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祛魅”与电视新闻的伦理缺失在当代中国文艺思潮与文化热点一书中，陶东风先生用两次“祛魅” ，勾连起 1978 年新时期以来所有的中国文艺思潮与文化热点。“祛魅”源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世界的祛魅” ，又译为“世界的解咒” ，是指对世界的一体化宗教性解释的解体。陶先生所说的“祛魅”不是恪守韦伯的原始含义，即不是把“祛魅”严格限于宗教权威，而是同时将它扩充、引申和延展到准宗教或非宗教的力量建立起来的、以一系列包含-排斥的二元对立为基础的、一体化的权威和神圣性。文学的“祛魅” ，即统治文学活动的那种统一的、或高度霸权性质的权威和神圣性的解体。陶先生认为，自新时期到现在，中国文学大致经历了两次“祛魅
2、”的过程：第一次“祛魅”发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这次“祛魅”由精英知识分子发动，也以精英知识分子为主力。它“祛”的是以“文革”时期的样板戏为最高典范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之“魅” ，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工具论”文学之“魅” ，是“三突出”的创作方法和“高大全”的英雄人物之“魅” 。第一次“祛魅”的过程同时也是“赋魅”的过程，革命文学/革命文化被“祛魅”的结果，是精英知识分子文学（文化）被“赋魅” 。这次“祛魅”不仅为精英知识分子及“新时期”文学的出场提供了合法性依据，而且还产生了新的知识分子文学/文化之“魅” 。第二次“祛魅”发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是在文化市场、大众文化、
3、消费主义价值观以及新传播媒介的综合冲击下完成的， “祛”的是知识分子精英文学、精英文化的“魅” ，它导致的结果是文学市场和文化生产领域呈现2出前所未有的去精英化、解神秘化的趋势，代之以大众消费文化被“赋魅” 。 与新时期文学与文化的两次“祛魅”与两次“赋魅”过程类似，中国电视新闻也经历了从“政治新闻”之“魅”到“精英新闻”之“魅”再到“大众新闻之“魅”的“祛”与“赋”的过程，电视新闻业者的职业操守也在“真” 、 “善”和“美”的迷失、旁落与困顿中，不断地探索前行。 一、政治新闻之“魅”“真”的迷失 中国电视虽然诞生于 1958 年，但是由于电视机长期没能实现社会化、家庭化的普及，因而长期不能成
4、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媒体。改革开放不久，中国家庭的电视机普及迅速完成。但是，由于在体制、机制和观念上依然被看作是一种政治宣传工具，电视同当时的报纸、广播一样，依然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媒介。 由于被片面地看作是宣传工具，那时的电视新闻报道不能按照新闻报道自身的规律来开展，时效性、真实性与贴近性都得不到落实和体现。上海电视台老台长龚学平在回忆当时电视新闻报道状况时描述道：大家把电视新闻想成是跟电影新闻简报一样，所以把电视新闻作为电影来拍。认为形象是第一的，新闻是第二的每条电视新闻片还写分镜头剧本，拍一条电视新闻少则两三天，多的要四五天甚至一个星期，这样的电视3新闻片已经变得不是新闻了，所
5、以经常出现夏天播的是冰天雪地、冬天却是鲜花怒放的景象。 当时的电视新闻不仅谈不上新闻的时效性，就连最基本的信条真实性也无法保证，为了政治宣传，不惜大量地采用摆拍、补拍和组织拍摄等违背新闻真实性原则的做法。上海电视台老摄像朱盾回忆说：当时拍农田劳动总希望有一点气氛的，所以有些镜头都是要组织拍的为拍摄出春耕的气氛，一头牛不够，就增加一点，变成三四头牛，劳动的人也要多找一些。 由于那时的新闻完全是配合政治宣传、政治形势的需要，一方面工农业生产状况、各级领导活动以及大小会议等充斥于电视新闻之中，在题材上距离普通群众的生活较远；另一方面主题先行、肆意拔高， “高大全” 、 “三突出”等倾向依然存在，加之
