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反帝,与反帝之难因为越战，一个从三代养女身份“上升”到吧女的艾密，与那从黑奴子孙“上升”到合众国士兵的巴尼，萍水相逢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下半台北的某个地窖般的酒吧。这个相逢，虽说是底层人民超乎国界超乎种族的相逢，但对陈映真而言，还是难以说有什么特别值得歌颂之处，毕竟它是以美国帝国主义战争与中华民国劳“军”(即，美帝王师)性产业政策为宏观架构、以市场交易关系为微观基础的色情邂逅。作者描述两人在地下酒吧的如“一朵朵疲倦的月亮”的废颓灯光下的初次接触，对此，作者意味深长地说：“两种不相同的肤色相拥抱着，便有某种色情的气息。 ”但这个以色情作始的萍水相逢，终了竟成为了一个超越种族、文化、国界与世界区分的
2、爱的故事虽然是一个黑色的爱情故事。依立着那盛开的、令人为之目眩的玫瑰锦簇背景，陈映真嘲讽了一个时代的满满的残忍荒诞黑暗，特别是帝国主义战争以及种族主义。这是陈映真的另一篇美刺兼达的作品。就其“美”而言， 六月里的玫瑰花(1967)可说是将军族(1964)的跨国版本，因为它们都歌颂了出自尘秽的爱的花朵。就其， “刺”而论， 六月里的玫瑰花似乎是台湾在越南战争期间独一无二的反战、批判第一世界、攻击种族主义的文学与思想作品。陈映真的创作总是反映着他所存在的时代以及试图面对这个时代的重要问题。杜甫的诗是史，陈映真的小说也是史，而都经常可以是比历史写作还真实的史。 2野蛮的“文明”：巴尼的两大创痛 六十
3、年代，台湾知识界或中产市民对美国的概括化想象，其实也就是陈映真让排长史坦莱以演说家的辞令所自我标榜的美国：“公正、民主、自由与和平” ，当然还得加上那令所有人艳羡的富裕繁荣的现代文明。在亲美反共的大氛围下，一般人对越战的想象，也恰如小说结束时，那封印着“抓着一簇锐利的箭”的“愤怒的枭鹰”图案的越战国殇信，对战争所作的自我肯认一般，是“为无可置疑的民主、和平、自由和独立”的一场义战。1967 年，在美国大举投入越南战场，战事鼎沸之际，还不满三十岁的青年陈映真，以巴泥这个小人物的命运起伏，无言地映照出以上各种庄严誓词的致命性欺罔。这些隽刻在国家庙堂的伟大辞令，似乎都在巴尼所流淌出的鲜血中，被溶解成
4、一堆鬼画符，无从辨识。 但年轻的巴尼并不只是受到帝国主义战争的残害。他比万千无辜牺牲的白人士兵还多了一道种族主义残害。这两股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纠缠的邪恶力量，最后剥夺了巴尼大兵的青春生命与幸福期望，也同时伤害了爱他以及为他所爱的女子。在这篇小说里，陈映真对这两大罪恶所造成的永久性伤害进行了深刻的观察，并提出控诉。 小说里，巴尼不可抑制地哭泣过四次。第四次也就是最后一哭，尤有关键的意义，因为它让我们理解了巴尼何以从一个状似快乐佻荡的小子，陡然落入无边梦魇乃至精神失常。这个哭泣突涌于精神科医师“鸭子”锲而不舍的“专业”逼问下， “突破心防” ，让巴尼自白其隐匿之秘3密时。在一次战役中，巴尼的同袍
5、皆亡，他在低悬的死亡阴影下完全无助地狂奔。歇斯底里下，他把他恰巧奔入的“整个村庄打烂了” 。在精神科医师“鸭子”的导引下： 军曹又开始饮泣。 “好耶稣。 ”他说， “你一定知道我不是存心那样。你分不清他们谁是共产党，谁又不是” 。 “喝杯水，军曹。 ”医生柔和地说：“感情的发泄对你是一件好事极好的事。 ” “噢，好耶稣”军曹喃喃地说，他的眼泪静静地滑下他黝黑的脸颊，像一粒雨珠挂在古老的、黑色的岩石上。 巴尼犯的是一个类似“美莱村屠杀”的重大战争罪行，他甚至对一个“抱着断了胳臂的布娃娃”的小女孩也扣下了扳机。虽然后来部队开来，巴尼成为了“英雄” ，还因此获得擢升。这可说是任何战争，尤其是胶着的陷
