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之奴晚清三个知识分子的从官之路.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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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权力之奴晚清三个知识分子的从官之路1886 年 6 月 11 日,盛夏初至,骄阳似火,偌大个京城,居然无一丝清风。这一天,朝廷放榜,将公布殿试名次。湿闷的暑气令焦急盼望的士子们内心愈发躁动难耐。 苦苦等了一天,直到日头偏西,朝廷的喜报才姗姗来迟。天津籍考生徐世昌(18551939 年)恰外出拜客归来,于客栈门口见到上谕:“徐世昌,第二甲五十五名,着改为翰林院庶吉士” 。十年寒窗苦读终有回报,徐自然百感交集,热泪盈眶,于当天日记中写道:“君恩高厚,受宠若惊,益当努力有为,以期报国承家也” 。与此同时,在房中枯坐了一天的贵州籍考生陈夔龙(18571948 年) ,也接到上谕。点儿背的是,他考卷以

2、一字之误,竟置三甲,以主事用,签分兵部。而一同中式的贵州老乡赵以炯、李端榘等,均入翰林院,差事清闲而补缺甚快,这着实令陈情何以堪!他不禁捶胸顿足,慨叹上天不加眷顾。要说反应最淡定的,尚属蒙古正黄旗考生荣庆(18591917 年) 。听闻榜单,此君既未喜极而泣,也不愤愤不平,而是悠闲地倚在枕上翻看历代名人字帖。 按照清代仕宦惯例,若不出意外,20 年后(1906 年) ,这三位“50后”士子应能位居要职,成为新世纪清廷倚仗的栋梁之才。果不其然,这三位科举同年日后皆腰金衣紫,出任朝廷高官。只不过,一入官场深似海,也许连他们都没预料到,几十年后的自己,居然蜕变为了自己当初最厌恶的那一类人。 2贫寒与

3、无奈 这三位士子,都是出身贫寒,毫无背景之人。 据说徐世昌呱呱坠地之际, “其状貌端秀,头角峥嵘,长老皆许为大器” 。然而他的脑子似乎并不灵光,尤其是应试能力较差,科考每每积极参与,成绩次次名落孙山。一次,徐乡试结束,几位挚友相邀聚于相国寺。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有人问徐世昌将来有何志向,徐醉眼迷离,举杯苦笑道:“他日或大祧,或议叙,或幸成进士为即用令,若分省得河南,除杞县、太康,必师孟尝君广纳食客。 ”可见徐世昌此时颇为务实,在他看来,能管辖一县、衣食无忧已实属难得,什么声名显赫、位极人臣之类是绝对不敢奢望的。陈夔龙亦然。8 岁那年,陈父病逝。有人劝陈家三兄弟弃学经商,陈母应曰:“一息尚存,不

4、忍使廉吏之子沦于驵侩也!”于是陈母以“纺绩得赀,藉供馆谷,往往机杼之声,与余兄弟诵读之声彻于达旦” 。起初陈之文运颇旺,连战连捷,19 岁便高中举人。孰料好运却忽而戛然而止, “南宫累次报罢” ,眼看就要迈入 30 岁的门槛。与徐、陈情形相似,虽是旗人,但荣庆 7 岁丧父,家境凄凉, “陋巷逼迫,非复阀阅矣” 。不过他天资聪颖,少年得志。要知道,27 岁便高中进士,这在清末满蒙权贵中堪数凤毛麟角。 既然这三位既不是出自官宦世家,亦非坐拥金山银山之富豪,故他们唯有从基层做起,期盼凭真才实学来为朝廷效力,谋得升迁。只可惜理想很丰满,现实却总是很骨感。按照清制,每三年都要对翰林院庶吉士进行甄别考试,

5、成绩优等者授编修,次等者授检讨,合格者改任各部主事或知县。如果成绩不及格,不好意思,那就请您继续学习,再等三3年。徐世昌不通古学,文笔一般,自然不受时任掌院学士的翁同?老爷子待见。徐在这个清水衙门一待就是 6 年,竟未曾获得过一次外出主持地方乡试的差事,甚至连当副手的机会都没有。好不容易结识了天津老乡王文锦侍郎,徐请他帮忙介绍新差事。王为人倒也通融,打算将徐推荐至南书房,孰料大学士潘祖荫认为徐不学无术,难堪此任,不予接纳,又将他撵回翰林院。最令徐无奈的是,熬到第 8 个年头,他终于可以外放河南,谁成想还未等朝廷颁发委任状,母亲突然病逝,徐只得暂弃升官念头,回家奔丧,其霉运可谓冲天了。 荣庆也好

6、不到哪儿去。供职翰林后,荣庆之生活似乎未见任何起色。有清一代,京官最为清苦,他们时常入不敷出,只得借贷度日。彼时之荣庆,便是这般境况,于是便成为京城当铺和钱庄的常客。同时,荣庆之仕途亦颇艰涩。据清史稿载,自高中后,他“迁转迟滞。荣庆当引见之时,或讽以乞假。谢曰:穷达命也,欺君可乎。 ”要钱没钱,要权无权,十载京官,荣庆着实惨淡。 当然,最悲催的莫过于陈夔龙。这位老兄自从赴任兵部主事后,简直如坠入苦海而难以自拔。兵部在六部中堪称最差,按“京师习惯,以吏、户二部为优选,刑部虽瘠,补缺尚易,工部亦有大婚、陵工保案,以冀捷获,唯礼、兵二部为最苦。礼部尚无他途杂进,依然书生本色,最次莫如兵部员司,以常年

