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北宋历史语境下的文人政治博弈摘 要公元 1044 年，北宋政府对一批在国家重要机关内饮酒聚会的官员进行严厉惩处，史称“进奏院狱”或“邸狱” 。进奏院狱成为北宋庆历年间的重要政治事件，虽然其中有复杂的政治斗争背景，但过多地关注“改革” 、 “保守”阵营的划分，容易忽视进奏院狱在北宋文人心态发展史上的影响，从而失去对北宋历史语境下文人政治博弈的考察。进奏院狱在当时产生巨大冲击波，原因在于案件发生地点的特殊性、涉案人员的特殊性和当时政治背景的特殊性。进奏院狱表面上是一起经济案件，其实质是传统政治伦理的坚守者借对文人轻薄之风的打击与纠正，抑止以不合法手段“出位议政”的行为。 关键词进奏院狱 政治博弈
2、 文人心态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7-0103-07 公元 1044 年秋冬之际，北宋著名诗人苏舜钦与其馆阁同僚们，利用祠神的机会，在进奏院用“鬻故纸公钱”召妓饮酒，结果受到严厉查处，宋史卷 422 载“同时会者皆知名士，因缘得罪逐出四方者十余人” ，史称“进奏院狱”或“邸狱” 。进奏院狱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北宋一般职务犯罪案件，成为当时朝野议论的一个重要话题。虽然根据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特点，这样一个牵连甚广的案件背后也有专制社会难免的朝堂政2治斗争背景，但过多地关注“改革” 、 “保守”阵营的划分，容易使我们忽视进奏院狱对北宋文人心态发展的影
3、响，这也恰恰是“进奏院狱”在中国文人心态史研究中失语的原因。 “进奏院狱”这个看似普通的经济案子，给宋代文人留下难以抹平的记忆，使他们每每回忆起，总是怀着复杂的心情。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目的，对这起案件有着不同的解读，这本身就是一个研究中国文人心态的理想视角。但是笔者更倾向于对事件本身的追问，它为什么会在 1044 年这样一个与北宋庆历革新几乎同步的时刻发生？为什么会遭到最高统治者如此严厉的打击？中国文人的心态发展有如一条涓涓细流，蜿蜒前行，自唐而宋，文人作为一个逐渐成长并壮大的阶层，已渐渐融入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主流，他们的心态发生什么变化呢？而 1044 年一群文人的酣畅一醉，为一些专制秩序守
4、护者所不容，又给此后的文人心态造成何种影响？下文试析之。 一、进奏院狱的文化冲击 进奏院狱在当时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一般的政府官员犯罪案件，考察这一时期的法律文献，我们可以发现进奏院狱的要点在于“深文” ，而并不在于突破“法之常科” 。此案不仅在当时成为朝野上下议论的焦点，也对后世文人精神生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宋人笔记和宋史也多次谈到“邸狱” 。那么一个以所谓“监守自盗”区区“四五十索”的小经济案件，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社会影响力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3案件发生的地点，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东京汴梁。开封号称七朝古都，战国时期的魏和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都以此为都。而使开封
5、真正繁荣兴旺的时期是北宋，彼时汴梁城的人口逾百万，富丽甲天下，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之一，其繁荣盛况在时人特别是南宋文人的著作中得到详细的描述。如王安石就曾写到，当时从事“占卜”行当的人， “举汴而籍之，盖亦以万计” ， 京城里以算命为业的人就有上万，汴梁城市生活之浮华可见一斑。正因为当时汴梁是北宋最重要的思想文化中心，京城里的新动向，能够很快通过不同的方式传播四方。蔡襄的四贤一不肖诗云， “布在都下，人争传写，鬻书者市之，破获厚利。虏使至，密市以还。张中庸奉使过幽州，馆有书君谟诗在壁上。 ”1（卷 2） 石介的庆历圣德颂 ， “士有自京师来者” ，把这篇作品传到偏远的蜀地“乡校” ，引起
