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清代文學概說,一六四四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禎帝自縊身亡。繼而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擊潰李自成軍，清兵佔領北京，揭開了我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的帷幕。清初一二十年中，由漢族士大夫所發動的反清活動與鎮壓。直到康熙初年，民間的抗清活動才逐漸衰落。康熙中期，經過平定吳三桂等“三藩之亂”、準噶爾噶爾丹之叛，國內的戰爭大體宣告結束，清王朝在全國範圍內確立了穩定的統治。,對於清代文學，結合政治與社會變化的情況，大致可劃分為三個時期：自清人入關至雍正末年（16441735）為前期。自乾隆初年至道光十九年（17361839）為中期。自道光二千年鴉片戰爭至宣統三年辛亥革命（18401911）為後期。前期與中期，是中國
2、社會按照其自身規則發展變化的時期，文學方面也是如此；後期（即通常所說的“近代”）則是中國社會受到外來力量強烈衝擊而發生劇變的時期，文學同樣受到這種歷史劇變的深刻影響。,清前期和中期，在嘉慶以前，因康熙、乾隆均在位年久，高層權力結構穩定，國力強盛，史稱“康乾盛世”。經濟方面，清初戰爭一度曾造成嚴重破壞，但隨著強大封建帝國的建立，它的恢復也很快。康熙十分重視水利建設，鼓勵生產，農業得到了顯著的發展，人口也有明顯的增長。在清王朝的統治開始穩定以後，農業的增長也支撐了城市工商業的復蘇乃至新的發展，乾隆時，東南沿海地區的紡織業、鹽業、造船業、造紙業、印刷業都形成了相當大的規模。如錢莊這種信用機構，在清代
3、發展得比明代更為普遍和完善，這正是適應工商業經營規模擴展的結果。,國際交往方面，清初曾因臺灣為鄭氏所據，禁止海上貿易，到康熙中期以後禁令解除，中國與外部世界的接觸比前代更為密切。在紅樓夢等小說中，可以看到各種奇巧的“洋貨”成為富貴之家喜好的東西。,在思想文化方面，清王朝的控制尤為強烈。一方面，統治者為了獲得漢族士大夫的支持，也出於自身利益的需要，承認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學的正統地位，並以這種文化的繼承者自居；另一方面，他們努力發揚傳統文化中有利於專制制度的內容，加強對讀書人和普通民眾的奴化薰陶。康熙親自主持編寫了性理精義，一再倡導理學，推崇朱熹，乃至稱譽他“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一定之規”（御制朱子
4、全書序）,對於具有異端思想尤其是具有反清意識的文人，清朝統治者採取了嚴酷的高壓手段。清代文字獄之盛是歷史上空前的。康熙時莊廷鑨明史稿案、戴名世南山集案，雍正時呂留良詩文案，均牽連數百人，死者戮屍，生者淩遲、絞殺，家族親友淪為奴隸，手段殘忍，震駭天下。乾隆朝的文字獄差不多每年都有發生，直到乾隆後期才有所減少。這種手段不僅打擊了漢族文人的民族意識，而且和強行變服發一起，嚴重打擊了士人的人格尊嚴。而士人人格的破壞，成為清代文化中的嚴重問題。,另一方面，清王朝也以各種手段籠絡士人。除沿襲明制以八股文取士外，康、乾兩朝均特開“博學鴻詞科”以網羅名士。作為重視學術、優容文人的表示，朝廷還組織了大規模的書籍
5、編纂工作。康熙時纂有古今圖書集成、全唐詩、康熙字典等，乾隆時更纂有規模空前的四庫全書。這些工作固然有文化總結的意義，但也有羈縻文人的用意。在修四庫全書過程中，大量收繳和銷毀違礙書籍，據估計“至少在十萬部左右”（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更成為文化專制政策的一部分。,文網嚴密，使讀書人思想的自由空間越來越狹窄，加上統治者的有意誘導，清代考據之風日盛。到了乾隆中期至嘉慶時期，號稱“乾嘉之學”的考據學達到鼎盛階段。儒家經典、諸子學說、歷代史籍等各種古老的文獻成為學者們嚴密審視、深入研究的物件，與之相關的音韻、文字、訓詁以及歷史、地理、典章制度等各類學問也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清代考據學在文獻整理和古代文
