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传播学知识谱系生成的三个关键词摘要从 20 世纪初以来，传播学的学科知识谱系一直在不断地成熟和完善，但作为一门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其学科的合法性仍然被学界质疑。本文以“学科互涉” 、 “知识越界”和“学科规训”三个关键词作为研究视点，深入探讨了传播学知识谱系生成的历史过程及其发展前景。 关键词传播学 知识谱系 学科互涉 知识越界 学科规训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7-0137-05 一、学科互涉 传播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它的产生反映了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逐渐融合的趋势，这已经成为众多传播学研究者的共识了。中国学者徐耀魁在传播学的发展一
2、文中指出，传播学是借鉴现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的结果，是多学科交叉的产物。而陈卫星认为：“传播的概念打破了传统的科学领域的划分，形成当代社会科学中最令人眼花缭乱的学术嫁接现象。它打破了传统的知识和学科分类，能够把来自其他不同学科领域中的理论问题都统摄起来。 ”事实上，如果从传播学学科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现代传播学学科2知识谱系的生成，是 20 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中学科互涉现象的必然结果。 “学学科互涉”这一概念来源于英文 interdisciplinary，国内学者对这个词主要有以下几种译法：跨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混合学科、多科性，港台学者则译为“科
3、际整合” 。尽管译法各不相同，但却隐含着共同的指向，那就是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关于学科互涉的起源，20 世纪 60 年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教学及改革中心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学科互涉活动调查时，发现了五个源头，即自然科学的发展、学生的需要、职业培训的需求、社会的基本需要和大学的功能与管理问题。美国学者克莱恩和纽威尔认为，除了熟悉的动机以外，还有一些新的推动力，即普通教育(general education)、文科研究(liberal studies)和职业培训；社会、经济和技术中的问题解决；社会的、政治的和认识论的批评：整体的、系统的和超学科的研究；借鉴的互补性交流和亚学科互动；新领域、
4、混合团体和机构间的联盟：人才培养与机构规模的缩小等。因此， “旧源头与新源头以及某些情形下本质上不同的活动的出现，导致了学科互涉活动新的复杂性。 ”20 世纪以来学科间的这种复杂的交叉与融合，意味着现代传播学知识谱系起源语境的复杂性。 学科互涉理论化的方式很多，如果将其比作一个学术光谱的话，那么，在光谱的一端，工具主义将学科互涉看作一个经验问题；在光谱的另一端，认识论将其视为一个理论问题。这种不同可以体现在两个“隐喻”上，即搭建桥梁和重新建构(bridge building and reconstructing)。搭建桥梁一般发生在成熟与稳固的学科之间，而且通常有一个应用方向，3大多数工具性计
5、划都是搭建桥梁式的。相对而言，重新建构则给学科带来部分变化，它通常具体体现为对学科重构的状态的批评，以及不管是含蓄地，还是明显地，对流行的知识结构的批评。通过具体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在传播学知识谱系生成的过程中，这两种学科互涉方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美国学者克莱恩认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第一个重要的学科互涉运动，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到 20 世纪 30 年代，这次运动主要以一种桥梁搭建形式，把大量的方法从自然科学领域借鉴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正是借助于这一次的学科互涉运动，现代传播学建立了最初的学科知识谱系的雏形。20 世纪以后，由于受到自然科学的强大影响，社会科学的发展越来越表现出一个显著的趋势
6、，就是由传统的定性研究转向定量研究，特别是在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政治学中，大量的数学定量分析方法被采用。这种潮流风潮很快就影响到传播学研究领域，并对现代传播学知识谱系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 世纪 30 年代，随着抽样和态度测定技术的进步，调查研究方法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促使广播研究朝着精确的、量化的经验方向发展。在这方面，拥有数学博士学位的拉扎斯菲尔德可谓独领风骚， “他利用了调查研究、广播节目的内容分析、收听率和其他种类的第二手资料，他驱使广播研究项目广泛地超越传播研究的全景，并在他所经之处做出创新和即兴创作。 ”但是，由于“桥梁搭建者一般不对问题的选择、学科所运用的认识论或
7、学科的逻辑结构，进行批评性的反思。 ”因此，社会学科研究领域的新突破迫在眉睫，于是就有了第二次学科互涉运动。 4在克莱恩看来，社会科学领域的第二次学科互涉运动，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采用的是一种重新建构的形式。由于“逻辑与哲学的发展以及科学，刺激了对新的整合范畴的探索，这类探索表现在新的整合性社会科学课程与项目、行为科学理论以及一些交叉的概念，比如地区、信息、交流、决策、角色及身份建构上。 ”就传播学知识谱系的建构而言，第二次学科互涉运动有着更为积极的意义。 在很大程度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了传播学知识谱系重新建构的一个契机。这个时期，为了躲避希特勒政权的迫害，大批欧洲学者移居美国，其中就包括法
