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从“言之牢笼”到“言外之意”(注:作者简介：汪振城（1963- ） ，男，汉，浙江杭州人，文学硕士，浙江传媒学院影视艺术学院教授，南京艺术学院影视学院电影学在读博士。研究方向：影视传媒。) （1.浙江传媒学院 影视艺术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2.南京艺术学院 电影电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摘 要：魏晋时“言意之辩”廓清了先秦文论中认识论语言观的迷雾，促使古典文论走向诗性语言观，进而影响诗文创作与品评。诗文家力求从语言的名实相符之“牢笼”中解脱出来，彰显体验论的诗性语言观，在创造话语蕴藉之中以达玄远空灵之境；文论家则以“隐秀” 、 “余味曲包”和“言外之意”等“话语蕴藉
2、”作为诗文品评的重要尺度。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辩”是中国文论语言观发展的重要转折点，由此形成的诗性语言观对我们当代形态的文论建构有着重要的价值。 ?丶?词:言意之辩；认识论语言观；话语蕴藉；诗性语言观?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From “Prison of Words“ to “Meaning Beyond Words“? 2-Analysis of the Poetic Language in Chinese Criticism?WANG Zhen-cheng? 在中国哲学史上， “言意之辩”是关于语言如何表述意义，以及语言是否或可能与所要表述的“意” “密则无际”的争论。此
3、争论涉及的语言问题，先秦时代的先哲们就已意识到，并于各自的哲学思考中进行了讨论。不过，今天看来，当时的讨论还只局限在“名” “实”关系问题上，即语言和意义的认识论关系层面上，且在儒道经典文本中亦只是其总体思想中或隐或现的问题之一。魏晋时期，玄学盛行，哲人学者爱好清谈、名理才性之学。在玄学之风的影响下， “言意之辩”涉及的语言问题重新凸显并成为文人竞相讨论的重要论题，成了当时玄学思辨和讨论的新方法。就如汤用彤先生所说， “玄学系统的建立，有赖于言意之辩依言意之辩，普遍推之，而使之为一切论理之准量，则实为玄学家所发现之新眼光新方法。 ” (注:参见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版
4、，第24 页。)其实，此时的“言意之辩”已超越了先秦时期的名实之争，对认识论语言观进行了彻底颠覆，赋予其深厚的审美体验的意义。方法论的自觉和审美体验意义的赋予使得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辩”对其后文学创作和古典文论中有关文学语言观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言意之辩”与语言观的体验论转向 3魏晋时期，玄学之风大盛， “言意之辩” “就魏晋玄学家说，几乎都讨论了言和意的关系问题” (注:参见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 ，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7 页。)，并且还是一种新的哲学方法论。此时玄学家和文人们所进行的“言意之辩”使得中国古典语言观真正走向审美体验之维。 （一）名实相符“言之牢笼
5、” 先秦时，先哲们进行的哲学讨论中已涉及语言问题，并隐约地意识到语言和达“意”之间似乎存在着不可企及的距离；但对此问题并没有像魏晋时期那样进行广泛而直面的论争，而是基于当时普遍的“名” “实”需相符的观念，即在认识论语言观的基础上，于各自的哲学系统中进行思考。 儒家的语言观是基于名实相符观念之上的认识论语言观。当名称与指称的事物在“礼”的标准之下相符，人们的“言”必能和所要表述的“意” （即在头脑中形成的对“名”的概念）相符，即“言能尽意” 。孔子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
6、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论语子路 ） ，如此之“言”正是这种观念的体现。当“名”得其“实” ，君子在表述“名”的时候，谨慎为之，使之精确无误，就可以“言” ，即“言能尽意” ；进而由这种“尽意”的“言”来规范社会道德，实现孔子的政治理想，让天下百姓万物寻找到自己的位置，安居乐业，达到“外王”的崇高境界。显然，孔子认为语言的功能仅在于对“名”能实现精准的表4述，因而主张语言只要实现完全表述的功能即可， “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所以孔子自然就反对言辞的繁艳，认为“巧言令色鲜以仁” 、 “巧言乱德” （论语卫灵公 ） 。因为清晰的语言在描述“名”时是可以努力消除冲突，从而实现名实相符；但美艳
7、的语言，对于精确表述仅是一种迷雾。在涉及到形而上之思辨时，先秦儒家对语言的表述时常采取回避态度，如“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 ，又如“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论语阳货 ）孔子不对形而上之道进行表述，依旧停留在名实相符的认识论语言观之层面上，因为性与天道这些形而上的思辨内容无法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名实相符” ，语言也就无法对其进行完全表述。这样，孔子在言性与天道时就保持缄默。天道不能言，因为天道尽在自然万物有规律的运行之中，没有“名”能与之相符。对此，孟子也表达过相同的观点， “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孟子万章上 ） 。可见，先秦儒家遇到语言表述天