6、入恐惧的无望的战争，都有可能生产出的人道罪行，而罪人不一定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在此，陈映真单刀直入谴责战争。巴尼因为屠村的人道罪行而获得帝国的战勋，使他升上了军曹。但无论是军曹这一头衔的“荣誉”或是排长以其东部口音矫揉造作的“雄辩” ，都无法掩盖战争的可耻与龌龊。巴尼得以升上军曹说明了一件事实：这整个越战的“荣誉”恰恰是建立在对无辜者的屠杀上头。 而这个谴责却又是透过对战争的底层参与者(即，那些莫名其妙卷入战争而为底层士兵的那些底层民众)的高度同情与理解而为之的。陈映真看到了掩藏在他们看似健全的心灵深处的巨大创伤。这篇小说的黑人大兵巴尼就是一个例子。而类似的例子在陈映真的写作中还不少，例如，4
7、猫牛也们的祖母 、 累累 、 乡村的教师 、 文书与贺大哥 。在前两篇小说里，战争与离乱永久性地伤害了主人公，剥离了他们的肉身与存在意义之间的联系，从而使他们只能漂浮于一种对于性的几近痴迷的追求。在后三篇小说里，战争中的荒残悖理也永久性地伤害了主人公们，让他们陷入精神异常，甚至最后以自杀结束梦魇。这其中最特别的大概是贺大哥里的贺大哥了，他独力与这个失心疯抗拒，并企图从实践中找到救赎，但最终仍然陷入再度的精神崩溃一一虽然他的救赎并非全然无意义，因为他至少救赎了一个女大学生小曹。这里不是深入讨论这些小说的地方，我想要指出的只是：陈映真对于战争的谴责是一贯的，而且他是从我们一般所认定的“加害者”身上
8、看到战争的凶残与不祥。 相比之下，巴尼所受到的战争伤害，似乎更是特殊乃至无可救药之地步。别的战争受害者皆视战争经验为鬼魅，避之唯恐不及。而巴尼可好，他因为战争罪行而精神崩溃，但在他结束治疗后，而且已经找到了他的所爱之人之下，他竟然执意回到战场，而后战死。当然我们可以废书而叹公无渡河，但如果我们不想停留在怜恨其痴愚，那又要如何解释他的这个决定呢?我认为这就牵涉到我们是否有能力进入到黑人士兵巴尼的主体状态，特别是关于他的自我认同与种族社会之间的纠葛。而这就牵涉到巴尼的另外三次的哭泣了。 第一次哭泣发生于小说刚开始，当白人排长醉态可掬亦庄亦谐地在地窖般的酒吧表扬巴尼士兵的英勇战迹，并宣布其荣升军曹之
9、刻。这个痛哭失声所为何来呢?这绝非因为一种爱国者的感动，而是因为他刹时感5到：他这样的人竟然也会有今天!哪样的人呢?“我的曾祖父只不过是个奴隶呢!”排长史坦莱?伯齐虽已八分醉但仍十分清楚“军曹”相对于巴尼的特殊意义，因为他“压低声音”狭谑地和巴尼“这头蠢驴子”说：“(今天)也许是你的家族历史中最了不起的日子。 ”说毕，还“恶戏地眨眨眼” 。 第二次哭泣是巴尼在那骄傲的、自以为是的精神科医师“鸭子”诱导下，撕开那长期密封的童年记忆之时。巴尼于是记起，父亲常常为了清出空间，把小巴尼拎出门在市灯下闲荡，而夜深不得不回家时， “有时候，那个白人还没有走，我们就得躲着等他。然后我的母亲在门口送走那个白人
10、他是一只肮脏的猪!而母 亲的身上什么也没有穿。 ” 第三次哭泣则是巴尼，也是在精神科医师“鸭子”的诱导下，回忆起越战烟硝现场的一幕之时。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下，巴尼把一个受重伤的白人同袍从险地拖回。白人同袍在临终前向他说：“巴尼，我真感谢你。 ”巴尼闻之而泣。大伙儿都还以为巴尼“是个重感情的人” ，但巴尼的真正感动点是他“忽然想到这半生从来没有一个白人对我这样说过” 。 这三次哭泣都是高度关联于种族主义。巴尼回忆他童年梦魇的第二次哭泣，见证了由于奴隶身份的历史残留，以及阶级地位的低下，美国黑人长期以来在美国社会中的种族、阶级与性的三重弱势。黑人男性若是敢沾染白人女性，他所要面对的报复，不管是来自国
