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34 个生命的继续“旅程”一切都是按开诚老人生前的意愿进行的。 没有葬礼、没有挽联，最后的告别是在天津一家医院 5 平方米窄仄的太平间举行的。20 多名亲友几乎背贴冰柜，前贴老人的遗体，一个紧挨一个，把白菊花轻轻放下，默默走上一圈，家属自带的录音机播放着一段轻柔的音乐，整个过程不超过两分钟。 2010 年 12 月 2 日，78 岁的开诚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他只是换了一种存在方式。他是天津市全年的第 8 位、有记录的第 334 位遗体捐献者。这 334 名捐献者，生前也许只在填表时到过这所学校，而当他们下一次进入校门，或许已是生命之门关闭的时候了。 在最美的地方展示生命的意义 医科大学解剖楼
2、，这座终年弥漫着福尔马林味道的灰色老建筑里，刚刚落下人生幕布的遗体捐献者，将有最后一段特别的“生命之旅” 。 学校把最美的教学楼一楼尽头最安静的那间屋子，布置成了国内第一间纪念遗体捐献者的展室，并以“生命意义”命名。这里陈列着所有捐献者的遗书。死亡不再是忌讳，生命的价值得到开敝。 遗体一旦进入解剖楼，身份将彻底消失，只有一个个编号。 这段“旅程”是从天津医科大学高级实验员袁武的手开始的。他会轻手轻脚，像“给活人脱衣服”一样，脱掉袜子、裤子、上衣。哪怕身2体已经僵硬，他也不会使用剪刀。 “旅程”还会继续，经过一双双实验员的手、老师的手，最后遗体进入一间 60 多平方米的解剖教室。 解剖课有简短的
3、开课仪式，所有的学生都被要求默哀 30 秒，向尸体鞠躬致敬。老师告诉学生，本学期，这具遗体就为同学们服务了，要想成为好大夫，就要像对待真正的病人一样对待尸体。任何操作失误，在临床上都可能导致真正的死亡。 毕业后留校任教的陆于宏还记得自己当学生时第一次切下手术刀的感受：没有恐惧，只有神圣感。 刀接触身体时，有人会亲切地打声招呼：大爷，我们开始了!做到中途，需要把尸体反过来，他们会说：大爷，咱们翻个身!一间解剖室同时摆放 3 具尸体，3 个小组同时做实验，有学生会略显骄傲地比较：看，我们的大爷身体又瘦又结实! 几乎没人觉得这些尸体是可怕的、冰冷的，有人会喝着牛奶吃着煎饼?子去上解剖课，有人则聚精会
4、神， “恨不得整日趴到尸体上研究” ，舍不得下课。 每次解剖课快结课时，即使再匆忙，学生们也会不厌其烦地一寸寸把皮肤覆盖好，让死者尽量看起来“完好如初” ，而这并非课程的硬性要求。 最后一堂解剖课，所有的人都会向已残缺的遗体鞠躬感谢。 最近。解剖教研室主任李云生在欧洲泌尿科学铂金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分量很重的论文，这篇论文他运用了 20 具尸体的原始资料。 3他说，这些死者也是论文的作者， “他们的价值就像杂志的名称一样铂金 ，比黄金还珍贵” 。 人生是什么?在这里可以有个解答 一个周末，学校教务处处长张金钟在办公室接待了一位戴着黑纱的悲伤的中年男人。他说母亲去世了，想捐献遗体，还带来了一封遗书。
5、读完这份遗书，张金钟都快哭了。再上课时，他念了这位留下 4 部作品的诗人兼翻译家的遗书： 我死后谢绝一切吊唁，我的作品是我留下的丰碑，丈夫儿子姊妹务必节哀豁达，生劳死息，生寄死归!有能耐的人无它奇。只是比平常人看得透远而已。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古典文学是它的宝冕，诗词又是冕正中的斗大夜明珠，我后半生能致力于它的研究，且有美满家庭辅助，我一生已心满意足。临了，将年轻时熟背的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的一段话为结束：“我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死。在我坟上安放悲哀的安琪儿，是不公平的!” 很快，这封遗书在学生中间传开了。 张金钟翻了教务处保存的几十年来的所有遗书，越看越激动“这是最好的教育!”他找到解剖教研室
6、主任李云生，商量建一个“医学伦理学教育基地” ，让学生都来看看。 2001 年底，在解剖楼二楼的一间教室里， “医学伦理学教育基地”落成了。所有的遗书都在那里展出。张金钟亲自选了一些遗嘱做成展牌，有的病句他也尽量保留原样，因为“特别淳朴生动” 。部分遗嘱译成了英文，他希望留学生、外国人也来看， “生命伦理没有国界” 。 4他又突然想到，上课时总讲学校创始人朱宪彝教授的“四献”：献出全部存款建立朱宪彝奖学金，献出全部藏书，献出自己居住的住宅楼，献出遗体供教学解剖。 为什么不把老校长“请”来?他把朱宪彝的内脏标本，这件“镇校之宝” ，放在屋子的中央。 受展室影响，这所学校自愿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学生比
