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民国遇上春运那时候的故乡，在他们眼中，似乎不仅是魂牵梦萦的归宿，更充满了归程的无奈与煎熬 民国时期，铁路已经成为大众化交通工具。那会儿在外地上班、求学的人也已经非常多。因此，春节前后，民国铁路客流量也非常大，铁路当局也采取了一些针对性措施，开始了中国最早的春运。 民国春运客流量非常有限，民国的大部分时间， “春节”并不是法定假期。各大学校、机关春节不放假。通过翻看季羡林、夏鼐等人大学期间的日记就能看出来，当时的大学生，尤其是学校距家较远的学生，寒假一般都不回家过年。民国春运的乘客主要是各种小生产者、小商人等，且以短途客流为主。李同愈的小说平浦列车就为我们描述了当时的旅客群体：“日子离新年只有
2、一礼拜了，谁不想回家里快快乐乐吃一顿团圆饭？拉车的也好、做伙计的也好、做工的也好，既然大家都有一个家在乡下，一到残年，就本能地想回家去。 ” 春节不放假 冰心赶回家过“元旦” 追溯至民国初年，为废除封建旧制“与国际接轨” ，政令规定：全国使用公历，废除旧历和禁过旧年，旧历年国民政府各机关禁止放假过年，年假只在元旦时放，意图辞“旧”迎“新” 。 因此，?民政府公务员春节不放假，学生也是如此。1931 年，国民2政府修正学校学年学期及休假日规程规定，各级学校寒假固定为 1月 18 日到 1 月 31 日，这一时间段很难保证春节期间放寒假。公务员与学生如要回家过“团圆年” ，大多选择在元旦。 192
3、9 年 12 月 14 日，农历十一月十四，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在北京教书的冰心正忙着打电话订票，准备回上海父母家过年。当时正是废除旧历、推行国历、要把除夕和春节这些传统节日统统扫进历史垃圾堆的时候，国民政府提倡大家在公历的元旦过新年，到了农历的大年初一反而要照常上班，所以冰心只能赶在元旦以前回家，等到春节就没有假期了。 12 月 14 日那天一大早，冰心就给中国旅行社打电话，要求代订一张去上海的船票。当时中国还没有航空公司，即使有钱也买不到机票；而早年的战争又切断了北京和上海之间的交通线。 在当时的环境下，冰心从北京回上海，最快捷也最安全的方式是走海路：先乘坐“平津列车”去天津，再从天津坐轮
4、船去浦东，继而搭乘轮渡过黄浦江，然后换乘无轨电车去上海法租界，最后雇人力车回家。 旅行社的人告诉冰心，年假（指元旦假期）快到了，回家过年的人特别多，最快也得等到 19 号才有舱位。 轮船在 12 月 19 日出发，所以冰心必须在 12 月 18 日赶到天津。她去车站买 18 号的车票，发现火车站很拥挤，二等列车和三等列车的票早卖完了，于是她花高价买了一张“平津特快” 。 12 月 18 日下午 4：50，冰心登上火车，当天晚上 7：00 抵达天津。从天津车站出来，冰心乘坐公共汽车去国民饭店开房休息，等候第二天3的轮船。 12 月 19 日下午 2：30，冰心上了船，进了自己的舱位。她买的是“官
5、舱” ，相当于飞机上的公务舱或者火车上的卧铺包厢。 “官舱”是收入较高的乘客才会乘坐的，低收入群体一般都是买“统舱票” ，几百号人挤在一起。但是，冰心发现那官舱也很拥挤：一个七八平米的小舱，居然安排了上下两层四个卧铺，而且除了冰心的铺位是独自一人外，其他乘客都带着孩子，箱子、篓子堆满一地，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了。 冰心在自己的铺位上蜷曲着休息（空间太小，没法把腿伸直了睡觉） ，孩子的哭声、茶房的吵闹声、机器的轰鸣声，夹杂着油味和脚臭扑面而来。到了夜里 10 点，那艘船才缓缓开动，直到 12 月 22 日晚上 6 点，才抵达终点站：上海浦东。也就是说，冰心在船上整整待了三天。 如果加上冰心坐火车去
