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从艺术、科学到公共政策、意识形态摘要：近代启蒙以来，现代西方城市规划设计在思想上经历了物质空间决定论、系统规划、理性规划、 “形而下”的实践观、直至对价值判断的注重，这些变化导致了方法上的不断更新和充实。在这些流变过程的背后，与西方现代社会的变革关系密切相关，有着其深刻的哲学背景。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政治制度背景催生了不同规划思想和规划理论，同时，在现代性转向过程中城市规划思想流变又大大丰富了城市规划理论和手段。 关键词:城市规划；设计；西方；现代；后现代；政治哲学；理性；多元；公共政策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一直以来，对西方现代城市规划来说，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标志着
2、现代意义的城市规划诞生。而 1909 年英国的城市规划法问世使城市规划作为学科和职业的逐渐萌生、发展、壮大。时至今日，现代城市规划的内涵和外延得到了不断的丰富与拓展。从早期集中于城市空间形态的研究、物质空间的设想，到“系统规划” 、 “理性规划”以及对过程、意义、实施的关注，直至政治制度、经济手段、公共政策的综合。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城市规划设计作为城市公共事务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社会变革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而影响着社会发展与进步。在这个过程2中西方哲学也正经历了自启蒙以来的现代、后现代、及多元化思潮的转向，这种转向不可避免地对城市规划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此大背景下从哲学层面探讨现代城市规划流变
3、，深刻地把握规划的流向的动因及方向，对正处于社会转型及“半市场”化的当代中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一、 “空间决定论”和规划“蓝图” 现代性（modernity）在西方是一个历史性断代的术语，是指随着欧洲中世纪的封建时代而来的时代，即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经历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一系列转型。启蒙运动开启的近代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基本原则，即以思想的解放和理性主义为中心的处于主流地位的现代西方观念。启蒙所带来的科学意识、进化、批判的观念和理性精神，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及其现代化的源动力，也是现代性的核心理念。因此，现代性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对理性的追求。自 18 世纪以来，西方在理性主义
4、精神的鼓舞下，高扬自由主义的旗帜，相信科学技术的发展将产生出巨大的物质生产力，从而解放整个人类。一切都成为我们设计和控制的对象， “精英意识” 、 “工具理性”正是启蒙以来这种思想的写照。 在建筑与规划界，从 16 世纪莫尔的“乌托邦” 、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到柯布西耶的“阳光城市”及雅典宪章的“功能分区”无不体现了这种精英意识。他们认为，通过他们对所谓的理想空间的塑造，就能营3造好的城市。并试图构建建立在“抽象人”(注:启蒙以来作为人意识的觉醒带来了对人自身力量的崇拜，从信仰上帝到信仰人，这里的人是指普遍意义上的“人” ，而不是指一个个具体存在的人的个体。)意识上的对理想城市的普遍理念。它试
5、图把城市一切（包括人）都“化”入其中，使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接受它这种理性的安排和控制，从而使整个城市都成为一个理性化的整体。同时，技术的进步又使很多设想变为现实，如印度昌迪加尔、巴西的巴西利亚等。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城市规划设计在大部分时间里还是“物质形体规划” 。好的形体环境可以决定人的行为，只要加强设计和控制就可以形成良好的城市环境。认为空间形态规划可影响甚至决定社会与经济生活的质量的观点盛行一时。正如英国规划师吉伯勒所说“如果我们承认物质空间形态规划与社会及经济规划的目标有所不同，那就意味着通过物质空间形态规划的办法也就是通过建筑与道路的定位、基地、布局以及空间关系等，可以促
6、进经济社会目标的实现”(注:参见英尼格尔?泰勒著，李白玉、陈贞译1945年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流变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年版，第10 页。)，这种观点称之为“物质空间决定论”不为过。 在实践层面，脱胎于建筑学科的城市规划设计一直被认为是建筑师份内的事，城市被看作扩大的建筑设计，与建筑设计没有什么区别。战后的城市规划设计大多是建筑师的规划设计，城市规划的工作建筑师完全能够胜任的观点盛行一时。这种“物质形体设计”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城市规划中， “美学观念”成为城市规划的核心和出发点，和建筑设计一样，城市规划设计被视为一门“艺术” 。当时权威的城市规划教科书，如4吉伯德的市镇设计就体现了城