11、家法庭或是群众私刑，都会是非常严重的。但黑人女性却经常可以是白人男性的付费(娼妓，)或不付费(强奸)的性对象。母亲必须成为白人玩物来支撑起这个家，而无能的父亲也只能以家暴宣泄其挫折与羞辱感。由种族与阶级体制所6带来的童年创伤，使小小的巴尼在夜里梦魇。 那么，第一次与第三次以越战为背景的哭泣又见证了什么呢?见证了来自白人颁发的?钉“荣誉”或“肯定”对黑人巴尼而言，是多么的稀有，从而多么的珍贵，足以令他“悲欣交集” 。这些最后只能以不能自己的哭泣表达的复杂且深度的情绪，无言地泄露了巴尼来自于一个有着深刻种族与阶级不平等的社会。在此，这篇小说深入讨论了一个问题，并挑战了一种关于战争的常见说法。有人说
12、，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六十年代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或其他黑人主体性运动)有一正面意义：战争机器的工具合理胜，非其所预期地，让黑人士兵头一回感受到他们和白人同袍之间的平等。黑人军士以这个平等意识为底，在他们返乡后，对种族社会的不合理展开了质疑，从而间接促进了黑人运动的开展。这个说法似乎有其部分合理，而陈映真似乎也并不完全否定这个说法。例如，当巴尼说到打仗，并说起初战争令他有些骇怕。 “但你一下子就喜欢它了你晓得，在我的平生，第一次同白人平等地躲在战壕里，吃干粮，玩牌，出任务，一点差别也没有。他们被敌人击倒了，一点也没有特殊。在打仗的时候，你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合众国的公民。 ” 但细细品味这个自白，似
13、乎并不允许我们过分夸大战争的所谓种族解放效果，因为还是有些怪怪的，因为巴尼竟然“喜欢”上打仗了。这岂不怪哉、病哉!这其中是否有这么一层幽暗的意思：是否因为巴尼想到那令他沮丧的种族主义，想到战争前他的“世界只有那么一丁点，永远是那么失望，肮脏” ，他才“喜欢”上这暂时没有种族歧视的战争机器?7这和在中国近代史中，有多少人是因为吃不上饭而“喜欢”上当兵，似乎是没有太大差异的。战争并没有那么神勇、神奇，建立了黑人主体性，而更可能只是让巴尼(以及他的众多黑人弟兄)，在种族主义体制暂时松动的战争时刻中，迂回地享受一种暂借的平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巴尼为何因为一个临终的白人小伙子的感谢话语，就不由自主地
14、哭泣起来。他并非是因为“重感情” ，好像任何两个平等相待的朋友或战士之间的感情。他的“感情”是来自于自卑，是被一个他所仰望的人所施予的荣宠所决定。果如此，这样的一种战争经验，又如何足够培养黑人大兵的主体意识，从而在之后能承担得起黑人解放运动呢?在战争中，黑人大兵和白人大兵并没有真正的平等过，因为难以说白人小伙子有类似的理由“喜欢”上了打仗，甚至还“希望战争永远没有完” 。战争以及军事合理性从来没有让巴尼的种族主义创伤痊愈，反而是他还必须经常要花上很大的气力来安定、舒缓、麻醉这个内在的伤害；这深刻地展现在他想要透过对帝国的效忠来救赎他肤色的“罪” 。因此，越战对他的意义和对他的白人同袍的意义是不
15、一样的，后者并不需要证明什么(也许除了一点“男子气”之外)，也更不会期望战争会带给他什么救赎，反而只有死亡的恐惧。因此，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更常是纠结在一块儿的；战争不但无法弥平种族主义的创痛，反而一步一步地将巴尼与这个战争奇怪地绑缚在一起，继续伤害他，让巴尼在童年的一段梦魇之后，再度陷入到无边的梦魇，终而进入精神病院，出院，继而请缨再上战场，终于战死。 种族主义给巴尼最直接的主体伤害是让他自卑、让他梦魇，这似乎8毋庸多言。而若我们更细一层读这篇小说，将会发现种族主义对主体状态的伤害并不止这些明显之处，有些伤害甚至阴损到巴尼的人格肌理。好比，我们观察到，巴尼总是在一种隐藏、掩饰或是谎言之下存