7、测之,非二十年不能补缺。 ”这就意味着,即使再出色、再优秀,陈熬到 50 岁,充其量也还是个六七品的小官。 残酷的现实虽无声无息,但却告诉这三人一个铁一般的道理:书读得好不等于官做得大;志向高远,也必须安全落地。十年转瞬即逝,徐4世昌、陈夔龙与荣庆,已接近不惑之年,仕途的黄金年龄渐行渐远。他们要么改变自己,要么继续沉沦,人生的岔路口就在眼前。 诱惑与屈从 面对权力的黑光,相信很少有人能够拒绝诱惑,尤其对于长期处于政治边缘的人而言。1895 年前后,成为这三位“50 后”仕途的共同转折点。 徐世昌首先“脱贫” 。该年秋,徐与其拜把子兄弟袁世凯重逢。眼见老大哥处境尴尬,袁世凯自然心有不忍,于是延请

8、徐进入小站,掌管参谋营务。慢慢地稳坐北洋系第二把交椅。 陈夔龙自不甘人后,于次年“开窍” 。陈之发迹,与北洋也颇有关联。甲午之后,久蜇西安数年的荣禄重回中枢,出掌兵部。而恰值同时,连襟廖寿恒接替故去的许庚身,进入军机。陈夔龙于是恳请廖代为向荣禄举荐自己。此刻位高权重的廖,一改往日做派,欣然允作说客,在荣面前一番美言。不久,荣禄便亲点陈同其赴津查办小站军民纠纷一事。小站是荣亲自指定的练兵试点,袁世凯乃荣一手提携的军事将领,说白了,这次赴津办案,纯属走过场。途中,荣问陈年岁几何,补缺约计何时。陈对曰:“行年已四十,到部亦十年,叙补名次第八。即每年出缺一次,亦须八年始能叙补。恐此生以冯唐老矣。 ”荣

9、云:“观君骨相气色,五年内必有非常之遇。而部中补缺例须计俸,未可躁进。 ”所谓“骨相气色” ,恐怕是三分经验七分忽悠,并不靠谱。然其弦外之音则至为明显:陈若听命行事,不节外生枝,保你补缺升官。吃尽官微言轻苦头的陈夔龙,自然参透荣之暗示,一路察言观色,唯唯诺诺。当检阅操练时,荣问陈:5“君观新军与旧军比较何如?”陈答:“素不知兵,何能妄参末议。但观表面,旧军诚不免暮气,新军参用西法,生面独开。 ”荣曰:“君言是也。此人必须保全,以策后效。 ”其实若按兵部条例,仅新军擅杀营门外卖菜佣一条,袁世凯便可遭到严惩。但陈曲意迎合荣禄,在撰写奏稿时笔下留情,淡化过程,抹去罪证,终至此案不了了之。 反观荣庆,

10、此时他官途虽略露曙光,但在为官之道上似乎“进步”得有点慢。那他又究竟凭何升迁?大致两点。其一,办事认真。一次,光绪口谕整理清秘堂藏书。荣庆不辞劳苦,亲力亲为,妥善安排下属分工办理, “从此旧书可保无遗” 。不久,荣庆因整理之功蒙皇上召见,从而给光绪留下较好印象。其二,清廉自律。按理说,京官清苦,倘有他人孝敬,自应笑纳以解燃眉。荣庆则不然。终其一生,他洁身自好,殊为难得。但凡他人之礼,荣都一律拒收。清末巨贪周荣曜曾以厚礼向荣庆行贿,荣不为所动。荣坚拒贿赂,或许尚有防授人以柄的考虑,不过此种作风确为他在官场换来极好的口碑。也正因十数年兢兢业业之奋斗,1899 年荣庆终于获得外放山东学政的机会。而此

11、时徐、陈二人,在仕途上已将荣庆甩开了半条街。 截止到 1899 年,徐、陈二位早已屈从于权力的魅影,一味追逐官位,将所谓家国社稷、担道抗势之情怀置诸脑后。而荣庆好像还经得起诱惑,未完全变质。然而,不到一年,他也成为权力的奴仆。1900 年初,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拜访荣庆。此时恰逢荣母病重,袁热心为其推荐医生、馈赠物品。荣母去世,袁世凯先是“送经并焰口” ,后待荣庆扶柩抵津,令“部下刘直牧永庆来吊,并代办火车一切” 。实在是殷勤周至。其实荣6庆对袁素无好感,但他明白,袁世凯背后的靠山是当朝大佬荣禄,与袁结好,便可攀上荣中堂这棵参天大树。经过对道义与权势的一番慎重权衡甚或是痛苦的思想斗争,荣庆终抛