7、市规划的这种“物质形体设计” 。顺着这种模式，将城市规划视为一种物质空间规划工作，规划师的主要任务就是绘一张张“蓝图”或总图。方案尽可能详细，清晰地定义场地的具体功能，一个规划应尽可能地将未来一定时段将要发生的功能与空间安排在图上并固定下来。对形态的偏好也导致了大量的空想规划方案：马塔的带形城市、赖特的广亩城市以及行走城市、插座城市等等。 一直以来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城市规划的建筑学出身是规划唯物质论的原因，不可否认其具有部分正确性。但探究事物的本质及深层原因，技术的进步使作为“精英”的规划师对自身力量的自信和“技术理性”崇拜的膨胀，在启蒙现代性的意识及操作手段的传统惯性作用下，作为目标的
8、城市规划以物质空间规划为手段来实现普遍意义的美好城市生活的共性成为规划师的理想。所以，利奥塔说“现代性是以这样一种冲动为其特征的：对世界进行把握和系统化，并通过在一个认知的和可控的系统中对生存条件的征服使人的可能性获得解放”(注:引自http/ 二、 “规划的理论”与“规划中的理论” 二战后早期对规划空间决定论和设计化倾向的批判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早期的现代城市实践带来的问题， 如对空间形态的重视而漠视社会、功能分区带来的城市机械割裂等；另一方面是扩大的建筑设计及“蓝图”式描绘越来越不能解释城市的发5展过程，以及由于对空间景观、艺术的过度重视而对规划编制过程的研究的不足导致的对规划“科学性
9、”的质疑。 针对第一方面最有影响的理论莫过于麦克洛克伦的“系统规划理论”：引入各学科的知识将城市看作一个统一的系统，系统内各组成之间的相关性是系统得以发挥的核心，各部分相互作用而成为一个整体。这明显具有现代性条件下的结构主义的影子，结构主义把结构看成是客体的模拟副本，认为可以把客体中不能言传或难以理解的东西展示出来。它致力于事物的深层规则的揭示，以客观性、一致性、精确性和“真理”为目标，要洗涤掉一切主观经验。系统论要求规划人员首先要了解城市这个复杂的系统，也就是“城市是怎样运行的” ，需要学习方方面面城市的知识；其次，城市被看成不同区域的功能活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局部的变化将引起其它局
10、部的相应变化。也就是说，应当注重城市功能体块关系，关系的意义大于个体，这正是结构主义的真实写照。系统规划理论更多的是关于规划的实质性理论，如对社会、地理等相关学科知识的综合等，因此称之为“规划的理论” 。 虽然系统规划建构了规划的学科大系统，但对如何规划以及规划的最佳方法程序（也就是第二个方面的批判）并没有回答。法卢迪在他的“规划原理”一书中将实质性的理论称之为规划的理论，而将程序性的理论描述为规划中的理论。系统规划可以认为是实质性的规划理论，规划中的理论更多的是关于规划本身的理论。理性规划就是典型的程序性理论，在 20 世纪 60 年代得到充分发展。理性规划以早期盖迪斯的调查分析规划过程为范
11、本，经过深化、反思并建立一系列反馈机6制意图使之成为具有通用的、科学的规划理论。同时指出理性规划包含了正在进行的、连续不断的过程，在这一点上与“蓝图”式规划区别开来。强调规划的“科学性” 。 在深层涵义上，无论是以传统的“物质空间形体设计”为主导的城市规划，还是系统、理性规划。都致力于探询规划普遍意义上的“共性” ，认为客体的整体化、系统化、科学化的解释和设计城市是城市规划的重要任务，规划师作为掌握“技术知识”的代表的“精英”有能力来揭示这些内涵。他们自信他们了解人们的思想，规划师成为掌握利器的英雄，一旦他们的建议与人们期望不符，就会得出结论专家的意见比较可取。这种从抽象的“人”的角度出发去认
12、识、改造世界不可避免地带来对了对作为“个体”的人的忽视，这正是启蒙时代以来的现代性普遍主义的诟病。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人文主义的胜利以及对自然的人类理性统治，使对人的“存在”的遗忘达到高峰” 。(注:参见章士嵘编西方思想史 ，东方出版中心，2002 年版，第 357 页。)由此可见，早期空间决定论与系统规划、理性规划的等其哲学思想基础上并无不同，仅仅是规划手段和方法的改进、丰富或修正，是现代性思想的延伸与神化。 从哲学层面上讲，在现代性条件下，理性成为裁决一切的尺度。而理性的“工具理性”的异化发展意味着世俗的实用理性已经剥夺了我们自身的判断力，因为根据这种理性原则，我们甚至在事情尚未萌芽之前就已
13、经排除了所有的可能性，一切都被规定好了。规划被认为规划专家专门的“技术”而无须考虑价值观和特定的政治经济关系和制度背景，7正如系统理论学者论述的“城市系统建模”和为优化城市功能而实施的规划干预等，淡化特定的政治及价值基础上的个体的意识。而实际上，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城市规划逃不开特定的经济社会、政治环境等，规划的选择与判断最终属于价值观范畴，如对诸如公平、公正、效率等问题的讨论，在这一点上“技术”显得无能为力。也就是说基于“科学”方法与技术角色的规划师在现实中的困惑就不可避免了。 三、多样性与复杂性注重价值判断和具体实践 毫无疑问，在哲学层面上对启蒙以来的现代性最激烈的批判来自后现代主义。一些哲学
14、家对结构主义的批判成为后现代主义的源头。面对结构主义的漠视差异、多样性并试图以不变的“公式”来解释事物并明显与现实相悖的现象。以德里达、福柯、利奥塔等为代表的理论家对结构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这些观点被称为后现代主义。重点集中在二个方面： 1首先，对现代性的“基础主义”的质疑。后现代主义者把启蒙的故事指斥为“大叙事” ，所谓“大叙事”就是以真理的名义讲话。利奥塔坚决拒斥“大叙事” ，把将真理置于优先地位称为“真理的白色恐” 。他痛斥精英们以布道者身份的宣讲。罗蒂则强烈批评启蒙哲学追求“大写的真理” ，他自己则主张追求“小写的真理”(注:引自http/ ，主张“多元论” ，宣扬“异教主义” 。
