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从“华夷”到“中西”话语的演变摘要由传统民族意识向近代民族观念的跨越，是一个艰难而复杂的历史过程。从“华夷”向“中西”话语的转型，则是这一历史性跨越的基本前提。在这一话语转型的历史过程中，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价值。还在举国皆为“华夷之辨”的话语时代，它就已经超越了同时代的主流话语模式，孕育着具有近代性的民族主义话语。 关键词徐继畲 瀛寰志略 华夷 中西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9008408 关于中国的“近代民族主义”可以有不同层面的认识，就现代性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来说，它强调的是主权这一国际法的权利主体。对于民族的认同也就是对于这
2、个民族的主权的认同，主权是民族认同的核心标志，也是民族认同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基础，这显然与基于“华夷之辨”的中国传统民族意识相去甚远。正是这种不同，区分了两种不同时代的民族主义特征。由传统民族意识向近代民族观念的跨越，是一个艰难而复杂的历史过程，蕴含着极其复杂的各种利益、观念的矛盾和冲突。其2中，从“华夷”向“中西”话语的转型，则是这一历史性跨越的基本前提。而正是在这一话语转型的历史过程中，笔者发现徐继畲的瀛寰志略(下简称志略)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价值。 一、从“华夷之辨”到“利权之争”：传统民族意识向近代民族观念的转型 从社会运动层面而言，近代中国的民族抗争运动当以 1901 年为历史界标，明确标
3、示出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不同时代特征，体现出民族运动的两个不同的价值取向，即从鸦片战争时期三元里民众抗英活动开始以及其后持续几年的反入城斗争、从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持续不绝的反洋教运动一直到义和团运动，属于传统民族主义的社会运动；1901 年后以“拒俄运动” 、 “反美爱国运动” 、 “收回利权运动”等一系列前后相继的民族斗争为主体内容，则属于近代民族主义特征的社会运动。 从表现形式上看，两大时代的民族主义运动具有完全不同的特征。19 世纪传统民族主义运动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历史的一致性，即从组织力量上看，无论是鸦片战争时三元里的社学还是义和团时期的“坛， ， “拳”等，都属于中国传统社会组
4、织机制，他们借以动员民众的手段是传统社会中的揭帖、告白、歌谣、俚语等具有隐秘性和隐喻性的载体。而 20 世纪的民族主义运动无论是反美爱国运动，还是收回利权运动，其组织力量已是近代性的社团组织，如商会、学生会以及渗入其中的革命党人组织等等，其动员手段已经主要是报刊、电报、公告以及特刊，甚至还有3各种公开的演讲、报告等，更多地是表现为公共性、公开性的载体。 大规模民族抗争运动所依据的主要精神武器及其文化内涵，是我们判别其时代特征的主要依据。可以说，1901 年后大规模民族抗争运动的思想内涵和精神武器发生了时代性变化，正是这种历史性变化决定了民族主义鲜明的时代特色。 其一，从“华夷”分辨向“主权”认
5、同的转变。19 世纪的民族抗争运动从三元里到义和团，民众动员的精神力量是“华夷之辨” 。虽然鸦片战争后有列强割地赔款、通商谋利等一系列攫取利益的问题，但借以动员民众抗争的主要理由却不是民族利益本身，而是“夷性犬羊，难保不生事端”这种注重文化异同的成分远大于民族利益得失的、以文化认同为出发点的“华夷”观念。因此，从三元里斗争到反洋教乃至义和团运动，主要是从传统文化遗存中发掘动员民众的思想武器，形成以“华夷之辨” 、 “人禽之辨” 、 “正邪之辨”的文化认同，来抵拒“西夷”的入侵。虽然我们不能否认其斗争具有反侵略的民族性价值，但民族利益的意向却被传统的文化认同严密地包裹着，并没有凸现为时代性价值。