6、化研究方面的成果當然是值得肯定的，但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則需要從另外的角度來看待。,清前期到中期約二百年間的文學，既沒有出現明代前期那種明顯的低落，也似乎看不出很明顯的高潮。這大抵是因為明代文學已有的進步已不可能被根除，它仍然在影響作家的創作；而同時，正統思想的力量也始終相當強大，沒有遭到晚明時代那樣的猛烈衝擊。但這並不是說從前期到中期的文學沒有發展變化。仔細分析便可以看到，在明末已經受到一定挫折的文學中的個性解放精神，在清前期文學中繼續呈現退化狀態，但這種退化並不是消失，而是艱難曲折地延續著。,到了清代中期，雖然沒有出現聲勢壯大的文學高潮，但由於明清更迭的歷史動盪完全消失，民族矛盾亦已淡化，個
7、性發展與社會壓抑的衝突重新成為首要的矛盾，個性解放的要求又有了頑強抬頭的表現。如果以小說儒林外史、紅樓夢以及袁枚的詩歌理論為代表，可以看到乾隆時期的文學較之康熙時期確有重要的發展，就小說而言，其成就已超過晚明。到龔自珍出現，那種竭力掙脫封建專制壓迫，希望個性獲得自由發展的呼聲，更為大膽而宏亮。,清前期至中期文學的發展變化,明末清初，錢謙益是影響最大的詩人。他的詩歌主張是在重“性情”的同時也重“學問”，具有向宋詩回復的意味。,但清前期成就最高的詩人，應推吳偉業和王士禛。他們都不贊同錢謙益大肆排擊前後七子的態度，其詩歌創作的取向，可以說是公安、七子兩派的融合，這實際是晚明時袁中道等人就有的一種想法
8、，只是到他們的創作中才有較好的成績。吳偉業、王士禛的詩，一方面注重真實情感的抒發，關懷個人在社會中的命運，具有較強的自我意識，但卻不像公安派那樣表現得尖銳而淺露；他們都講究詩歌的藝術性，講究聲調韻律的美感，卻又不像七子派那樣生硬模擬而造成抒情的阻隔。比較晚明尤其是公安派的詩，吳、王的作品思想的鋒芒、情感的衝擊力是有所削弱的，但藝術的魅力則有所加強。,到了乾隆時代，沈德潛倡導以“溫柔敦厚”為準則的“格調說”，翁方綱倡導重學問、重義理的“肌理說”，從表面上看，一偏于宗唐，一偏于宗宋，其實在束縛個性、提倡儒雅上並無根本區別。而與之相反的主張，則是袁枚所倡導的“性靈說”。袁枚的思想很多地方接受了晚明思
9、潮的影響，有些直接來自于李贄。如他對理學家的矯情與做作十分厭惡，對這些人以“道統”自居常加以諷刺挖苦。在清說一文中，他提出“好貨好色，人之欲也”，“聖人”的職責就在於使這種人欲得到應有的滿足。,袁枚的詩歌主張大體就是公安派理論的重興，其核心也是強調真性情的自然流露，重視輕靈活潑的趣味。另外，趙翼、黃景仁也是當時很有個性的詩人，在重視詩中有“我”、重視詩歌藝術的獨創性方面，他們與袁枚是一致的。到了嘉慶、道光時期，終於出現了傑出思想家兼優秀詩人龔自珍。過去有些文學史把龔自珍劃在“近代”也就是本書所說的清代後期，這是不合理的。龔自珍死於一八四一年，他的創作與鴉片戰爭爆發後的歷史劇變關係並不大。,詞在
10、元明一度衰落，到了清代出現復興的勢頭。這和清代文人普遍愛好雅致的趣味有關，也和他們在壓抑的環境中需要一種委婉曲折的抒情形式有關。從清前期到中期，以詞名世的文人很多，影響較大的，有陳維崧，納蘭性德，以及“浙西詞派”的盟主朱彝尊、厲鶚，和“常州詞派”的盟主張惠言、周濟等。除陳維崧外，他們的詞一般格局不大，但常有很精美細緻的抒情文筆。,清初散文，一方面存在晚明小品的遺風，不僅張岱的許多小品文實際是作于清初，金聖歎、廖燕、李漁等也有類似的創造，但文壇的主導方向，是在理論上恢復唐宋古文的傳統，而在創作上愈加偏狹。四庫全書提要說：“古文一脈，自明代膚濫於七子，纖佻于三袁，至啟、禎而極敝。國初風氣還淳，一時