12、弃了坚守半生的政治信仰,决心与权力合谋。一年后,荣庆便在荣禄的关照下, “奉旨署理仓督” 。 放下了尊严,丢失了操守,突破了底线,背弃了理想,这三位“50后”剩下要做的,便是在追逐名利的仕途上一路狂奔。1901 年,陈夔龙如愿外放河南布政使,获取吸金之肥缺。两年后,他升任河南巡抚。1903 年,载振出任商部尚书。徐之前仅是六品官员,一跃成为三品商部大吏,这种超常规提拔干部之举,在整个清代也堪称异数。1902 年,清廷破格提拔荣庆任刑部尚书,旋即又调礼部尚书,复调户部,拜军机大臣、政务大臣。至 1905 年,荣庆晋协办大学士。仅仅六七年工夫,徐、陈、荣三人完成了普通京官需要数十年甚至一辈子都遥不

13、可及的升迁之路。 官运与国势 身居高位,权倾一方,拥有如此绝佳之政治平台,正值五十出头的当打之年,这三位“50 后”完全可以施展其年轻时的宏大抱负。殊不知在威权体制下,权力场中之辈,由于屁股决定脑袋,他们往往眼光向上,更多从统治者的“最高指示”利益出发,其立足点无非四个字:“领导满意” 。这在三人的政治行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1906 年夏,围绕是否预备立宪之问题,京城内新旧两派针锋相对,势若水火。一派引袁世凯、端方为头领,力主学习西方,推行立宪;一派则以铁良、荣庆为魁首,极力抵制立宪,横加阻挠。然而极富讽刺意7味的是,慈禧最终却将草拟立宪懿旨的重任交予荣庆。这期间,袁世凯频频私下拜访,以期凭

14、私谊影响荣庆。孰料之后面世的懿旨,无非以“规制未备,民智未开”为由,堂而皇之地将立宪步伐无限期顺延。 徐世昌之手腕,也十分高明。宣统元年,以载沣为首的那一批年轻皇室贵胄上台,他们对西方的武器、建筑、工艺、科技等颇为推崇。当时徐恰恰担任东三省总督,于是揣摩皇室心思,大搞形象工程。据曾在东北任职的丁士源爆料, “徐世昌赴东三省总督任时,携中央款二千万两,两年以来铺张颇甚” 。单单建造奉天公署大楼一项,就消耗白银三十余万两,所盖“西式楼数十楹,缭以复廊,其中?幔几榻,灯屏皆用舶来品” 。同时采购各种西式物品又花费十余万两,因而其办公场所之华丽宏伟,其他省份无能出其右者。一次载涛自欧洲考察归来,途经奉

15、天, “见马路电灯军警无不备具,及驻宿公署,俨然欧式” ,使他“直把沈阳作巴黎” ,于是对徐世昌的市政工作大加赞赏。等他回京后,更是在载沣面前表扬这位“市政建设标兵” 。当然,徐如此大张旗鼓的透支财政搞城建,自然有人看不下去。 当时载泽掌管度支部,曾派人细察徐世昌的账目,发现其财政收支上存在巨大漏洞。于是几次上书载沣,请求彻查。此时载沣已把徐世昌树为全国学习的典型,相信“徐世昌是个好同志” ,并未予以追究。 1909 年,陈夔龙出任直隶总督。下车伊始,便自我标榜曰:“所可以自慰者,厥有三端:一不联络新学家;二不敷衍留学生;三不延纳假名士。 ”可见其政治倾向极为保守。然清末局势已至不改革必死的地

16、步,像陈这种官员,敌视新学,拒绝革新,只会激化矛盾,令问题愈加恶化。8面对天津绅商学生之国会请愿运动,陈表面安抚,私下命军警强力弹压。一面极力“维稳” ,他却一面上书中央,报喜不报忧,声称直隶一片安靖祥和。民怨得不到及时疏导,革命便喷薄而出,眼见大势已去,陈只得告病去职,清廷最后一任直督便如此黯然离场。 辛亥之后,这三位高官被迫“提前退休” ,化身遗老。除了徐世昌于短暂隐居后再度出山,继续在政坛打拼外,陈、荣二人则躲入租界,依靠多年宦海经营下的丰厚积累,过着饶裕悠哉之寓公生活。当然,吟诗作赋、饮酒唱和之余,他们不忘叹一声前朝可惜,骂几句民国黑暗,却从不曾反省己过:难道唯权力马首是瞻的恶果,不恰恰是国势日颓,终致倾覆吗? 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曾以圣经中堕落天使路西法的寓言为例,指出人在具体而特殊的社会情境与权力系统之中,往往会走向恶的一面,此之谓“路西法效应” 。该理论似对了解这三位“50 后”士子的人生轨迹颇有启示。饱读儒家经典的徐世昌、陈夔龙、荣庆,在青年时何尝不愿为天下社稷、百姓民生贡献才智,然在专制制度下,权力黑洞之能量过于强大,几乎吞噬了一切,他们三人焉能幸免? 或许,在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位天使与撒旦的合体,它名叫路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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