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拯救的期待与想象随着新闻媒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媒介批评也越来越繁荣，体现在批评内容上，可谓无所不包：从媒介的新闻报道、专栏专题，到新闻采写手段、技巧；从媒介的所有人、管理运作机制，到媒介内容的效果和影响 与此同时，媒介批评却又常常众声喧哗：批评者的立场不一、标准多样，导致对于媒介的要求与期待各不相同，所设计的拯救方案更是五花八门，甚至相互对立，令被批评者无所适从。 正因为媒介批评的这一鲜明特征，本人在解读美国新闻媒介批评时曾经指出：如果仅仅从批评内容的表层意义进行分析，难免陷入批评者的“陷阱” ，令其“诡计得逞” ；相反，我们应当将媒介批评视为一种叙事，超越具体论争，深入社会政治领
2、域去理解这些批评的目的与意图（谢静，2003） 。比如，针对人们对于媒介的道德讨伐，我们需要深入理解其身份与意图，就像麦金太尔的著名问题：何种正义？谁之合理性？而如此一来，道德、正义都不再是不问青红皂白的、唯一的、普适的（麦金太尔，1995） 。 如果将道德标准视为唯一的，这种道德本身就是不道德的，而且我们的社会也将因此失去生命力。媒介批评亦然。要保持新闻媒介以及媒介批评自身的活力，媒介批评就必须是开放的、包容的。从这一立场出发，媒介批评研究就首先应当是对批评的反思与评判：检视各种批评叙2事的基本预设和批评者立场，深刻理解社会对于媒介的期待与要求，然后才有可能探讨“拯救”媒介的可能与途径。 美
3、国学者詹森（Jensen,1990）曾经指出，任何批评都基于一定的标准或预设，反映了一定的社会期待和想象。比如希望媒介是真实信息的可靠来源、是高雅艺术的扩展形式、是教育大众的有效工具，但事实上，媒介无论在哪一个方面离人们的期望都十分遥远。因此，基于救赎假设的媒介批评对于媒介的失望是双重的：媒介不仅无法救赎芸芸众生，而且诱惑受众更趋堕落。詹森力图说明，基于一些自相矛盾的假设，媒介批评往往忽视了社会问题的实质，令媒介成为替罪羊。与詹森类似，也有一些学者对于批评者自身的立场进行了反思，对媒介批评本身进行了批评，呼吁更全面地理解媒介与社会的关系，从而更有效地改革媒介、改革社会。 本文将从批评预设与批评
4、者自身两个方面，评价这些关于媒介批评的批评，希望对于当前我们的媒介批评研究有所启发。 批评预设的批评 媒介批评是一种叙事。因此，研究媒介批评就不能像聆听故事一样，只满足于知道故事中谁是好人谁是恶人、如何惩罚恶人拯救好人，而是首先要判断故事讲述者区分好坏的标准与意图。在此，我们首先检视媒介批评背后的预设：批评者区分好坏的标准、可能的意图以及实际的后果。 3不可靠的二元对立 作为一种社会话语，媒介批评叙事与一般叙事一样，也体现了各种形式的二元对立。比如：信息与故事、新闻与娱乐、客观与主观、中立与参与、高雅艺术与大众文化、教育与诱惑、共同兴趣与特殊利益等等。在进行媒介批评时，批评者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这
5、些二元对立的预设为出发点，褒一贬一，比如以信息贬低幻象，以艺术贬低娱乐等。 不过，在一些学者看来，这些对立经不起推敲（詹森，1990；Jacobs,2002） 。比如，信息与故事、新闻与娱乐、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区别。历史地看，16 世纪，新闻的主要特征是新鲜，这也是小说区别于传说与神话的主要特点。直到 17、18 世纪，新闻的事实性（客观）才得以凸现。到 19 世纪，和历史学家一起，新闻记者成功地将真实等同于客观。当然，这一区分也不是绝对的。在一些仪式性事件中，媒介竭尽铺陈夸张之能事，而“新新闻主义” 、 “文学新闻”则公开以文学为旗帜，大量使用描写手法。即使在平时，新闻记者也多以文学标准来评估