6、所谓“通商罔利。情尚可容，邪说横行，神人共愤” 。(沈葆桢语)“通商则渐夺中国之利，传教则并欲夺华人之心” 。(李东沅语)因此，19 世纪中国民众主要通过反洋教来表达自己的民族意识，而这恰与此时西方列强“对传教一事远不及对通商重视”的选择全然不同。20 世纪勃兴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精神武器是立足于民族一国家的“主权”认同。这一时期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议题是“利权意识” ，而所谓“利权”最终表达的是国家或民族利权。收回路矿权利运动显然并不仅仅是着眼于经济利益的考4量，而是立足于民族一国家主权危亡的深层思虑。当时，动员民众起而奋争的立足点是“亡人国之法，计无巧妙于铁路者”的民族危亡意识。具体路权集中
7、体现的是“国权” ，即“故今欲言自立于强权之漩涡中，非先保其路权，以渐复其国家主权不可” 。当时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直截了当地承认湖广铁路借款合同“乃举吾国之国权、路权。一畀之四国，而内乱外患不可思议之在祸，亦将缘此合同，循环发生” 。 “路权即国权”的认识构成了新世纪民族主义运动的基本前提。 其二，从天朝话语向国家一民族话语的转变。就世界秩序而言，鸦片战争后一再兴起的民族抗争运动，始终坚持着传统中国文化体系中的“天朝”观念。 “天朝”与“蛮夷”的对立构成绅民反抗外来侵略力量的天然道理。在全粤义民申谕英夷告示中， “天朝”一词的使用超过 10处，并且是以“天朝”与“属国”的概念表达整个生存世界，
8、这一观念从三元里斗争到反洋教一直延续到义和团运动。因而，19 世纪一直延续于民族抗争运动中的“恭维天朝大统，岂容裂土以与人”的“天朝”意识与 20 世纪收回利权运动中所揭示的“财产属于人民，人民属于国家，所有国有、民有者，为名义上之分别，而于事实上究不必强分离”的民族一国家观念有着天壤之别。 (申报 ，宣统三年五月五日)正是这种巨大的差别。揭示出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时代价值。 其三，从臣民话语向国民话语的转变。就民众自身称谓而言，在 19世纪的告白、揭帖中更多地以“臣民” 、 “义民” 、 “子民”相称，这是与“天朝”相匹配的传统民族意识概念。然而，进入 20 世纪初年，我们可5
9、清晰地感受到新世纪“国民”概念取代传统臣民 概念的历史趋向。1902 年大公报一篇论演说中说：“须知古今天下国民，从未有纯由书册报篇能使一律晓然于所当之危险，所短之知能，所可乘之事机与其所享之权利者。今欲作其上下之气，皋其通国之魂，则死文字断不及生语言感通之为最捷。此后起爱国之贤不可不讲演说之术。 ”(1902 年11 月 5、6 日)顺天时报中更多地以“国民” 、 “权利”话语取代了传统的“子民” 、 “臣民”和“华夷”话语：“是以各强国之民族，人人有国家思想，有政法思想，有权利义务思想，其收效于演说者良多。而演说之关系于国家人民，非浅鲜也!”1905 年，天齐庙宣讲所就附设一个专门机构，向
10、人民劝募“国民捐” 。 (大公报 ，1906 年 3 月 4 日)从社会舆论和民众话语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具有现代性的国民意识被普遍认同的程度。 民众运动层面上展示的民族主义的时代特征，与思想家学理层面上的民族主义的时代内涵存在着历史的一致性。梁启超在 1901 年 10 月发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 ，揭橥了近代民族主义的时代特征。梁文提出：“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 由。 ”梁氏同时指出，西方民族主义已发达数百年，当时已进入民族帝国主义时期，我中国人民正受此民族帝国主义侵害，故“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