11、學者始複講唐、宋以來之矩矱。”文中提出的代表人物，是侯方域、魏禧、汪琬。但這三人影響有限。而且侯、魏之文以道統文學觀而論，尚不夠“純正”，尤其侯方域，還帶有明末散文的所謂“浮誇”氣、“小說”氣。到了以程朱理學為內核的桐城派出現，才算真正建立了清代正統“古文”的陣營。,桐城派的代表人物，是康熙朝的方苞、劉大櫆和乾隆朝的姚鼐。對於文章，方、劉講究義理和文法，至姚又加上考據，提出一系列清規戒律。就個別文章而言，他們也分別有些可觀之作；就個別的觀點而言，他們在文章作法上也有些可取的見解。但在總體上，桐城派古文是對明末離經叛道和文體解放的散文的反撥，是比唐宋古文更強調為封建政治服務和更為程式化的文體。它
12、的影響一直延續到民國。,桐城派一開始就遭到不少人的反對，乾嘉時期著名的學者大都與之異調。如阮元否認古文的正統地位，認為駢文才是真正的“文”，錢大昕攻擊所謂“古文義法”不過是世俗淺薄之論，章學誠專門作古文十弊，強調為文須求實、自然。 這些學者的散文大抵比較樸實，不像古文家那麼拿腔拿調，只是文學意味較淡。而袁枚、鄭板橋的一些短文、尺牘均率意而為，多少恢復了晚明小品的韻致，至龔自珍之文，更是奇詭警拔，有新異的時代色彩、顯著的個人風格。,清代同時又是駢文受到重視的時代，乾隆、嘉慶時期，駢文尤盛，形成與桐城派古文相抗的局面。提倡駢文的人，既有袁枚這樣的才士，也有許多著名學者，如阮元、洪亮吉、汪中、孔廣森
13、、孫星衍等。他們倡導駢文，不僅是為了重視它作為美文的價值，實際也是有意排斥桐城派迂腐固執的思想見解。如著名的駢文家汪中，就有很鮮明的反封建禮教意識。 但駢文作為一種古雅而拘謹的文體，畢竟缺乏銳氣和活力，它總體上還是一部分文人表現其高深文化修養和優雅情趣的形式。,戲曲和小說在晚明曾極為繁盛，這種勢頭延續到清前期。 生活于明末清初的金聖歎在這方面雖沒有創作的成就，但他對戲曲小說的推廣有很大影響。金聖歎性情放誕，好為奇談怪論而每有新異之見，具有晚明文人的氣質。他所定的所謂“六才子書”，把西廂記、水滸傳與莊子、離騷、史記及杜詩相提並論，引伸了李夢陽、李贄等人的文學觀。,他定“六才子書”的做法，其實只是
14、為了提高西廂記、水滸傳的地位。經他刪改、評點的水滸傳和經他評點的西廂記，後來成為最流行的版本，在民間影響很大。他的評點議論，如強調描寫人物性格的重要、重視故事結構等，常有精彩之見，在文學批評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晚明異常活躍的白話短篇小說到清初就開始衰退，只有李漁還有一些較好的創作。他的小說仍有晚明文學的氣息，但單純從娛樂性出發的意識更強，又常以正統倫理作為假飾，其思想鋒芒不能不受到削弱。同時文言短篇小說更受一般文人的重視。白話與文言短篇小說之間不只是語體上的差異，白話小說那種鮮活的氣氛與文言小說的雅致筆調，在對讀者的情感的作用上是有區別的，後者較為“隔”也較為平靜。,但文言小說對前一時期的白
15、話小說不是沒有繼承關係，以最著名的聊齋志異來看，作者所描繪的許多主動追求愛情幸福的女性形象，同“三言”、“二拍”中的女性有很多相似之處，但由於作者賦予她們以狐仙花精之類非人世的身份，這些形象因而與尖銳的現實矛盾構成一定距離，成為詩意的、幻想性的存在。而聊齋志異中凡是具有現實社會身份的女性，大抵賢慧溫良而合于傳統道德。以上兩種特點，正是晚明文學精神在退化中又曲折地得到延續的表現。到了清中期，以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為代表，反對聊齋志異中的虛構情節與細緻的描繪，而以平實的筆記體為中國小說的正宗，這又更向古雅的傳統靠近了一步。,清代長篇小說擁有廣泛的讀者，始終很興旺。明末清初出現的大量才子佳人小說，也是
