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权力之奴晚清三个知识分子的从官之路1886 年 6 月 11 日，盛夏初至，骄阳似火，偌大个京城，居然无一丝清风。这一天，朝廷放榜，将公布殿试名次。湿闷的暑气令焦急盼望的士子们内心愈发躁动难耐。 苦苦等了一天，直到日头偏西，朝廷的喜报才姗姗来迟。天津籍考生徐世昌（18551939 年）恰外出拜客归来，于客栈门口见到上谕：“徐世昌，第二甲五十五名，着改为翰林院庶吉士” 。十年寒窗苦读终有回报，徐自然百感交集，热泪盈眶，于当天日记中写道：“君恩高厚，受宠若惊，益当努力有为，以期报国承家也” 。与此同时，在房中枯坐了一天的贵州籍考生陈夔龙（18571948 年） ，也接到上谕。点儿背的是，他考卷以
2、一字之误，竟置三甲，以主事用，签分兵部。而一同中式的贵州老乡赵以炯、李端榘等，均入翰林院，差事清闲而补缺甚快，这着实令陈情何以堪！他不禁捶胸顿足，慨叹上天不加眷顾。要说反应最淡定的，尚属蒙古正黄旗考生荣庆（18591917 年） 。听闻榜单，此君既未喜极而泣，也不愤愤不平，而是悠闲地倚在枕上翻看历代名人字帖。 按照清代仕宦惯例，若不出意外，20 年后（1906 年） ，这三位“50后”士子应能位居要职，成为新世纪清廷倚仗的栋梁之才。果不其然，这三位科举同年日后皆腰金衣紫，出任朝廷高官。只不过，一入官场深似海，也许连他们都没预料到，几十年后的自己，居然蜕变为了自己当初最厌恶的那一类人。 2贫寒与
3、无奈 这三位士子，都是出身贫寒，毫无背景之人。 据说徐世昌呱呱坠地之际， “其状貌端秀，头角峥嵘，长老皆许为大器” 。然而他的脑子似乎并不灵光，尤其是应试能力较差，科考每每积极参与，成绩次次名落孙山。一次，徐乡试结束，几位挚友相邀聚于相国寺。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有人问徐世昌将来有何志向，徐醉眼迷离，举杯苦笑道：“他日或大祧，或议叙，或幸成进士为即用令，若分省得河南，除杞县、太康，必师孟尝君广纳食客。 ”可见徐世昌此时颇为务实，在他看来，能管辖一县、衣食无忧已实属难得，什么声名显赫、位极人臣之类是绝对不敢奢望的。陈夔龙亦然。8 岁那年，陈父病逝。有人劝陈家三兄弟弃学经商，陈母应曰：“一息尚存，不
4、忍使廉吏之子沦于驵侩也！”于是陈母以“纺绩得赀，藉供馆谷，往往机杼之声，与余兄弟诵读之声彻于达旦” 。起初陈之文运颇旺，连战连捷，19 岁便高中举人。孰料好运却忽而戛然而止， “南宫累次报罢” ，眼看就要迈入 30 岁的门槛。与徐、陈情形相似，虽是旗人，但荣庆 7 岁丧父，家境凄凉， “陋巷逼迫，非复阀阅矣” 。不过他天资聪颖，少年得志。要知道，27 岁便高中进士，这在清末满蒙权贵中堪数凤毛麟角。 既然这三位既不是出自官宦世家，亦非坐拥金山银山之富豪，故他们唯有从基层做起，期盼凭真才实学来为朝廷效力，谋得升迁。只可惜理想很丰满，现实却总是很骨感。按照清制，每三年都要对翰林院庶吉士进行甄别考试，
5、成绩优等者授编修，次等者授检讨，合格者改任各部主事或知县。如果成绩不及格，不好意思，那就请您继续学习，再等三3年。徐世昌不通古学，文笔一般，自然不受时任掌院学士的翁同?老爷子待见。徐在这个清水衙门一待就是 6 年，竟未曾获得过一次外出主持地方乡试的差事，甚至连当副手的机会都没有。好不容易结识了天津老乡王文锦侍郎，徐请他帮忙介绍新差事。王为人倒也通融，打算将徐推荐至南书房，孰料大学士潘祖荫认为徐不学无术，难堪此任，不予接纳，又将他撵回翰林院。最令徐无奈的是，熬到第 8 个年头，他终于可以外放河南，谁成想还未等朝廷颁发委任状，母亲突然病逝，徐只得暂弃升官念头，回家奔丧，其霉运可谓冲天了。 荣庆也好
6、不到哪儿去。供职翰林后，荣庆之生活似乎未见任何起色。有清一代，京官最为清苦，他们时常入不敷出，只得借贷度日。彼时之荣庆，便是这般境况，于是便成为京城当铺和钱庄的常客。同时，荣庆之仕途亦颇艰涩。据清史稿载，自高中后，他“迁转迟滞。荣庆当引见之时，或讽以乞假。谢曰：穷达命也，欺君可乎。 ”要钱没钱，要权无权，十载京官，荣庆着实惨淡。 当然，最悲催的莫过于陈夔龙。这位老兄自从赴任兵部主事后，简直如坠入苦海而难以自拔。兵部在六部中堪称最差，按“京师习惯，以吏、户二部为优选，刑部虽瘠，补缺尚易，工部亦有大婚、陵工保案，以冀捷获，唯礼、兵二部为最苦。礼部尚无他途杂进，依然书生本色，最次莫如兵部员司，以常年