11、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 。值得注意的是， “国民思想”或“公民权利”思想也构成梁启超近代理性的“民族主义”思想体系中应有之义。 6“对梁来说，近代国民思想包含了公民权利。国民不再是传统制度下的臣民，他们是国家主权的主体” 。此后，梁氏在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又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为此后学者谈民族主义问题立一典范。梁启超于 1902 年 2 月至 4 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 ，更加明确地指出：“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 ”建设民族国家，是近代民族主义的中心内容。粱氏最早揭明此义，亦属可贵的贡献。此后梁氏之言论、活动均不脱建立民族国
12、家，争取中华民族之国际地位这一总目标。 如果不是过分拘泥于细琐末节的历史表象，我们则可以从历史演变的大势中分辨出近代中国民众抗争运动所具有的时代性界标，因为无论从其组织形式还是从其精神内容来看，1901 年义和团运动之失败，成为截然划分两大时代民族主义运动(即传统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历史分界。这一重大历史转折不仅仅体现在民族抗争实践运动中，而且也是近代思想家和社会思潮由传统走向近代的历史成果。这是我们认识志略历史地位与思想价值的历史大背景。 二、 瀛寰志略时代的“华夷”话语 对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形成的中外关系的认知，由“华夷”到“中西”话语模式的转变，显然构成了近代民族主义形成的
13、基本前提。放弃“华夷”的表达不仅仅是“话语”的转变，而是体现着一个时代的转折。问题在于， 志略面对的却是一个完全的“华夷”话语的时代。7对此，当时身临其境的外国人的感触是深刻而具体的：“这种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导致他们产生了一种荒谬的认识：他们是整个世界的主人；他们居住在世界最重要的地盘上，不在中国疆域内生活的人都是野蛮蒙昧的。 ， ，0 其时，中英之间的很多纠纷和争执都与此相关，如 1834 年 8 月间，英国商务总监督律劳卑与中国官员(广州知府、潮州知府和广东协台)会晤，关于双方的座次排列有过一番争执：中国方面在英国商馆的客厅里的布置是“将北面的上座完全留给中国官员，行商们则坐在东边，即旁座的
14、上席；而把英国监督们包括律劳卑男爵在内的座位都放在西边，这不但是边座的下席，而且是背着英王的肖像” 。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座位安放问题，至少在英方看来，是“把他和一切外夷比作是天朝皇帝所任命的官宪脚下的尘埃”的一种鄙视。所以，作为英方商务监督的律劳卑坚持更改座位布置，他采用了一张会议桌，将“自己放在主人的席位上，把三个上宾的席位留给那三位中国官员，第四席位留给监督处的一位同僚，并将秘书阿斯迭的席位放在长桌的末端，行商们的座位则未加更动” 。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 ， “是一种唯一可能的或合理的布置” ，“但在当时则被视为一种太过分的平等权主张” 。 鸦片战争之后， “确认英、中两国以及他们的官
15、吏和代表身份上的平等，是当中最主要的，并且几乎是惟一的一点。所以条约就被写成这样的形式并且还包括有这样的规定，以便把英国撤出进贡国之列并且把英国君主和她的官员置放在同中国君主和官员互相平等的地位上。民族的平等是以条约的形式确认的。 ”但是，英国人的这项要求并没有获得中国社会的认可，反而在鸦片战争后广泛而激烈的民族冲突中，朝野上8下更加强化和突出了“华夷”话语。 朝廷对于列强仍然坚持“夷”的认定。1850 年 6 月，由皇帝对英巴麦尊全权公使送致白河的抗议信，下发谕旨说：“迩者夷人在天津之行径，实属桀骜侮谩已极，乃竟恬不知耻，径自投函枢臣。况礼有常规，凡国家官吏，均不得交通夷人，着该军机大臣等，
