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叔 鼎的定名与西周历史上的 国陈 絜 马金霞（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自 20 世纪以来，中国古史研究中的诸多疑难问题之解决，多仰仗于考古新发现所提供的新证据。尤其是殷商与西周时期，甲骨刻辞与周代金文逐渐成为研究过程中的主要史料，不经意间所发现的某些新材料，往往会成为解决相关疑难问题的钥匙。显然，山西晋侯墓地 M114 出土的叔 鼎，大概也能起到相同的作用。本文试就该器的定名及与“ ”字的释读有关的诸如“ 王” 的族源、来历等问题做出论述。不当之处，祈请专家、同好斧正。当然，与“ ”字有关的问题还有一些，例如西周历史上诸虞（吴）的关系问题，但这个话题过于复杂，而相关的材料尚有缺环，故还是留待条件成
2、熟后再作讨论不迟。一、关于叔 鼎定名的补充性意见在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第六次发掘中，曾于 M114 中出方鼎一件。 1从该鼎形制、纹饰及铭文布局各方面看，为典型的西周早期器物。在方鼎内壁，共铸铭文 8 行 48 字（图一）：隹（惟）十又四月，王 、大 、 ，在成周。咸 ，王乎（呼）殷厥士， 叔 以裳、车马、贝卅朋。敢对王休，用作宝彝，其万年扬王光厥士。图一：叔虞鼎铭文拓本及释文1 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六次发掘 ， 文物2001年第 8 期。2该器铭文，已有众多学者加以考释 1，笔者以为，除“ ”字之外，铭文大意或已基本搞清，故隶定与句读主要上是取众家之
3、长而成，其中“ ”字从黄锡全先生说， “裳”字取吴振武先生说，其他多从李伯谦、李学勤两先生之意见。其大意或可串讲为：某年十四月，王在成周行 、大 、 等祭祖礼。 礼完毕之后，王召集参与祭祀的众士，并赏赐给叔 裳、车马以及货贝三十朋。于是叔 称颂周王的休美，作宝 彝以示纪念，并永远称扬周王赏赐众士的恩德。该器铭文的意义是多方面，如“惟十又四月”之辞，在周初历法研究上很有价值，联系新近发现的覐公簋铭文“遘于王令昜（唐）伯侯于晋，惟王廿又八祀”之记录， 2说明我们对西周历法、王年的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上个世纪末“断代工程”所作的周初王年的拟合工作目前看来似有缺陷。可以肯定，成王与康王二者中，起码
4、有一王其在位年数有二十八年，设若覐公簋铭文中的“王”确系康王，那么其在位年数很可能有二十九年甚至更高。 3这一结果与“断代工程”所公布的周初王年的初步意见 4之间有较大出入，而其中的症结之一或在于我们原先过高地估计了周初历法的严密度，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许多现代手段反而显得不太适用。再如，通过对“叔 ”的考辩，有助于对西周晋国历史与晋侯墓地的认识，尤其祭祀礼器的埋藏问题需要我们做综合性的全面细致的梳理。当然，考辨“ ”字，对清理聚讼已久的宜、虞、吴诸国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有所助益，尤其是对金文“ ”国的认定，帮助极大。现在，我们回到正题，来说说“ ”字的声读、本义与方鼎的定名等问题。铭文中所涉及的两位
5、人物，一为周王，一为叔 。李伯谦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曾指出，“我颇怀疑铭文中的叔夨就是晋国之始封君唐叔虞，主持祭祀的王就是成王” 。 5这个观点，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同。考虑到文献中的相关记载以及该鼎的形制，我们同样认为，这样的推测很有道理。但不同的意见还是很多，主要的疑问便在于“ ”、 “ （吴） ”、 “ （） ”、 “ （虞） ”几个字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所以，我们愿意联系金文、竹简文字等材料，从字形的角度进一步论证李伯谦先生的意见。在讨论上述四字的关系时，我们似应注意以下两点：其一，就是形声字的来历，或称之为形声字的造字途径；其二，则是古文字中的增繁问题如添加“口”部的现象。第一、在汉字的古文