8、兰克福学派的众多学者。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批判学者的到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原有的传播学研究面貌和价值取向。因为这使“美国的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研究方法才有了真正的对立面，有了一种外在的推动力，促使它对自己的研究方法进行思考和修正。”这“为当时蓬勃展开的大众传播媒介效果研究，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提供更加深刻的分析，因而不仅能够影响以后几十年美国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且成为活跃于当代欧美国家、第二三世界国家的批判的传播学派的最早理论肇始者。 ”当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两者之间进行融合的可能性：经验主义需要借用批判学派的理论来增加自身阐释的张力；而批判学派则希望用经验的方法来丰富、
9、矫正并支持它的某些理论假设。因此，以重新建构为主要形式的第二次学科互涉运动，使传播学知识谱系变得更为全面和完整。 二、知识越界 5传统意义上的学科之间往往存在着鲜明的边界，按照克莱恩的说法，“边界的修辞意义是由空间性的隐喻，如区域、疆域和领域指涉出来的，隐喻成空间令人注意到范畴和分类凸显差异的方式。 ”“由于合理性、权威性同思想观念紧密相关，于是便建立了评价体系，知识也按等级划分为不同的层次” 。但是，随着 20 世纪以来学科互涉现象的不断出现，各种知识单元之间的界线不断被打破和重构，各个学科之间的知识越界已经成为无法避免的趋向了。克莱恩对知识的“互补性交流”这样描述： 知识正日益学科互涉的观
10、念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因借鉴其他学科而带来的日常互补性交流，广为人知的例子涉及到工具与仪器、方法与技巧、数据与信息、概念与理论：如计算机、激光、电子显微镜和基因缝合技术：统计方法、刻板的数学模式、数据集和系统工程学；博弈论、结构理论和要素分析；调查与访谈技巧、参与者的观察、厚描法(thick description)和文本阐释；进化论、信息论、糸统论和结构主义；角色、地位、决策、信息和交流等概念；以及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分 析。 可以说，随着知识越界的不断深入，一幅关于学科知识、专业知识、学科互涉知识的全景图正逐渐展开、研究知识的方法论也远远超越了传统的认识论，包括访谈与调查、人种学研究、谈话与话
11、语分析、引文分析、批评史研究、档案研究、研究人员与研究地点的经验主义分析以及高等教育体系的构成分析。正是由于知识越界带来的影响，使得传播学成为一门高度综合的学科，同时也为这一学科的知识创新和领域拓展带来了强大的动力。 6法同学者马太?多冈存新的社会科学：学科壁垒上的裂缝一文中认为：任何一个专业之内的创新思想，通常来自与其他专业或学科的思想的交互作用，而不可能产生于本专业内部凭狭隘的眼光进行到底的研究。自我孤立的专业有一种典型的情况：因为没有外来的新思想注入，总是趋于高度保守。巧合的是，这篇文章还把美同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作为例证进行分析。库尔特?卢因是二战之前和期间著名的心理学家，对一系列心理
12、行为感到兴趣，其中包括学习的认知和感知过程、动机、人际报应、惩罚、冲突和影响、领导、社会风气、群体标准以及价值观。“虽然他的兴趣变化发展，他总是执着于一项中心的理论信条，那就是忠实地狲述和阐释复杂的具体现实；而为了这样做，就必须超越社会科学传统的界限。 ”而恰恰是这个卢因，被誉为现代传播学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传播学知识谱系中普遍发生的知识越界现象。作为一门“新的社会科学” ，传播学同样产生于“学科壁垒上的裂缝” ，而传播学领域普遍发生的矢识越界，也类似于马太?多冈所说的知识杂交过程，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概念的越界使用、方法的借用、理论的越界杂交。 首先，传播学研究领
13、域中大量使用 r 其他学科的术语和概念。当然，各个学科之间的概念混乱常常造成各种无法回避的误解，这是显而易见的，对传播学来说同样如此。因此，传播学者李彬指出，虽然传播学越来越成为显学，但这个学科的许多基本概念存我国还程度不同地存在模糊、朦胧，甚至混乱不清之处，乃至误读现象时有发生，从而在根本 J：制约着学科的发展与提升。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更多的时候， “借7来的概念需要对新的学科环境作某些适应，因为一个概念不仅仅是一个词，它还是一个念头一种思想。 ”李彬在传播学的关键概念一文中列举的部分概念，比如话语(discourse)、文本讯息(texffmessage)、“隐喻(metaphor)
14、、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人种志(ethnography)等等，都是从其他学科借用的术语或慨念。可以说，正是来源于其他学科的大量术语和概念，给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带来了新的思想资源，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传播学的知识谱系。 其次，传播学研究广泛借用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一些自然科学领域中常用的研究方法，比如表格、图形、求和、变化尺度、比例、比率、抽羊分布、统计分析、多重回归、线性相关、因素分析等等，都在传播学经验学派的研究中得到广泛的使。马太?多冈认为，数学和统计学被引入社会科学， “直到一点为止，二者都起了极其有价值的作用；除开它们自身便有贡献之外，它们尤其成为一种桥头堡，
