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探古证今,深相结托张宗祥与鲁迅选择为友的学术意义 王学海 理性选择是一个古典问题,因为它一直是智者在处理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等诸多方面的一个良方。理性选择也是一个学术问题,因为它更是哲学的论辩、人文精神的自觉和知识的张力。 历史是一个个朝前推移的坐标,张宗祥与鲁迅交友所处的时间,正是清末民初,政治气候十分敏感的时期,从反封建传统的友谊牵手(木瓜之役) ,到互探文史奥秘之学,在学政互动最热闹的历史时期,两位先生都为中国的学术作出了历史的贡献,而此辉煌业绩,均由两人结交之情中产生。 学术者,学问术数也, 说文云:学,觉悟也;术,邑中道也。可见,其实学与术是有很大区别的,前者是指对人与事及其所处
2、世界的一种理论层面的认识与研究,后者是指在前者理论认识基础上的实践,故谓术出于学是也。可惜中国由于封建帝皇时代的漫长,加以一班御用文人的失格求荣,硬是把帝皇家的统治之道掺和进来,并冠上学术之名,将学术弄得再也纯不起来。 自然会有甄别宏道之人,张宗祥与鲁迅便是其中翘楚。 “木瓜之役” ,以知识的正义感捍卫师道尊严,对抗并反击千年封建流毒对教育乃至授道者的礼制压迫与精神侮辱。 “拼命三郎” (鲁迅)与2“霹雳火” (张宗祥) ,站在斗争的前沿,各自以自己的生命实践,不让授道之人及其群体顺从封建,既体现了不让授道群体的庄重形象因此而受到扭曲,更凸显了不让真正的学问因统治管理者的意图而变得僵化的学术意
3、义。 志同道合是张宗祥与鲁迅两人友谊的纽带。在古代文献整理上,两人也是因学问而互动。当傅增湘欲聘请张宗祥担纲京师图书馆主职时,张尚有迟疑之状,而正是鲁迅的一句激励之语,使张宗祥一头扑入这座宝山中去开掘,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整理出了他在古代文献研究方面的又一个辉煌。而当张宗祥把经自己精心校勘的嵇康集交给鲁迅,也就成全了后来出版的鲁迅校订本嵇康集 ,由此,也激发了鲁迅对魏晋文学的喜爱和研究。我们知道,资料是一切从事科学研究的基础,即使是最伟大的天才型学者也概莫能外。试想,假若没有当年张宗祥没日没夜地钻入古纸堆,以他的学养与韧劲检旧修残,比参各本,辩校谬误,那么,鲁迅版的嵇康集也许就要推迟完成,或者说
4、即使出版也会存憾颇多,甚至有可能不能出版,因为随即鲁迅已将更多的精力投入更贴近国事民生的现实生活及其杂文政论之写作。而也正是张宗祥无私地给鲁迅奉献了他整理出来的而又无存疑问、学术价值极高的第一手资料,才燃升了鲁迅对魏晋文学的更大兴趣及其更深入的研究。反过来说,要没有鲁迅的激励与推动,张宗祥也不会由京师图书馆一职,而开创他编成京师图书馆善本目录四卷两本,尤对宋刻本多种版本的辑集,从敦煌写经得出古人喜书素绢,实为爱用光纸之故的结论等历史伟业。真诚交往,相互依托,故张宗祥与鲁迅的结交,是为结托。 3以一个文学史家的眼光去审视文学创作,亦极具学术意义。鲁迅的阿 Q 正传 ,张宗祥当是第一读者。张宗祥与
5、鲁迅一样,都自幼喜爱文学,都从小就手抄各类文史典籍。虽与鲁迅相处十年后成书清代文学史 ,但从 12 岁起,张宗祥就与同邑蒋百里(世界军事理论家)喜爱上了小说,并互相借阅(见张宗祥墨迹?自编年谱 ) 。在小说的阅读、鉴赏方面,应该说是早已打下了扎实的功底。特别是张宗祥的阅读个性以宽博见长,举凡文史哲诸多领域均多有涉猎并谙道甚深,又融入艺术如书法、绘画、考古等诸多领域且多有建树,于一篇专事讽刺时政与民族劣根性为本的小说,请其过目评判,是作者鲁迅知人识事之举。虽然由于资料的匮乏,我们无从得晓当时张宗祥给鲁迅的这篇小说具体提出了什么修改意见(据张宗祥长女张珏回忆,张宗祥曾向她谈及,确曾对阿 Q 正传和