6、字阶段，形声字产生的途径主要有二，一是在初文之上添加声符，二则是在已有的文字上添加义符。至于直接拼合声符与义符而形成新的形声字的方法，不要说在古文字阶段罕见运用，即便在整个汉字发展史中也很少被使用。这个问题，裘锡圭先生有非常细致的论述， 6这里似无须饶舌了。而与本文直接相关的则是第一种造字途径。1 主要研究文章有：李伯谦：叔夨方鼎铭文考释 ， 文物2001 年第 8 期；李学勤：谈叔夨方鼎及其他 ， 文物2001 年第 10 期；饶宗颐、黄盛璋、朱凤瀚、刘雨、吴振武、张懋镕、王占奎、田建文、孙庆伟：曲沃北赵晋侯墓地 M114 出土叔夨方鼎及相关问题研究笔谈 ， 文物2002 年 5 期；黄盛璋
7、：晋侯墓地 M114 与叔夨方鼎主人、年代和墓葬世次年代排列新论证 ，载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2 年版；黄锡全：晋侯墓地诸位晋侯的排列及叔虞方鼎补证 ，同上；李学勤：叔虞方鼎试证 ，同上；沈长云：新出叔夭方鼎中夭字的释读问题 ，同上；冯时：叔夨考 ，同上；刘雨：叔虞方鼎铭的闰月与祭礼 ，同上；曹玮：叔夨方鼎铭文中的祭祀礼，同上。2 朱凤瀚：覐公簋与唐伯侯于晋 ， 考古2007 年 3 期。3 今本竹书纪年云康王“九年唐迁于晋，作宫而美，王使人让之” ，而古本竹书纪年则曰：“作宫而美，康王使人让之。 ”将二者做对照，今本之说似有所本。所以，我们
8、可以推断，今本或夺“廿又”二字，也就是说，康王二十八年燮父被改封于晋，在其后的一年中，燮父在晋地大建宫室，至二十九年才正式迁都于晋。4 周初王年数据参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2000 年阶段成果报告 （简本） ，第88 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0 年版。5 李伯谦：叔夨方鼎铭文考释 。6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 ，第 151-156 页，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3如“饮”字，最早是从“酉”从“欠” （或省作“人”形）会意，作“ ”（甲文， 合集10406 反）或“ ”，后来为标识该字的读音，所以添上一声符“今”而成“ ”之形。又如“扬”字，初文“ ”为从“玉”从“丮”
9、会意，而我们熟知的即如本铭中的属于形声字系统的“ ”构，显然是在“ ”字的基础上添加声符 “昜”而成的。所以，商周金文中文义近似的词句中会使用不同形构的“扬” ，例如：1、省 （扬）君赏（小子省卣， 集成5394，商晚期）2、 （扬）王光厥士。 （本器，西周早期）当然，还会有些通假现象，如：3、貉子对昜（通“扬” ）王休。 （貉子卣铭， 集成5409，西周早期）4、 仲休。 （ 尊， 集成 5988，西周中期）由貉子卣铭文中的假借字“昜”字之用为推断依据，再加上“ ”、 “ ”二字在时代上的早晚关系，可以肯定， “ ”乃是一个双声字，而其中所从之“昜” ，必属后添的声符。至于西周金文中习见的“
10、 ”、 “ ”、 “ ”、 “ ”、 “ ”诸形，其实都是“ ”字的变体。其中“ ”构是由于古文字阶段文字构件位置不定造成的；“ ”形则是在“ ”的基础上添加饰笔；“ ”属于省声；而“ ”又是在“ ”构的基础之上增饰笔画； 1“ ”属省形，但往往被今人误解为从“丮” 、 “昜”声的形声字。最后一字经过同义换旁后，即将“丮”字换成“手” ，于是演变成小篆中的所谓的从“手” 、 “昜”声的“扬”字。这样的例子在甲骨、金文中比比皆是，由此途径而形成的形声字，其读音既同于声符，又同于义符，也就是所谓的双声字。 2即是说，初文的音读与后来新造的形声字是一致的。倘若从这一角度出发，上述“ ”、 “吴” 、
