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政治关联与扶贫项目瞄准胡联,王唤明,王艳,汪三贵摘 要扶贫项目如何准确瞄准贫困农户是反贫困理论的焦点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文章从政治关联的视角深入分析了这一问题。通过对 5 省 30 个贫困村互助资金试点村调研数据的分析发现:(1)具有政治关联对农户参加扶贫项目有显著正向影响;(2)村级治理不完善是导致政治关联影响扶贫资源瞄准的重要原因;(3)政治关联影响扶贫资源瞄准的外部原因是政府主导的扶贫项目过多,公益组织在扶贫领域发挥作用太小。因此完善村级治理,鼓励公益组织在扶贫领域中发挥作用,降低政治关联对扶贫项目瞄准的影响,是实现精准扶贫的重要措施。文章揭示了村级治理不完善与扶贫项目瞄准之间的矛
2、盾,并从政治关联的角度分析了公益组织在扶贫领域中发挥作用的重要性。研究结论对我国治理贫困和完善精准扶贫机制有重要启示作用。关键词:政治关联;瞄准偏离;村级治理;公益组织 引 言扶贫项目如何准确瞄准贫困农户是反贫困理论的焦点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我国扶贫瞄准单元经历了从县到村再到户的不断精确转变,但实际上扶贫项目瞄准偏离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大量的研究显示,扶贫资源传递往往在“最后一公里”发生瞄准偏离。例如在 2016 年中央纪委公开曝光的九起扶贫领域腐败问题典型案例中,宁夏西吉县苏堡乡张撇村党支部原书记何彦庆、村委会原主任王军军办理低保优亲厚友等问题。政治关联一直是经济学界长期以来
3、的热点话题。Fisam(2001)、Faccio(2006)等认为政治关联能提升公司价值。Boubakri 等(2008)、于蔚等(2012)指出,政治关联有利于企业获得相关资源,进而促进公司价值提高。国内理论界对政治关联的研究多集中在公司领域,罕见扶贫领域的相关研究。但国外学者研究了公共资源分配中的政治关联问题,如 Duflo 等(2005)认为,发展中国家分权式地方政府模式更受青睐,但这也更容易导致当地政治精英捕获公共资源。Bertrand 等(2007)发现,印度的民主分权治理实施的时间较长,官僚对公共产品扭曲分配产生了严重影响。Pan 等(2012)发现,坦桑尼亚农业投入补贴项目中存在
4、明显的精英俘获现象,村干部的家庭获得了 60的农业投入补贴项目优惠券。Panda(2015)根据印度家庭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具有政治关联的家庭更易于参加反贫困项目。我国政府在 2013 年提出了到 2020 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出列、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目标。这是自政府推动扶贫工作几十年来决心最大、资金资源投入最大的扶贫行动,其力度前所未有。要实现这个目标,不仅要准确识别哪些人是贫困人口,更重要的是要将有限的扶贫资源能在“最后一公里”之内成功转变为能使贫困人口可持续发展的脱贫资源。目前,国内对“我国扶贫资源往往倒在最后一公里”的研究大都从项目设计、资源分配和实施措施等角度
5、进行了分析,缺乏从政治关联的角度深入分析扶贫项目瞄准偏离的原因。从实践来看,在 2008 年全国立案侦查的涉农职务犯罪嫌疑人中,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达到了 4968 人,占 42.4。其中,村党支部书记1739 人,村委会主任 1111 人。2016 年月最高检披露,“一些省份村两委负责人案件超过了整个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半数,有的市县更高达 70至 80。”从理论研究来看,Pan 等(2012)、许汉泽(2015)和 Panda(2015)等都指出,村干部倾向于将扶贫资源分配给与自己关系好的人。所以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相比扶贫资源分配缺少灵活性、扶贫项目管理和审批程序复杂和扶贫项目与农户需
6、求不完全一致等因素,扶贫资源受到村干部影响而导致的瞄准偏离(即为本文后面讨论的扶贫项目瞄准的政治关联问题)一直是“我国扶贫资源往往倒在最后一公里”的重要原因。因此,本文从政治关联的视角深入分析我国扶贫项目瞄准偏离的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基于 5 省 30 个贫困村互助资金试点村(以下简称“互助资金”)的调研数据,本文分析了政治关联对扶贫项目瞄准的影响。研究发现,有政治关联的农户比没有政治关联的农户参与使用贫困村互助资金的概率要大 29.8,政治关联对农户是否使用互助资金项目有显著正向影响。同时,政治关联对农户借贷互助资金的次数和金额都有显著正向影响。此外,本文还分析了政治关联影响