6、鲁迅的其它小说提出过修改意见,张珏系原国家副主席宋庆龄的英文秘书) ,但我们可以从中推断得知,经过第一读者张宗祥之文学史家的眼光, 阿 Q 正传文本得以问世前应该又进行过一个冶炼的好过程。 说术出于学,张宗祥与鲁迅其情其才,即隐其里。晚清的气象乃呈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张宗祥文史贯通,书艺精湛,以清代文学史全宋诗话 中国戏曲琐谈 灵魂学 书法源流论 铁如意馆诗钞等独立文坛一隅。鲁迅以古籍序跋集 中国小说史略 汉文学史纲要等,竖成文坛一帜。虽然各人成书和出成果的时间各有不同,但两人在友情牵手之中投入的研究,应是一个学术上彼此联系的进程。 历史作为可供后人反复研读的宝鉴,让人可从中找到用以解释曾经
7、4出现的令人难以理解、或以常规难以度量的东西,也可因此拂拭曾被时间或多种因素遮蔽和变形了的东西。今天我们重提张宗祥与鲁迅结交的学术意义,就在于把它看成一个文化史上名人巨匠互动进步的显例,并随之可把对他们的进一步研究,提升到一个更为牢靠和学理的学术层面上来。 张宗祥与鲁迅,两人的牵手友情似乎在向我们证实:时代使两人走到了一起,历史又使两人在互动中拓宽彼此的文化结构,并成为了一种历史的必要。选择为友,在此更显其新的学术意义。 在这个意义上,让我们对两位大师所作的回忆与纪念,就增加了一个理解的新向度。 (作者系美学思想主编、海宁市文联张宗祥书画院、纪念馆院长、馆长) 鲁迅日记中的张宗祥 甲寅日记(一
8、九一四年)正月 二十二日张阆声、钱均夫到部来看。晚复关来卿先生函,又复宋子佩函。夜濯足。 乙卯日记(一九一五年)二月 十二日上午得二弟信,附会稽郡故书杂集样本二叶,八日发(10) 。得工业专门学校函,索所保诸生学费,即函童亚镇,令转催之。午后饭于益昌,稻孙出资,别有书堂、维忱、阆声、寿山四人,又同至小市。夜伍仲文送肴铒两种,取其一半。 5乙卯日记(一九一五年)四月 十日晴。上午得二弟信附永明造象记二枚,六日发(23) 。得钱中季信并会稽故书杂集书面一叶。得西泠印社明信片。赠张阆声永明造象拓片一枚。午后访俞恪士师,未遇。至清秘阁买纸笔,合一元。晚写秦汉瓦当文字一卷之下讫,计十二日。夜王铁如来。毛
9、漱泉来。 十六日晴。上午寄二弟信,附与芳子笺(二十五) 。又寄庵瓦当存二本, 古镜存二本, 二李倡和集一本, 敦交集一本, 教育公报第十期一本, 儿童艺术展览会纪要二本,分两包。午后张阆声赠所臧古陶文字拓片一枚。 丙辰日记(一九一六年)五月 十八日昙。上午寄二弟信(三十六) 。从张阆声假二十元。下午晴。往留黎厂。 丙辰日记(一九一六年)六月 二十九日晴。上午收本月奉泉三百元。寄王镜清信。寄徐元信。还阆声二十元。下午得二弟明信片,廿四日发(40) 。晚寄二弟信(四十一)。韩寿谦来假去十元。许铭伯先生来。 日记第九(一九二 O 年)十二月 十三日晴。午后往张阆声寓借说郛两本。 二十日晴。午后寄张阆
10、声信并书二种七本。 日记第十(一九二一年)二月 二十八日昙。从张阆声假得青琐高议残本一册,托三弟写之。6夜风。 (以上均由王学海摘自鲁迅全集 (14)日记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 张宗祥与鲁迅的三次共事 虞坤林 确切地讲张宗祥先生与鲁迅先生共事仅三次。第一次即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1909 年即先生来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的第二年,因教务长经亨颐要赴日本结业学程,由许寿裳来任教务长,鲁迅与夏丐尊应许寿裳之约也前来堂任教。当时鲁迅先生教生理学和化学。张宗祥先生教地理,虽同在一个学堂教书,因为教课很忙,一星期多至三十二小时的课。有几个月,甚至于星期日,还要到师范传习所之类的地方去上两三个钟