6、自己的写作水平。就像巴瑟斯（Barthes）所说，新闻记者、政治家和学者可以尽量使自己远离评价，但他们不能回避文学这是无法逾越的文化领域（Jacobs,2002） 。 再比如，有些人批评“脱口秀”是低级文化，认为它以煽情的方式，消解了传统的家庭和社会价值观（如对同性恋的同情） ， “污染”了青年的思想。塔弗纳（Tavener,2000）则认为，文化的高级、低级之分是荒谬的。在 18 世纪 70 年代，维多利亚中期的文化概念被当权的、有教养的精英加以狭窄地定义：高级文化指积极的、提升道德水准的，低级文4化则是消极的、不道德的。这种区分赋予文化以政治含义：文化成为理性统治下的和谐的政治实体。因此，
7、高级文化成为官方文化，掩盖了阶级冲突。一百多年来，这种高低之分，在诋毁“低级”的“大众文化”的同时，认定了“中产阶级的道德秩序” ，合法化了统治阶级的文化和道德领导地位。 既然媒介批评叙事所依赖的二元对立并不可靠，为什么相关话语仍然能够畅行无阻、反复出现？人类学者道格拉斯（MaryDouglas）指出，区分纯洁与不纯洁、维持界线、惩罚越界是人们维护团结、创造秩序的一种方式（詹森，1990） 。对真实的强调，维护了新闻界的社会合法性和自我存在的边界；而在对媒介的道德批评中，一些并非合理的二元对立，事实上体现了不同的社会群体划分道德边界的需要。用霍尔（StuartHall）的话说，这种由特定人群掀
8、起的道德恐慌（moralpanic） ，是一种意识形态转移，具有政治功能。针对人们对美国广播电视日间谈话节目（脱口秀）的批评，与由此而引发的道德恐慌，塔弗纳即认为，这是针对媒介负面效果的夸张的修辞，是批评家的再叙事化导致了道德恐慌的虚构。 “无辜”的替罪羊 当媒介日益走进人类社会生活的中心时，媒介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关注的中心、批评的靶子。然而，与媒介中心论相矛盾的是，媒介批评一方面强调媒介的强大效果，一方面又将媒介剥离社会的中心，将其视为5外在的、自主的势力。媒介批评的救赎神话即深刻地体现了“我们/他们”的两分法：我们是他们（媒介）强大力量的受害者。用舒德森的话说，媒介总是被外界视为“危险的、外
9、来影响的、巨大而无责任的风险的源泉” （Schudson,1995:49） 。把媒介视为外在物，解脱了“我们”自己的责任。为此，J?詹森（Jensen,1990）尖锐地指出，大众传媒是现代社会深刻的矛盾性的替罪羔羊。而媒介批评之所以呈现出今天这种矛盾的状况，是批评者避免与根深蒂固的社会矛盾直接照面的结果。 比如，有关媒介影响力来源的解释就有问题。作为一种新的技术形式，大众传媒经常被人们当作异己力量加以批评，诸多问题都源于媒介本身的技术性质：大量传送、被动接受，等等。然而，对于笃信科学发展、社会进步的现代人来说，媒介技术又常常是救赎媒介以及受众的力量所在。而无论是将技术视为罪魁祸首还是救赎之星，
10、媒介都外在于人民、外在于社会，是一个“他者” 。 舒德森曾中肯地指出：媒介是文化与政治生活的中心话题，但人们常常对其权利夸大其辞；批评家视媒介为超人，但事实上它只是克拉克?肯特（电影超人的扮演者） 。因此，我们“不应当批评不知理的市民，他们是美国失败的民主的受害者；也不应当责难信使，媒介已经背负了太多它无法企及的期待” （Schudson,1995：29） 。 詹森把媒介批评寻找替罪羊的现象称为“美国式的逃避” ，他认为，“我们不需要更多专家的声音，或者更多信息，或者更高级的艺术，或者更好的教育” （Jensen,1990：180） ，而是呼吁“更多的参与、多元的对话”：“大众媒介是集体对话的