6、单向性、灌输性、说教性的报道方式，迷失了“真”的电视新闻在这一时期“成为了老百姓最不爱看的一档节目” 。 1979 年 1 月 28 日，中国内地第一条电视广告在上海电视台播出。随着席卷全社会的改革与开放的大环境，电视新闻业者也同其他媒体业者一样，自身的主体意识与责任意识被很快地唤醒起来。电视新闻报道要遵守新闻规律，按新闻规律办事，电视新闻业者开始自觉地进行新闻职业身份的自我矫正与自我规范，进而一批新闻精英成为新闻职业信条的实践者和护卫者。电视新闻单一的政治宣传属性被“祛魅” ，而在“祛”政治化的同时，新闻媒体得以正名，电视新闻的真实性、时效性与贴近性等方面得到重视，并被确立为新闻报道的基本信
7、条。现场采访、深度4报道、跟踪拍摄与纪实手法的应用，一改长期以来的新闻创作中空镜头加解说词的说教样式，使镜头记录的事物更加可信。新闻节目采、编、播一条龙生产模式，以及从演播室直播到全流程直播的广泛应用大大提高了新闻的时效，电视新闻的“真”开始得以慢慢地回归。 二、精英新闻之“魅”“善”的旁落 中国的电视新闻开始遵循新闻规律做新闻的同时，也越来越讲求贴近观众需求，其最有标志性的现象就是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的粉墨登场，以及批评性报道的出现。像那时一举成名的中央台的东方时空 焦点访谈 ，上海台的观众中来和新闻透视 ，都是专门为老百姓“打抱不平” ，监督中央以及地方的一些政策法规是否得到了很好的落实或执
8、行，介入一些社会纠纷，做一些道德层面上的评判，褒扬正气，谴责歪风。那时的电视新闻报道和电视新闻记者给人一种品质超群、仗义独行的“英雄”气概，是铁肩担道义、为民伸冤、替民做主、明断是非的“青天” 。于是，电视新闻、电视新闻职业和电视新闻记者被一同神圣化了，三者共同打造的精英新闻也同时得以被“赋魅” 。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邓小平南方讲话的发表，改革开放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了力度，依傍市场经济而生的种种更民主化、更法制化、更市场化的观念和思潮也澎湃而至，在与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下的行政、法律、法规以及一些陈旧的意识相冲撞的同时，也造成了社会和思想领域的某种无序。这时， 东方时空 焦点访谈出
9、道了，白岩松、水均5益、方宏进、敬一丹等为代表的一批新闻精英也随之出道了。他们紧锁眉头，言语咄咄逼人，专门揭人家短，掀人家丑，主持公道，替百姓撑腰，现在如果回过头来看看当初的样子，也许他们没准也会觉得自己当时的表现有些“过”呢。不过当时观众喜欢，感觉出气，过瘾。这就是所谓的“时代印记” 、 “时代特性” 。那时，在老百姓的眼里，媒体是“灵”的，只要经电视一报道，由这些名嘴一“解说” ，问题就很快会得到解决。于是，那时的电视新闻节目很多“人气” ，也很有了某种亲和力。 可是，毕竟新闻媒体所能承担的只是一定限度的舆论监督职能，社会民主法制尚不健全的时代，给予了新闻业界的精英者们可以凭借自己的良知，
10、担当起自己的职业责任甚至是超出职业责任之上的社会责任的机会。但是，必须看到，作为新闻精英的记者们在什么时候都绝不会是“无冕之王” 。正如60 分钟节目总制片人丹?休伊特所说的那样：“我们所擅长的,是向黑暗的角落里投下光亮。如果有人躲在黑暗的角落里从事不应该的勾当,我们所做的只是把灯光打开”。伴随着社会变得更民主化、更法制化，以及公众的权利意识、民主意识的日益加强，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质疑新闻媒体的居高临下、充当道德裁判员的不当。因为就算是违法乱纪者、犯罪分子，他们也有基本的人权，只能由执法部门来依法惩处，新闻记者对他们吆五喝六，咄咄逼人，充当百姓利益庇护者的角色时，超越社会秩序和法律法规的那
