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高考思想品德加分： 现代版的 “举孝廉”？陈飞/漫画他们提供观点杨克祺 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熊贤君 深圳大学教育系主任高天明 教育学博士后杨茂明 深圳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马恩来 深圳梅林中学老师、深圳市语文学科带头人晶报评论记者 魏鼎/文随着一年一度的夏季高考即将来临，高考改革领域不断传出新动向，有关高考改革的话题也在持续发酵升温，提醒人们：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高考季” 。近日，全国31个省份陆续出台高考改革新政，高考加分项目调整尤其引人关注。盘点各省高考加分政策可以发现，本轮调整主要集中于奥赛、体育等加分项的削减以及分值降低，在13个省份的加分项目中，“思想品德及见义勇为” 赫然在列。在传统
2、的教育评价体系饱受诟病、人们普遍呼唤改革的语境下，政策制定者通过引入新的评价指标改变过去的纯学业评价模式，也算“审时度势之举” 。然而，坊间观察家却大多持一种怀疑态度，他们质疑政策的操作性，认为道德这种“莫见乎隐，莫显乎微” 的品质，很难用分数去量化和把握；他们警惕政策背后的道德风险：一旦设立新的加分项而又在标准上语焉不详，势必在高考领域掀起一股徇私舞弊、弄虚作假之风“改” 倒比 “不改”的危害大。现代版的“举孝廉 ”？人之有别于动物，即在于做好事，做好事是天经地义的，毋须大书特书更不用犒劳。无论是“思想品德加分” 还是“见义勇为加分”，都是要在教育评价领域引入其它标准，以改变过去那种“唯分数
3、是举” 的人才选拔模式。从这个角度而言，政策制定者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搞偏了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杨克祺如此揣测政策制定者的意图。“为做好事的学生加分，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呢？好像对于一个未来社会的公民来说，做好事是不正常的。人之有别于动物，即在于做好事，做好事是天经地义的，毋须大书特书更不用犒劳。”杨克祺说。深圳大学教育系主任熊贤君以历史眼光审视“思想道德加分” ，认为该政策与汉代的“举孝廉 ”堪可比拟， “汉代以孝、廉 为选拔人才的道德标准，很多显宦名臣通过举孝廉 脱颖而出，这套机制发展到后来渐渐形成士族传袭的局面，所谓贵戚书命，不宜相违。东汉灵帝时，乐安人赵宣为父亲守孝20年，被举为孝廉，
4、后来有人举报他在守孝期间不仅行房事，还连生了5个孩子。举孝廉到了这个份上，你说荒唐不荒唐？”熊贤君联系几年前各地实行的三好学生加分政策，竟与历史神肖酷似。“有一年，山西全省享受加分的三好学生只有20多个，江西却有200多个，江西学生的道德水平就比山西学生高出这么多吗？政策在实行中渐渐走样，那些来自于权贵之家的孩子，想获得市县三好学生称号，只要官员的一个条子就能搞定。”表里不一的道德是道德的赝品对道德动机的把握是一个长期过程，为学生的思想品德打分却是一种片面、静止的评价。在现行高考体制下，一分之差往往就是“天壤之别” ，更何况一些地方规定思想品德可以加20分。在政策诱导之下，会不会出现大量的寻租
5、与舞弊行为？在教育学博士后、英国兰开夏大学教育与社会科学学院访问学者高天明看来，答案是肯定的。“人有趋利避害的天性，如果看到思想品德可以加分，哪怕在情感上并不情愿，也会违心去做。毕竟，评价者只能看到一个人的道德行为，却无法测定背后的道德动机，表里不一的道德是道德的赝品。”而这种“表里如一 ”，正对应于深圳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杨茂明所说的道德神圣性与纯洁性。在他看来，诚实乃是道德神圣性与纯洁性得以维系的前提，该政策将诱导人们去作秀、撒谎和弄虚作假。杨茂明分析一个人如果是道德的，起码要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外在行为合乎道德，一是内在动机合乎道德。礼记中庸里讲，“ 君子慎其独也。”意思是一个人做了
6、好事，哪怕全天下的人都不知道而只有天知道，在精神上也是圆满自足的。然而，“思想品德和见义勇为加分 ”只是着眼于道德的外在方面，实际上道德的外在表现和道德本身是不一样的。“对道德动机的把握是一个长期过程，为学生的思想品德打分却是一种片面、静止的评价。推行这项政策只会导致一个结果：即道德沦为升学的工具，在这种意图支配下的道德行为是反道德的。” 杨茂明说。道德的圆满：外在性与内在性的统一我们既不需要“假英雄 ”，也不需要“不会思考的英雄”，因为任何一种圆满的道德行为都是借助思考得以实现的。有人说，实行“思想道德加分 ”是对学生潜移默化的一种 “教育”，高天明显然无法认同这一观点。“西方教育哲学里有一