7、测之，非二十年不能补缺。 ”这就意味着，即使再出色、再优秀，陈熬到 50 岁，充其量也还是个六七品的小官。 残酷的现实虽无声无息，但却告诉这三人一个铁一般的道理：书读得好不等于官做得大；志向高远，也必须安全落地。十年转瞬即逝，徐4世昌、陈夔龙与荣庆，已接近不惑之年，仕途的黄金年龄渐行渐远。他们要么改变自己，要么继续沉沦，人生的岔路口就在眼前。 诱惑与屈从 面对权力的黑光，相信很少有人能够拒绝诱惑，尤其对于长期处于政治边缘的人而言。1895 年前后，成为这三位“50 后”仕途的共同转折点。 徐世昌首先“脱贫” 。该年秋，徐与其拜把子兄弟袁世凯重逢。眼见老大哥处境尴尬，袁世凯自然心有不忍，于是延请
8、徐进入小站，掌管参谋营务。慢慢地稳坐北洋系第二把交椅。 陈夔龙自不甘人后，于次年“开窍” 。陈之发迹，与北洋也颇有关联。甲午之后，久蜇西安数年的荣禄重回中枢，出掌兵部。而恰值同时，连襟廖寿恒接替故去的许庚身，进入军机。陈夔龙于是恳请廖代为向荣禄举荐自己。此刻位高权重的廖，一改往日做派，欣然允作说客，在荣面前一番美言。不久，荣禄便亲点陈同其赴津查办小站军民纠纷一事。小站是荣亲自指定的练兵试点，袁世凯乃荣一手提携的军事将领，说白了，这次赴津办案，纯属走过场。途中，荣问陈年岁几何，补缺约计何时。陈对曰：“行年已四十，到部亦十年，叙补名次第八。即每年出缺一次，亦须八年始能叙补。恐此生以冯唐老矣。 ”荣
9、云：“观君骨相气色，五年内必有非常之遇。而部中补缺例须计俸，未可躁进。 ”所谓“骨相气色” ，恐怕是三分经验七分忽悠，并不靠谱。然其弦外之音则至为明显：陈若听命行事，不节外生枝，保你补缺升官。吃尽官微言轻苦头的陈夔龙，自然参透荣之暗示，一路察言观色，唯唯诺诺。当检阅操练时，荣问陈：5“君观新军与旧军比较何如？”陈答：“素不知兵，何能妄参末议。但观表面，旧军诚不免暮气，新军参用西法，生面独开。 ”荣曰：“君言是也。此人必须保全，以策后效。 ”其实若按兵部条例，仅新军擅杀营门外卖菜佣一条，袁世凯便可遭到严惩。但陈曲意迎合荣禄，在撰写奏稿时笔下留情，淡化过程，抹去罪证，终至此案不了了之。 反观荣庆，
10、此时他官途虽略露曙光，但在为官之道上似乎“进步”得有点慢。那他又究竟凭何升迁？大致两点。其一，办事认真。一次，光绪口谕整理清秘堂藏书。荣庆不辞劳苦，亲力亲为，妥善安排下属分工办理， “从此旧书可保无遗” 。不久，荣庆因整理之功蒙皇上召见，从而给光绪留下较好印象。其二，清廉自律。按理说，京官清苦，倘有他人孝敬，自应笑纳以解燃眉。荣庆则不然。终其一生，他洁身自好，殊为难得。但凡他人之礼，荣都一律拒收。清末巨贪周荣曜曾以厚礼向荣庆行贿，荣不为所动。荣坚拒贿赂，或许尚有防授人以柄的考虑，不过此种作风确为他在官场换来极好的口碑。也正因十数年兢兢业业之奋斗，1899 年荣庆终于获得外放山东学政的机会。而此
11、时徐、陈二人，在仕途上已将荣庆甩开了半条街。 截止到 1899 年，徐、陈二位早已屈从于权力的魅影，一味追逐官位，将所谓家国社稷、担道抗势之情怀置诸脑后。而荣庆好像还经得起诱惑，未完全变质。然而，不到一年，他也成为权力的奴仆。1900 年初，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拜访荣庆。此时恰逢荣母病重，袁热心为其推荐医生、馈赠物品。荣母去世，袁世凯先是“送经并焰口” ，后待荣庆扶柩抵津，令“部下刘直牧永庆来吊，并代办火车一切” 。实在是殷勤周至。其实荣6庆对袁素无好感，但他明白，袁世凯背后的靠山是当朝大佬荣禄，与袁结好，便可攀上荣中堂这棵参天大树。经过对道义与权势的一番慎重权衡甚或是痛苦的思想斗争，荣庆终抛
