有对学术争议的落脚点展开充分报道的。当然,大众对媒体的期待,总是更多带有猎奇的心态,人们往往更多关心的是“谁和谁打起来了”,正是这种长期形成的市场需求,使大众媒体在报道学术事件时,重“事件”而轻“学术”似乎成了一种顺理成章的习惯。 实际上,讲求眼球效应的媒体和需要严谨论证的学术之间,永远隔着“时间”这条鸿沟。一个现成的例子:当年余英时指控郭沫若抄袭,就是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学术
6、公案。只有不断地进行学术辩论,才有可能得出公正的判断,所谓“文章千古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今,媒体的全方位渗透,却如同一只无形的手,以自己的意愿和节奏推动事件的发展,几乎使事件失去得到正常的学术辩论和学术处理的可能性;而在如此状况下,事件中的两位当事人要开诚布公、心平气和地进行学术讨论和就事论事对话的可能性也渐趋为零。而王彬彬则已不容分说地站到了汪晖的对立面上,而这一切也许根本不是他的初衷;一个善意的学术质疑,在媒体舆论的裹挟下,变味为一个别有用心的揭露,应该是他始料未及的。 眼下,这起由“他者话语”主导的辩论,最终因未能形成具体有效的调查制度和惩罚措施,一起中国学术规范化运动并未能指向中国
7、学术界的腐败根源,从而让学术争论偏离学术范围,演变成“两派”间的纷争乱局。4无独有偶,就在汪晖事件尚未解决之时,另一名学者、曾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影响中国 50 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的上海大学朱学勤教授,也被曝出涉嫌抄袭。有人指责朱学勤的博士论文“剽窃”了他人的论著。 巧合的是,两人被指“抄袭”的都是早期的博士论文,前者完成于1988 年,后者则晚 4 年,写于 1992 年。既然汪晖被媒体穷追猛打,被 60 多名国内学者联名要求调查,那么,在朱学勤的“问题”被揭露后,是否也该受到同样的“追责”呢 由学术看法演变为媒体事件 平心而论,王彬彬的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一文,是近年来
8、当代中国学术界的重要收获。在王彬彬的“挑剔”中,有两处给我们印象深刻:第一处是汪晖将列文森论梁启超的一段话中的“梁启超的著作”替换为“鲁迅的著作”,其余全部一样;第二处是指出汪对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一书的引用,没做任何注明。从王彬彬教授的文章之中,看不出有任何对汪晖的成见,他只是陈述事实,甚至没有进行合理的推理。 然而,在之后的跟踪报道中,倾向于“挺汪派”媒体的“核心立意”多放在对王彬彬写此文动机的揣测,对摆出来的事实却显然缺乏耐心。倾向于“挺王派”的媒体,则更多地秉持先判后审的态度,举起“抄袭”这5一“杀威大棒”,作道德上的审判,同样是一种对学术缺乏耐心的表现。 在这种时候,恐怕很少有人能冷
9、静下来去设想在国内外学界均有着一定影响力的人物的内心感受与承受限度。在铺天盖地的舆论声浪里,让人读出颇多的无奈。 8 月 2 日,沉默了许久的汪晖终于打破沉默。在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采访时,汪晖称,针对“抄袭”事件,将会有专门的调查报告出台,同时指出,如果媒体以学术规范的名义展开批评,那么至少自己也应该遵守基本规范。言下之意,那就是对媒体重“事件”本身,而轻“学术”的风气表示了自己的无奈和不满。汪晖称自己和周围朋友曾对上世纪 80 年代学术方式做过深入的自我批评。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从不拒绝批评和自我批评但这个批评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批评,也应该是从历史的观点展开的学术批评。 ” 对这
10、次和媒体旷日持久的争论,汪晖明确表达了对媒体发表及转载王彬彬文章的意见:“为什么在发表之前不与当事人核实,在发表后又以各种方式拖延发表不同意见”他指出,如果媒体以学术规范名义展开批评,“那么至少自己也应该遵守基本规范” 。 “如果一个媒体一面发表单方面的观点,另一方面又参与组织针对某个作者的社会动员,那么,你就很难信任这样的媒体。 ”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不无道理。 反思汪晖事件的前前后后,我们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媒体的浮躁,决定了学术看法在演变为媒体事件的过程中,极有可能会不由自主地导向真相的反面,从而离真理越来越远。这些讨论乃至各执一端的观点,如果仅在学界之内进行争鸣或许并不会酿成如
11、此巨大的影响,人们会6比较平淡地看待它,就如同我们以平常心面对日常生活的一些事情;但经过媒体的扩散,其影响的力度已非学界范畴的一般讨论所能比拟。在“汪晖事件”被媒体广为传播的时候,这个学术事件其实已经在许多方面引起了微妙的变化,其后所产生的反响与运作恐怕也已非常人所能控制。媒体自身形成的巨大社会效应,借助于民主形态召唤的强大社会批判力量,在不知不觉中,造成了可以摧毁和瓦解任何批判对象的“杀伤力” 。 由此让人不得不深思的是,西方当代思想家关于媒体理论所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媒体到底是民主声音的传声筒,还是话语者的工具 其实,对于媒体舆论的分歧已存在一段时间,一种观点认为其可以承担民主之使命,而另