11、份不公道，公众也会慢慢地看不惯、不接受的。 而对于新闻业者来说，最大的困境存在于类似面对落水者，是先救人还是先拍新闻这样的终极性的职业难题的选择上。汶川地震后，我6们的电视新闻记者深入一线，冒险进行采访报道，让全世界的大众得以时时耳闻目睹灾区的真实状况，其职业精神受到了广泛的好评。然而，为拍摄而强光照射，干扰救援；为采访闯入临时手术室，妨碍治疗；甚至与被砸在废墟下的人长久对话，致使其体力透支种种问题的背后所暴露出的正是一种职业精神与社会伦理碰撞下的“善”的迷失。 更何况新闻记者不是神而是人，并不是个个都品行过硬。有偿新闻、“封口费” 、虚假报道等等屡屡发生在新闻媒体中的违背职业道德甚至违法乱纪
12、的事件，也让公众越来越认识到新闻精英并不都是那么的值得信赖。于是，电视新闻精英与电视精英新闻一道必然地被“祛魅”了。 三、大众新闻之“魅”美的困顿 传播学界一直将中国新闻的市场化变革定义为是一场由“传者为中心”向“受众为中心”的转型。大众媒介的市场化、商品化使得电视新闻在内的媒介产品也日益收视率化了，没有收视率的新闻在一定意义上讲就不是好新闻。于是，新闻价值的界定不再仅仅局限于新闻学的定义范畴，也不是新闻记者、新闻媒介觉得什么新闻有价值就有价值了，而要以受众的需求和兴趣为本位来考量。大众新闻开始被“赋魅”了，电视新闻也随之到了大众新闻的时代。 于是，所谓“社会新闻” 、 “民生新闻”等大行其道
13、。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省级电视台中目前存有的类似南京零距离这样的“社会新闻” 、“民生新闻”栏目就有 30 多个。刘存宽在“民生新闻”是电视新闻的7发展方向吗？一文中将这些所谓“民生新闻”成功的秘诀归结为“利用市民的原始兴趣 ，以贴近的名义大行有闻必录之事” 。 “无论是社会新闻,还是深度报道、舆论监督、生活资讯，都以百姓身边琐事为主，放大新闻的接近性特征，把这种本土化优势扩展到所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 现时的大众新闻虽然有些“琐细” 、 “零碎” ，但无疑极大地拓增了新闻的题材。经典新闻教材新闻实践指南一书给出新闻定义也是“使人们感兴趣的事” 。这样的定义虽然连作者都自嘲“大概和说一句上帝
14、就是爱一样含糊笼统”，却是新闻“合规律”的本性。冯小刚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像美国和伊拉克的战争是公认的世界大事，而孩子的入托问题、分房子的问题，则被公认是世界小事。但这些小事放在个人身上，就变成了大事” 。只有在大众新闻的时代，实现了新闻题材上的民主，美伊战争与孩子入托、房屋分配才可能一并享受到同样的新闻关注。 当然，也必须看到，新闻传播既不是简单的我给你什么、你就只能看什么；也不是你要看什么、我就提供你什么。在政治力、商业力等社会因素干预下的“传者为中心”也好、 “受众为中心”也好，都只是一种策略，将传受关系中的某一方“权贵化”了。被“权贵化”的传者容易造成对新闻的专制，而被“权贵化”的
15、受众又势必使得所谓的“原始兴趣”失去制约地泛滥与无度。时下的“社会新闻” 、 “民生新闻”所存在的猎奇性与低俗化的倾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所展现出的“丑”的一面与“媚俗”品质同这些节目所标榜的所谓“人文关怀”不仅南辕北辙，8甚至根本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 麦克卢汉有过这样一个观点，他认为“媒介研究的最新方法不光是考虑内容 ，而且还要考虑媒介及其赖以运转的文化母体”。作为符号学的集大成者卡西尔认为人类生活的典型特征，就在于能发明、运用各种符号，从而创造出一个“符号”的宇宙“人类文化的世界” 。?毫无疑问，新闻传播也是一种重要的符号活动，而这也恰恰是它的最根本的目的与动机。可是，正如麦克卢汉的另
