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舆论监督的话语范式变迁初探自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舆论监督的话语是十分丰富的,这主要体现在党的领导人的论说和党的文件中。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阐释中共中央关于舆论监督的话语意义,就应当对中共中央发布的决定、决议等文件中涉及舆论监督的话语文本及其变化进行深入的研究。因此,笔者选取自 1949 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至 2008 年之间,以中共中央名义公开发出的决定、决议等,以及党的领导人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所有涉及舆论监督的内容作为分析文本,从话语范式的角度,对中共中央关于舆论监督的演变做一个初步的探讨。这些文本包括: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1
2、950 年,以下简称“1950 年决定”)、 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1954 年,以下简称“1954 年决议”)、 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1981 年,以下简称“1981 年决定”)、 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3 年,以下简称“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1994 年,以下简称“党建决定”)、 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决定(1996 年,以下简称“建设精神文明决定”)、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2003 年,以下简称“党内监督条例”)、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
3、问题的决定(2006 年,以下简称“构建和谐社会决定”)、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2008-2012 年工作规划(2008 年,以下简称“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规划”),以及党的领导人在十三大至十七大2中向大会所作的报告。 笔者认为,在这些文本中,由于其产生的社会政治历史语境的不同和语词及其所指的差异,存在四种不同的话语范式。 一、1981 年以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话语范式 中共中央发出的“1950 年决定”,对在报刊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行了全面深刻的阐释,并对具体的形式和方法作了明确的规定。决定要求“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的一切
4、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吸引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地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教育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在报纸刊物上作关于这些缺点和错误的自我批评”“。这样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是“上对下”的批评,不是党和政府及其领导人对下级或人民群众中存在的缺点错误和落后现象进行的批评,而是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及其领导者的批评,是“下对上”的批评。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是在党内展开而是在社会上展开,不是内部文件、会议或面对面的形式,而是“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地” 、 “自由地”进行的新形式。 “1954 年决议”是中共中央就当时的报纸工作做出的一个全面的决议。决议分 5 个部分,其中的第三部分就“1950
5、 年决定”发布以来,报纸3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进一步明确了今后报纸开展这项工作的原则和要求。决议再次明确指出,“报纸是党用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最尖锐的武器。为了广泛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各级党委应充分地和正确地利用报纸这一有力的武器” 。# “1981 年决定”是中共中央在十年文革结束之后,国家开始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发布的。决定第四部分对新闻媒体“正确处理表扬和批评的关系” 、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重要性及具体的方式方法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规定。决定指出,“近年来,许多报纸刊物重视反映群众的意见和呼声,积极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增强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也提
6、高了报刊和党的声誉。今后还要坚持这样做。各级党委要善于运用报刊开展批评,推动工作。 ”$ 1950 年的决定和决议,以及 1981 年的决定,都是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的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专门性文件,特别是 1950 年决定,更是专门针对报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报道而做出的。这三个决议或决定中,无论是 1950年的决定和决议,还是 1981 年决定,中共中央使用的词语都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所以我们将其归为舆论监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范式。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通过报刊等新闻媒体这种公开的形式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即通过大众传媒的公开传播来揭露问题、修正错误、改进和推动工
7、作、促进党和人民的联系,实际4上是党的作风的一种扩展和延伸,是在党的领导下,从党内向党外,向社会,向广大人民群众的一种扩展和延伸。实施批评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批评的对象是党和政府、党员和党的干部在“工作中的一切缺点和错误” 。同时,党和政府、党员和党的干部,又是自我批评的主体,承担着在报刊上进行自我批评的责任;而报刊等新闻媒体在这种公开形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中,是“党委的一个工作部门”,“报纸编辑部要在党委领导下积极负责,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的事实必须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批评的态度和观点必须正确,严格按照党的原则、中央的决议和党委的意图办事” 。% 由此观之,这种在报刊上开展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虽然是
8、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我们认为,它带有极强的组织传播色彩,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大众传播。因此,上述三个文件实际上均是在党的建设、党的作风、党的工作和党群关系的话语框架内所进行的言说。在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话语范式内,报刊或新闻媒体是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一种新的形式、新的手段、新的途径和新的物质载体。 二、十三大:协商对话的话语范式 舆论监督作为学术话语出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到 80 年代中期,“舆论监督”一词开始比较频繁地见诸报刊。而过去新闻实践话语中的“批评报道” 、 “负面报道”等,也逐渐为“新闻舆论监督” 、 “舆论监督报道”所替代。 51987 年 10 月召
9、开的中共十三大,将“舆论监督”写进了大会报告,这在舆论监督话语范式的演变中具有重要意义。它意味着舆论监督一词从学术话语、新闻实践话语或日常话语之中,正式进入国家政治话语体系,成为被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所接受和认可的话语。 从报告中直接出现“舆论监督”一词的这段话语来看,舆论监督的所指依然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话语范式有着紧密的联系。 “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舆论监督在“增加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 、 “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中起着重要作用;舆论监督是社会协商对话的一个重要途径和方式,它起着在领导机关和群众、这