8、道（即形而上思辨）的无效时，没有充分意识到语言的局限性，而是过分依赖语言的认识功能，因而在经历表述失效时就采取“避而不见”的态度。 与儒家不同，先秦道家则认为，对表述形而上之道来说，语言似乎是一种障碍，言不能尽“道”之“意” 。但在老庄的论述中依然基于名实相符的前提，从自身的哲学观出发采取了对语言的全盘否定，否定“言”作为媒介之交流与认识的基本作用。在老子看来儒家的正名导致的后果是出现分别和阶级，这些却是导致社会混乱和不稳定的决定性因素。因而要实现理想的社会，就要回到圆满自足的“道” ，就必须“绝圣去智”5，行“不言之道” ，以“无为”达到“无不为”的妙境；因为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
9、物作焉而不为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 （老子第二章） ） 。所以老子语“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老子第五十六章） ，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老子第八十一章）在老子看来，语言一旦进行表述就会落入名实相符的认识论的语言牢笼中，就无法实现其理想中的“道”的完美表述。 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对本体“道”之不可言说的观点，认为语言可以论述，且“尽意”的只是“物之粗” （庄子秋水 ），而非形而上之道；而“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为不能传达之“意之所随者” ，即“不期于精粗者，在意言之表，即道妙也” (注:参见王先谦庄子集解 ，中华书局，1954 年版，第 93 页。
10、)，此处认为语言不能尽意，即形而上之妙道是语言所不能及的。但是， 庄子也关注到语言可通过“寓言”等手段来孕含“道”之妙，从而可以通过对“寓言”等手段的体悟来实现对道的体验和追求；但是“寓言”仅是通向形而上之“道”的手段，所以他要“得意而忘言” （庄子外物 ） 。总之，先秦道家认为名实相符的观念导致了社会的等级出现，这是“乱”的最终原因，这与老子的“无为无不为”思想不相符，亦与庄子的逍遥游的绝对自由不相符，所以老庄对名实相符的观念进行了彻底的解构，即否定语言的认识论作用。同时，由于老庄崇尚玄远之道的体悟和追求，而用社会中约定俗成的语言描述形而上之道时出现了不完全的表述性，由此，老庄就拒绝了这种语
11、言的参与。但另一方面，从庄子“得意忘言”的表述，以及他用“寓言”等方式作为“言”的手6段来实现达“意”的功能等观点来看，这似乎又显示出从认识论语言观向体验论语言观迈进的痕迹。 不过，在我们看来，不论是儒家对名实相符的绝对信任和遵从，还是道家对名实相符观念的颠覆和排斥，它们都是基于当时对语言功能的两种不同的理解。先秦儒道哲学思想中所涉及的对语言表达功能的讨论都是在名实相符的观念之下进行的，其主流是追求语言的表述与社会中的“实” （包括实际事物和社会道德伦理）的符合，这显然还是在语言名实相符的“牢笼”之中寻求绝对之表述。 孔孟之后的易传正视了语言在表述这些不可尽言的形而上之道时的无奈和困惑，并且给
12、出了拯救方案，即“立象以尽意” 。这里显示出其对借助某种手段一定可以达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周易说卦传 ） （即“尽意” ）的信任。这扭转了孔孟对形而上思辨之表述的回避态度。此处“尽意”之“尽”有启发、暗示之意，由此显露出由认识论语言观走向体验论语言观的端倪。 “凡启发暗示之尽、指点之尽，皆有余而不尽。以有余而不尽，故尽之者皆筌、蹄也，皆可忘也。忘之而不为其所限，则不尽之意显矣。不忘而滞于象言，则不尽之意隐而泯矣。此即王弼得意忘象，得象忘言之说之所由立。 ” (注:参见牟宗三才性与玄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 216 页。) （二）言意之辩“言外之意” 魏晋玄学是用老庄的
13、思想来阐释孔孟对形而上之“性与天道”不言7的原因，以实现本质上是“尊道卑儒”的儒道融合。因而，在魏晋时期，言与意之间的关系在对形而上之道的描述中再一次凸显出来，并成为当时论争的主要论题。汤一介先生认为魏晋时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可分为三派， “如张韩有不用舌论 ，以言语为无用；言尽意派，如欧阳建有言尽意论 ，主张言可尽意；得意忘言派，如王弼、郭象、嵇康等均属之。 ” (注:参见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 ，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7 页。)其实，此时的“言意之辩”依旧是两派， “言尽意”和“言不尽意” ；“得意忘言”的论者也属于“言不尽意”派，只是在意识到两者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时给出了从有限如
14、何达致无限的方案。 西晋欧阳建自称“违众先生”发表言尽意论 。他完全信任语言具有完美表达“意”的功能，是因为“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辩。言不畅意，则无以相接；名不辨物，则鉴识不显” ，只有言才能畅志畅意，这也是“圣人”不能“去言”的原因之所在。欧阳建也认同先秦儒家遵循的名实相符的观念，在认识论的语言观基础上，主张“言尽意”论；但其“言”能实现完美表述的亦仅是形而下之世界。 张韩的不用舌论中提出“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是谓至精，愈不可闻。余以留意于言，不如留意于不言，徒知无舌之通心，未尽有舌之必通心也。 ”（全晋文不用舌论 ）他认为，言性与天道等形而