6、时为“总角”学童苏轼对诗中歌颂者的向往与钦佩。2 （卷 24） 由上面两例，即可知汴梁政治文化事件对国内和周边国家的影响。至于传播手段，除了上述的“密市以还” 、书于驿馆之壁、士人传播等私人途径之外，还有不少公共传播途径。如本文讨论的进奏院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交换中心，其编行的“邸报”虽然还不具有新闻纸的特性，但毕竟也是一个较为大众化的传播方式。各地方政府在汴梁驻有办事机构，往往也承担了信息传播的功能。因此，随着官僚政府的健全、中央集权的加强，首都不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同时也更具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而当时科技的进步，特别是造纸业和印刷技术在宋代的发展，使开封政治文化事件传播
7、速度和传播范围都大大提高，这些因素也为进奏院事件影响的有效传播4提供了条件。 进奏院狱涉案人员的特殊性，决定了此案的文化冲击力远大于其法律上的震慑与警示。史载：“监进奏院刘巽、集贤校理苏舜钦，并除名勒停；直龙图阁兼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王洙，落侍讲、检讨，知濠州；集贤校理刁约通判海州，江休复监蔡州税，王益柔监复州税，并落校理；降太常博士周延隽为秘书丞，集贤校理章岷通判江州，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吕溱知楚州，殿中丞周延让监宿州税，馆阁校勘宋敏求签署集庆军节度判官事，将作监丞徐绶监汝州叶县税。 ”3 （卷 153） 根据这份文件，共有 12 个人涉案。又据东轩笔录 ，诗人梅尧臣也参与其中，并受到了处罚
8、。另外还有陆经似并未在当时受到严惩， “进奏院狱”不久后监察御史刘元瑜因他事弹劾陆经，诏王翼往按其罪，这才把“进奏院狱”的账也算进去， “并以经前与进奏院祠神会坐之” ，责授袁州别驾。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确切材料而言，进奏院狱涉案士人有姓名可考的达14 人之多。 这份名单大部分都是当时的“文化名人” ，苏舜钦成名较早，刁约、王洙、江休复、章岷、吕溱、宋敏求、梅尧臣等也都是一代名士，虽然除王洙在当年四月，因参与监修国朝会要得兼直龙图阁、赐三品服外，其他各人官阶并不高，但其所居的位置和已有的声誉，决定了他们是新型文化力量的代表，属于这个城市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虽然还没有站到政治舞台中心，但朝野已经对
9、他们的政治前途习惯性地寄予厚望。而奏邸狱兴，时人有“同时俊彦，为之一空” 、4（卷 4）“一时英俊，斥逐殆尽” 、5 （卷 5） “台馆为之一空”6 （卷下） 之叹。而馆阁之臣对北宋政治的重要性，学者已多有论及，此不赘述。5 此外，进奏院狱产生巨大冲击波的原因还在于当时特殊的政治背景。庆历四年秋冬之际，正是范仲淹等人的革新进入最为艰难的时期，虽然笔者认为，北宋庆历年间的所谓朋党之争，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后人以朋党二元思维对历史的重新解读，但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确实存在种种党议的迹象，而君子小人之争确实在庆历年间得以发展。这样的一场党议与其说是产生于对政治的不同理解，毋宁说是士人个体性格差异所致。因此
10、，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倾向于把进奏院狱和朝廷正邪势力的斗争联系到一起，这也使“进奏院狱”越来越向政治文化靠拢，而它本身作为一个经济案件，却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需要强调的是， “进奏院狱”虽然与党议背景结合，甚至决定了它在后来岁月里被诠释的主流走向，但是这个案件具有极强的自述性，当事人和旁观者的解读，并不能改变它自身的文本意义。本文所关注的就是其超越文人集团内部纠纷的思想史意义，而这部分意义往往在朋党政治解读下失语。 二、政治生态与文人政治博弈 在了解进奏院狱得以产生巨大影响的历史和政治文化原因后，我们有理由进一步追问，进奏院狱为什么会发生？这件案子固然与仁宗朝惩治经济腐败没有多大关系，但也并不
