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上善若水 高山仰止张仃解放前投身革命，以漫画为武器，屡建奇功；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参政，国徽、开国庆典等多个共和国标志性形象设计均出自他的手中。后来，他在中国山水焦墨画方面是一位里程碑式的艺术大师。 张仃先生是我和我父亲的老师，父子两代人均受老先生的言传身教，他的影响惠泽我们一生。 我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张仃工作室最后一届本科毕业生。记得八十年代中期在校时的一件小事，让我重新认识我心目中威严的艺术大师和院长张先生。那一次张先生和我们同学一起聚餐，我与张先生相邻而坐。张先生提出要和我们一起喝点酒，但学校的食堂哪会有酒卖?他笑着说：“不能喝酒可少了点浪漫主义” 。我心开怀问，他的真情、自在的浪漫情
2、怀，一下子抹去了大师和学生间的距离。让我们这些二十岁左右的小年青，第一次有了接近、品读甚至追仿大师的冲动。九十年代，张先生常以中国山水焦墨画家的面貌出现，当时的我并未读懂老先生的企愿。一个自由的、浪漫的，甚至“摩登”的(艾青语)张仃，为何将视线回归到传统山水艺术的精神框架中去呢?许多年过后，我在后来的生活和文化研读中逐渐品读出其中况味。 张仃是自由不屈的。早在 40 年代，张仃先生以漫画艺术为武器，反叛社会的黑暗，并为此而坐牢。于是，他怀着自由、民主的理想奔向延2安。在跨越国统区进入解放区的刹那间，张先生快乐的在地上打了一个滚儿。解放了，张先生使尽浑身的本领为社会服务。像国徽、政协微、开国庆典
3、等多个共和国标志性形象设计均出自他的手中。为新中国服务，为新中国培养人材，要让新的艺术成为新中国的新文化。自五十年代初，他提出中国画要走革新之路，并身体力行，与李可染、罗铭先生一起赴野外写生，取得了令业内瞩目的成果。他一直在艺术教育领域辛勤耕耘。在极“左”思想横行的历史时期，由张仃执掌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为当时社会中相对开放、民主和富于现代精神的艺术宝岛。在这里聚集了大量的艺术人才和精神能量，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做好了准备。这就不奇怪为什么由张先生领导的“首都机场壁画”运动，成为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标志的原由。在经历了惨痛的“文革”教训以后，张仃先生一颗驰骋的心，渐渐归于平和。他在深深反思自己的
4、生命历程。在先生看来，革命的成功让国家解放、民族独立，但文化的复兴才刚刚开始。 “文革”要切断我们传统艺术的精神文脉，而他试图在这一断裂带中重新站立起来。对艺术巅峰价值的辛苦追求，使年逾古稀的张仃先生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压力。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在艺术市场化、商业化大潮的现实中，张先生的焦墨艺术知音甚少。它舍弃了斑斓的色彩、舍弃了光鲜的新材质、舍弃运用超常尺度的优势。张先生以自己的信念和功力，选择了一个最艰难的路向上攀登。他要打通现代人在情感和艺术表现手段上与我们古老传统艺术的隔阂，重续文明之源的生命血脉。张先生试图通过他的艺术来唤醒现代中国对自己文化健康生长的信心，他开启了一个艰辛的
5、文化救亡之旅。 3张仃先生的意义在于他总是敢于走在时代的前头。他执着、智慧、耐得寂寞。我曾于 2009 年 2 月 12 日为国家大剧院策划二十世纪中国绘画名家邀请展而对他进行专题访问。当时张先生的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在京郊门头沟一处寂静的山林里，老先生平静地像一潭深不可测的湖水。面对镁光灯和咔咔作响的相机声平静淡泊。忆往事，他娓娓道来。如遇见喜欢的话题，他竟滔滔不绝快活得像个孩子。我们不忍打扰他太久，起身告退时，张先生却拿出他的画集，颤危中为我一行九人题字签名，以为纪念。至今想起，恍如昨日。老师平易近人的风范，对艺术、对人生的认真和坚持，对我等的影响已远不止于绘画。他像一座山，永远给我力量，