11、 “ ”、 “虞”相互关系中的某些环节便可以得到比较清楚的解释。先说“吴”与“虞” 。现代汉语中的吴、虞二字，读音不同，结构迥异，当然词义上的区别也显而易见。但在先秦时代，情况并非如此。二字在音读上是相同的，均为疑纽、鱼部。词义上二者亦同，如虞 （佐）盘铭文（中国历史文物033）中有“兼 3司四方吴、林”语，其中的“吴”就是左传昭公二十年、 周礼等所讲的“虞候” 、 “虞人”以及尚书尧典中的“汝作朕虞”之“虞” ；再如“郭店楚简”中有唐虞之道一篇，其中的“虞”字都写作“吴” 。所以， “吴”与“虞”在古文字阶段事实上是一组异体字。而从早晚关系看， “吴”字的出现，显然要早过“虞” ，前者起码在
12、西周早期中段已经使用，如班簋铭文（集成4341）中便有“王令吴伯”云云之辞，倘若联系卜辞中“ ”字之形构 4，那么“吴”字出现的年代还可能要大大地提前，只是在殷商及早周时期不常使用罢了。而“虞”字之用，从目前材料来看，最早不会超过西周中期，如 1974 年扶风强家窖藏所出的恒簋铭（集成4199）中就有该字 5，而这件器物的年代大概属西周中期偏晚。上古音中， “虎”为晓纽、鱼部，它与“吴” “虞”二字韵部相同，而疑、晓同属牙音，也即旁纽关系。由此看来， “虞”字肯定是从“吴” 、 “虎”声，属于后造的用来标识“吴”字音读的形声字。那么， “ ”与“ ”的关系是否如同“吴”与“虞”呢？起码从文字发
13、展的角度看，1 也有学者认为“ ”与“ ”属于同义换旁，似不确。2 双声字的概念及其他例字可参裘锡圭先生文字学概要第 108 页中的相关论述。3 按：“兼”字原篆作“ ”，此从陈剑先生读，参氏著甲骨文旧释“眢”和“ ”的两个字及金文“”字新释 ，载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丛刊 第 1 辑，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4 参合集27543、35673 诸辞。5 其文曰：“其万年世子子孙孙虞宝用。 ”研究者以为“虞”通“永” ，或可备为一说，但不能排除用作“娱”字的可能，依照我们的推断，也就是该字的本义。具体详后。4恐怕我们不能轻易否定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唐兰先生早就指出， “ ”字从“ ”得义从“
14、虍”得声。 1窃以为，这个意见显然是可从的。但反对此说的学者则认为， “一般汉字构造，上从虍（俗称虎头）皆为形旁，下从皆为声旁” 。 2这个反对理由在我们看来其实并不充分，例如商周古文字中的“虖”与“虚” ，其中的“虍”均为声符，倘若再仔细疏爬，恐怕还能找出一些其他的例证来。第二、在汉字的古文字阶段，与“口”字相关的文字现象也同样值得重视。对此，我们也曾作过初步归纳，认为从“口”之字大致可以分作三种情况，即：一、就是形声与会意，即所从之“口”起标识词义或标识声读的作用；二、表示文字间孳乳分化关系，本字与衍生字之间在词义上有一定的联系；三、某字添“口”后，并不改变该字的词义与音读，是简构（或称“
15、初文” ）与繁构的关系。 3各种例子在说“敢” 一文中已粗粗举过一些，读者可以翻阅。而第三种情形，也有助于缕清“ ”、 “吴” 、 “ ”、 “虞”之间的某些环节，所以不妨再列举几条。如甲骨、金文中常见的有“ ”与“商” 、 “ ”与“周” 、 “ （司）”与“ ”、 “受”与“ ”， “追” 与“ ”、 “逆”与“ ”、 “遣”与“ ”等等， 4甚至于有添加四个“口”的个别现象出现，如“ ”（五年琱生簋，集成4292 ）与“ ”（琱生尊），之所以加四个“口”，完全是为了文字形体结构的匀称，并无其他深意。 5而竹简文字则有“矜”与“ ”（郭店楚简老子甲 7） 、 “ （智）” （郭店楚简老子甲
