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邓康延：用影像寻找“先生”10 位先生站在展厅里，拥挤的人潮中，他们的身形显得有些单薄。毕竟，这只是用纸板做成的人形。但在 9 月 2 日这一天，却有很多市民到深圳关山月美术馆为他们送行。印在纸板上的名字是：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这些“先生”身后，正播放着关于他们的纪录片。片中，一个女声问：“你们了解胡适这个人吗？” “胡适？胡适？”一个身着校服的女高中生歪着头，疑惑地重复了两遍， “就是一个姓胡的人是吗？”对于这样的结果，制片人邓康延并不太感意外。20 多年前，当他还是西安的一名地质工程师时，就开始对民国文化名人的结局感兴趣。后来，他
2、改行做杂志、纪录片，拍过抗战老兵，收集过民国老课本。随着对民国历史了解越来越深入，他发现，曾经闻名于世的许多先生，如今不是被遮蔽，就是被忘却，就像“被一阵风吹了，神马都是浮云” 。 两年前，邓康延和他的纪录片团队开始寻访这些民国先生的踪迹。最后，拍摄成果集成一部 10 集的纪录片以及一场历时 16 天的小型展览，展览的名字就叫“先生回来” 。邓康延觉得，是时候该用影像为这些渐行渐远的先生立传了。他首先选择了 10 位可以映照当下教育问题的民国先生。这些人中，有 6 位是大学校长，3 位从事乡村教育，还有一位是崇尚独立自由的学者。有人说，他是在为这些先生“招魂” 。 “他们的背影，2让我们看到这
3、个民族的正面。 ”邓康延说。 为什么这样有名的人，我们之前不知道？ 展厅里，一个小男孩拉着母亲的手，经过展板上铺展开来的这些先生的生平介绍，抬起头说：“妈妈，我不知道他们。 ”“之后你会学到的。”母亲有些敷衍地告诉他。实际上，这些人的名字，在教科书里毫不起眼。在摄制组一位年轻女编导的记忆中， “胡适”这两个字只是语文试卷中的一个干扰项：“狂人日记的作者是：A 鲁迅，B 胡适” 。选择胡适，就失掉了两分。甚至在胡适的家乡安徽省绩溪县上庄镇，这个人的名字也曾被遮蔽了很多年。当地一位中年乡镇干部指着胡适故居的方向，在镜头前跳来跳去，显得很激动：“我们那个时候知道这个人是文人，是个反动的文人。 ” “
4、为什么这样一个有名的人我们之前不知道？”学者熊培云说， “我们知道更多的是鲁迅，像匕首、像投枪这样凌厉的一个姿态，而胡适那种很温和的姿态，宽容、追求自由的形象，为什么在我们的教科书上没有呢？” 展览开幕后，邓康延成了美术馆里的义务讲解员。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他也担心自己的?嗦以及口无遮拦，但只要一讲起来，就什么都忘了。同样的内容，他讲了不下数十遍。可每当讲到这些先生们凄凉的晚景时，他还得打打岔，愣愣神， “要不自己受不了” 。再一抬头，观众中也有人正抹眼泪。 “他们的苦难就是中华民族的苦难，而他们的坚守，我们还没有坚守。 ”邓康延说。几十年过去，曾经凝聚过笑声与读书声的地方，已经变得空荡荡的。
5、摄制组重回陶行知在重庆为战争孤儿兴办育3才学校、进行兴趣教育实验的旧址时，在那所古寺里只发现了一名耳聋的老婆婆和一只与她做伴的白猫。 年轻人对先生们知之甚少，其实，年岁稍长的人也不一定对于这些民国讲坛上的知名先生还有什么特殊印象。拍摄开创清华“黄金时代” 、参与创建西南联大的老校长梅贻琦时，正值清华百年校庆。一位来参加校庆活动、头发已经全白了的老校友听到“梅贻琦”这个名字时摇了摇头：“我不太了解”邓康延担心，随着老人去世，街道拆除，没有影像和文字记载的历史会更容易忘却和篡改。2011 年初， 先生的拍摄工作正式开始。 “我们不是想改变什么，而是想保留什么。 ”他说。 “校长的任务就是给教授搬搬