15、82其次是对“普遍主义”的质疑。启蒙关于人类解放的思想是普遍主义的，它要“解放”的是普遍意义上的人，也就是抽象的人。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忽视了作为“个体人”的存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虽然作为过程和行动的理性规划仍主宰着主流规划学界，但规划过程必然涉及到价值和政治判断的观点已广为接受。意识到城市规划本质上是一个价值判断、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过程，与纯粹意义上的“科学”的城市规划迥然不同。而在价值判断方面，研究人员、公众和当权者都不再认为规划师的分析是真正客观，不带价值观色彩的“纯科学”的。规划师和一切人一样，并不生活在价值观的真空里。他们并不总能正确地了解人们的想法，换
16、句话说，在价值判断方面他们并不比普通人强多少。 这一方面促使了作为“个体人”的主动性，从而使规划的技术科学性逐渐淡化。一些“激进”的城市规划学者甚至认为，既然城市规划是一个充满价值判断的政治过程，那么城市规划根本就没有必要需要价值判断和平民不相上下的专门性技术人员，城市规划领域的思想体系出现了新的“裂变” 。但同时很多学者仍然认为虽然城市规划是一个价值判断的政治过程、规划师的规划决策和价值判断能力并非有高人一等之处，但是城市规划师作为一定的技术知识的掌握者，仍可以协调城市规划的决策过程，并且在实践中促进实现符合公共利益的目标。 另一方面，针对理性规划对科学的、程序的规划过程繁琐的越来越“形而上
17、学”研究，许多学者指责规划人员缺乏对现实城市活力及多样性的认识，并批评“仍然很少人对城市系统或城市局部是如何运行的问9题进行“脚踏实地”的研究” 。(注:参见英尼格尔?泰勒著，李白玉、陈贞译1945 年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流变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08 页。)因此，价值判断和政治过程上对规划师技术角色的转向和对具体城市问题的多视角研究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具有后现代意义的上的对现代城市规划的批判。这一时期，公众参与的兴起、戴维多夫的“倡导性规划” 、雅各布斯对城市多样性现象的揭示、林奇的城市形态研究等等都是这种批判的实践的表达。可以说，对具体实践的重视，以及操作手段的“自下
18、而上”和作为“沟通者”规划角色定位构成了后现代城市规划意识的主流。 后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是一个由多元空间、多元关系网络组成的以人为参与主体的多要素复合空间。在规划理念上它不是现代主义因果关系的直线型思维(即假定事件状态和最终目标状态均为已知，然后试图更好的组织初始状态向终极状态转变)所能把握和左右的。后现代主义放弃了这种逻辑规划的目标，而是采用启发式的探询过程，将各要素构成的城市看成一个没有边际的整体，整个有机体维持着一种动态的自动平衡。这正是雅各布所说的“欣欣向荣的城市是由种因素组成的多样性，这样的多样性是不会含有那些规划理论的伪科学所传统臆测的恶劣情况的” 。(注:参见加拿大简?雅各布斯著，
19、金衡山译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译林出版社，2006 年版，第 245 页。) 比较现代主义城市规划设计和后现代主义城市规划设计思想，有两个很显著的对比：一个是涉及规划的本体论基础，另一个是关于城市规划的价值或判断标准。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是：“普遍理性带来对科学崇10拜进而导致理性的异化” ，表现出来对工具理性的依赖，这个“理性科学”的城市规划思想在规划实际中一个重要的体现是“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追寻“总体综合”的规划理念。而后现代城市规划则认为规划中更需要、更依赖的是来自于价值的判断和实践中的智慧，宽泛的视角以及经济的背景和决策的政治过程。城市规划不完全是“综合、整合的行为” ，在很大程度上是
20、“协商、政治和集中的城市规划” ，这一点虽和哲学意义的后现代有所区别。但以“精英”导向为主到“以人为中心”为主的哲学思想是这种转变的基础。 四、政治哲学的兴起作为公共政策的城市规划 20 世纪晚期政治哲学的兴起是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事件。1971 年，罗尔斯发表了名著正义论 ，从而引起了一场关于正义、公平问题的持续讨论。出现了一大批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政治哲学文献。特别是以罗尔斯和诺奇克为代表人物的“新自由主义” 。 罗尔斯主张，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某种程度上规划是社会制度的一部分） ，而正义总意味着平等。他提出，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机会、收入、财富和自尊的基础等）都应该平等的分配，除非某些不平等的分配有利于那些社会处境最差的人们。这也就是著名的“差别原则” 。诺奇克则主张权利的首要性，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诺奇克承认不平等是一种不幸，但他认为：第一，不平等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任何一种平等的分配最终都将变为不平等；第二，不平等并不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