15、上之道时，语言的介入只会使道愈加不可闻、不可琢磨；希望完全去除语言作为达意的媒介，否则就成了体悟形而上之道的障碍，从而主张用“心”来意会形而上之8道。另，正史名士荀粲认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 （三国志魏书荀?传 ） 。他认为“性与天道”是形而上的问题，和客观实存之物象不同，它们不可完全表述，是“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 （同上） 。他把“意”区别为言可尽之意和“象外之意” （即言不可尽之意） ；而性与天道属于言不可尽之意，故而，六经也不可能完全表述出玄远之道、圣人之意。相比张韩和欧阳建而言，荀粲在认识到语言在表述形而上者时的局限性的同时，又意识到语言
16、对形而下之物的表述的可能；他对言以及意的这种区别和认识是比较辩证而令人信服的。但是从张韩的“不用舌论”和荀粲“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的观点来看，他们已完全否定了语言的认识作用。 其实，王弼的“得意忘言”论是在正视语言的局限性之后所给出的一种“尽意”的方法，这里显出其对语言仍抱有一定的信心。众所周知，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较为深刻地探讨了言、意、象之间的关系。显然，他提出的“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是易传中“立象以尽意”的遥远回响，表述了“言”能形成“象”而尽“意”的期盼，进而他又提出“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观点，这亦是一种融合了庄子的“得意而忘言”的观点。王弼显然抛弃了庄子式的对语言的彻底之不信任
17、，他认为“言”是可以尽象的，象也可以尽意。此处尽象尽意之“尽”皆为“启发暗示之尽 ，非名实相应之尽 ” (注:参见牟宗三才性与玄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9第 216 页。)；“尽”之“意”为超现实的形而上之道；尽“意”之后需去除现实中语言的局限，才能体悟到玄远之形而上者；之所以要“忘言”“忘象” ，是因为“得意”只能于“言”外、 “象”外。由此可见，王弼玄学体系中的“言意观”一方面是通过“明象”和“尽象”的现世之途来实现对玄远而不可完全言表之道的表达，另一方面又力求在“忘言”“忘象”即对“言外” “象外”之意的追寻中以达对玄远空灵之道的体悟，这在中国古典语言观念上开启了“言外
18、之言” 、 “象外之象”的先河。于是，魏晋玄学家和文人们开始渐渐喜好于“寰中之玄照”中实现“方外之妙趣” ；故而在玄谈中尽显言语之智慧，用简洁、聪慧之言语来表现所追求的玄远之妙意。比如，较为明显的是当时在品评描述士人们的形象时常用自然之妙物来比拟，并十分注重这两者之间风姿神韵之维的比照，如世说新语中有语“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 （赞誉 ） ，又“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 （容止 ） ，又评嵇康“肃肃如松下风” ，酒醉后如“玉山之将崩” （容止 ） 。在玄谈和人物品藻中，不是仅评价人物的道德品行是否合儒家之礼仪要求，而更加侧重品评人物整体精神之风韵；这里人物品评显然不是实用的、道
19、德的，有如先秦名实相符观念之下语言和“实”需相符的道德要求；此处品评语言的表述有些是无法与“实”相对应的，如品评嵇康酒醉时说如“玉山之将崩” ，还有一些语言的表述是文人们对自然景物的气韵风貌的描述，这显然亦无法在现实中找出与之完全相符的实例来对应；他们其实是在以超越世俗道德认识论的诗性语言来表述文人们所追求的境界与风骨。 魏晋玄学启示了世人，语言在表述心中之“意”时可能出现“疏则10千里”的情况，不能实现完全表述；但是若要实现“意” ，语言可以成为经由“明象”而通向“妙趣”和玄远之“意”的有效途径，即王弼的“意以象尽” 、郭象的“寄言出意” 。但此时文人对语言的理解、运用与先秦的先哲们对语言的
20、名实需相符的理解、运用等有所不同；魏晋时期的语言是要努力通向玄远之“意” ，因而这种语言有着牟宗三先生所解释的“启发暗示”之义。这样，语言和意义之间的关系就不是名实之间的一一对应，而是用有限而具体的“尽象” “明象”之言语来传达玄远之“意” 。 20 世纪西方哲学研究中语言成了研究的中心问题，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带来了西方文化包括文学批评领域革命性的语言学转向。索绪尔认为， “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的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后者不是物质的声音，纯粹物理的东西，而是这声音的心理印迹，我们的感觉给我们证明的声音表象。它是属于感觉的。 ” (注:参见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商务印书馆，2002 年版，第101 页。)比如， “花”：首先是“所指” ，是对各个种类“花”的概念的抽象，因而作为概念的“花” ，人们无法感受到。同时“花”又有能指作用，是一种“音响形象” 。当提及“花”时，人们不会感到冰冷的概念抽象，而是感受到一种具体形象，同时能够唤起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因此作为“花”这个词与感觉、情感和想象实现了共鸣。显然，语言在指称功能外，表现功能也相当重要，因而在文学作品中，作者主要运用语言的表现功能来写景状物。在文学作品中，语言是诗性的感性语言，这就突破了名实相符的指称语言带来的表现缺陷，从而可以自由地追求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