11、头,所以没有机会可以谈天,仅熟悉而已。不久学校一场“木瓜之役”才加深他俩人之间的友谊。关于这场“木瓜之役” ,起因是沈钧儒先生离职,由尊孔读经出名的浙江教育总会会长夏震武(涤庵)接替监督之职,因夏之所为,为众教师所不齿,因之爆发了一场“驱夏运动” ,最后以撤换夏震武而胜利告终。在这场运动中因张宗祥、鲁迅、许季?最为强硬,故对方以梁山泊上的三个诨名进行编排,即张冷僧是“霹雳火” 、周豫才是“拼命三郎” 、许季?是“白衣秀士” 。这场运动结束后,鲁迅回绍兴教书,张宗祥也赴京考职。第一次相聚就此结束。 第二次,即 1911 年年底沈钧儒筹备浙省教育司,邀请张宗祥先生参加。次年沈钧儒任浙省教育司长,聘
12、张先生任课长,不久鲁迅也来杭任7职。当时分工鲁迅管理社会教育,张宗祥管理全省中学。 第三次,即 1914 年春天,张先生到北京。时鲁迅先生早就在南北和议告成的时候,随着教育部到了北京,仍旧在社会司管社会教育。张先生是被派在专门司管学校的。自此时一直到 1922 年张先生离开北京前,他们俩都是朝夕相叙的。这一时期他们间共同的爱好,是研究文学。由此也加深了双方的理解和友谊。 (作者系海宁市地方文史研究学者) 张宗祥与鲁迅 宣大庆 杭州大学刘操南教授生前,曾给我看过张宗祥先生在 1964 年为他写的一幅行书册页,游绍兴七绝六首中的第二首,忆鲁迅的诗: 欢态相聚十余年,论古评今各惘然。 忽发大声成呐喊
13、,一枝健笔力回天。 诗下,自注曰:“与鲁迅同事十余年,成呐喊一书时,尚日日相见也。 ”张先生与鲁迅先生感情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张宗祥与鲁迅相识于 1909 年,两人同为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师。那时,鲁迅用原名周树人(字豫才) ,大家叫他周先生。 当时,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监督(校长)夏震武坚持旧的一套作法,引起全校教师的反对。夏顽固不化,鲁迅称他为“木强” ,后来大家就以“夏木瓜”称之。罢教胜利以后,鲁迅与张宗祥等 25 人在湖州会馆(今上城区小营巷园弄 12 号)开庆祝会(也就是有名的“木瓜纪念会” ) ,并8在会馆前小庭院拍摄了一张团体照。在照片上,张宗祥题了“木瓜之役”四字,此后,凡
14、遇照片上的人,便呼之曰“某木瓜” 。张生前保存了好几张这种照片。60 年代初,80 高龄的张宗祥在处理其所收藏的图书与文物时,鲁迅的学生、时任浙江省文化局领导工作的许钦文去拜望他,他就捡出一张赠给许,说:“我有一件关于你先生的东西送给你。 ”许深知此照之文物与研究价值,后来送给绍兴鲁迅纪念馆保存。曾见个别纪念鲁迅的文章谈到这张照片的题名时,说由鲁迅题写,显然错了(以字迹来判断,也是张写的) 。 武昌起义后,杭州独立。1911 年年末,沈钧儒在杭州富翁王体仁(绶珊)藏书楼九峰草堂(下城区菜市桥附近的头发巷,今浙一医院内) ,组织了浙江教育司(后来改称教育厅) ,张宗祥被任为中等教育课课长,主管全
15、省中学。第二年,鲁迅也从绍兴来到杭州进入教育司,主管社会教育。鲁迅如张所说,是个很幽默的人,他见面对张说的第一句话便是:“冷僧(张宗祥之号) ,我真利害,从强盗手中要出钱来,维持了中学。 ”(在此前,鲁迅接受绍兴军政分府委任,任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绍兴军政分府以王金发为首,而王原是草莽英雄,故云。 ) 1914 年初春,张宗祥应邀赴北京任中央教育部视学,又与鲁迅在一起工作。鲁迅在甲寅日记 (1914 年)正月 22 日记载:“张阆声(阆声,张宗祥字) 、钱均父到部来看。 ”这是张刚到北京之日,偕钱学森之父同去看望鲁迅。鲁迅在教育部社会司主管社会教育,张宗祥在专门司主管专门学校。这样,从