16、34）与“ ”（郭店楚简老子甲6） 、 “青”与“ ”（郭店楚简 老子甲32） 、 “清”与“ ”（郭店楚简老子甲10） 、 “精”与“ ”（郭店楚简 老子甲34） 、 “静”与“ ”（郭店楚简老子甲5） 、 “退”与“ ”（郭店楚简 老子甲39） 、 “安”与“ ”（郭店楚简老子甲25） 、 “ （圣） ”与“ ”（郭店楚简唐虞之道25）等等。其中所添加的“口”形，并无具体的含义，仅仅是出于文字结构美观的目的而添设的。就本器铭文来说，其中的“ （敢） ”字与大家熟知的所谓从“口”之“ ”，在词义和音读显然是一致的，这同样是一组很好的例证（当然，此构也可以作为旧文说“敢” 的一个重要补证） 。
17、 6倘若从这一角度出发，说“ ”同于“吴” 、 “ ”同于“虞” ，自然可行。 “ ”与“吴”的关系，容庚先生尝言：“夨，国名。疑吴字省口，犹周之省口作 也。 ”7此说颇有见地。只是我们认为，二字的关系恰好是颠倒过来的，似理解作“ ” 乃“吴”字的初文或更为妥当。所以，直至春秋晚期，吴系文字中还保留着“吴”字的初文形式，如吴王戈铭文中， “吴”字便被写成“ ”之形。此外，我们在卜辞中也能找到相关旁证，如：1 唐兰：宜侯夨簋考释 ， 考古学报1956 年第 2 期。2 黄盛璋：晋侯墓地 M114 与叔夨方鼎主人、年代和墓葬世次年代排列新论证 。3 陈絜：说“敢” ，载史海侦迹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
18、 2006 年版。4 按：以上例证多出于容庚金文编与徐中舒汉语古文字字形表等字书，故不再一一出注。5 至于小篆中的“乱”字，说文云：“乱，不治也，从乙、 。乙，治之也。”我们似可理解为是在会意字“ ”的基础上进一步添加义符“乙”，而原本具有表义功能的会意字反而成了声符。很显然，许慎的说法颇不得要领，其“乙，治之也”之说似乎缺乏文献依据。所以，小篆“乱”字中的“乙”很可能仅为饰笔，并无表音或表义之类的任何作用。6 按：说“敢” 一文中由于漏检本器铭文中的“ ”形，故“敢”字的演变过程遗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中间环节，今予补正。其演化途径大致可分作二：其一是在殷商“ ”的基础上加“口”而繁化成“”；其
19、二则是“ ”字省略捕猎器具而成 “ ”，添加“口”字而由“ ”至“ ”， “ ”添加饰笔或形近替代而成所谓从“甘”之“ ”， “ ”形讹变而成战国文字中的“ ”及说文所录籀文“ ”，进一步讹变便有了小篆之“ ”形。7 容庚：金文编卷 10， “夨”字条“夨王尊”目。51、甲子卜，彭贞：王艺福，其 （ ）于祖（合集 27543，何祖）2、翌日辛，帝降，其入于 ，大 （ ）在庭。 （合集30386，何组）上引卜辞一说 于祖某，一说由于帝降临于 而“大 在庭 ”，依照甲骨文文例推断，“ ”与 “ ”极有可能是一组繁简不同的异体字，其词义似乎都与一种在庭院建筑中娱乐神灵的祭祀行为有关。 1二字一从“吴
20、”一从“ ”，恰好表明“ ”“吴”为同字异构。在“ ”“虞”二字的关系问题上，多数学者都认为是一组繁简不同的异体字，只是字形分析上有所区别。如唐兰先生以为“ ”字从“夨” 、 “虍”声，所以将宜侯 簋铭文中的“ 公”径读为“虞公” ，而黄盛璋先生虽同意“ 公”即“虞公”的意见，但认为“ ”字不可能从“ ”得声，而是从“虍” 、 “吴”省声。这两种颇具代表性的意见究竟孰是孰非，其实还得从“ ”“虞”二字的早晚关系上着眼分析。依照黄先生的说法推断， “虞”早“ ”晚。但就现有材料看， “ ”字早在西周初期便已出现，即宜侯 簋铭文所示，而“虞”字之用最早不过是西周中期晚段，即前述恒簋铭文所示。所以，
21、根据我们前面所讲的添加“口”字繁化现象判断，“虞”恰恰是“ ”字添“口”后的繁构。这样看来，黄先生的字形分析肯定有问题，起码缺乏文字字形上的早晚传承依据。而唐先生的分析，明显要合理一些。倘若再联系前文所述的初文加声符的形声字的产生途径，我们便有理由相信，“ ”字其实就是一个双声字，是在初文“ ”字之上添加声符“虎”而成的，“ ”的读音，肯定和“ ”字相同。非要依据传统六书的分析术语来解释的话，就是从“ ”、“虎”省声。宾组卜辞中“ ”字频繁出现， 2可见，在这组异体字中， “ ”之时代是最早的。过去以为宾组卜辞中也有“ ”字，即合集18319 所示。但细审拓本，其形构其实是从虎从大，与“ ”无