6、天津的时间，以及在天津等船的时间，那么她在路上总共花了四天时间。而且这四天是在拥挤和嘈杂中度过的，用冰心自己的话说， “这一百多钟头之中，我已置身心于度外，不饮不食，只求能睡。 ” 买票也很难 鲁迅踏上漫长返乡路 上海和北京毕竟都是大都市，都是交通便利的地方，如果回小城市过年，旅程会更加艰辛。鲁迅当年在教育部上班，1919 年在北京买下第一所房子以后，赶在公历的年底回了一趟绍兴老家，他的行程是这样的：凌晨启程，雇人力车去北京前门车站，挤上了去天津的火车，当天4下午抵达天津。 在天津换乘津浦列车，一天一夜以后抵达浦口。 在浦口雇人力车来到码头，坐上轮渡，渡过长江，又雇人力车去南京火车站。 在南京
7、车站挤上开往上海的火车，一天以后抵达上海。 在上海找了家旅馆，睡了一夜，第二天凌晨雇人力车去车站，挤上去杭州的火车，中午抵达杭州。 在杭州找了家旅馆，一边休息，一边打电话订船票，又经过一天一夜，终于把船票拿到手，然后又在旅馆等船。 一天以后，开船的时间到了，鲁迅雇人力车去钱塘江码头，坐上了去绍兴的轮船，又过了整整一天，船只抵达绍兴。 鲁迅下船，雇轿，坐着轿回到绍兴老家。 这一路上，鲁迅不停地更换交通工具，先坐车，再坐船，再坐车，再坐船，光火车就换乘了四次，全程花了将近一个星期。 除了旅途劳顿之外，在民国，要回家的人们，如果在火车站坐火车，会看到这样的场景：一排售票窗口前，有几个窗口人流稀少，另
8、外几个窗口，一等到售票窗口打开，大伙便一拥而上，你推我挤，乱作一团。 相较于现在的“春运” ，那时的客流量是小巫见大巫，但买张票难度不亚于现在，可以说是天天“春运” 。梁实秋曾经形容， “买票的时候，气力稍微虚弱一点的人，就有性命之虞。 ”这跟铁路售票制度有关，1936年，国民政府铁道部颁布中华民国铁路客车运输通则 ，把旅客客车车厢分为头等、二等、三等。各等级火车票颜色分别以红色、白色、蓝色5印制，不同等级的车厢，舒适度、待遇、价格，均有差别。 能抢到三等票就意味着能够坐上火车，当时铁路没有预售制度，规定大站在开车前 2 小时、小站开车前 l 小时售票，开车前 5 分钟停止发售。买票都得排队，
9、回家的人们要想抢一张便宜的“三等票” ，时间、耐力和拼搏精神缺一不可。郁达夫就曾经吃了个大亏。1923 年，他从上海乘火车到杭州，找到了一个人很少的窗口买了张票， “我还是上那靠近大门的窗口去买罢！这里买票的人正少得很！”正自鸣得意，结果发现居然是一张二等座，把接下来的膳宿费都一次性报销了。 （1923 年还乡记 ） 民国作家李同愈的小说平浦列车写的正是“春运”期间的故事。离过年还有一礼拜，一趟从北平开来的列车刚刚驶入天津车站，还没停稳，月台上的乘客就像蚂蚁般一拥而上， “每一节三等车中都挤得满满的了。从来没见过这样挤法，连针插不进一支了。第一批挤上去的是精壮的年轻汉子，他们的身体像一堆货物，
10、塞在车厢的走道间，彼此直着脖子站着。第二批挤上去的就只好站在靠门口的地方，把车门都撑住了，没有法子关闭。其余的呢，就只好挤在车厢外的站台了。 ” 晚点是常态 陈光甫晚了 28 小时才到武汉，吴宓长沙苦等一夜 买到了票，归乡的人们不一定能准时搭上火车，也不一定能够到达目的地，火车晚点惊人。1931 年，银行家陈光甫乘车从郑州到武?h，车足足晚了 28 个小时才到达武汉。见识过欧美先进列车技术的他，在日记里大发牢骚：“特别快车而迟刻如此，为世界所罕闻，我国铁路无过人之点，独腐败甲于天下，噫！” 6民国铁路客运通则说， “行车时刻，铁路应以力求准确为主；但因事故，不能担保稍无迟缓” ，火车晚点、误车
11、被官民上下默认为常态。 晚点频现一大原因是秩序混乱，因为民国铁路不实行对号入座，为了抢座位，大家一窝蜂地往车厢里挤，由于没有排队检票程序，上车极为费时，加上此后上百站的“抢位”大战，一趟车下来，晚点“28 小时” ，并非罕事。 民国铁路的基础设施极为脆弱，偶发的事故，也能导致列车晚点或停发。因为晚点太过频繁，行车时刻表成为废纸一张，也由此滋生了“看车”服务，不少旅馆都会派人专门在火车站盯防，避免客人在火车站傻等。 但在非常时期， “傻等”成为唯一选择。1937 年 12 月 1 日，吴宓携行李冒雨到长沙火车站乘车到南岳文学院，原本在当晚 11 时可以乘上的火车，到第二天凌晨 5 点还不见踪影，