16、一句名言所说的“媒介是一种使事情所以然的动因，而不是使人知其然的动因”?。大众新闻带来了题材前所未有的丰富性，但是，它所构建的“符号”的宇宙更多是表象性的而非本质性的，世界被勾勒成了千奇百怪、支离破碎和无从把握的，而难以从中形成关于世界、关于人生的最基本的认识。此外，当远古的人类努力开口在同伴间开始讲话的时候，支撑符号传受行为的还有一种人类最为原始的需要，那就是交流与沟通的需求。这样的交流与沟通在人际传播活动中长期得到了维系。然而，大众传播由于自身的传播方式以及受到政治力、商业力、文化力等社会因素的制约，符号传受的信息功能不断被强化，而沟通与交流的功能却同时不断地被弱化。 李泽厚先生把“合规律
17、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作为美的本质和根源，认为美这种客观社会性的存在，应包括形象性、规律性、目的性三大属性，应是这三大属性在实践中达到的辩证统一。新闻传播是人类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一种表现，新闻传播内容的真实性、题材的民主性，传受关系的平等性，以及传播目的符号性结构与沟通功能的实现，应该说既是新闻产生美感的主要因素，也是造成其各种社会法律、道德9和伦理问题的主要原因。作为人类的一种自觉性的和创造性的活动，新闻传播的主体是人传者是人，受众是人，而支撑新闻事件的也都是人，以人为本，本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大众传播方式却使得人失去了自身的主体性，沦为了传播的工具与实现手段。因此，电视新闻所面对
18、的美的困境在本质上是人对于自身传播主体性的丧失。这不是大众新闻简单的强化亲近性与所谓的“人文关怀”就能解决的难题，而是需要从根本上放弃电视新闻对于新、奇、怪、异事件的情有独钟，将对于新闻的“普遍关注度”诉求从事件表层深入到支撑起事件的人，并在形形色色的新闻事件与新闻人物之间，都能升华与提炼出高远的立意，在人与环境的一种哲学关系上，形成关于人生、社会、整个人类世界的带有根本性的思考，最终将这种关于共同命运的思考传达给观众，满足他们深层次的心理需要，形成一种平等的心灵相通的对话。 可是，面对庞大的大众传媒，面对商品经济渗透到每个细胞的社会，一切说来容易，真正做到却很难。当然，如果留心的话，还是会有
19、所发现的。巴以冲突是一个长期为新闻界所关注的焦点，你会经常看到这样的镜头，前景是一挺机关枪，或以色列士兵挎在肩上的半自动步枪，几乎占满了整个画面，而背景上小小的是在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民众。画面非常具有视觉上的冲击力，有对暴力下的弱者的一种同情，有对人类命运的一种悲哀、一种困惑和一种沉思。让每个镜头都能“说话” ，我们的电视新闻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作者单位：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 10注释： 陶东风主编：当代中国文艺思潮与文化热点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 龚学平：挑战、风险、智慧是改革者应有的素质 ， 广播电视研究2008 年第 5 期 朱盾：新闻只能给你一次机会 ， 广播电视研究2008 年第 5期 刘敬东：电视新闻评论，还在路上 ， 现代传播2002 年第 3期 程晓鸿：“60 分钟”的 35 年神话 ， 新闻周刊2003 年第 24期 刘存宽：“民生新闻”是电视新闻的发展方向吗？ 电影评介2006 年第 11 期 澳林赛?雷维尔著：新闻实践指南 ，中国新闻出版社 1987 年版 张英：冯小刚：我要拍艺术片了 ， 南方周末2003 年 8 月 28日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 ，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