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后危机时期中国产业的成长方式和路径转型摘要本轮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全球经济失衡，是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强制平衡。单纯从金融衍生品、金融监管、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等金融视角是难以全面揭示其深刻本质的。通过国际、国内两个“中心一外围”的分析范式分析。显示美国经济失衡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首要前提；中国经济下滑是自身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反映。而不利的外部冲击只是诱发性因素并加深了下滑走势：面对世界经济调整和全球化新走向的挑战，中国在短期刺激和稳定经济的同时转变产业成长方式，是利在长远但决策却在当下的关键问题，对于处在失衡一端的中国经济而言，是以出口还是以国内消费来消化由投资形成的过剩产能，是产业成长路径转型的关键所在
2、：城镇化对于提升产业成长的内在动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作为需求侧扩大消费和供给侧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 关键词产业成长 城市网络 产业路径 中心外围 全球经济失衡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1)02008209 对后危机时期中国产业成长的研究须明确两个带有根本性的出发点。一是本轮危机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大背景下发生的；那么国家间经济关系到底是怎样的，需要剖析。二是本2轮危机与中国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不期而遇，新的挑战与既有矛盾义相互交织；那么新的挑战和既有矛盾到底是什么，需要揭示。基于这样的出发点，
3、本文运用了“中心一外围”的分析范式，分析了包括相互联系的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的“中心一外围” 。 一、 “中心一外围”与本轮危机的本质 从国际来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中居于“中心”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居于“外围” 。 1.发达国家通过直接投资和产业链整合，将产业链中的低端部分转移到“外围国家” ；中国凭借自身的组合优势，包括低成本的生产要素、相对完善的产业配套能力、规模大且快速成长的市场，承接了国际产业转移。不仅如此，随着“外围国家”的进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也逐步升级，即由低端走向中高端。因此，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产业越来越多，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产品线
4、越来越长：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进口的高端产品线越来越短。 2.美国依靠流动性扩张拉动消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依靠出口消化产能。美国通过贸易赤字获得商品，同时输出美元；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贸易盈余，成为美元的吸纳地。这个循环就表现为发达国家用高端产品同发展中国家交换低端产品，同时通过有利的国际贸易规则和货币金融体系，最大限度地从这种交换中获取福利。 3.高储蓄率的贸易顺差国(特别是中国)，需要将外汇储备转换为美3元资产，从而美元回流；美国依靠虚拟资产吸收美元，从而经济虚拟化，并进一步支撑了其流动性扩张。 全球经济失衡的首要前提是美国经济失衡，美国式发展道路是本轮危机的主要根源。美国的本
5、轮危机孕育于其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建立在低储蓄率基础上的发展方式。与 1960-1981 年的美国经济相比，1982-2008年的大部分年份，美国的经常项目转为逆差，资本项目转为顺差，美国通过经常项目的持续逆差向外输出美元，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新世纪以来，美同经济运行的总体态势是：储蓄低于国内投资，同时由于私人储蓄减少，政府预算赤字增加从而公共储蓄减少，两者共同造成美国储蓄下降。不仅如此，储蓄与国内投资之间差距不断拉大。因此，国外净投资变为一个较大的负数，这表明外国人在美国购买的资产大于美国人在国外购买的资产，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 。一国的净出口等于国外净投资，当国外净投资变为负数时
6、，净出口也变为负数。作为债务国的美国必然是出口小于进口，出现贸易逆差。美国贸易赤字的根源是其自身储蓄的减少，是其私人和政府透支未来的结果。如果试图在储蓄减少的条件下又不产生贸易赤字，则只能是减少国内投资，这对于美国的经济增长显然是不利的。因此。在美国政府和私人透支未来的事实为既定的情况下，包括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其他国家的资本流入美国，实质上是为美国的贸易赤字融资。美国则是通过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大量借款来维持投资和消费水平。 “主导”与“挤压”是理解当代“中心一外围”的关键。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中心国家” ，主导着经济全球化、国际分工格局和全球4增长模式， “外围国家”生产什么、产品卖到
7、哪里去这些带有根本性的经济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心国家”主导的。另一方面， “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形成挤乐。发展中国家在承接发达国家失去竞争优势的产业或产业环节的过程中，发达国家的产业链越来越高端化。而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不是天天发生的，例如 IT 产业可以使“世界是平的” ，但都难以让美国用高端产品足以交换所需的低端产品。因此，必然依靠虚拟资产吸收美元，从而导致经济虚拟化和全球经济失衡。 由国际“中心一外同”可发现，本轮危机是全球经济失衡、经济虚拟化和国际金融体系重大缺陷共同作用的结果，充分暴露了世界经济发展方式不可持续的突出问题，是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强制平衡。 从中国内部来看，东部发达