11、场所，媒介内容包含了现代文化，媒6介实践再生产了社会关系，而媒介批评则鼓励人们思考什么是好的 ，有关媒介的研究可以促进讨论：作为个人和作为社会整体，我们应当创造、保持、期望什么？” （Jensen,1990:201） 。 批评者批评 将媒介批评视为叙事，批评者自身的心理、社会动因也成为检视的对象。对于一些批评话语反复出现的原因，有人用传播学的“第三者效果”加以解释；而有人则将批评话语和批评者的社会地位联系起来。 第三者效果 “第三者效果” （TheThird-PersonEffect）是有关传播效果发生方式与途径的一种假说：“劝服传播所面对的受者（不论这一传播是否有意地劝服）会认为这种劝服对他
12、人有更大的影响，而不是他们自己。而且，也不论他们是否是讯息的直接受众，他们所预期的对他人的效果将使他们自己采取某种行动。任何传播效果与其归于直接受众的反应，不如说是来自那些预期或自认为观察到他人的反应的人的行为”（Davison,1983） 。马尔佐夫（Marzolf,1991） 、詹森（Jensen,1990）等在其有关媒介批评的著作中都曾提及“第三者效果”现象。人们用“第三者效果”来解释一些被认为是过于主观、存在偏见的批评内容。 戴维森（Davison,1983）认为，第三者效果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7的。首先，对媒介的普遍不满是一个原因。人们认为媒介有偏见，反面报道太多，影响了别人的态度。
13、其次，人们也往往高估自己低估别人，认为别人信息不完备，心智不健全，因而无法正确对待传播内容。而从更深一层的哲学、社会学角度来看，对媒介的不满和对他人的低估又起源于“多元主义无知与对他人态度的误察” 。人们总以为自己的见解是独一无二的，却不知道别人也拥有同样的观点；总以为别人被媒介“洗脑” ，而唯独自己保持清醒。 有关研究发现， “第三者效果”产生主要是针对媒介负面影响和媒介内容偏见。比如，对于 1988 年总统竞选中的政治广告的研究发现： 被试者认为负面政治广告对自己没什么影响，但可能改变其他人的观念（Co hen &Davis,1991） 。1989 年，玛茨（DianaMutz）发现：受到
14、高度谴责，并且被认为对个人重要的问题，容易引发第三者效果。信息来源的偏见也会产生第三者效果。被试者认为，有偏见的新闻来源不会影响自己，而负面的偏见比正面的偏见对别人的影响更大。这一内容特征还可以用心理动机加以解释：冈瑟和芒迪（Gunther &Mundy,1993）将第三者效果归因于人类普遍存在的“用乐观主义和为我所用的有色眼镜看待世界的倾向” 。也就是说，人们为了保持积极的自我形象，总是自我美化。当面对可能带来有害后果的信息时， “乐观主义偏见”就会发生作用，认为自己观察敏锐、信息完备、具有免疫力，而别人却很容易被欺骗。 知识权力与文化资本 8如果说“第三者效果”反映的是批评者不自觉的心理过
15、程，那么，从“权力”和“资本”角度展开的分析，则无情地撕开了批评者精心编织的话语面具，暴露出隐藏其后的“丑陋”身躯。这在大众文化的批评与反批评之中尤为突出。 马尔佐夫（Marzolf,1991）在研究美国媒介批评史时就曾发现，20世纪初的媒介批评基本上是小范围的讨论，批评者大多是月刊的编辑和作家，也有少量的报社编辑、官员和教授。 他们往往上过最好的大学，进的是最好的俱乐部，自视为“文化事业的传教士” 。另外，以提供娱乐内容为主的周末报纸的诞生也招来了宗教界的批评，被视为对抗教堂的工具。 舒德森在梳理美国新闻的客观性理论发展史时，也同样指出，美国新闻史上数次道德战争，都是“阶级冲突的掩饰” （舒