12、弃了坚守半生的政治信仰，决心与权力合谋。一年后，荣庆便在荣禄的关照下， “奉旨署理仓督” 。 放下了尊严，丢失了操守，突破了底线，背弃了理想，这三位“50后”剩下要做的，便是在追逐名利的仕途上一路狂奔。1901 年，陈夔龙如愿外放河南布政使，获取吸金之肥缺。两年后，他升任河南巡抚。1903 年，载振出任商部尚书。徐之前仅是六品官员，一跃成为三品商部大吏，这种超常规提拔干部之举，在整个清代也堪称异数。1902 年，清廷破格提拔荣庆任刑部尚书，旋即又调礼部尚书，复调户部，拜军机大臣、政务大臣。至 1905 年，荣庆晋协办大学士。仅仅六七年工夫，徐、陈、荣三人完成了普通京官需要数十年甚至一辈子都遥不
13、可及的升迁之路。 官运与国势 身居高位，权倾一方，拥有如此绝佳之政治平台，正值五十出头的当打之年，这三位“50 后”完全可以施展其年轻时的宏大抱负。殊不知在威权体制下，权力场中之辈，由于屁股决定脑袋，他们往往眼光向上，更多从统治者的“最高指示”利益出发，其立足点无非四个字：“领导满意” 。这在三人的政治行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1906 年夏，围绕是否预备立宪之问题，京城内新旧两派针锋相对，势若水火。一派引袁世凯、端方为头领，力主学习西方，推行立宪；一派则以铁良、荣庆为魁首，极力抵制立宪，横加阻挠。然而极富讽刺意7味的是，慈禧最终却将草拟立宪懿旨的重任交予荣庆。这期间，袁世凯频频私下拜访，以期凭
14、私谊影响荣庆。孰料之后面世的懿旨，无非以“规制未备，民智未开”为由，堂而皇之地将立宪步伐无限期顺延。 徐世昌之手腕，也十分高明。宣统元年，以载沣为首的那一批年轻皇室贵胄上台，他们对西方的武器、建筑、工艺、科技等颇为推崇。当时徐恰恰担任东三省总督，于是揣摩皇室心思，大搞形象工程。据曾在东北任职的丁士源爆料， “徐世昌赴东三省总督任时，携中央款二千万两，两年以来铺张颇甚” 。单单建造奉天公署大楼一项，就消耗白银三十余万两，所盖“西式楼数十楹，缭以复廊，其中?幔几榻，灯屏皆用舶来品” 。同时采购各种西式物品又花费十余万两，因而其办公场所之华丽宏伟，其他省份无能出其右者。一次载涛自欧洲考察归来，途经奉
15、天， “见马路电灯军警无不备具，及驻宿公署，俨然欧式” ，使他“直把沈阳作巴黎” ，于是对徐世昌的市政工作大加赞赏。等他回京后，更是在载沣面前表扬这位“市政建设标兵” 。当然，徐如此大张旗鼓的透支财政搞城建，自然有人看不下去。 当时载泽掌管度支部，曾派人细察徐世昌的账目，发现其财政收支上存在巨大漏洞。于是几次上书载沣，请求彻查。此时载沣已把徐世昌树为全国学习的典型，相信“徐世昌是个好同志” ，并未予以追究。 1909 年，陈夔龙出任直隶总督。下车伊始，便自我标榜曰：“所可以自慰者，厥有三端：一不联络新学家；二不敷衍留学生；三不延纳假名士。 ”可见其政治倾向极为保守。然清末局势已至不改革必死的地
16、步，像陈这种官员，敌视新学，拒绝革新，只会激化矛盾，令问题愈加恶化。8面对天津绅商学生之国会请愿运动，陈表面安抚，私下命军警强力弹压。一面极力“维稳” ，他却一面上书中央，报喜不报忧，声称直隶一片安靖祥和。民怨得不到及时疏导，革命便喷薄而出，眼见大势已去，陈只得告病去职，清廷最后一任直督便如此黯然离场。 辛亥之后，这三位高官被迫“提前退休” ，化身遗老。除了徐世昌于短暂隐居后再度出山，继续在政坛打拼外，陈、荣二人则躲入租界，依靠多年宦海经营下的丰厚积累，过着饶裕悠哉之寓公生活。当然，吟诗作赋、饮酒唱和之余，他们不忘叹一声前朝可惜，骂几句民国黑暗，却从不曾反省己过：难道唯权力马首是瞻的恶果，不恰恰是国势日颓，终致倾覆吗？ 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曾以圣经中堕落天使路西法的寓言为例，指出人在具体而特殊的社会情境与权力系统之中，往往会走向恶的一面，此之谓“路西法效应” 。该理论似对了解这三位“50 后”士子的人生轨迹颇有启示。饱读儒家经典的徐世昌、陈夔龙、荣庆，在青年时何尝不愿为天下社稷、百姓民生贡献才智，然在专制制度下，权力黑洞之能量过于强大，几乎吞噬了一切，他们三人焉能幸免？ 或许，在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位天使与撒旦的合体，它名叫路西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