11、完全如当事者和后人所言，是出于台谏之争或借机打击当时的宰相杜衍，甚至把它看作是保守势力对改革派一次别有用心的攻击。要了解进奏院狱的发生，还需要从中国政治思6想和文人心态发展两个方面进行讨论，这就涉及到皇权与士权在北宋历史语境下构成的政治生态。 治思想史的学者习惯上把皇权士权之争看作“势”与“道”的冲突。二者之间确实有着紧密联系，笔者所谓的“士权”实际上是士人对皇权专制的一种制衡力量，这种力量通常是以“道”的名义，但有时也可能突破这层界限。就前者而言，我们可以在仁宗朝找到很多具体的事例，如仁宗亲政之初，因琐事欲废掉郭皇后，引起了诸多朝臣的反抗，甚至激起并非“太平美事”的“伏阁”事件，以孔道辅、范
12、仲淹等人为首的“伏阁”群臣就是在维护“道”的名义下，向皇帝专制提出挑战的。但这毕竟是直接涉及人事政治的激烈事件，引起了仁宗极大的不满，伏阁诸贤的迅速被贬，足以说明仁宗当时的心情。刘太后作为北宋第一个主政的女政治家，对北宋“祖宗家法”体系的形成确实功莫大焉，她对士大夫的宽容影响了整个仁宗朝的政风。宋仁宗亲政后，这种涵养于太后主政期间的直谏之风，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范仲淹就是当时士风的标帜。但是士权的迅速扩张，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朋党隐患，还是引起了仁宗的高度警惕。范仲淹第三次被贬后，朝廷的“禁越职言事令”就发布了。若不是因为宝元元年（1038 年）正月一声不合时节的雷声，士大夫的话语权还会继续被剥夺
13、。相对而言，仁宗更在乎对天道的尊崇，无论是出于表演还是发自内心的信仰，其产生的政治效果都是一样的。大臣按传统习惯把自然灾异与朝廷时政联系起来，以表达自己的政见，而这样的表达方式总是能得到皇帝的尊重，这实际上也成为士人向皇帝决策质疑最惯用和最正当的手法。范仲淹的最后一次起复，就与苏舜钦、7叶清臣等人论灾异的奏疏有很大关系，虽然仁宗出于政治考虑专门下令禁止百官翻范仲淹的旧案，但范仲淹复出的呼声已不可阻挡了。范仲淹的起复有两个重要意义，一是范仲淹所倡导的笃于自信、不避权势的士风获得最高当局的默认；二是士权在与皇权的对话中，借助天道的力量取得了暂时的上风。士人将朝廷人事安排附着于天道，意见有时候听起来
14、虽十分刺耳，但并不总是引起专制君主的反感，大多数情况下会起到很好的说服效果，即使皇帝无法遵照执行，最多是“疏入不报” ，并不能对士人本身利益产生较大影响。这样，皇权与士权在北宋逐渐成熟的文人社会中，构成了独特的文人政治生态景观，双方互相补充，共同维系着专制政权的运作与发展。而如果士人们的参政自觉到了不假借“天人合一”的思路作为政治批判手段，而是以圣人的传道者自居，公然干扰皇帝的决策，甚至完全逼其收回成命，情形就有所不同。文人的这种政治博弈行为，可能给业已逐步稳定的文人政治生态带来了考验。如果这样的事件发生仅涉及经济层面，还只是维护皇家眼前的既得利益，由此产生的争执往往是技术性的，实际上与帝王权
15、威的损益无关紧要；如果仅以“君子小人”之论，来直接干涉皇帝的人事任命，就很容易动摇皇权的根本。而在一个文人逐渐受尊崇的年代里，这样的事情几乎总是难免的，叶梦得对石介创作庆历圣德诗进行批评， “岂有天子在上，方欲有为，而匹夫崛起，擅参予夺于其间乎” ，7 （卷上） 一方面可反证庆历士人对传统政治伦理的突破，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士权在皇权专制下的必然悲剧命运。 谏诤是古代有责任感知识分子的从政道德，纳谏是有着足够智慧和8“角色意识”帝王的南面之术，二者之间构成的政治生态并不稳定，存在一个博弈过程。发生于 11 世纪中国古代专制社会中的政治博弈现象，与纳什上个世纪提出的静态博弈有深刻的不同，但它们都能解
