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价值清理”与?/h1 发布时间：2009-03-02 13:12:12 作者：贺来近 10 多年来，发展哲学作为哲学领域中一个富有活力的分支赢得了人们普遍的关注，许多哲学研究者把发展哲学研究视为推动哲学走向现实生活，让哲学积极参与中国社会转型、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最直接、最可行的途径和通道，并为此作出了切实的努力。在新的世纪里，随着中国社会转型进入越来越关键的阶段，发展哲学理应成为一个深具潜力的研究领域，起到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思想力”的作用。为此，对一些最基本的、前提性的问题进行重新反思仍是十分必要的。在我们看来，在发展哲学研究中，有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始终处于悬而未决之中，那就是：发展哲学在何
2、种意义上是“哲学”的？发展哲学的“哲学向度”究竟体现在何处？发展哲学作为“哲学”所研究的中心主题究竟应该是什么？或者说，究竟应如何为发展哲学在诸学科中确定属于自己的位置？由于这一问题一直未能得以充分阐明，发展哲学始终难以逃脱无根基的漂浮状态。本文准备从一般理论和中国社会现实两个层面出发，提出对这一问题的个人看法。一、“发展价值”的前提批判发展哲学独特的理论定位发展是诸多学科共同关注和研究的对象，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可以说一切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旨趣都无不以社会发展为开端，并以之为归宿，扩大一点，甚至可以说自然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也可归结为社会发展（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自然”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历史
3、范畴），在此意义上，人类的所有学术研究都与社会发展有关，对社会发展的思考并不是哲学，更不是“发展哲学”的“专利”。这就必然引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当发展哲学思考和研究社会发展问题时，它与其它学科相比，究竟拥有什么独特之处？它究竟能贡献什么别的学科所无力提供的思想方法和思想成果？很显然，倘若发展哲学不能有力地回答这一问题，那么，其研究必然是无根的，除了亦步亦趋于其它具体学科之后，从别的学科外在地引进材料、概念和问题，并发些无关痛痒的议论之外，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必然是不成熟的。我们认为，从理论层面分析，发展哲学的特质就在于它在研究社会发展问题时，充分运用了哲学的思维方式，体现了哲学的思维品格
4、，这种思维方式和思维品格最核心的东西不是别的，就是“价值批判”。哲学与其它一切学科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它从来没有自己确定不变的研究对象，它在“已经给定的秩序中没有一个划给自己的活动范围”，在现存世界中找不到自己“固定的地盘”，它的功能既不能如常识一样在日常生活中见效，也不能如实证科学一样在操作层面体现，而只能从其“价值批判”性活动中才能找到。这里所谓“价值批判”，既不是指对某物进行谴责和抱怨，也不意味着单纯的否定和驳斥，而是指一种价值意义上的“解蔽”和“超越”，其目的在于“协调当下的秩序与其价值目的之间关系，是区别现象与本质的努力，是考察事物的基础的努力”（霍克海默语），它要求永远激发思维的怀疑
5、能力，永不停止怀疑看似明晰与确定的东西，提醒人们公认正确和合法的东西可能还有“另一面”，并因此使人们的全部生活保持生机勃勃的求真意识、向善意识与审美意识，从而不断推动人们向未来敞开自我超越和自我创造的空间。我们认为，正是这种“价值批判”，构成哲学最重大的、别的任何学科所不能代替的理论旨趣，并因此成为哲学存在合法性的最有力证明。哲学的这种“价值批判”，如果指向人的认识方式、思维方式和言语方式，便表现为“意识形态批判”，如果指向人“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领域”，便表现为“日常生活批判”，如果指向人的文化意识和文化生活，便表现为“文化批判”，而如果指向本文所说的社会发展领域，那么，便表现为对“发展价值”