7、扶贫项目瞄准的机制,发现每年贫困村村民代表大会召开次数越多(或者贫困村村两委年开会次数越多),政治关联对互助资金瞄准的影响越小。进一步研究发现:村级治理不完善是导致政治关联影响互助资金瞄准的重要原因;公益组织在扶贫领域发挥作用太小是政治关联影响扶贫项目瞄准的外部原因。与以往文献相比,本文研究贡献可归纳为:(1)基于全国省个贫困村互助资金试点村调研数据,研究了政治关联对农户参加扶贫项目的影响。从新的视角研究了扶贫资源瞄准偏离的原因,同时将政治关联的研究拓展到了扶贫领域。(2)本文分析了政治关联影响扶贫项目瞄准的机制,发现了村级治理不完善是导致政治关联影响扶贫资源瞄准的重要原因。(3)本文揭示了村
8、级治理不完善与扶贫项目精准瞄准之间的矛盾,并从政治关联的角度分析了公益组织在扶贫领域发挥作用的必要性。研究结论对我国治理贫困和完善精准扶贫机制有重要启示。本文结构为: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是研究综述和研究假说,第三部分是数据来源和变量说明,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是稳健性分析,第六部分是机制分析,第七部分是本文总结和政策含义。数据来源自 2006 年开始,财政部和扶贫办以财政扶贫资金的形式在全国试点贫困村互助资金(以下简称“互助资金”)项目,目标是在贫困社区建立自我管理、持续滚动发展的生产性支持资金,形成一套贫困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互助资金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政府主导型扶贫项目。本文使用的数
9、据源自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和国家扶贫办于2014 年联合对 5 省 20 个非试点村和 30 个互助资金试点村的抽样调查数据。基于区域平衡原则,课题组选择了山东、河南、湖南、甘肃和四川5 个省作为监测评估省。经项目省推荐,确定 2 个县各 5 个备选项目村进行监测评估。在每个县的 5 个备选村中,课题专家组以随机方法抽取 2 个对照村和 3 个项目村。然后课题组采用分层等距抽样的方法分别在对照村和项目村中随机抽取 30 个农户进行调研,这是国内较全面、有代表性的互助资金调研数据。调研内容包括:贫困村人口、耕地等情况;农户家庭人口特征、收入和家庭财产等;互助资金的组织运行情况。课题组在 2010
10、年 8 月进行了基期调研。2014 年 7 月,进行了追踪调研。基于实际研究内容需要和数据的完整性考虑,本文使用的数据是 30 个互助资金试点村农户和村级数据,研究总样本包括 788 个农户数据。研究分析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有效的扶贫开发政策,我国扶贫成就举世瞩目。从 1990-2011 年,全球极端贫困人口从 19.2 亿下降到 10.1 亿,减少了 9.1 亿,其中 6 亿多来自中国。中国极端贫困人口减少数量占全球减贫数量的三分之二。政府主导是我国扶贫开发的宝贵经验,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即公益组织等民间组织在扶贫中参与的并不多。改革开放以来,公益组织与政府合作参与
11、农村贫困治理仍主要依靠组织与政府之间灵活的、片段式的协作。光靠政府一家去做扶贫,一旦政府减少了投入,贫困又会重新出现。就扶贫而言,基于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分析视角,政府与公益组织都具有难以克服的缺陷,任何一方单独行动都难以达到良好效果。以本文中的互助资金为例,互助资金是国家扶贫办和财政部从 2006年起,以财政扶贫资金在全国进行试点的项目,目标是在贫困社区建立自我管理、持续发展的生产性支持资金。互助资金由互助资金理事会和监事会管理,但由于此项目依赖村干部发动、宣传和组织,所以事实上理事会和监事会成员有很多是村干部,由此带来了前文中提及的政治关联问题。如果互助资金度过初步运行期,其管理交由有相关