16、决一个问题，在经济学称之为利益均衡，而在古代政治学领域，笔者称之为“专制时代文人政治的和谐” 。因笔者另有专文讨论这一问题，此不赘述。要言之，在一个逐渐成熟的官僚体制中，这特殊的矛盾双方，在找到共同最优战略后达到利益均衡，最优战略的形成就是政治博弈的结果，在专制制度下，这样的博弈并非多多益善。南宋太学生陈东多次“出位议政” ，最终导致被高宗赵构杀害，更是说明了皇权本身并没有多少耐心，士权得以生存的土壤并不总是温情脉脉。仁宗亲政以来，采取了积极纳谏的姿态，这使士人们的政治兴趣高涨，个性也得到张扬。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对皇帝权威的削弱，这也是符合历史发展理性的。可是历史并不总是按
17、既有的逻辑理性发展，在皇权与士权组成的政治生态中，皇帝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符号，而是一个政治素质和个人品性都有很大变数的特殊群体。这个群体凌驾于制度之上，是专制社会政治生态系统中最脆弱的一环，除非现存制度是保证自己可触摸和智力可预见的切身利益，他才会积极主动地去遵守，否则他会使再完美精致的制度流于形式，这也是中国专制时代制度并不能真正保证社会发展的根源所在。相对于君主阶层，士人阶层就其整体素质而言是个比较固定的群体，个体的差异性和某一时段的趣尚，并不能改变这一群体在历史长河中的相对稳固性和发展趋势。但是这个群体在皇权与士权组成的政治生态系统中，属于一个他变量，具有较大的支应能力，这也是中国专9制
18、政治能绵延 2000 年才被最终消灭的原因。随着思想和人性的进步，他们会要求和期待更多的公平与公正，这种公平与公正往往不仅仅是有权利借助天道灾异来实现，而应该具有更多的政治表现形式。 仁宗是个有着较强“角色意识”的皇帝，为了加强对政府决策是否合理的监督，他特地恢复或设置了殿中侍御史里行、监察御史里行等职位。北宋的台谏制度正是在仁宗时期得到完善，其相对宰执群体的独立性得到保证。在这种独立性没有被滥用之前，北宋的文人政治体现出专制社会少有的民主萌芽。仁宗不仅在制度上重视言职，在具体的事件中也对台谏之臣抱有极大的宽容和好感，虽然后人对之有不同的看法，但仁宗还是以虚心纳谏的形象为后世所接受。御史虽然主
19、要职责是监察百僚，并不直接质疑皇帝，但仁宗朝的御史们也很快突破了这一职能界限，取得与谏官相似或等同的职责和权利。就在苏舜钦祠神会的当月，殿中侍御史赵?v 言“台谏之官，俱职言事，台官则具奏候旨，谏官则直牒阁门，事体有殊，欲望许依谏官例，直牒阁门。 ”朝廷答应了赵?v 的请求，而正是这个赵?v 在进奏院狱中坚持要求严办与会诸人。 士权的逐渐扩大，势必要影响到皇权的稳定，尤其是这样的权力落到了所谓“轻薄”士人手中，他们作为士人中最具活力与政治变数的群体，虽没有足够的实力来改变政治，但却有着极强的舆论影响力量，而这是仁宗及其所代表的统治阶层所不能忍受的。 皇权与士权之间又从来没有达到过真正持久的平衡
20、，它们之间的短暂共处取决于皇帝和士人的博弈结果，皇权的至高无上和君主阶层政治素质的不确定性，使北宋历史语境下的政治博弈是一种存在很大不可预10见性的动态博弈，每一次博弈都会带来新的均衡。是谁来最终打破这个均衡呢？对这个问题做出更符合历史逻辑的解释，学界尚需更多的研究成果。目前宋学研究尚未真正触及这一内核问题，对北宋文人政治的认识，也有不少地方还停留在北宋士大夫的认识水平，缺乏对古代文人政治的省察。士人群体自身也具有极强的破坏因素，他们的行为并不总是理性的，尤其是其文人性格的一面得到凸显时。这也会使士权的一部分，朝着为皇权和传统政治伦理所不能容忍的方向发展。文人之性不离浪漫，文人之病源于轻薄，而
21、在传统道德评价体系中，二者又经常纠缠不清，特别是文人担任起士大夫的角色，浪漫无节，则几乎等同于政治上的轻薄。文人的自由议政，实际上是假定皇权的容忍与不作为，高涨的士风，使文人以不严肃的方式讨论朝廷大事所隐含的伦理危险，成为一种想当然的不可置信威胁，从而过低地估计了皇权的反应。而仁宗对进奏院涉案士人的严厉处理，从士大夫心态发展史上来看，实际上也是对士人发布一种新信息或是对被忽略信息的重新打造，使处于政治漩涡中心及其边缘的文人，重新设计自己的行动策略。进奏院狱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找不到文人们意气风发的议政身影，足以说明不可置信威胁变得可置信后，文人是怎样重新规范自己的行为。 三、北宋文人角色定位 作为皇权辅助者的士阶层，其自身的政治角色随着历史推演，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其变化的轨迹是：作为政权配角的士人们，在行使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