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跨地理空间的艺术交融元朝的帝师之家 藏传佛教进入“后弘期”之始，吐蕃王朝不复一统，处于许多大小不一的世俗政治势力割据而治的局面。刚刚复兴的西藏佛教，也难以齐心协力，因而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派别。萨迦巴就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 萨迦巴创立于阿底峡入藏后噶当派的兴盛时期。1073 年，作为一位掌握了新、旧密咒等教法的吐蕃时期贵族昆氏家族的后裔，昆?贡却杰布在今萨迦县城对面的奔波日山上修建了一座寺庙传教。因该寺所在地呈灰白色，故得名萨迦（藏语意为“白土” ） 。这座现已被毁所剩无几的旧寺，是为萨迦的北寺，成为萨迦巴创立的标志。贡却杰布本人也被奉为萨迦巴的创始者。而萨迦南寺，是八思巴委托萨迦本钦释迦
2、桑布于 1268年开始兴建的。其后，萨迦的教主由昆氏家族人世代相传。 贡却杰布之子贡噶宁布，20 岁时便担任了萨迦寺的住持，他佛学渊深，博闻多才，使萨迦巴教派体系得到确立与发展，被称为“萨钦” （意为“萨迦巴大师” ） ，并尊为“萨迦五祖”的初祖;贡噶宁布生有四子，次子索南孜摩继主萨迦寺，成为萨迦二祖;不久，索南孜摩便将法位让给弟弟札巴坚赞，札巴坚赞成为萨迦三祖;贡噶宁布的第四子贝钦沃布没有出家，生有二子，长子萨班?贡噶坚赞广学佛教经论，通晓五明，因而得到“班智达” （大学问者）的称号，成为萨迦四祖;萨班?贡噶坚赞之侄、桑2擦?索南坚赞之长子八思巴（本名罗追坚赞） ，是为萨迦的五祖。萨迦五祖中
3、，前三祖因没有正式出家受比丘戒，身着俗衣以居士身份自居，被称为“白衣三祖”;后二祖因正式出家为僧，受过比丘戒，身着红色袈裟，被称为“红衣二祖” 。 公元 1244 年，萨迦第四祖萨班?贡噶坚赞作为西藏地方的宗教领袖，应蒙古皇子阔瑞的“邀请”远赴凉州（今甘肃武威）参加会谈。说是邀请，实是相逼，否则蒙古军将大军压境。在萨迦众人的惴惴不安及其他宗派首领无一人响应的情况下，萨迦班智达带着赴死的决心以及两位年幼的侄子10 岁的八思巴和 6 岁的恰那多吉出发了。苦行两年后，他们终于于 1246 年夏季抵达了阔瑞皇子的驻地凉州。次年正月，精通大小五明文化包括医方明在内的萨迦班智达，不仅医好了刚返回凉州的皇子
4、的病痛，还用自己的佛法及文化造诣，收复了这位蒙古皇子的杀戮之心。不久，萨迦班智达就和这位皇子商定了西藏归顺元朝的具体事宜，也从此结束了西藏已持续了三四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这位知识上精深渊博、政治上贤明豁达的萨迦前贤，今天的人似乎更津津乐道于他的名著萨迦格言 。但不幸的是，公元 1251 年，劳苦功高的萨迦班智达，圆寂于凉州。两位随行他的幼侄，很快便成长了起来，承接了他的衣钵。 八思巴的弟弟恰那多吉以六岁的年龄前往内地，十八年后衣锦还乡时，也身为元朝附马，受封白兰王。八思巴则传承了萨班的学识，并在忽必烈继任蒙古汗位前被召请，当上了元朝的国师，受命掌管全国佛教和西藏地区事务。 3元朝中央政权从这一
5、时期开始对西藏地方实行了一整套的施政方略：设立宣政院、常派军队驻扎西藏、在西藏大规模清查户口、设立十三万户、建立西藏通往内地的二十七个驿站等等，这些举措不仅加强了中央政权对西藏地方的统辖，也密切了元朝中央政府同西藏地方的经济、文化联系。 八思巴无论在政治、宗教还是文化方面，都为西藏地方政权乃至元朝中央政府的稳固，做出了极大贡献。他创制了藏文为基础，方便藏、蒙两族共同使用的“蒙古新字” 。使元朝实现了“书同文” ，为巩固政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深得忽必烈器重的八思巴，也自此成为了元朝皇帝的“帝师” 。据说作为帝师，忽必烈给予上师的最好回报是从此不再将南宋抗元的汉人驱赶到河中淹死。行善止杀、劝施仁