16、晚明小說一個方面的延續，但這裏面沒有什麼傑出之作，只是些套路化的娛樂性讀物。一些歷史傳奇小說，如水滸後傳、說岳全傳等，則較多受到正統意識的影響。到了清代中期，沿著金瓶梅詞話的寫實傳統，終於出現了中國小說史上兩部偉大的作品 儒林外史和紅樓夢,儒林外史和紅樓夢，這是清代文學了不起的收穫。這兩部小說所描寫的生活內容並不相同，但都反映了在沉悶壓抑的社會環境中，人性無法得到健康和自由的發展，反映了具有獨立人格理想的才智之士內心中深深的失望與困苦，這和後來龔自珍詩歌的基調是一致的，同時也是對晚明文學精神的再度伸張。而在藝術上，這兩部小說對人性複雜性的理解之深刻、描摹之細緻，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儒林外史作
17、為長篇小說而言，結構是不完美的，甚至很難說是嚴格意義上的長篇小說，但作者把握人物性格的準確和敍述態度的冷靜，比之多少有些浪漫色彩的紅樓夢更接近現代小說。,清代前期的戲劇延續了晚明的繁盛局面，而藝術精神同樣有所變化。明末清初的作家中，李漁的劇作同其小說一樣是偏重娛樂性的，在重視戲劇結構和舞臺演出效果方面，他繼承和發展了吳炳戲劇的特點；他的閒情偶寄中所提出的戲劇理論，也比前人更為清楚和系統地總結了戲劇藝術的特點和要求。但他的作品很少反映深刻的社會矛盾與熱烈的人生追求。而李玉則代表著以舊道德來挽救所謂“頹世”的傾向，成為對晚明文學精神的反撥。他的一捧雪歌頌忠仆，表彰了奴隸道德；清忠譜歌頌忠臣，思想也
18、很陳腐。,康熙年間，先後出現了兩大名劇洪昇的長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洪昇將其長生殿自比於牡丹亭，在歌頌“情”可以超越生死的力量上，它也確與牡丹亭一致。但長生殿所寫的是歷史題材，劇中男女主人公是皇帝和妃子，歌頌他們的愛情在道德上完全是合乎傳統規範的，這和牡丹亭富於挑戰性和富於激情的特點是完全不同的。桃花扇作為一部通過兒女之情反映朝代興亡的歷史劇，其傑出之處在於表現了劇烈的歷史變化給人們帶來的失落感與悲涼情緒，但作者對晚明歷史的解釋，其實還是正統的和官方化的。,清代文學的成就主要是出現在前期和中期。在這一相連貫的歷史階段中，中國古代曾經出現的各種文學樣式都有許多創作，都有一些優秀的作品，這是其他時
19、代所沒有的特點。,清代文學可以說是中國古典文學的總結。另外，清代文人普遍地推重學術文化修養，愛好精細雅致之美，這對於各類文學創作均有多少不等的影響。就是在作為通俗文學樣式的長篇小說紅樓夢中，也可以看出作者的學養和文筆的精緻。這也是以前的文學中比較少見的。,最值得注意的是，清前期到中期，中國文學中所蘊藏的變革力量正在重新恢復生氣，倘以龔自珍為代表，可以說它已經達到了新的高度和強度。所以，倘認為“五四”新文化完全是外來影響的結果，這只是短視之見。梁啟超說：“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初讀定庵文集，若受電然，稍進乃厭其淺薄。”（清代學術概論）可見龔自珍的思想情趣在本質上與清末的
20、思想變革相通，所以即使沒有外來文化的衝擊，這一過程最終也要導向“五四”新文化的結果，只是其形態會很不一樣。,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約七十年間，中國社會處於激烈的動盪之中。歷經鴉片戰爭、太平天國之後，曾出現過“同治中興”，洋務運動為這種“中興”的標誌。但隨後在甲午海戰爭失敗。甲午戰爭以後一種更為激進的變法改良運動迅疾興起，這就是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受到光緒皇帝支持的戊戌變法。當戊戌變法失敗以後，中國又一次遭到八國聯軍的侵略，而清王朝的腐敗無能終於使人們徹底失望，以反清排滿和民主共和為兩大基本口號的革命運動終於徹底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結束了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這一歷史階段，是封閉的中國社會被迫向