16、德森，1993：119） 。在 19 世纪 30 年代，便士报兴起，传统的“六便士报”针对以班乃特的前锋报为首的便士报进行了道德讨伐， “对当时六便士报的总编辑而言，发动道德战争不是在抢回市场，而是严重的社会冲突、一场阶级冲突，而他们是站在防卫的一方，抵抗着他们简称为中产阶级的敌人，而便士报正是中产阶级的代表及促进者” （舒德森，1993：58） 。进入 20世纪以后，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以“信息取向”为特征的报纸受到了社会精英的欢迎，而舒德森则认为，这种报纸实际上与便士报强调新闻乃一脉相承，区别只在于便士报以“故事取向”为特征它们都迥异于以观点为取向的报纸。为什么当初强烈反对便士报的精英人士
17、转9而支持“信息”了呢？“信息代表了一种对原我的否定，而故事则代表自我沉溺。 ”纽约时报诉诸理性，其读者具有较强的自我控制和控制环境的能力，因此，它被认为是更好的。事实上， 纽约时报的特点不在于公正、准确，而是其独特的语调和风格，使读者视其为高贵的徽章。到了 20 世纪末，这种道德论战在有关公共新闻学问题上又再次上演。公共新闻学者把论战看作是华盛顿、纽约的精英报纸与美国中部更具实用主义、公民价值观的报纸之间的冲突，是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之间的斗争，因为公共新闻学运动的发起与主要实践者都是美国中西部的地方性报纸或广播电台、电视台。 比如，公共新闻学的著名干将坎贝尔（Cole Campbell）即表
18、示，公共新闻学的批评者都来自当前传统的管家婆、东部权威媒介纽约时报 、 华盛顿邮报等（Cor rigan,1999） 。 在有关大众文化的论战中，一些学者不仅不同意大众文化批评者的观点，而且将其批评意见视为某些知识分子集团的怨言。因为大众文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大众民主，对这些知识分子集团历来所享有的特权构成了威胁。甘斯（1994）在分析美国大众文化批评走向时即认为，批判风气和高级文化、通俗文化的改变关系不大，而是和社会上知识分子的地位颇有关联，特别是那些认为自己属于“既得阶级”的知识分子。用布尔迪厄（1997）的术语来说，批评话语代表着一种有价值的文化资本形式，亦即一种对于社会差异的实质证明。 泰
19、勒?考恩（2005）反对大众文化批评者视市场经济为文化的阻碍因10素，文化悲观论者之所以对大众文化存有偏见，既有心理原因，也有社会需要。根据考恩的分析，我们可将文化悲观论的产生原因概括为 6 个方面：第一，在认知层面，文化悲观论往往诉诸于直接观察，导致错觉。当批评者以历史上最高成就的文化标准来要求新的文化现象时，难免有失公允。第二，作为文化悲观论者的父母与老年人，出于控制的需要，对大众文化大加抨击；第三，批评者个人作为艺术家则出于嫉妒或保护的需要反对艺术创新；第四，宗教势力为赢得社会控制也会妖魔化大众文化；第五，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团体，为了实现政治或道德行动计划，常常将政治置于审美之上；第六，社会精英出于特权身份和地位丧失的恐惧心理而对文化进行批判。 对于批评者的立场与预设的反思，有利于全面、辩证地看待媒介批评的观点与主张。毫无疑问，这种反思本身也带有特定的立场与预设，比如考恩为商业主义的辩护、詹森对于现代性的批评。反思的意义在于，不是以简单的对错来评价某一观点，也不要武断地施以道德判断。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