6、政自然是佛法的“分内事” ，然而也不难从中看出八思巴在忽必烈及元朝中央政权中的地位。元朝皇帝与八思巴的这层关系，也使得萨迦巴在西藏迅速发展起来，并达到鼎盛。 上图为萨迦寺（南寺）外景。下图为拉康钦莫大殿内景。 （摄影/殷晓俊）此后，连续 10 多位萨迦法王皆任元朝帝师，由此形成了元史上的“帝师制度” ，使百余年间， “帝师之命与诏敕（皇帝指令）并行于西土” 。帝国版图上的艺术“往来” 萨迦在 13 世纪开始受到元朝中央的青睐后，西藏从此被正式纳入了元朝的版图。此后，萨迦得到了元朝中央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有力扶持，4得以在西藏迅速崛起，成为藏传佛教重要宗派之一。 此外，萨迦的高僧大德们，还受到元朝中
7、央的直接册封，令他们在西藏第一次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萨迦政权，萨迦巴的势力也因此而遍及整个藏区。 蒙古人建立的大元帝国，曾令马可?波罗心驰神往。这个号称有着三千万平方公里，横跨了欧亚大陆的辽阔帝国，与萨迦政权所建立起的中央与地方的特殊关系，迅速加深了中原内地与西藏的文化交流，藏传佛教的文化艺术，均通过萨迦巴的影响力，很快就遍及元帝国版图的内外。萨迦的鼎盛时期，中央直接赐予萨迦大量的稀世珍宝如诰封、历代皇帝颁布的圣旨、元帝师国师玉印、法器、供器、兵器、服饰、瓷器、元代纸币等，作为具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文物，至今仍留存在萨迦寺内。其中曾经的“瓷器墙”中收藏着大量元、明、清历代皇帝赐给萨迦寺的
8、珍贵瓷器礼品，甚至包含少量的宋瓷， “高足五彩鸳鸯碗”更是整个中国都罕见的瓷器精品。 中央的这种赐予，同时对中原与萨迦或者说西藏之间的文化交融，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 萨迦教派的盛气，正如带着慷慨而利于西藏众生决心的萨班叔侄那样，表现出了雍容华美、大气不凡的皇家气质，比如被称为“萨迦样式”的奢华描金唐卡，就曾广受萨迦僧人的青睐，自此成为唐卡绘画的一种时尚。 与此相对应而有迹可寻的是，萨迦寺里，甚至曾经迎来过两位来自5东方的皇帝僧人，他们一位是南宋的少帝恭宗赵隰，一位是高丽国的忠宣王王璋。 因而，在萨迦寺的一些局部壁画中，我们不难看到花虫鸟兽、亭台楼阁、行云流水、山川林木，似乎显现的是宋元汉
9、地山水画所追求的意境与诗意，特别在大经殿佛本行故事的壁画中，这种青绿山水表现得尤为明显。 另外有据可考的是，精于藏族工巧明理论，对建筑、雕塑、绘画、书艺造诣都颇深的八思巴，曾派出当时藏族著名学者蔡巴?噶德贡布 7 次进入中原，将汉地的刻板印刷术及造纸术带回西藏，把唐、宋以来汉地的绘画、雕刻中的佛造像艺术等传至藏地，同时把此时藏地流行的刻板绘画、佛造像传入内地。这对西藏和汉地的佛教艺术复兴发展及交流，均起到了莫大的推动作用。始建于公元 13 世纪初期的日喀则纳塘寺印经院，及第一部藏文版大藏经甘珠尔 丹珠尔纳塘古版的雕印，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那时为西藏及汉地佛教艺术交流带来巨大影响的艺术家，还
10、有一位特殊的异国友人尼泊尔人阿尼哥，这位出生于加德满都谷地的尼瓦尔天才，擅长雕塑、绘画以及金铜佛像的铸造。阿尼哥应邀进入西藏时年仅 18 岁，据说与他同时进入西藏参与萨迦寺和夏鲁寺建设的，还有 80 位尼泊尔的能工巧匠。夏鲁寺现存的 2000 多平方米的壁画，以“经部”曼陀罗为主，成为萨迦时期壁画的杰出代表，画风清新、质朴、明快、端庄，据说以藏族画师为主体，协以尼泊尔和汉地画师，在尼泊尔画风的基础上，展现出了一种全新的绘画风格，以至于有学者将其单列为“夏鲁风格” 。 6阿尼哥随八思巴进京觐见元朝世祖之后，深受赏识。忽必烈让其先后在元上都（开平） 、大都（北京）和五台山等地修建佛教寺庙。现存北京
