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大众传媒时代艺术批评标准问题之我见摘要：大众传媒给艺术批评带来了貌似多元、实际混乱的状况，出版者舆论造势、媒体记者及副刊专栏评论、网络匿名评论等都对艺术批评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这种乱象丛生的局面，是由传媒体时代多元价值观失衡造成的，启蒙叙事、革命叙事、身体叙事的三足鼎立。消费主义价值观和深层信仰的共存共荣，乡土精神和都市意识的泾渭分明，世界化与民族化的动态博弈，文坛阵容的性别分裂等等。构成了一幅大众传媒时代喧嚣而斑驳的图景。只有重建批评理想及信誉、追求批评的原创性。确立价值宽容与相对主义批评策略，提倡个体批评职业操守的信守制度，才能全面提升当下的艺术批评，重建大众传媒时代的艺术批评标准。 关键
2、词：传媒时代；大众媒介；艺术批评；批评标准 中图分类号：J002 文献标识码：A 大众传媒时代是一个口头、印刷和电子文化共存的、区别于传统单一纸面媒体的时代。在这个新的时代，艺术面临新的挑战。一方面，大众媒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感官刺激，各种艺术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另一方面，在永恒性和时代性坚硬的对峙中，原有的理论观念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艺术批评的标准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犹疑，是坚持艺术的永恒性的真理标准，还是要根据新的艺术样式作出与时俱进的调整。在这种2双重交互作用下，批评在当下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发展式态。 一、大众传媒时代艺术批评乱象 艺术批评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批评主体与创作主体、批评主体与接受
3、主体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立足于探索作品的审美因素、文化内涵及表现方式，简而言之，就是与艺术创作和艺术接受一道真诚地传达艺术作品的“美感” 。因此，艺术批评应当源于对语言(文学)、色彩(绘画)、造型(雕塑)等艺术媒介的天生的敏感，源于对这个世界以及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热爱，源于内心深处的理想和这个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永恒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它深深地扎根在批评家本人的生活体验以及他对艺术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生活内涵的感悟之上。 随着多媒体时代的到来，对社会技术进步的分享改变了了艺术批评的表现形式与运作机制，而主导传媒形式的变化也引起了原有艺术生态格局的全面变化。传统艺术批评主要借助纸质载体，而多媒体时代则为艺
4、术批评提供了多种多样的载体，例如网络批评，它不仅有传统纸面文字的表现优势，还加入了音频、视频等视觉与听觉元素，极大地丰富了艺术批评的表现样式。与一元媒体(纸面)或二元媒体(纸面与电视)时代相比，审美观念和批评观念正在走向多元化，人们可以依据各自对艺术的体认与理解，借助不同的媒体，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展开批评。但不容忽视的是，多媒体时代的艺术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传统艺术批评所秉持的文化理念与学术坚守，在貌似多元批评的背后，还隐藏着一3系列的艺术批评乱象。 第一，出版者舆论造势状况及其对批评的冲击。市场经济像一只无形的大手，掌控着人们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准则。基于对发行量的追求，艺术作品的出版者、发