15、据以向其他方面借川其他东西。 ”这在传播学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最后，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往往产生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的理论杂交。比如，20 世纪 40 年代之后兴起的“三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使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产生了一次大飞跃，这也为传播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传播学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从“三论”中吸取和借用了不少有用的珊论和方法来丰富自己。例如，传播学中的“反馈”概念和原理就来自控制论：传播学中的数学传播过程模式，则来自信息理论。因此，传播学的理论基础来源于各个学科领域的理论杂交，这也是是知识越界行为的一种重要表现。 8三、学科规训 对于一门学科的建构
16、及其知识谱系的生成来说，仅仅依靠学科互涉和知识越界是远远不够的。正如沃勒斯坦等人所描述的，这样的知识还没有学科化和专业化，因而还没有取得知识形态的合法性，还不能构成具有制度化结构特征的现代科学。而传播学正是这样的一门学科，知识形态合法性的缺失和学科制度结构的不完善，成为当前传播学屡遭诟病的原因， “传播无学”的论断似乎成了广大传播学研究者共同的心病。在这种情况下，实现传播学自身知识谱系的规训，已经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了。 “规训”一词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提出的一个概念，其切人点是对监狱诞生的考古学分析，这主要体现在福柯的著作规训与惩罚中。在该书中，福柯认为，规训的目的就是造就驯顺的肉体，
17、并引伸到对人文科学的思考。福柯指出， “如果说它们(人文科学)能够形成，能够在知识型(eplsteme)中造就如此之多的深刻变化，那是因为它们是通过一种特殊而新颖的权力渠道而传送的，即一种关于肉体的政策，一种使人的群体变得驯顺而有用的方法。这种政策要求把确定的知识关系包含进权力关系，要求一种使征服与客体重合化的技术。它本身就带有新的造成个人化的技术。这种权力知识造成了人文科学的历史可能性，而监狱网络则是这种权力知识的盔甲之一。 ”福柯的深远意义在于使人们真正认识到规训背后隐藏的“权力知识”关系，并在此基础上9进一步深究科学与学科的关系，以及学科发展的内在约束问题，于是才有了所谓的“学科规训制度
18、” 。学科规训制度一词对应的英文词是disciplinarity，来源于另一个英文词 discipline。有译者认为，“discipline 具有多重而又相关的含义：包括学科、学术领域、课程、纪律、严格的训练、规范准则、戒律、约束以至熏陶等。汉语里没有相对应的词项能包含它的丰富含义。Diseiplinarity 是新词，本文译作学科规训制度 、 学科规训等以包含学科、规训、建制等内涵” 。由这一最基本的词义延伸可以看出，对于现代意义上的学科，至少应当从三个方面来理解：(1)教学的科目(subjects ofinstnletion)，即教的科目和学的科目，是一种传递知识、教育教学的活动；(2)
19、学问的分支(branches 0f knowledge)，即科学的分支和知识的分门别类，是一种发展、改进知识和研究的活动；(3)学术的组织(units Of institution)，即学界或学术的组织是从事教学与研究的机构。这种观点有助于我们更深入认识传播学学科知识谱系的形成过程。 在传播学的学科规训过程中，施拉姆被称为集大成者，这与其始终致力于传播学的学科建设是分不开的。施拉姆把美国的新闻学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综合起来进行研究，在前人传播研究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修正并使之系统化、结构化，从而创立了一门新学科传播学。他还开创了美国传播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教育之先河，主编了最早的一
20、批传播学教材，编写了近 30 部论著，开辟了诸多新的大众传播媒介研究领域。由于施拉姆在传播学成熟和理论系统化过程中的重要贡献，他被誉为“使传播科学从梦想变成了现实”的人。施拉姆创建10的一整套制度和规训，是学科化和专业化了的现 代学术形态，也是一种生产传播学新知识、培养研究者的制度结构。这才使得传播学初步获得了学科的合法性，挤进了现代学术的序列之中，成为大学建制的学科之一。因此，施拉姆才有底气宣称：“在未来的一百年中，分门别类的社会科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等都会成为综合之后的一门科学。在这门科学里面，传播学的研究会成为所有哲学科学里面的基础。讲话、编写、广播等技术都同传播的过程密不可分。因
21、为要牵涉到这些基本的技术问题，所以综合之后的社会科学会非常看重对传播的研究，它将成为综合之后的新的学科的一个基本学科。 ”事实上，在他的这段宣言里，就隐含着对传播学从学科互涉到学科规训历史过程和发展前景的概括。 当然，施拉姆的努力并不意味着传播学学科规训的完成。有学者认为，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现代科学的规模和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支持学术的社会条件愈来愈成熟，科学机构和从事科学活动的人数大幅增加，科学按指数规律发展，从整体上己经完成了从小科学到大科学的转变。在其影响和推动下，人类社会进入到了后工业化社会，或称为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社会等。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学科规训制度表现出与传统现代社会极为不同的范式，体现出一种后现代的状况。传播学这一学科知识谱系的成型过程，正处于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而这种“后现代”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也为传播学的学科发展带来了种种难以避免的隐患。这也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深究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