6、的前提批判。所谓“发展价值”，就是指蕴含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那些引导社会发展的深层价值理念、价值原则和价值尺度，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都总是在根基处承载着一定的价值承诺和假设，都总是在一定的价值理念、价值原则和价值尺度的范导下进行的（不管这种理念和原则是否被人所自觉意识和把握），这些“理念”、“原则”和“尺度”直接作用于社会发展的方向选择、目标设计和模式筹划，塑造着一个社会发展的品位和层次，并因此对社会发展的最终结果产生关键性的影响。正如一个人信奉什么样的价值观，他便属于什么类型的人一样，一个社会选取何种价值理念、原则和尺度，它也便属于何种形象的社会，价值理念、原则和尺度构成了社会发展的灵魂。明白了
7、“发展价值”，那么，“发展价值”的前提批判，所指的就是对社会发展所赖以进行的价值假定和价值承诺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对引导社会发展的价值理念、价值原则和价值尺度进行前提性的检讨和追问。它的基本提问方式是：现存社会占支配地位的价值理念、价值原则和价值尺度是否有足够的合法性？面向未来，何种价值理念、价值原则和价值尺度更具有相对的合理性并可供选择？哪些价值理念、价值原则和价值尺度对社会的发展有可能是危险的因而应尽量予以避免？如何处理众多的价值理念、原则和尺度之间的关系以使它们形成协调互补的关系并保持必要的张力？在我们看来，上述“发展价值”的前提批判是只有发展哲学才能承担而其它一切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具体学
8、科都不能胜任的理论任务，因而也正是发展哲学独特的理论功能和理论使命之所在。各门具体学科在研究社会发展问题时，注重的是对具体问题进行材料的收集、现象的分析、规律的探寻、模型的建构和路径的假设等等，其主要使命在于对社会发展的规律进行尽可能“如实的揭示”，以便为人们提供有关社会发展的具有普遍性的“客观知识”，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社会的运作，更好地进行发展的规划和设计，因而它对隐含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深层的价值承诺和价值假设是不予追究的，对社会发展所赖以进行的价值理念、原则和尺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是不予追问的。正是在这一具体学科力不能及之处，发展哲学出场了，它要弥补各具体学科不足，对“发展价值”进行前提性的批
9、判反思，从而防止人们在现存社会组织慢慢地灌输给他的成员的观点和行为中失去方向，防止人们沉睡于无人质疑的温床上睡大觉以致于在萎顿之中走向停滞和僵化，以促进社会朝更人性、更美好的方向发展。在此意义上，“发展哲学”实质就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二、“价值清理”与“价值排序”中国社会发展急切的理论呼唤以上，我们从一般理论层面上把发展哲学独特的理论功能定位于“发展价值”的前提批判。其实，如果把目光落实到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上，我们将更加深切地领会到：对发展价值进行前提批判，理应成为发展哲学研究最为紧迫的中心课题。只要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略作考察，就不难发现，人们对于中国的社会发展究竟应当遵循何种发展
10、价值，在认识上始终处于极为混乱的状态，各种相互矛盾抵牾的价值理念、原则和尺度同时共存于人们的头脑中，并体现在实践上，导致人们进退失据、举止错位和行为犹疑不定。这些迥异其趣的价值理念、原则和尺度，比较典型的如：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现代性”、西方“后现代性”三种价值系统各呈其势，彼此攻讦；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和保守主义价值理念各持己见，互不相让；新左派、新右派和中间派偏执于各自价值主张，争执不下；集体本位、个体本位和“类”本位各持其价值吁求，令人难分高下；自由的价值和平等的价值孰先孰后，社会正义的价值和经济效率的价值谁高谁低，功利主义与义务主义谁更崇高谁更合乎国情凡此种种，共存于同一时空中，让人眼花