8、地区在产业发展中居于“中心” ；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居于“外同” 。东部发达地区的组合优势(包括初始条件、率先开放、区位优势、要素流动)与跨国公司供应链全球配置相契合，承接了国际产业转移并形成产业集聚，进而实现了产业升级，成为中国产业布局的中心。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的要素不断向东部发达地区流动和聚集，区域和城乡间发展差距不断拉大。 由国际同内双“中心一外围”可以发现中国产业成长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包括：(1)对 FDI 和海外市场依赖，风险敞口暴露充分，外部冲击显著；(2)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技术引进、低成本竞争和市场外延扩张，而非生产率提高和自主创新，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低端，资源、能源和环境压力凸
9、显：(3)区域、城乡发展和产业发展不平衡，国内“中心一外围”格局不断强化。 5二、中国产业成长累积的问题 近 30 多年，中国创造了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奇迹。GDP 从 1978 年的0.36 万亿元增长到 2009 年的 34.05 万亿元，年均增长 9.9(图 1)。30多年的高增长总体上是主要依靠要素投入、低成本竞争和市场外延扩张的粗放型增长。同时，高增长是在周期性经济波动中实现的。2008 年中国经济运行出现下滑态势，是这种周期性经济波动的又一次反映，其深层次原因在于粗放型的产业成长方式 低廉的要素价格使产业成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首先，中国的体制转轨加居了人口的流动，劳动力的充分供给使得工
10、资水平缺乏弹性，劳动力的低成本得以持续，进而为产业成长贡献了“人口红利”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的过程，保证了资本积累率。第二，高储蓄率和低利率政策使资本成本长期维持在低水平(个别年份甚至是负的实际利率)，银行呆坏账的冲销和“债转股”还使得企业可以不必偿还本金。第三，只反映开发成本的能源和资源价格长期偏低，加之低污染成本，这些共同构成了生产 要素的低成本竞争优势。 巾同的改革是在较低的发展水平上起步的增量改革，广阔的增长空间形成了“先进入优势” 、因此，中国产业成长表现为：高成长产业中先进入的企业取得优势，这些企业获得高同报后进入者不断增加，随后竞争加剧，导致企业间展开以低成本为基础的价格竞争，市场
11、外延得以扩张。产业成长主要依赖低成本要素投入和成熟技术的引进和扩散。技术6引进的渠道主要是通过创办外资企业和设备引进来“以市场换技术” 。因此，大多数产业中以中低技术为主，以引进模仿为主，企业的核心能力并不在技术研发上。 主要以低成本要素投入为支撑的粗放型产业成长必然引发过度投资，进而形成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交替往复和循环。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南上世纪 90 年代初的 14.2下降到 90 年代末的 7.6的波动，已经反映出上述的逻辑过程。始于 2000 年的新一轮经济增长还反映出，由于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和扭曲的要素价格，不仅产生了过度投资而且过度投资不断向重化工业集中。 过度投资引起通货膨胀
12、，需要从投资结构的角度来理解。投资可以分为长周期投资(如重化工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等)和短周期投资(如一般消费品投资)。长周期投资在形成供给之前，一方面增加货币需求，使利率上升；另一方面吸收投资品和消费品，推动投资品和消费品价格上涨，并拉动短周期投资。短周期投资同样增加货币需求，推动利率上升。可见，过度的长周期投资对短周期投资的拉动。是形成过度投资的关键，进而引起过度需求和通货膨胀。 由通货膨胀转为通货紧缩，需要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理解。当长周期投资形成供给时，由于利率上升(资本成本增加)和投入品价格上涨，其产品价格必然提高。如果在生产扩大的同时，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应扩大，那么并不会出现经济衰退
13、。相反，如果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狭小的矛盾”产生，则高增长将难以为继或经济将出现衰退。通货膨胀必然引发宏观调控通过紧缩货币7来抑制需求，这样过剩生产能力和过剩供给就产生了，并进一步强化了增长速度的下降或经济衰退。 中国的体制转轨客观上已给居民带来了风险和不确定性，这体现在失业、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诸多方面。居民的理性选择必然是缩减当前消费和增加储蓄。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居民收入的同步增长，反而出现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衡量个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 2000 年超过 0.4 的国际警戒线，近年来收入差距出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消费需求不足已不可避免
14、，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狭小之间的矛盾已显现。 比较 1978-2008 年中国实际 GDP 和居民收入增长率(表 1)，可以发现1979-1998 年实际 GDP 平均增长 9.9，实际工资平均增长 4.4，两者相差 5.5 个百分点。直至 1999 年的工资改革之后，这一趋势才得以扭转。即便如此，1979-2008 年实际工资平均增长率仍低于 GDP 平均增长率2.65 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低于 GDP 平均增长率 2.82 和 5.15 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大部分来自于劳动收入，反映劳动收入的职工工资总额在 GDP 中的比重处于下降