7、个命题，即 道德可教吗？这也是关系德教合法性的前提命题，亚里士多德、杜威都认为道德不可教，我认为道德可影响，但不可教。既然不可教，又如何去测评呢？我们不能只关注偶然的道德行为，而忽略背后的道德情感、道德动机。”在杨茂明看来，道德的圆满体现为“外在性与内在性的统一” ，即外在的行为合乎道德，内在的情感、动机合乎道德如果再加上“思考的能力 ”，也许更为圆满。杨茂明解释说，一个人做好事，他的脑子不应当是糊涂的，要明白自己为什么这样做。比如在公共生活中，他为什么捍卫别人的权利，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袖手旁观，下一个受害者很可能就是自己；在歹徒持刀伤人的场合，他为什么没有挺身而出，因为他知道自己无力对抗，不
8、如采取另一种策略。杨茂明进而言之，如果一个社会没有英雄，可能是缺憾，但一个社会如果常常出现假英雄，则无疑是灾难。我们既不需要“假英雄” ，也不需要“不会思考的英雄”，因为任何一种圆满的道德行为都是借助思考得以实现的。“道德的圆满自足还体现在：道德行为不需要利益报偿，它不假外求，总能收获精神补偿，而政策制定者却认为道德是以利益回报为基础的。”公民教育能否取代思想品德教育？一个未成年人只要不触犯基本的道德底线，就有权利和他人站在平等的竞争平台上。面对“大一统 ”的教育评价体系，教育当局显然已经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通过实行思想品德加分，引导学生承担社会责任、提高道德修养，正是出于这一意识。然而，“思
9、想品德 ”毕竟是一个内涵模糊的概念， “公民教育”不是更能培养一个人作为公民行使权利和义务的能力吗？公民教育能否取代思想品德教育？杨克祺虽不主张以道德指标评价学生，却建议政府探索公务员人才选拔与道德挂钩，不妨以“孝” 作为评价指标。对此，深圳市语文学科带头人、梅林中学老师马恩来认为并不妥当。“以前我们总是混淆公德与私德的界限，曾几何时，北大招生曾把孝敬父母 列入报名条件，有政府部门考核公务员也以孝为标准，岂不知孝 属私德范畴，清官难断家务事，政府部门又如何评判呢？”评价者被赋予神圣的任务，却没有神圣的能力杨茂明如此形容思想品德加分政策以及背后的德育思维。“尤其在缺少透明、公开与权力制约的体制下
10、，很难在道德考察上达到高考那样的抽象公平。一个未成年人只要不触犯基本的道德底线，就有权利和他人站在平等的竞争平台上。至于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精神世界，我们无权粗暴地评价和干涉。”多元智能理论下的教育改革我们遗忘了“差异” 二字，实际上差异性不光体现在考试录取环节，更体现在高校与中小学教育的内容设计和价值取向上。政策制定者的初衷是要通过“思想品德加分” 建立多元评价体系，杨克祺却认为这项政策并不能检验出一个人的禀赋，因为禀赋和道德并没有多少关系。而从具体的加分政策中跳出，杨克祺觉得，传统评价体系并无实质性改变，仍然流于一种死板、僵化的模式。“比如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两人均为才高
11、八斗的书生，经史子集无所不通，数学成绩却很差，因为特殊才能而被高校破格录取。他们在今天的高考体制下，是不是要被埋没了呢？”杨克祺有此一问。美国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的心理发展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曾提出“ 多元智能”理论，他认为每个人都拥有八种主要智能：语言智能、逻辑-数理智能、空间智能、运动智能、音乐智能、人际交往智能、内省智能、自然观察智能正是基于这一洞见，高天明认为内地教育的内容以及评估方法也应随之改变，努力实现差异性与多元性。“过去，我们遗忘了差异 二字，实际上差异性不光体现在考试录取环节，更体现在高校与中小学教育的内容设计和价值取向上，高校的类型不同，对人才的要求势必存在差异，录取的标准自然不同，与其对接的中小学课程当然也要体现差异性。”一个人做好事，他的脑子不应当是糊涂的，要明白自己为什么这样做。比如在公共生活中，他为什么捍卫别人的权利，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袖手旁观，下一个受害者很可能就是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