11、缭乱，更糟的是，这些充满异质性的价值理念都还在努力谋求占据权力话语的中心，企图以自己来控制其它价值理念、原则和尺度，并进而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影响社会发展的道路选择，支配现实实践的发展进程。我们并不反对一个社会可以有多种价值理念同时共存，但是，在一个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总是应该有一种或几种比较统一和稳定的、具有强大感召力的、作为主题性的价值理念，来作为社会发展的追求目标，充当社会发展赖以定向的基本参照系，充任社会整合的精神纽带，承当社会发展深层的合法性根据，并以此凝聚社会资源，规范社会行为，形成社会共识，从而保证整个社会维持一个理性的发展方向并生成一种健康的精神气质。倘若一个社会长期无法形成这种
12、比较统一和稳定的价值理念，而长期任种种方向各异、性质相反的价值理念互相摩擦，那么，整个社会就有可能失去对现实和未来进行准确判断的能力，就有可能失去为之奋斗的确定而连续的目标，其最终结果必然使整个社会丧失自我，陷入各种价值原则之间无穷的内耗而处于“精神分裂”状态。这一点从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之所以有着强大的中古社会，与先秦儒家思想家所确立的价值理念和价值原则密不可分，近代西方社会飞速的发展，“科学”和“人本”的价值信念可谓有播火推进之功，而中国建国以来头几十年之所以屡遭挫折，显然与我们缺乏坚定清晰的价值理念为参照，或盲目学习苏联或盲目跟随西方有着直接的关系。正是在此
13、意义上，针对着目前中国社会发展价值的混乱状态，发挥发展哲学的“哲学”优势，对发展价值进行前提批判，便成为其义不容辞的使命。具体而言，这种对发展价值的前提批判，应包括两个最为基本的内容：一是“价值清理”，二是“价值排序”。所谓“价值清理”，是指：以对中国社会现实生活本质的透切认识和对中国社会所处历史方位的准确把握为基础，对现存各种价值理念进行批判性的梳理和筛选，排除掉那些与中国社会特有情境悖离错位、与中国人的现实世界的本质旨趣相冲突的价值理念，清理并凸显出与中国社会的历史定位、与中国人现实生活世界的本质旨趣相适应的价值理念、原则和尺度，然后使之成为引导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导性价值参照。在此，对中国社
14、会现实生活本质的洞察和对中国社会历史方位的准确判断极为关键，它是我们顺利实现“价值清理”的前提条件，脱离开这一点，一切无论听来多么漂亮动人的话语喧嚣都是暗淡而无根的。所谓“价值排序”，是指在“价值清理”的基础上，对清理所得的价值理念按照优先次序进行“词典性排列”，以此来确定这些价值理念孰先孰后，在面临价值理念和原则的冲突时究竟何者居于相对优先的位置。毫无疑问，中国的社会发展所需要确立的价值理念必然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这些多元价值理念之间并非完全和谐，而是存在着矛盾和悖论（最典型的如自由与平等的矛盾、正义与效率的矛盾等），因此建立一种解决多元价值理念之间矛盾的有效机制，使多元价值理念维持一种并
15、存不悖的秩序，共同支撑起中国社会发展的价值体系，是整个社会发展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要合理地进行这种“价值排序”，同样必须以对中国社会历史方位的准确判断和对中国人现实生活本质旨趣的洞察为前提，我们必须分辨清楚：在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方位和历史情境中，何种价值理念更具本源性和基础性，而何者是派生的和非紧迫的，脱离开对中国社会生活特质的深层透视，“价值排序”无论在逻辑上多么完善，也将是屠龙之技，飘浮无据。在我们看来，上述“价值清理”与“价值排序”的工作正是我们的发展哲学研究应予以高度关注的中心课题。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等具体学科都在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发展哲学如果不愿跟这些具体学科后面拾人牙慧，就应该找到属于自己的不可替代的“家园”和“领地”，这样的“家园”和“领地”就是对发展价值进行前提批判，对发展价值进行“价值清理”和“价值排序”，只有这样，发展哲学才能有效地为自己存在合法性进行有效地申辩。在此方面，西方著名的社会哲学家，如罗尔斯、哈贝马斯等，立足于西方社会特殊的发展经验，对西方社会的发展价值所作的杰出的“价值清理”和“价值排序”工作，将可以为我们提供强有力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