12、苦等一夜。吴宓在日记中写道， “中间兵车开过数列，伤兵滋闹，且欲殴站长。此一夜，宓等疲惫已极，且威风凛冽，实不能耐。于是宓主张回归圣经学院。人员复归本校后，挤在教室里待至天明，各自散去。 ”直到 12 月 6 日，他才挤上了奔赴南岳衡山的火车。 抢座靠技术 巴金等人抢座位的亲身经历 上车找座更是个技术活。当时有人描述上车抢座的情形：“当你三次（买票、检票、上车）从争先恐后的人群中杀出一条血路之后，一面喘着气，一面像老鹰捉小鸡一样目光炯炯找寻车上的座位，看见那边有7空位，便赶快一屁股坐下。 ” 巴金在平津道上里就描述了从天津坐火车到北平的情况。他买了一张三等车票， “三等车厢里的拥挤，简直使人想
13、象不到。一开门就只看见到处是人头。 ”他提着大藤箱，走过了一个又一个车厢，每看到一个空座，刚要坐，立即有人阻拦说“这里有人” 。一直走到最后一节车厢，才总算找到一个位子。 像巴金这样的斯文人，抢个位子不容易。而丰子恺提起在火车上抢位置的事情，就一肚子气：“不说车厢社会里的琐碎的事，但看各人的座位，已够使人惊叹了。同是买一张票的，有的人老实不客气地躺着，一人占有了五六个人的位置。看见找寻坐位的人来了，把头向着里，故作鼾声，或者装作病了，或者举手指点那边，对他们说前面很空，前面很空 。有的人教行李分占了自己左右的两个位置，当作自己的卫队。有的人没有行李，把身子扭转来，教一个屁股和一只大腿占据了两个
14、人的座位，而悠闲地凭在窗中吸烟。他把大乌龟壳似的一个背部向着他的右邻，而用一只横置的左大腿来拒远他的左邻。这大腿上面的空间完全归他所有，可在其中从容地抽烟，看报。逢到找寻座位的人来了，把报纸堆在大腿上，把头攒出窗外，只作不闻不见。还有一种人，不取大腿的策略，而用一册书和一个帽子放在自己身旁的坐位上。找座位的人倘来请他拿开，就回答他说这里有人 。 ” 归途多坎坷 下火车之后，沈从文坐了 7 天船、2 天轿子才回家 坐上了火车，也不一定到得了家。民国时期，大多数人的老家仍在8乡村。要回家，还得坐船、坐汽车，甚至乘轿子。 比如沈从文，他到北京之后的第一次回乡，就备受颠沛之苦。那是1934 年 1 月
15、 7 日，因为母亲病重，沈从文决定回家探母。他从北平坐火车到了长沙，转车去常德、到桃源，此间花去 5 天，再往前便没有公路了。他从桃源坐船到浦市后，在船上待了 7 天，到家还得走陆路，他就又坐了两天的轿子才到凤凰，期间花去近半个月的时间。 漫长的路途中，他给妻子张兆和写信讲述沿途过程。在信里，沈从文多次表达了对于路途遥远的不满， “我有点点不快乐处，便是路上恐怕太久了点，听船上人说至少得四天方可到辰州，或许还得九天方到家。 ”“每一桨下去，我皆希望它去得远一点，每一蒿撑去，我皆希望它走得快一点。 ” 除了路途遥远，一路上也是风险颇多， “中间小船在滩上歪了一下” “又遭遇大滩了，我抱着你同四丫
16、头的相片，若果浪把我卷去，我也得有个伴！”因为路上耽搁时间太长，沈从文不得不推迟回北平，在信里他还叮嘱张兆和为其请假。 身在北平的沈从文后来给大哥写信解释自己不回家的原因时说，回家要花很多钱，而且回家之后未必能够回到北平。 四川文学家吴虞在北京住了五年，每年春节都是在北京度过的，而他的妻子和几个女儿则远在成都老家。为什么他不回去跟家人团聚？因为回去一趟太难得先坐火车到汉口，再从汉口坐轮船到宜昌，再从宜昌换小轮船到重庆，再从重庆回成都，还需要绕道乐山。 1922 年夏天，吴虞回过一趟老家，6 月 8 日从北京出发，到 7 月 39日才抵达成都，全程居然花了 25 天，总共用去两百块大洋！（详见吴虞日记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两百块大洋是多少钱？郁达夫的小说名篇春风沉醉的晚上提到过，一个在上海卷烟厂上班的女工，全年不休息，每天工作十个小时，刨除伙食费，一个月只能挣到五块大洋，如果她想攒够从北京去成都的单程路费，得努力三年半。 那时候的故乡，在他们眼中，似乎不仅是魂牵梦萦的归宿，更是人在?逋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