12、经验的公益组织管理,互助资金使用的政治关联问题其实可以得到一定的克服,甚至完全避免。除了互助资金以外,很多基础设施等扶贫项目都可以交由公益组织来具体实施管理。2005 年,国务院扶贫办和亚洲开发银行实施了非政府组织参与扶贫的试点。在该试点中,政府尝试将资金通过招标形式交由非政府组织实施,并划拨一部分人员费用,试点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从政治关联的角度看,公益组织参与扶贫很有必要,理由如下:第一,扶贫项目完全由政府主导,难以完全达到扶贫项目精准传递的目标。 扶贫项目“最后一公里”之内的精准传递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即便有帮扶单位,有驻村干部,也并非可以完全解决。行政性的运动式组织和人力资源配置可
13、以解决资源的传递,但无法确保资源的使用效率。贫困村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扶贫项目“最后一公里”之内的精准传递完全依靠帮扶单位、驻村干部和村干部也难以实现。一部分原因是扶贫任务繁重,驻村干部和村干部面对各种报表以及各种项目,精力有限。更重要的是,在现行的村级治理和贫困治理的环境下,政府主导型的扶贫项目难以避免政治关联带来的扶贫项目瞄准偏离问题。第二,在扶贫项目“最后一公里”的工作中,公益组织能弥补政府的缺陷,促进扶贫资源精准传递到贫困农户。扶贫项目“最后一公里”工作是一个专业性、技术性都很强的社会工作,需要有长期的工作经验。政府各职能部门都有自己的业务工作,所派出的人员并非都能胜任这个任务。同时
14、,各级地方政府经历机构改革之后,其本身人力资源已经非常紧张,难以满足扶贫一线对组织和人力资源的需求。从政治关联的角度来看,出现扶贫项目政治关联问题有两个条件:一是扶贫项目最终传递是政府(微观层次就是村干部)主导;二是扶贫项目最终传递缺乏有效监督。现行的贫困治理条件下,政府主导的扶贫项目难以避免政治关联问题的出现,但是由公益组织主导扶贫项目“最后一公里”工作却能很好地避免该问题。首先是因为大多数公益组织本身就是以社会工作为主的机构,从业人员大多都是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士,与贫困村村民没有社会关系,不会产生政治关联问题。其次是因为公益组织一直都把扶贫救助作为其主要工作内容,也在这“最后一公里”之内积累
15、了丰富经验。大多数公益组织有很好的项目管理经验,项目内部监察制度更完善和更容易执行。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政治关联影响扶贫资源瞄准的外部原因是政府主导的扶贫项目过多,公益组织在扶贫领域发挥作用太小。2016 年底,我国贫困人口数量约为 4500 万,虽然绝对数量相比以前在不断下降,但这些贫困人口往往是深度贫困人口,扶贫难度大。同时,我国基层扶贫工作人员精准扶贫工作相当繁重。在这种情况下,更应发挥公益组织的在扶贫中的作用,与政府部门形成合力,实现我国 2020 年的减贫目标。结 论通过以上分析,笔者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有政治关联的农户比没有政治关联的农户参与互助资金项目的概率要大 29.8,政治
16、关联对农户是否使用互助资金项目有显著正向影响。(2)政治关联对农户借贷互助资金的次数和金额都有显著正向影响(3)贫困村村两委年开会次数越多或者贫困村一年村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次数越多,政治关联对互助资金瞄准的影响就越小。村级治理不完善是导致政治关联影响互助资金瞄准的重要原因。(4)政治关联影响扶贫资源瞄准的外部原因是政府主导的扶贫项目过多,公益组织在扶贫领域发挥作用太小。本文以互助资金为例,分析了政治关联对扶贫项目瞄准的影响。互助资金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政府主导型金融扶贫项目,在扶贫项目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不能代表全部。笔者认为公益组织参与扶贫存在边界的问题。公益组织适合参与专业性强的扶贫项目,这便于发挥其专业、灵活、创新的优势,便于弥补政府扶贫的不足,共同促进我国反贫困实践。政策建议首先,国家需要进一步完善村级治理,打破政治关联对扶贫项目瞄准的影响机制。具体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严格执行村务民主决策制度。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会议要定期召开。第二,村庄运行要增加监事制度,增加村务透明度。通过制度建设,改变目前村庄干部权力过大,对扶贫项目影响过大的状况。第三,建立并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村务监督委员会要监督村民代表会议和全体村民会议决议的执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