16、1914 年至 1922 年张离京,8 年多的日子里,与鲁迅“都是朝夕相叙的” 。那时,两人都研究古典文学,啃了不少古籍。9张尤好抄校古籍,同志者,有鲁迅、傅增湘、赵慰苍、单不庵、朱蓬仙、马幼渔诸人, “旧友云集,有书相假,有疑相质,为乐殊甚” (张宗祥语) 。张宗祥先生晚年曾与我谈及:他与鲁迅经常一起游厂甸,逛琉璃厂,访书寻碑。 (转引自古今谈1999 年第 3 期,浙江省文史研究馆编,本文略作删节) 。 我所知道的鲁迅 张宗祥 我与鲁迅相识是一九 O 九年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我在师范任课的第二年时,教务长经亨颐要赴日本结业学程,由许寿裳来任教务长,鲁迅和夏?D 尊都是许寿裳相约同来的。当时
17、他们住宿师校,我住高等学堂,因此除开会或课余见面开谈之外,接触时间不多。不久发生了拒绝夏震武的风潮,几个人就比较接近了(此役我曾写过一篇木瓜之役登在东海中) ,这一次反对封建奴化教育的斗争曾经惊动了杭州城,其结果是我们胜利了,夏震武辞职。以后杨至绍代理教务长,邀鲁迅继续任教,他始终不允。我亦不久离开了杭州。 辛亥革命后南北和议,鲁迅即由南京赴北京教育部,任职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一九一三年冬我也入教育部,又得相见。有一次祭孔,我和鲁迅都是执事官,祭毕照例去京师图书馆参观。 (那时京师图书馆在大方家胡同,属教育部管理。因为与教育部相距太远,平时不便去,而10国子监则就在大方家胡同附近,鲁迅是社会
18、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又与我同是喜欢古书的,所以每年祭孔二次,就是我们到图书馆的最好机会)鲁迅和我正在指着排印的善本书目发议论,当时任教育部长的傅增湘悄悄的进来了,我们也没有留意,不知他听了多少时候,忽然转了出来,大家招呼了一下就散了。隔了两天,傅增湘召我去见,说明要我去办京师图书馆,一切人事可以商量调动,尤须将善本书目编好。我一再辞让,他又招了鲁迅去叫他来敦促我去,鲁迅立即带笑跑来和我说:“你真正是木瓜,如此宝山,何以不去开发?”我说:“好吧,不过有两件重要急事,必须你主管上司帮我忙,能办得通方好,方家胡同四面居民杂处,万一发生火警,无法抢救珍本,我意先做书箱一人能扛的,所有珍本存入
19、箱内以防万一。造新屋是万万不可能的无稽之谈,此其一。许多古籍脱线、残破、裂口、虫蛀,如不大量修补,如何能行,我意须招至少三四个技工进馆修书,此其二。 ”鲁迅笑道:“这两件事确是当务之急,那有做不到的。我们来讲馆里的书籍。馆中有十二卷本白棉纸说郛 ,我看是明初抄本,可惜内容不详,你是打字机 , (这是当时朋友中送我的徽号,因我一日能写小楷万五六千字) ,何妨录出大家来研究研究。丛书堂抄本嵇康集 ,我曾经翻阅过,里边涂去原文另加校改处,大抵根据刻本,反失本真,你能够仔仔细细的照原书抄一下,也是我所急需的。 ”我说“二个月缴卷,丛书堂嵇康集涂改处用墨极浓,不能辨认者,只好将来抄后再参详” 。这就是后来印出来的嵇康集和鲁迅喜欢研究魏晋文学的初步。关于嵇康集当时我也写了一本,觉得有了他一本,我的定本不必再重视,所以一直没有和鲁迅对过,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