5、行者往往不会把全部注意力放在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上，而更注重利用舆论手段达到理想的销售成绩。这些舆论手段包括：媒体见面会、 “某某作品”讨论会、发布会等等，我们认为，即便勉强称其为艺术批评，这种批评也只是一种广告式的评论。受到经济利益的规约，在广告式评论中，艺术批评已经不是原初意义上的“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批评实践，而是随处都可听到的廉价的叫好声。我们虽不能排除一面倒的对艺术作品的广告和宣传中偶尔也会有真正的艺术批评所发出的声音，但至少可以说，在利益的驱动下，必然使得其中的一部分流于“伪艺术批评” ，失去了艺术批评的品性。 第二，媒体文艺记者及副刊专栏评论人对批评的冲击。很多媒体文艺记者或者副
6、刊专栏评论人在猎奇的心态下，大多没有严肃的批评态度，更谈不上足够的理论素养，将艺术批评演变成了大众娱乐的佐料。例如在中国诗歌网上，刊登了一则由“中国南京?现代汉诗研究计划”所评选的“2006 年度诗歌排行榜” ，其中，与“2006 年度好诗榜” 、 “2006 年度最佳诗集”等评选项并列的，是“2006 年度庸诗榜” 、 “2006 年度最差诗选”等，诗歌这片历来被认为最为纯洁的文学净土、寄托着文学所有的激情与幻梦的文学样式，在多媒体年代令人眼花缭乱的批评局面中，也沦为娱乐读者的笑料。所谓的“庸诗” 、 “差诗”的命名，流露出评论者发起这一排行榜的猎奇心态和对大众好奇心的迎合。这种行为艺术般的
7、4艺术批评促使解构了批评的严肃性，使批评流于平面化、娱乐化。 第三，网络匿名读者评论状况及其对批评的冲击。互联网的迅速盛行与普及使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网络评论中来。网络批评最显要的特点之一就是批评主体的匿名性。而匿名性在提升批评主体之间交流的自由度的同时也不知不觉地伤害了交流的有效性。在匿名状态下，极易导致批评者使命感的消失。他们不再虚构批评的神圣功能，不再顾虑批评的社会效应，网络批评出现一片良莠不齐的景象，有的网络评论者甚至是信口开河，招致了对批评对象的不尊重和接受者(读者)的反感。于是，艺术批评面临神圣与终极缺席后的“口水化”批评的泛滥。在匿名读者或者出于情绪化、或者出于闲来无事的评论背后，
8、批评者与创作者无法展开真正意义上的对话，网络的交流功能弱化了，艺术批评成了拒绝交流、自说自话的独语。 第四，伪学理批评(学术泡沫时代学院批评)状况及其对批评的冲击。学术“下海”和学者明星化的短期得势，越来越多的学者把学术批评变成名利双收的“高品质砝码” ，立论不怕禁不起严格推敲，只怕“语不惊人” ，批评沦落成为“口水战”的战场，轰轰烈烈，却只是泡沫的繁荣。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学界派系斗争的愈演愈烈，学院派批评者终日忙于寻求“圈子” 。加入“阵营” ，忙着“站队” 。 “低层次的老乡圈子 、庸俗的朋友圈子 、故作姿态的文人圈子 、惟命是从的官本圈子等，这些圈子制造了许多虚假批评、友情批评、游戏批评
9、、注水批评、政治批评、玩世批评、与当下艺术现实无关的自娱以至自淫批评等，它们使批评平面化、功利化、泡沫化、市侩化、行帮化，极大地毁损了批5评的声誉和品质。 ”批评者失去了清醒的自省和固有的坚持，批评被吹成一个越来越大的肥皂泡，用它的斑斓吸引眼球，不顾其毁灭的代价。 批评不应该只是这样一种用术语堆砌起来的温情，不用负责任的担当，而应该是一种“刺痛” ，是尼采似的狂想，巴赫金似的睿智，本雅明似的悟性，福科似的偏执，它以感动为出发点，像艺术作品本身一样神采飞扬，它有勇气坚持自己的主见，它无法克服自己要感染被人的冲动，一遍又一遍地向世人推荐它认定的好作品，诅咒那些它所认定的坏的，让人邪恶的作品但是，这
10、样的批评，在当下的文坛太少见到了。 二、大众传媒时代价值观之乱象 文学常常是价值迁移的探索者、表现者，价值结构的重塑者：在价值问题上文学常常是开放性、探索性的，具有先锋气 质的，而不是封闭的、僵硬的、教条的。在我们这个价值重估的时代，更是如此。多媒体时代艺术批评之所以呈现出这样一种乱象丛生的局面，从深层次上来讲是多媒体文化塑造下的多元价值观的失衡所造成的。在多媒体时代的中国，多元价值观或互相交融、界定模糊，或在困惑中矛盾共存，或在冲突中此消彼涨，构成了一幅多媒体时代民族价值观背后所对应的喧嚣而斑驳的世界图景。 第一，启蒙叙事、革命叙事、身体叙事鼎足三分。集体意识必然要求个体意识的克制和顺从，这
11、也是建立意识形态秩序的条件。因此，文6化环境的教化使得我们比较容易接受启蒙叙事、革命叙事的价值观念，而对身体叙事的价值观则比较陌生，我们比较容易接受从国家、阶级立场出发的写作，而对从个体、身体出发的写作常常会表示怀疑，原因是两者之间的确存在着价值冲突，但是，这种冲突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不可弥合，批评界要在这场价值冲突中扮演中介人的角色，在身体叙事中看出启蒙叙事和革命叙事的价值观，在启蒙叙事的背景中理解身体叙事，实际上，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身体叙事很容易被纳入道德领域加以批判，而往往忽略了身体叙事更新读者意识的根本伦理价值所在。 “身体”是一种意识更新或解放