21、世界開放、正面接觸以西方為代表的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的時期。對中國的知識界來說，這種文明既是新鮮的和先進的，又是同殖民主義侵略及民族恥辱感相伴隨的。接納還是排拒，如何接納以及怎樣處理它與中國固有文明的關係，當時對這些問題形成了激烈的爭論。,這一時期經歷了以下幾個重要階段： 第一是“道器論”的階段。無論是被譽為首先睜開眼睛看世界的林則徐、魏源等先驅者，還是道光皇帝，他們所關注的只是先進的西方技術，認為西方所憑藉的只是這種技術性的“器”，而根本還沒有考慮到產生這種技術的社會體制和文化思想，即所謂“道”的問題。他們認為只須“師夷之長技”，招“西洋工匠”和“西洋柁師”，選精工巧匠而習之，便可以達到強國的目
22、的（見魏源海國圖志籌海篇）。但即便是這樣的見解，也遭到保守派的反對。,第二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變法論”階段，這是以曾國藩、張之洞為首的洋務派的主要觀點。隨著民族危機的深化和西方文化的不斷傳入，人們逐漸感覺到，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是不同質的東西，西方除了技術性的“器”，還有他們自成體系的“道”。這種“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論，力圖在保存中國舊有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吸收西方文化，它所不同於“道器論”的，是眼界要寬廣得多，如張之洞在著名的勸學篇中，就主張“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但這一派人士在維護“綱常名教”上，仍是不肯動搖的。甲午戰爭以後，這種變法論愈加高漲。,第三是以進化論為中心的“革命論”
23、階段。戊戌百日維新失敗後，政權搖搖欲墜。這時期由嚴復翻譯的天演論所表述的進化論觀點，在中國知識界引起了石破天驚般的巨大反響，此外，西方的民權、民主等思想理論也不斷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因此倡言“革命”的理論日益風行。因此，傳統文化這時受到更多的否定。所以繼之而起又有“五四”新文化運動。而包括“五四”在內的二十世紀初葉中國的思想文化變革，由於是受西方文化衝擊而提前出現的現象。,清代後期文學就藝術成就而言並不高，較前期和中期顯得遜色。一因這一時期年代較短因，另外還有兩個原因值得注意：第一，這是一個社會激烈動盪、各種現實矛盾壓迫得人們喘不過氣來的時期。在文化人中，無論屬於哪一派，只要是熱心投身於政治的，無不首先關注如何解決現實政治與社會問題。而文學固然與社會生活息息相關，但又必須以作者個人的獨特人生體驗為基礎，以對人的生存處境和人性發展的關懷為根本。當把政治、社會的具體問題放到首位時，文學就難免顯出浮躁，而它的藝術性必然受到削弱。,第二，這是一種文學形式發生變革的時期，特別在詩文方面，舊的形式因不適應生活變化的要求而遭到厭棄，新的形式卻尚未來得及出現，許多帶有變革意義的嘗試，總給人以半生不熟、不倫不類之感。但並不是說這一時期的文學沒有發展。不但那些看來半生不熟的變革嘗試在促進新舊文學交替的意義上有其歷史的價值，就是清前、中期文學中不斷成長的張揚個性的精神，在後期的文學中也仍然有新的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