7、率在天津是最高的。 后来，新生入校的第一课、毕业生离校的最后一课，以及本校的新员工和附属医院的新医生、新护士的岗前一课，都在这里上。 2006 年春天，几地移到了教学楼一楼的新址，并更名为“生命意义展室” 。 搬家那天，因为担心年轻人毛手毛脚，张金钟亲自抱着老校长的脏器标本。学生们在一旁低语：“朱校长，咱们要搬家了，搬到一个更漂亮的楼!” 展室很明亮，这里能迎来一天里的第一缕阳光。走上一圈，能认识很多有趣的人。 “我参军时才 17 岁，还是孩子，不懂得多少革命道理，是党教育我长大成人的，我本应做更多的工作以报答国家，但因为历史的原因，使我平庸地度过了后半生。现在唯一的补偿办法只有将遗体献给祖国
8、，我当兵时家里只留下一位年过花甲的妈妈。参军一去十多年不能在妈妈身边行孝，欠妈妈的太多了我想只有将从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奉还给祖国母亲，也算是给妈妈一点儿补偿。 ” 5还有不会写字的天津市西青区张家窝镇的农民张凤龙，他的遗传是别人打印的，最后落款，他像画画一样照样子画出自己的名字，可他还是画错了，歪歪扭扭地写着：张风龙。这也是这间屋里最短的绝笔。如果这个农民还活着，今年该是 34 岁。 还有人为了证明自身的“科研价值” ，不厌其烦地说病史：五六岁，害眼疾，七八岁时，感染秃疮，八九岁时，得疟疾 一名书法家说， “死后仍要助人为乐” ，如果自己的脏腑能够用于挽救别人，来个生死之交， “觉得也颇有诗意
9、” 。他希望自己不吸烟、不喝酒的好“五脏六腑” ，正好能教育抽烟酗酒的“同志们利青年们” 。 自称 20 多岁就开始有“头摇于颤”症状的一位老人，建议有兴趣的大夫取出自己的大脑研究一番， “以改变老年人的形象” 。 但有一点，这些人的选择都很“决绝” 。有人拒遗嘱上按下 5 处手印，以证明其强大效力。还有人交待：假如身体变得僵硬，那就苦上一条白布单子，不要勉强穿寿衣，以免损伤肌肤和骨骼，影响使用。 朱宪彝，这位 60 年前创办了这所“新中国第一所医科大学” 、担任校长达 32 年之久的老教授，生命最后一刻的故事在展室内常常被提及。当时，他感到不适，亲 友同事都劝他住院治疗。他婉拒：“新楼病房的
10、会议室、过道和各科门诊室都住满了病人，我是医学院院长，愧对患者，又怎能和他们争床位呢?” 1984 年 12 月 25 日上午 9 时，朱宪彝心脏病猝发，倒在正在批阅的论文上，与世长辞，身后“四献” 。 世界医学法学协会主席阿芒?卡米，原本只打算抽出几分钟去看看这6个展室，结果，大半个小时也没出来。他说，这里“将医学教育和人文教育融为一体的想法是伟大的，值得全世界所有医学院效仿” 。 卡米在门口的留言簿上写了一首诗。当别人以为他要离开的时候，他突然问：“我能念一遍吗?”接着，这位白发老人旁若无人地大声朗诵道：“我来自远方，来到这个独特的地方。我来自远方，怀着对朱宪彝教授的崇敬他像一盏灯，止他的
11、民族看到伦理之光、人性之光。当我回到远方，我会把这灯的信号带给全世界的人。 ” 一些社会参观音显然为了从众，随大流参观完就往外走，可他们会等到所有人都走完后，再悄悄折回来，独自趴在留言簿上书写。有的写满一页纸，有的只写下两个字：震撼! 中小学生参观者常常出来就嚷嚷“我也要把自己捐出去” 。解说员会笑着说：“死是为了坚定地生。这个展室想告诉大家，请更加珍惜生命!” 最小的墓碑 开效军把父亲开诚送上医科大学的车后，呆呆地站在风里，手里还捏着没有烧完的纸钱。 风很大，开效军躲在避风的墙角烧纸，好几次才能点燃。告别太短太快了，他终于没能烧完一把纸。他说他尊重父亲的崽愿，让他无牵无挂地捐出自己。 老校长
12、朱宪彝一生有 6 个儿女，孙女朱宁代表全家参观过“生命意7义展室” 。学生化专业的孙女同家说，在爷爷的脏器标本前，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她也解剖过别人， “人都是一样的” 。四儿子朱遂如今 75 岁了，每逢父亲的祭日和清明节，他就到天津医科大学南门口，和父亲的雕像默默说上一会儿话，再围着种满月季花的花坛走一圈。 2004 年，遗体捐献者纪念园落成，纪念建筑主体长 25 米、高 5 米，中心呈心形，刻着两个金色楷体大字：奉献。旁边延伸出两面大墙，墙上镌刻着每一位捐献者的名字。每一个名字就是一个墓碑。 可墓碑实在太小了，前去祭奠的家属，只能扎个小得不能再小的花圈，或者掐一朵花，用胶带粘在上面。 前方
13、是一片桃园，春季桃花灿烂。后面是满坡的爬山虎，秋季一片红。墓地的山脚下养着成群的鹿和孔雀。每天，1000 多只鸽子在墓园上空飞翔。 这里的每一个名字、每一块墓碑，隔 3 天就会被擦拭一遍。墓园并不寂静，每天都有音乐，陪伴亡灵的曲子，有天长地久 、 回家 、与昨日告别 ，甚至是今年刚走红的传奇 。 333 个名字只占了两扇墙的很小一块，还有大片大片的留白。 袁武和李云生早商最好了，他们死后会把自己留在学生的解剖台上，成为编号。解剖楼就是他们眼里最好的归宿如果那栋老楼还在的话。朱遂利女儿朱宁也早早表示，死后将捐献自己的遗体。在他们眼里，这样的行为实在很平常：“人死了不就是蛋白质分解嘛!” 他们相信，自己最后的归宿就在这个墓园里。一个名字而已。 8不用多久，工人就会在黑色的花岗岩上刻上“开诚”二字。名字是金色的，刻下它只需要 5 分钟，那是第 334 个名字。 (老赵摘自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