12、的修辞，并不与道德实践直接冲突。 第二，消费主义价值观和深层信仰共存共荣。消费时代的消费主义价值倾向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这里，我们应该清楚区别消费和消费主义。根本性需求和高需求是不同的，消费是生活的基本前提，消费是使人获得尊严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人的尊严的充分条件是自由而不是消费。当我们被消费所满足时，我们的视、听、说的权利也许正不知不觉间被蒙蔽和消解。消费的终止处产生失落的信仰，这同时也是信仰的时代，我们要深入地细致地分析消费和信仰的关系，欲望和精神的联结，有的时候恰恰是前者的发展和完成，提振了后者的需求否定消费并不能带来真正的信仰，反过来，承认消费倒可能是深层信仰得以建立的开始
13、。帕克(在美学原理中)说：宗教作为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对生活的解释无疑是永恒的，但他的具体形式却是虚构的，因此每一种宗教都必须从信仰的领域转入艺术的领域。希腊的宗教领域7早已经转入艺术的领域，美的宗教形态也是或迟或早的要到来。这个过程，也会在我们国家发生：信仰的力量转化成为美的力量。 第三，乡土精神和都市意识泾渭分明。农耕文化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显性文化、主导文化，它浸润着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相比较而言，都市文化一直是他者，它被建构和表述为匮乏、糜烂、退化、失禁的汇集地。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新生代作家开始正面描述都市生活，但他们对都市生活的观察带着和 20 世纪初启蒙作家相似的思乡病。都市叙
14、事之所以每多掣肘，根底是在我们的价值偏见，整个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叙事中，一直充斥着这种农业文明的感伤乡愁以及这种乡愁的自我美化，乡土被描述成充盈、慷慨、生机、梦想、拯救之地；我们深厚的乡土怀念，阻碍了我们去观察城市，用世界性的视野理解都市。同时，中国当代批评界和读者界对都市书写的艰难度和试错性并没有充分认识，这也是重要原因。事实上，都市和乡村并不必然形成二元对立。在中国当下，农业人口进城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这些流动人口游离于都市和乡村之间，他们的身份是模糊的，存在认同危机。路学长的影片租期表现的正是这种游离、流浪的体验，一种介于都市和乡村之间的徘徊。在他的影片中，乡村并不具
15、有救赎功能，其自身封闭且缺乏言说能力。因此，把都市文化视为农耕文化的一种异文化，是农耕文化针对都市文化的拒斥性指认的产物，是一种想象地理学，具有农耕文化的意识形态性质。作家们缺乏摆脱此种意识形态束缚的自觉，因而都市被描述为轻义重利、世俗化甚至庸俗化的、无意义的、缺乏意志和精神的漂移之地。在这种背景中，作为个体叙述者，作家应该有话语自觉，8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在农耕文化和都市文化之闯的跨文化、跨语境写作性质，只有这样脱离传统都市书写的窠臼，对传统都市书写的合法性、真理性、客观性作出质疑，创造新的都市话语。当然，我们也要对都市主流文化市民型消费文化的无抵抗的认同倾向做出批判，一部分人津津乐道于都市的物
16、质繁容，对奢侈消费无限热衷，对寄生型都市生活，零余型都市人物无批判地接受，凡此种种，都对当下都市书写及其批评构成价值挑战。 第四，世界化与民族化“权归司马” 。在新的全球化浪潮中，中国经验具有了世界性，世界经验在中国也可能找到了民族表达。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但从深层价值取向上说，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却一直认同的是建立在民族认同以及国家爱等相对爱的感情以及“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惯性思维上，这种感情惯性和思维惯性妨碍我们越过有限的功利去看更为超越的人类问题，尤其是在当今多媒体时代，这个问题对当代文学和批评的瓶颈更显意味深长。中国现代史上的爱国主义是由对帝国主义的恨来支撑的，并不能构成我们对“世