10、部分群众和那一部分群众之间进行沟通的渠道和中介作用。 很显然,舆论监督的内容在此有了新的变化或拓展:它不仅仅只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话语范式下对党政机关、党员干部缺点错误和官僚主义等的一种批评,而且是“及时地、畅通地、准确地”进行“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彼此沟通,互相理解”的社会协商对话的重要渠道之一,并且包含着对党务政务活动、对重大情况重大问题进行公开报道和公开讨论的内容,亦即要使人民群众对党务政务活动、对重大情况有知情权,对重大问题的决策享有参与权。当然,这种知情权、参与权是在社会协商对话制度7框架内的言说。毫无疑问,关于舆论监督的这种“协商对话”的话语范式,是中共中央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各种
11、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进行调整、重构的过程中,对舆论监督意义建构方面的一个重大的变化。 三、十四大至十六大:权力监督的话语范式 从十四大到十六大这三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以及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发出的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决定、党建决定、建设精神文明决定和颁布的党内监督条例,其文本内容均涉及到舆论监督。 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的报告均是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的叙述框架内指涉舆论监督的。在十四大报告中,关于舆论监督的概念出现在报告第二部分第六点“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有一个较大的发展”之中:“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环节,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领导
12、机关和领导干部要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充分发挥各类专家和研究咨询机构的作用,加速建立一套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制度。强化法律监督机关和行政监察机关的职能,重视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逐步完善监督机制,使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置于有效的监督之下。 ”+报告在这里将“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与法律监督、行政监督并列为一种监督方式,很显然,这里的舆论监督是指对“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决策权”的监督。 8十五大报告把舆论监督作为“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强调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和十四大报告指明对决策权的监督不同,十五大报告是把舆论监督作为“民主监督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提出的,
13、它不仅仅是对决策权的监督,而且是对所有“行使权力”包括党政、司法等广泛的权力的监督,是所有权力行使过程中“制约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 十六大报告是在第五部分“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中提及舆论监督的。在指出“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的对象、重点、方式等问题后,报告强调,“加强组织监督和民主监督,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要建立“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 。而要做到这些,除了“加强组织监督和民主监督”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 从上述看来,三个报告都将舆论监督纳入到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的范围内,围绕着“如何监督权力”这一问题,
14、从权力的要素、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框架中叙及舆论监督,并把舆论监督作为对党政、司法等权力进行有效监督的方式之一。同样的,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决定、党建决定、建设精神文明决定和党内监督条例中,也都是从监督权力的角度来强调舆论监督的重要性和作用。因此,在十四大和十六大期间,党代会报告和中共中央决定、条例等,在涉及舆论监督时,始终是把它放在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这个基点上来定位它的地位和作用的。舆论监督的对象和9内容,是权力(包括拥有权力的组织和个人)及其运行过程;舆论监督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所以,在党的十四大到十六大期间,对于舆论监督上升到对权力及其运行过程进行监
15、督制约的高度,把舆论监督作为对党政、司法等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制约的重要方式、手段,进一步扩展了舆论监督的对象和内容,使舆论监督在原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话语范式、协商对话范式的基础上,从政治体制、民主法制建设的高度定位舆论监督,将舆论监督纳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和监督制度之中,更明确地将舆论监督对象和内容指向权力及其运行过程,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权力监督”的舆论监督话语范式,从而使舆论监督的意义更加深刻。 四、十七大前后:民主政治权利的话语范式 十六大以后,随着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产生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中共中央在舆论监督的意义建构方面出现了新的变化。 十七大报告在“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一
16、部分中,从六个方面阐述了这一主题。在“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一节中,报告首先强调要“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10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 。-在这里,舆论监督是作为“监督合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制约和监督权力、确保权力正确行使、“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重要监督力量之一。同时,报告还把监督作为一种权利,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首次提出了监督权的概念,并把监督权与决策权、执
17、行权并列,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之间“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而作为监督权的组成部分之一的舆论监督,很显然就纳入了这种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之中,成为国家权力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和运行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然而,十七大报告关于舆论监督的意义建构远不止于此,其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四权”的提出。早在 2006 年 10 月,中共中央第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构建和谐社会决定”中就指出:“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深化政务公开,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而十七大报告首次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了对舆论监督具有重大意义的“四权”,报告指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0 它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直接使用了外来政治法律概念,并从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核心、民主政治制度以及宪政的层面来重新定义和阐释“四权”,其含义更加丰富,更为高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