12、一种观点则认为它的不当功用可能存在于当它的功能发挥到极致时,也许会被利益集团利用为履行专制的工具。 汪晖事件发展至今,实际上是体现了一种媒体舆论视野中,学术个人的无力感。这种无力感体现在,个人的学术问题已被媒体放大升级为舆论的中心和焦点。因为放大,使我们的思考再也不可能停留在抄袭“边界”的认定之上。随着“挺汪派”和“拥王派”的人数逐渐增多,两派的拥趸中是否开始掺杂另外的情绪和争论,像雾像雨又像风般地迷蒙了公众的双眼联想到事件涉及当事人是一直被誉为学界领袖的汪晖,如果再联想到前不久的读书换帅风波,此次的让汪晖深陷“抄袭门”似乎更加意味深长了。 媒体何以成为新红楼梦的对立面 7随着当代生活中媒体运
13、用范围的日益扩大,不少有识之士早已对媒体对文化及学术领域的涉入提出过警告。这种反映当然没有忽略媒体化运作在当代生活中巨大的文化传播功能,问题的所指是媒体化运作本身可能会对文化学术界产生一种负面影响,还可能反过来影响媒体的独立品性。 由此笔者想到最近另一起同样处于媒体舆论中心的事件。7 月 3 日,著名导演李少红带新红楼梦剧组做客上海艺术人文频道时,一度情绪失控,当场指责媒体,称所有对新红楼梦的恶评,都是媒体考虑自身利益的结果,根本不考虑对主创是不是公平。最后,李导演当场发难:“不知什么时候,我们的对立面变成了媒体” 令人深思的是,回顾这一事件,当时被邀请到场的媒体显然是有备而来,从现场提给新红
14、楼梦的一些细节问题,可以看出提问者是一一比照原著做足了功课的。比如“钗瘦黛肥”的倒置;原著中林妹妹进贾府时将轿帘挑起一角往外张望,而新红楼梦中林妹妹是将轿帘大大地拨开,是否符合人物逻辑;改编忠于原著是不是等同于旁白照念等等。媒体的合理质疑,原本是一种有利于展开文艺批评的可能。但这场正当的媒体与文化艺术界的对话,缘何被曲解为对个人的攻击又怎么会将媒体作为文学艺术作品的对立面这一切令人费解,也让人深思。 自新版红楼梦选秀以来,来自传统媒体和网络上的评论和质疑声不断。几乎所有媒体都对新版红楼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辛辣的嘲讽,网友的愤怒更是毫无节制,一片笑骂。 然而,在一连串红楼纷争中,红学家的声音始终
15、在媒体上缺席。早在选秀之初,就少有对这场以商业目的为根本的“闹剧”提出批评的声音,8待到李少红接过导筒,宣布的主创人员名单里终于出现了三位红学家的姓名张庆善、孙玉明、沈治钧,身份是“文学统筹”,据说他们给李少红补了几个月的红学课。他们都是中国红学会的领军人物,但是,面对越来越大的争议,红学家们和古典文学研究者们则“默契地”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沉默。且不说李少红面对批评是不是有足够的度量,学界在此次新红楼梦拍摄、播出前后的集体失声,使得媒体将更多的来自民间汪洋恣意的声音见诸报端。应该承认,新闻消遣型批评在今天的得势有其文化合理性,因为社会公众的日常文化生活娱乐生活需要这种快捷的、便利和时尚的娱乐
16、佐料。不过,这种学术批评告退而新闻消遣型批评波澜壮阔的情势,不仅没能帮助人们厘清名著改编怎样才算是忠于原著,反而将争论导向了本不在对立面的两方;将一个值得深究的文化艺术话题,导向了日益市场化的闹市区。 记忆所及,早先著名评论家陈思和、肖云儒就写过文章,批评文学艺术界的媒体化问题,他们的确很早意识到了在文化学术界这片清静之地,保持相对独立以及远离媒体化运作的价值意义,更明确指出了这种彻底敞开的媒体化运作会给以终极关怀为其价值理念的文化学术界带来哪些意想不到的伤害。而钱钟书先生的观点更让人回味,他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 。钱钟书所谈及的学问理想,对
17、日益被媒体舆论所包围和侵扰的学术圈来说,未免不是一种警世作用。 由此可见,媒体化时代对汪晖等事件的讨论乃至评论不仅相当必要,也是十分重要的。只是,学术讨论应该在学术界内进行,这样更能保证学9术争鸣的有效性,媒体则应该成为发表争鸣的平台,而不是传播学术圈子是是非非的场合,更不能成为学派势力角力的工具。记得数年前,在针对王铭铭先生的学术论文是否涉嫌抄袭的问题,复旦大学葛剑雄和曹树基先生分别在中国社会科学 历史研究等权威性人文社科期刊上发表过缜密的学理论析,这种做法对学术的自身建设无疑具有极大的价值借鉴意义,避免了媒体化运作所带来的巨大危害(包括对当事人)与种种弊端。 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平心静气、寓
18、于学理的学术商榷似乎正越来越被一种喧闹嘈杂的舆论事件所取代。正是这种对学术个人缺乏关怀和爱护,给惯于热炒热卖的媒体提供了发现“热点新闻”的可能。而本应远离炒作的学术圈,如今也熟稔媒体化运作的种种规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悲哀。反观各类媒体,是否应当超越仅限于热炒热卖的微观新闻思维,多介入一些有利于当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大目标的新闻事件。否则,在所谓坚持客观中立的新闻倾向背后,将会是自我迷失的开始。汪晖涉嫌学术抄袭事件的传播,不仅值得新闻界学术界反思,也值得引起媒体化运作时代的每一位信息消费者重视。 (作者系文汇报文艺部记者) 注释: 东方早报7 月 11 日 【英】詹姆斯库兰、 【美国】米切尔古尔维奇著,杨击译:大众媒介与社会第 192 页,华夏出版社 2006 年版 10雷跃捷主编:大众传播与媒介批评第 117 页、34 页,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