11、城内妙应寺的白塔，便是由他奉忽必烈之命主持、设计及修建的。这座覆钵式佛塔，赢得了“金城玉塔”之名，至今还是北京知名的地标性建筑。 阿尼哥最后终老于北京，他的儿子阿僧哥也子承父业，在元大都铸造金铜佛像多达 400 余尊，更继承了他父亲“御用”工匠的首领地位“元大司徒” 。 如同这些例证，从萨迦初期开始，与西藏毗邻的尼泊尔佛教艺术开始加强对西藏佛教艺术领域的渗透。 尼泊尔与西藏，是喜马拉雅山一山之隔的近邻，吐蕃时期便已成为唐朝和吐蕃通往佛教圣地天竺的重要通道。佛教自李查维王朝（公元212 世纪）时从印度开始传入尼泊尔，并受到推崇。公元 12 世纪时，东印度孟加拉地区的波罗王朝灭亡，超戒寺受到破坏，
12、当地佛教大师们纷纷逃往尼泊尔，这才使得尼泊尔佛教事业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达到鼎盛的状态。直到今天仍被世人称赞的尼泊尔尼瓦尔人，在建筑、雕塑、铸造和绘画上所体现的非凡才能，在后弘早期和西藏的佛教艺术一样受到波罗风格的直接影响，在后期又形成了带有尼泊尔地方色彩与民族风格的艺术特质。 波罗王朝的灭亡，使得尼泊尔和西藏成为适合佛教生存与发展的沃土。此时，印度其他地方的佛教艺术若要传入西藏卫地，也要经过尼泊尔地区和这种艺术风格的过滤。这是尼泊尔风格在萨迦早期的佛教艺术7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原因之一。 而这一时期，西藏形成的久悟岗巴画派，也深受尼泊尔艺术风格的影响，其创始人雅堆?久悟岗巴，在以萨迦为中心包括协格
13、尔、昂仁等地，留存有许多萨迦班智达、阿底峡师徒、无量寿佛等体裁的唐卡。更相传萨迦寺原有的壁画，大部分便是在法王八思巴时期由雅堆?久悟岗巴大师亲手所绘的。 萨迦特色的艺术传承 1351 年，萨迦在西藏的执政地位被帕竹噶举的大司徒绛曲坚赞取代，萨迦势力日渐衰落。1368 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登基，但元朝在西藏设置的十三万户旧制仍基本被保留，到了明永乐时期，他的儿子明成祖朱棣，仍对萨迦的宗教领袖以三大法王之“大乘法王”而分封。另外两大法王，分别是噶玛噶举的大宝法王和格鲁派的大慈法王。 为了施政的需要，朱棣还特意遣使分别将西藏东、中、西部这三位威望最高的宗教领袖迎请至内地，所以我们才能无独有偶地看到
14、，当时的大宝法王噶玛噶举黑帽系第五世嘎玛巴得银协巴、大乘法王萨迦巴的法台贡噶扎西、大慈法王宗喀巴大师（当时格鲁派正值创建时期）最资深可信赖的弟子释迦也失，分别于 1407 年、1413 年、1414 年几乎同一时期，到达了内地及明朝的都城南京。他们的内地之行，均为西藏留下了宝贵的佛教艺术遗产，如有明朝当朝工匠绘制，得银协巴带回的如来大宝法王超度明太祖宝卷 ，总计 49 幅，是那时汉藏艺术交流融合的结晶。据说现在广泛流传于藏东和川西的藏族艺术的一大画派嘎玛嘎赤画派，最开始便是以这幅宝卷图为范本，在藏族传统艺术的基础上8再吸纳汉式工笔的技法而形成的。不仅如此，永乐皇帝为推行其宗教统治政策，还专门在
15、宫廷设立造像机构，大批铸造藏式佛像，赏赐给西藏的大寺及上层僧人。 根据明人刘若愚酌中志等史料载，从永乐四年（1406 年）到永乐十五年（1417 年）期间，西藏向明朝廷至少进献了七次佛像，而在永乐六年（1408 年）和永乐十六年（1418 年）间，西藏曾六次接受明朝廷赐赠的佛像。宣德时期，这一传统仍在延续。因此，这些佛像被称为“永宣宫廷造像”或“永宣造像” 。永乐和宣德这两朝宫廷制作的汉藏风格佛像，比例匀称、形体分明、清秀宜人，造像面部宽平，躯体结构匀称，宽肩细腰，四肢粗壮，肌肉饱满，具有中原地区传统的审美情趣，在那一时期，成为藏汉两地佛造像中十分流行的艺术风格。 随着元朝的灭亡，萨迦地方政权虽被帕竹地方政权取代，但明清两代，萨迦的法台均被封为“大乘法王” ，直至 1959 年以前，无论在宗教上，还是政治上，萨迦教派及萨迦寺，仍在西藏保持着特殊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