16、即勿予以置复，以免轻启该夷僭越无礼之渐。 ”如何冲破“华夷之辨”的障碍，至少在正式的中国官方表达中剔除“夷”的字眼，也成为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一种持久不息的努力。从 1834 年到 1860 年，西方国家作了各种努力以保持其对于“天朝”的“国家地位” ，要求“各式公文中不得再把外国人叫做夷人” 。 (中英天津条约第 51 款)“以前中国是处于命令的地位去决定国际关系的各种条件，而现在则是西方各国强把他们的意图加在中国身上的时候了。 ” 在民间，鸦片战争之后，广州民众抵制英人人城的社会运动持久不绝，用以动员民众的揭贴将“华夷之辨”发挥到极端：“查英夷素习，豺狼成性，尔不过贪利而来，有何知识?尔之
17、贪利，犹畜生之贪食。不知法度，不知礼仪。尔试揽镜自照，尔模样与畜生何异?不过能言之禽兽而已。 ”1849 年 3 月号澳门月报刊发的广州绅民的告示也宣称：“该蛮夷一有举动，即在各地响起警钟，同心协力，一鼓作气，杀尽叛夷，寸草不留，不容蔓延。 ”可以说，整个 19 世纪在民间涌动的民族抗争运动的思想资源，都局限在“华夷之辨”的传统民族意识层面。 士大夫同样认同“华夷”之别：“(同文馆)选翰林及部员科甲出身、9年三十及以下者学习行走，则以中华之儒臣而为丑夷之学子，稍有人心，宜不肯就。 ” 1853 年，对西学已经颇有体悟的王韬，在日记中也还不免有“华夷之辨”的意识：“然夷性无常，一旦见利所在，不能
18、不保其败盟也(指英法缔约引者)。 ”须知，当时的王韬早已在上海英国教会开办的墨海书馆工作，而且时与西方学者如伟烈亚力接触交流，对于西方知识已有一定了解。但是，置身于举国皆言“华夷”的时代，真正面对客观的世界大势，放弃“夷”的认知仍然是十分艰难的选择。即使在表达上不用“华夷”而用中西或中外，但深植于心底的“文化民族主义”的优越意识仍然溢于言表。通过 1859 年 5 月 6 日王韬与西人伟烈亚力的一番争论，或可体悟到当时士人的思想与心境： 王韬说：“西国政之大谬者，曰男女并嗣也；君民同治也；政教一体也。 ” 伟烈亚力答称：“是不然。泰西之政，下悦而上行，不敢以一人揽其权，而乾纲仍弗替焉。商 足而
19、国富，先欲与万民其利，而财用无不裕焉。故有事则归议院，而无蒙蔽之虞；不足则筹国债， 而无捐输之敝。今日中国政事壅于上闻，国家有所兴作，而不民不得预知” 王韬辩对说：“泰西列国，地小民聚，一日可以遍告。中国则不能也。中外异治，庶人之清议 难以佐大廷之嘉猷也。中国所重者，礼仪廉耻而已。上增其德，下懋其修，以求复于太古之风 10耳。奇技淫巧凿破其天者，摈之不谈，亦未可为陋也。 ”从话语形式上看，王韬此处已明确地用“中国”和“泰西”取代了“华”与“夷” ，但在深层意识上却不免仍有“文化优越论”的“华夷”意识。 19 世纪 60 年代后，围绕着开设算学馆问题，洋务派与守旧派进行了更激烈的论争，从而在官方
20、话语体系中公然触及到“华夷”问题，并将之推升为关涉近代中国历史走向的文化论争。反对西学的倭仁提出， “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 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对倭仁提出反驳的奕?则以守为攻说：该大学士既以此举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之后用示和衷共济，上慰宸廑。 ”令人特别关注的是，双方立场不仅仅是内容的反差，而且话语反差也是惊人的：针对 I 司一事物，使用两种不种的话语，倭仁自始至终用“夷” ，即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奕?则一以贯之地用“外国” ，即“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 。同为朝廷大员，可以由此概见由“华夷， ，与“中西”映照的民族意识之时代差别。我们可以判明倭仁的守旧和保守的品性，但我们却无法否认其基本的“民族”立场尽管是文化保守主义的民族意识。对于洋务派的努力，我们当然也不能怀疑其追求国家“自强”的民族立场但这种民族意识又全然不同于传统的“华夷之辨” ，而开始具有了近代的意涵即以近代民族一国家主权利益为主体内容的新的民族意识。如果认真地加以分辨的话，倭仁与奕诉之争的核心，并不直接体现为民族主义与否的问题，而是体现为传统狭隘的民族意识即“华夷之辨-，与近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