6、椅子，端端茶” 邓康延选择这 10 位先生作为第一批拍摄对象，因为在他看来，当下最急迫的问题就是教育。这些先生在民国讲坛上的身影， “就像一面镜子立在那里，昭示着还很近的春秋” 。 “不管是西南联大，还是城市边缘的乡村学校，都有这样身体力行的先生们。所以我们这个民族在那种时候也有过黄金 10 年 。 ”邓康延说， “先生们立下的这些规则就在那儿，可是我们现在有些熟视无睹。 ” 重访先生的拍摄路也有失落与伤感。拍摄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这一集时，正值清华百年校庆。邓康延想采访清华大学现任校长，让他讲讲清华发展的脉络。可是，从清华校办那里得到的答复始终是“校长忙于事务不便接受采访” 。而在台湾新竹清
7、华大学，摄制组很轻松地就进了校园，并且见到了那里的校长。 几十年前，梅贻琦刚上任时曾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4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这位没有架子的校长还常说：“校长的任务就是给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 ” 对于一家民营影视公司来说，门同样难进的，还有北大红楼旧址。拍摄蔡元培时，导演马莉打算拍拍老先生当年上课的地方。反映蔡元培时代老北大的风貌。可是对方告知，参观可以，但是拍摄不行，因为“这是文物保护单位，需要一定级别的介绍信” 。 可就在几十年前，红楼还是个平易近人的地方。1916 年，蔡元培出任校长时，北京大学被称为“官僚养成所” ，学生们上学还要佣人帮忙打理。蔡元培开始推行改革。上任
8、第一天，校役毕恭毕敬地站在红楼门口行礼，迎接这位民国政府委派的大学校长。没想到，蔡元培竟也摘下帽子，鞠躬回礼。在场的人都很惊讶， “因为当年的校长是个很大的官了” 。最后没能进红楼，邓康延觉得有些遗憾。 “在美国、台湾，找这些资料都是免费提供，而且人家还很热情。 ”他说。 旧时的人文环境不再，但近百年前蔡元培遇到的问题，如今依然存在。一位年轻人参观这位老校长在上海的故居后，留下这样一句话：“您可知，如今，我们依旧面临如您面临的问题一样严峻的问题。 ” 先生是什么 重寻这些隔代先生的人生轨迹，让 54 岁的邓康延觉得自己也变成了他们的“贴身弟子” 。30 分钟的纪录片不足以展现一位先生的全部故事
9、，邓康延于是想到办这个展览，作为纪录片的延伸。 观众中，还有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深圳南山附属学校的前校长李庆5明。这位每天早上都站在校园门口中学生鞠躬、推行公民教育的先锋校长，不久前被突然辞退，前路尚无着落。和几位学生的最后一次话别，他把地点选在“先生回来”的展厅里。 闭幕式那一天，李庆明又被邓康延请到现场。他本来没想发言，推脱不过，最后说了几句：“先生是什么，可能就是马相伯说的那只想叫醒这个昏睡中国的一条狗；就是泰戈尔笔下，黎明之前最黑暗时能够报晓的鸟儿；就是黑格尔笔下，傍晚就起飞的猫头鹰，能够让人们冥思苦想；就是王小波笔下特立独行的猪那些濒临死亡和休克的心灵，能不能在这里重新复活，我还是抱有
10、一些幻想。 ” 这是李庆明在公开场合留下的最后一番“讲演” 。在 40 多个孩子的童声送别中，他结束了在深圳的最后一天。 闭幕式前一天下午，邓康延也给观众做了最后一次讲解。展厅里的最后一位先生是陈寅恪。1966 年，76 岁的陈寅恪已经卧床不起，眼睛也看不见了，他差点被用箩筐抬到批斗现场。但那天最后没有人来，后来家人才知道，是陈寅恪曾经的一个学生代替他去挨批斗。事后，有人不解地问那位遍体鳞伤的教授：“这种事情躲还来不及呢，你怎么还往前凑？”他的回答是：“能为先生受苦，我感到无上荣幸。 ”讲至这里，邓康延有些动容。他看了看眼前这些不认识的年轻人、老人，还有显得有些吵闹的孩子， “能够给你们讲这些，我也和那位教授一样，非常荣幸。”说完，他转身走出展厅，身后留下一片掌声。 选自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