15、态势，从 1980 年的 17下降到 2008 年的 11.2(图 2)： 从 2000 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增长，一方面尚未从根本上摆脱粗放型和出口拉动型的增长方式，另一方面尚未从根本上摆脱不利于劳动力收入的分配结构。产业成长中的不可持续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必然通过经济波动反映出来。美国金融危机及由此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对中国形成了不利的外部冲击，这只是构成了诱发和加深中国经济下滑的外部条8件。 三、本轮危机对中国产业成长的影响 开放条件下，中国的产业成长是通过发挥要素组合优势和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实现的。中国的要素组合优势与上世纪 80 年代的产业跨国转移相契合，引进了资本、技术和营销网络等，历史
16、性地承接了国际产业转移。在对外开放中，中国通过 FDI 发挥比较优势，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成为全球重要的劳动密集型制造基地和低成本制成品出口大国，被认为是“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发展中赢家” 。 实质上，超过一半的 FDI 是将中国作为出口基地的出口导向型项目，中国产业体系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二传手”的位置，即从发达国家和东亚新兴经济体进口上游关键零部件。在华完成劳动密集环节的组装加工，向全球(主要是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出口。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由上世纪 90 年代的 30上升到目前的 60，贸易格局依然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图 3)。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处在主要是劳动密集产品生产和资本技术密集产品生
17、产中的劳动密集环节，产品的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并缺乏自主品牌。这反映了国内要素组合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竞争优势实质是劳动力优势的输出。低技术含量和低创新能力必然导致低附加价值，因此生产供应能力强与价值创造能力弱并存，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 中国依靠出口的增长来支撑投资的增长和产业成长，对海外市场、9技术和资本(其背后是技术和营销网络)依赖的增强，不仅可能固化中国产业体系在国际分工中的低端地位。而且必然使整个经济暴露在全球经济周期的影响之下，承受着不利的外部冲击(图 4a)。从 2008 年 11 月，当月出口同比由升转降，2008 年 11 月和 12 月
18、分别下降 2.2和2.8，2009 年下降 16。更需要注意的是。中国进口继 2008 年 11 和12 月分别下降 18.0和 21.3后，2009 年下降 11.2，这对于中国处于组装加工环节的国际分工地位而言，是出口深度下滑的反映。 根据商务部在中国外商投资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外资企业引进技术在中国引进技术总额中约占 50，外资企业出口约占中国全部出口的 60，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 88是通过外资企业实现的。2008年 10 月-2009 年 7 月连续 10 个月，外商直接投资(FDI)同比下降(图 4b)。即使没有出现国际资本大规模外流，本轮危机通过 FDI 而产生的不利冲击也是显而
19、易见的。 2008 年 1 季度-2009 年 1 季度的 GDP 增长率分别为10.6、10.1、9.0、6.8和 6.1，增速下滑明显(图 5a)。2009年 2 月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下降 1.6，连续第 10 个月下降，为六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工业品出厂价格(PPI)从 2008 年 12 月开始，先于 CPI 出现负增长，同比下降的状况持续 12 个月之久(图 5b)。可见，在全球性衰退中国经济难以独善其身。 本轮危机充分暴露了世界经济发展方式的不可持续，虽然经济全球化的长期趋势不可逆转，但全球经济格局面临深度调整和全面转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世界经济平衡有序发展的根
20、本途径。本轮危机不10仅是一个事件，更应被理解为一个过程。中国产业成长也是一个过程。所以本轮危机对中国产业成长的影响就不仅是一次“外部冲击” ，更是一个过程对另一个过程的持续作用。这主要体现为世界 经济调整和全球化新走向的挑战。 1.发达国家更加注重用科技引领实体经济发展。例如，美国增加对新能源的投入，希望新能源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其实质是通过“再工业化”延长国内高端产品线。塑造新的竞争优势，以高附加值产品平衡与外围国家中低端产品间的贸易。由此会带来两个需要特别重视的问题： 其一，新型贸易保护的风险加大。发展新能源的一个基本障碍是：与传统能源相比成本太高，而依靠技术创新发展新能源的速度太慢。
21、因此，无论是风能、太阳能，还是生物能源，其发展都需要政府补贴。补贴的程度是与传统能源价格相关。只有传统能源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补贴才能解除，新能源才能成为自我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可行的办法就是提高传统能源的成本。如何提高?就是制定更严格的环境保护规则。实际上，发达国家酝酿把碳排放与贸易挂钩，征收“碳关税” ，与其发展新能源是紧密相关的，是针对以传统能源为主的外围国家的新型贸易保护。其二，世界产业调整和发展的路径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例如。发展清清能源的大方向全球都认可，但在发展路径上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是在传统能源基础上通过碳收集降低污染率的方式发展清洁能源。还是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能源等新能源。为什么要强调这种差异呢?因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