16、在着，特别是在关涉到自我认同的问题时。他尤其是不能在第一时间真实地展现自我，而必须伪饰、说谎，在一层薄脆易碎的自我安慰中活着。陈映真很细腻地展现了这样的“主体”状态。例如，当艾密疑惑地问到巴尼为何不愿意再和她一道台湾乡间一日游，并猜度地问这是否和打仗有关时，巴尼立刻否认，并且答非所问地说：“我的曾祖父也是个军人。他参加李将军，打北佬。 ”但之后没多久，在巴尼与艾密共同编织的“上校梦”的兴奋中，他又不禁慨叹：“想想看，当年我的曾祖父参加李将军的时候，他只不过是个马夫呢。 ”军人与马夫，相去岂可以道里计!因为这之中有一个种族主义的鸿沟。我想起来，在陈映真的忠孝公园(2001)里，台湾人林标当初在“
17、皇军”的太平洋战争中，就只是相当于马夫的后勤军工。 巴尼的无能于直接表白他的家世、认同与心声，从而必须遮掩并经常说谎的另一面，是他对帝国与“白(人)”的深层认同。这篇小说所要讲的一个核心道理就是：黑人巴尼想要透过认同帝国来治疗他的种族创伤，但却可悲地失败了，最终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与初绽的幸福可能。这于是就牵涉到种族主义对巴尼的主体状态的更深一层的伤害，那即是让他认同加害者。 尽管他对于个别的白人(或体面人、专业者)有一个几乎是天生的敌意，例如，他对艾密表达了他初见排长的反应：“他是个可恶又神气的9家伙!”而当他到了杜鹃窝，见到了医生，他也马上想到对方是“一只神气兮兮的鸭子，而不是医生”我们的巴
18、尼“事实上一向厌恶又骇怕那种自信、骄傲和高尚的人们” 。但种族主义对黑人主体所造成的最严重的伤害，还不是这个对个别优势者的自卑，而他最终认同的对象竟是歧视他的白人及其体面社会。他讨厌具体的白人，但他也许喜欢白人的抽象要素：白皮肤。小说一开始，巴尼走进酒吧，哼着一条有这样歌词的小调： 莫妮达，美丽的莫妮达呵 才十四岁， 养下又白又胖的娃娃， 这个小调所泄露的是：巴尼受到美国白人主流社会的歧视，他明着厌恶那个神气兮兮的压迫者与歧视者，但私底下无意识地却又是对“白人”的深刻认同。那最能激励大兵巴尼的人生未来的就是“美国梦” ，而在这篇小说的特定脉络下，或可谓之“上校梦” 。巴尼小子于是在六十年代台湾
19、的某个观光饭店的大床上，抽着烟遐思着他的未来，而艾密则像个小麻雀或是 土拨鼠一般地在他的臂弯中，仰首听着他这么做白日梦：“现在我是个军曹了。 ”他充满自信地说， “军曹上去是少尉、中尉、上尉，再上去是少校中校，然后就是上校。 ” “你一定办得到， ”伊快乐地说， “你一定办得到。 ， ” “那时候，人们便叫我巴尔奈上校一直到我老了，小伙子们还10会恭敬地叫我巴尔奈上校，巴尔奈上校。 ” “” “那个时候，人们将邀请我做善邻委员会的委员，同白人一起参加宴会，甚至给白人的小伙子一些有用的、聪明的忠告。 ”他微笑地说，“而且我将有一幢干净、安适的大房子，被高大的南方的榕树包庇着。榕树的影子使草坪永远
20、荫绿” 这是“第一世界中的第三世界”对第一世界本尊的认同与向往。这让我想起了万商帝君(1982)里的主人公林德旺。虽然那身处“第三世界中的第一世界”(例如， “华盛顿大楼”)的小人物林德旺和巴尼异时异地异国异族，不平等与歧视的脉络也不同，但巴尼的合众国“上校梦”不是和林德旺的跨国公司“经理梦”骨子里高度相似吗?这两人异国同悲，都在他们年少时，受到类似的社会底层者所常受到的伤害，林德旺是一个流氓的养子，巴尼是一个破碎黑人家庭的小孩，对他们而言“世界只有那么一丁点，永远是那么失望、肮脏” 。及长，他们想要从那口“一丁点”的井底往上爬，却又受到体制和它的“自信、骄傲和高尚的人们”的落石掼压。林德旺以发疯于后街作为那不可能的经理梦的“出路” ；巴尼以死于跨国战争， “客观地”自那不可能的上校梦中永远解脱。 但体制真的如此不仁吗?不是还有那能医治巴尼精神创伤的精神医疗体系吗?在这篇小说里，陈映真的批判延伸到对精神医疗体系的高度批判。这个批判多年之后也再次展现于贺大哥(1978)。陈映真观察到，这个现代精神医疗体制有一个隐藏的“功能”：为帝国主义与现代化体制提供医疗科技层次的支撑。我们不妨说，精神医疗是哈贝马斯所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