6、给我信念。 2010-2-23 于望京 袁加(以下简称访)：您是哪年去延安的?当时为什么要去延安? 张仃(以下简称张)：1937 年我就去了。因为当时我画的漫画都是批判国民党，在国统区不好生活，于是就投奔革命根据地，去了延安。我没有任何组织关系，作为一个普通美术工作者就去了。到了之后，因为我没有经过审查，人家不了解我。有先到延安的老朋友给我出主意，给交际处写信，派了统战部的一个人找我谈话，说我们对你不太了解，你在外面的影响很好，还是在外面工作比较好，实际上是拒绝我到延安。后来朋友又出主意给毛泽东写信，我就写了。毛主席建议我去鲁艺找周扬，然后我就在那儿当了教员。访您曾亲耳聆听了毛主席的“延安文艺
7、座谈会上的讲话” ，当时有何感受? 4张：对毛主席的讲话，我是一拍即合，因为他的主张跟我所做的是一样的。因为我一直在搞民艺，所以我十分同意他的观点。 访：听说解放前您曾被关进监狱，是为什么呢? 张：因为我参加左翼活动，在当时就是犯法，判我三年半有期徒刑。因为我不满十八岁，就改送苏州反省院，其实是变相的监狱。只不过在那里要每天上课，批判共产党，宣传国民党，没有正经课。那里边都是左翼分子。我跟艾青就是在监狱里认识的，他刚从法国学画回来，还有后来的南京大学的校长陈白尘，很多文化界的人。 访您最早是怎样认识张光宇先生的? 张：当时我住在南京，给几家报社画漫画，也往上海投稿。有次张光宇从上海给我来封信，
8、说有些同行想跟我见见面，于是我就去了上海。张光宇给我介绍了几个老画家，有叶浅予、张振宇等，都是上海人。上海画家很多，也没有门户之见，他们对我都很好，所以我当时能够安心画画。这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大家都是互相帮助，没有排挤的情况。我年轻时就很佩服张光宇先生，在中国搞装饰画，他算是第一个。我们室传齐白石、黄宾虹、刘海粟很多，很少注意张光宇的艺术。其实他的艺术可以走到千家万户，他的作用当时比国画、油画还要大。 访：您能给我们简单讲讲您在建国初期的艺术经历吗? 张：建国的前夕，我在哈尔滨编东北画报 。后来，中央军委调我回北京，让我编一个三年解放战争的大画册。我就住在中南海，画册完成后，周总理要我留在
9、中南海工作，我不愿意，还是想留在美术学院。我在美术学院待了四五年，后来成立中央工艺美院，我就去工作一直到5退休。 访：您参与了国徽设计，您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吧。 张：当时设计国徽有两个团体，一个是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设计团队，另一个就是美术学院的。和我一起的还有张光宇、周令钊。梁思成的方案设计了一个璧，有“完璧归赵”的意思。我设计了天安门。梁思成跟我说，天安门代表封建，代表统治阶级。我说不是，它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也是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地方。后来我们就这个争论(起来)，周恩来总理说一定要天安门，就肯定了我的方案，所以后来用了我的版本。最后定型的国徽，是集体创作的。访：在中南
10、海工作时，您跟第一代的领导人有交往吗? 张：在中南海，总务处办公室的钟灵跟我同住。 我的设计报告都是他拿去给总理看，我不直接见领导，都由他来转达。 访：政协的徽也是您做的吧? 张：对，那是我一个人做的。 访：五十年代时中央工艺美院从美院独立出来，是出于什么考虑? 张：当时我是在中央美院国画系，我正对画中国山水很有兴趣呢。后来组织把我调到了工艺美院，本身我也对工艺很感兴趣。把工艺美院独立出来是国家需要，需要美术服务社会、服务大众，所以成立了工艺美院。 访：您在主持中央工艺美院的教育工作时，对发展艺术教育有什么想法呢? 张：当时工艺美院出的校刊叫装饰 ，第一期的封面是我帮着画的。6我主张艺术要为生