17、界性经验”作出精神认同以及中国经验获得世界性，得到世界认同的基础。然而，伟大的文学应该是高标于超越，超越一己之个人日为集体性，而超越一己之民族和国家，才能日之为世界性。当然，反过来看，帝国主义民族国家的二元文学想象也依然有它的存在理由，新殖民主义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表现出许多新的特征，这也是我们不得不警惕的；对民族化深层次的体认，是世界化的基本条件。从这点上看，世界化民族化价值观的博弈依然会进行下去，至于会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结果或何时达到该结果，在全球9化进程和多媒体时代下，答案则应该是很明朗的。 第五，有性别的文坛。这是女权主义价值观兴起带来的问题。当下文坛，从阶层分化、信仰与消费主义的对垒、城
18、乡割裂、东西方对峙等角度产生的价值冲突与混乱，在男权和女权的割裂面前都是小巫见大巫。后者的割裂已经把文坛分裂成了有性别的文坛。伴随着女权主义的崛起，文坛在性别上的价值鸿沟有越来越大的趋势。文坛似乎正在分裂成两个阵营。 三、大众传媒时代的艺术批评标准及策略 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为物质生活提供更为丰富的基础，并且通过这种物质的极大丰富为人类个性的充分张扬作出保证。但是，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有时不仅不能为人类个性的丰富和自由提供了可能，反而为人性的狭隘化、单向度化提供了契机。古罗马人文化的短暂繁荣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精神世界的丰富和高格作为支撑，一个时代的物质生活无论其当下如何发达，从长远看都会难以为
19、继。中国当代社会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多媒体时代的中国比任何时代都需要自己的建构主义者，不过很显然批评家需要更多的准备： 第一，重建批评理想及信誉，追求批评的原创性。如果说 20 世纪中国是文化崩溃与重建的时代，那么 21 世纪，则一定是一个文化整合与新铸的时代。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一个解构主义的时代，建构已经无需也不必，但是，从海德格尔、甚至尼 采我们并不能得出这个结论。海德格10尔曾将人类的精神依峙分为两种：一种是形而上学之神，一种是宗教之神。海德格尔把形而上学之神作为无法依傍之依傍，这个神的代言人不是存在于彼岸的上帝而是现世的诗人和思者。尼采一方面宣布上帝已死，另一方面又打着灯笼寻找上帝；他否定
20、的是宗教之神，肯定的是人的形而上学。中国人患的是形而上学缺乏症，中国思维中缺乏圣洁的思辨性，缺乏以人类整体为基点的超越具体历史的追问。追寻智性之光，追寻形而上学之神，在哲学思辨园里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为中国当代精神注入一个统一的、既有传统立足点又有现代气息的思想体系，给人们以超时代的启迪，也完全是有可能的。 第二，价值宽容与相对主义批评策略的确立。针对多元价值观并存的时代状况，在个体本位文化和个体论感性美学的基础上，批评的立场只能是相对主义的。具而言之，相对主义批评观作为一种方法是批判的个体论方法，就是说一个人有能力找到自己独立的看待世界的原始立足点，并有力量坚持这个立足点；相对主义批评观在今天的提出意味着批评领域里的民主、平权，意味着作家、读者、批评家站在同样的历史起点上，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向着一个开放的文本开放自身，批评是独立的平等的个体在语言中的相逢。它强调批评家从自己“在”的立场出发，也意识到相对主义本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相对主义而是相对的相对主义，因此作为个体存在的批评家必须承认其它批评家作为个体存在的权利和可能。它要求恢复批评家的个体化，以“真诚的个体的激情”为前提融入到批评对象中去。在此，我愿象当年贝尔和福莱呼唤“新批评家”一样呼唤“个体批评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