11、活服务，从衣食住行这些方面体现艺术的作用。 访：听说您五十年代去法国做中国艺术博览会时，见过毕加索? 张：中国要在法国开个艺术博览会。开幕以后，中国艺术代表团到法国。那时中法还没建交，我在法国时接到文化部的电报，让我参加文化代表团，里边有六七个人，团长叫侯德榜。后来我给代表团提建议，在法国有一个著名的西班牙画家毕加索住在南部，所以我们一起到法国南部访问了毕加索。 访：在五十年代初，您和李可染先生出去画了很多水墨写生，对美术界影响很大。您能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张：五十年代的时候，关于中国画开始有了争论。很多老画家关到房子里玩弄笔墨。洋画家说中国画没有任何优点，应该淘汰。虚无主义或者保守主义都
12、对中国画有不同的看法。当时我在美术学院，我就跟李可染、罗铭到南方去写生。出去之前，美术系系主任叶浅予说：“过去岭南画派搞过写生，都不成，我看你们不要冒险去了” 。我们回来后，每个人出三十张作品，在北海开了个展览。当时不赞成国画写生的还有江丰，其实他人很好，但是对中国画的理解很简单。他说只有工笔重彩有点用处，可以画年画。但他看了展览以后改变了看法，说很好。叶浅予原来也是不赞成的，看了展览后也同意了。后来吴冠中写了篇文章，说这是中国山水画发展的里程碑，当然他的评价很高了。 访：您五、六十年代还画了很多装饰性的水墨画，这其中您是怎么考虑的呢? 张：因为我喜欢搞装饰，所以除了画山水以外，也画了很多装饰
13、画。7后来“文革”时造反派拿这个做靶子，打击我，说我的装饰画非常反动。如我画了一个云南的姑娘，我用变形的手法，腿稍微粗点儿，他们说我画少数民族腿肿了。还在东坝河开我的批斗会。因为我画的彩陶，上面画的是向日葵。造反派硬说彩陶是骨灰罐，说我咒毛主席。他们说你为什么画这个?我说就是写生，可他们非说彩陶是骨灰罐，我听着很生气，就说是骨灰罐又怎么样他们就污蔑我侮辱毛主席。经常批斗我。你们年轻，这些事情都不知道了。 访：那批作品保留下来的多吗? 张：“文革”时我苦头吃得最多，一天斗好几次。 “文革”抄家时，我们把二百多张装饰画都寄到乡下亲戚家。被造反派查出来后，就烧掉了。 访：请您介绍一下您带领大家做首都
14、机场壁画的情况。 张：当时做机场壁画时，让我做组织工作。那时画画要层层审批，很困难，很难保住原来创作者的构思。后来我跟机场领导提议，机场、美协、工艺美院三方各出代表，只要三方互相同意就通过了。不要层层审批，这样工作才能比较顺利。 访：您在机场壁画里为什么没有画山水，而是画了哪吒闹海? 张：机场是通向世界的大门，所以我要画一个中国特色的神话题材的壁画，所以我选了哪吒闹海 。因为上海出个动画片哪吒闹海 ，导演是我的学生王树忱，他请我做美术顾问。动画片哪吒闹海是我帮着构思的。后来在机场我就用同样的题材画了壁画。袁运甫画的是四川的风景。袁运生画的泼水节，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有人就造谣说少数8民族生气。后
15、来是中央领导王任重看了以后，说没什么，袁运生的泼水节就保住了。 访我们看到您后来画了很多焦墨，能谈谈您的想法吗? 张：我和李可染到江南画了很多水墨画。到“文革”时，我心情很不好，对色彩都没兴趣了。当时我住在樱桃沟，也没有条件，我找了支破笔，用小学生写字的纸，找点儿旧墨盒，弄点儿墨，在香山就地画了一些焦墨。后来一个批评家说我的焦墨表现了内心的焦虑，评价过高了。访：您现在在家里还经常写书法。每天都写吗? 张：因为我画山水，都是到生活里写生，不到生活里我就不想画，所以现在不大画画儿了。写字主要写篆书，因为它跟绘画相通。写字没有停止。我现在虚岁九十四了，身体什么毛病都没有。 访：您从事了一辈子的艺术创
16、作，请根据您的体会，谈谈艺术和生活的关系? 张：我没有想得很多，因为如果我不从事艺术劳动，我就没有什么寄托了，我活着总得做点事情。我现在就在家里写字，总得从事一些艺术劳动才行。 访：前两年社会上老说您和吴冠中先生有一个关于中国笔墨的论战，您怎么看? 张：当时不是吴冠中一个人，还有个台湾画家刘国松说要“革毛笔的命” ，吴冠中说”中国笔墨等于零” 。我对这两种看法都不赞成。中国笔墨并不等于毛笔加墨，它是有文化内涵的。中国山水画是几千年传统，9无论笔墨、意境都有文化内涵的。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守住中国文化的底线 ，我说中国画永远没有危机，只有中国画家的危机。中国画家修养不好、不够，这是中国画家的危机，中国画本身永远不会有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