22、关。 3所以，我们上述 “ ”、 “ ”间的关系推断，应该可以成立。分析至此，关于“ ”、 “吴” 、 “ ”、 “虞”四字间的传承发展之关系，似可归纳为以下两条途径：其一、 （初文） （初文基础上添加声符“虎” ）虞（ 字基础上添加“口”而繁化） ；其二、 （初文）吴（初文基础上添加“口”而繁化）虞（吴字基础上添加声符“虎”） 。这两条途径，可谓殊途同归。总而言之，商周古文字材料中所出现的这四个字的总体关系是同字异构。只是其中的“ ”使用频率较低，到西周中晚期之后彻底被其繁构“虞”所取代，而初文“ ”在很长时期内与“吴” 、 “虞”并行使用，但最终还是退出汉字舞台。这样的结论是否准确，我们还
23、可以从“左” 、 “圣”等字的发展变化轨迹中找到佐证。如，在商周古文字材料中，“左右”之“左”其初文为“ ”（甲文，合集5825），后来则有添加“口”部的“ ”形（班簋，集成4341。亦见于郭店楚简老子丙6）以及添加了声符的“ ”形 4（同簋，集成4271。又“ （ ）”字1 倘若我们的推测不误，似乎表明卜辞中的上帝也是受祭的。再联系商晚期 其卣铭文中的相关记载，就更能证成上帝也属商民族的祭祀对象这一观点。这个问题我们将另撰文字。2 如合集1051 正、1825、14128 正、14708、14709、21110 诸辞所示。3 按：此为刘源兄所发明，谨致谢忱。又该辞已残，具体词义不明。4 中山
24、王 诸器铭文中的 “ ”字，一作“ ”（中山王 壶， 集成9735），一作“ ”（中山王鼎， 集成 ）2840 ），这也证明上部所从之“木”（即“ ”之省变）为声符。由此也说明虞 盘铭文中的“ ”字其音当与“左”同，读为“佐”相对其他诸说稳妥。6所从 1，见郭店楚简缁衣19），而最繁的字形结构则为既标音又添“口”的“ ”（酓 鼎 ，集成 2794，又 郭店楚简老子甲6、郭店楚简穷达以时4），这一繁构，既可能是从“ ”添加声符而得，也可以是从“ ”添“口”繁化而成。这一演变轨迹，与前述“ ”字诸形间关系完全一致。同样，“圣”亦有“ ”、 “ ”（郭店楚简唐虞之道25） 、 “聖”、“ ”（郭店楚
25、简唐虞之道1）诸形。其中“ ”为初文，添“口”后则作“ ”形，而“聖”则为初文基础上添加声符“壬”后的双声字，表示“ ”当读作“壬”也即“挺”之音， 2而其最繁的形体则为“ ”，也就是在 “聖”字基础之上添 “口”繁化。显然，上述“左”与“圣”字，其演变过程是可以作为“ ”、 “吴” 、 “ ”、 “虞”同字异构之旁证的。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在周代金文中“ ”、 “ ”无别，如陇县南坡出土的 仲诸器中，该字便有头部左倾与右倾的异构 3。同样， “吴”字亦有“ ”、 “ ”等体，也能证明相同的问题。因此之故， 说文中的依据头部的倾斜方向而强分“夨（仄、昃） ”与“夭”的做法，是没有依据的。即便东
26、周以后有这样的区别，也跟商周文字中的“ ”字没有多少牵联，至少从音读上讲，三字之间的声韵过于悬隔，很难相通。我们颇怀疑， “”或为 “娱乐”之“娱”的初文，它描述的是人在娱乐时的一种形态或体态。 诗经周颂丝衣有“不吴不敖”之辞，毛传曰：“吴，哗也。 ”正义本“吴”或作“娱” ，故曰：“人自娱乐必讙哗为声，故以娱为哗也。定本娱作吴。 ”可见，这里的“吴，哗也”所用的就是该词的引申义。又前引卜辞中“其 于祖 ”、 “大 在庭”等占卜之辞，似亦可作为“ ”为“娱”字初文之旁证。至于用作国名、族名、地名的时候，它仅仅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的假借现象，并无太多深意可言，或该词已是一词多义。所以，像散氏
27、盘铭文中“虞” 、 “ ”并存是可以理解的。职是之故，我们基本可以断定，把“ ”视为“吴”、“ ”及“虞”之初文是可以成立的，故而将叔 鼎定名为叔虞鼎亦属必然，该器的主人就是晋国的始封君唐叔虞，而铭文中的王自然便是成王了。可作补充的是，尽管叔虞方鼎的器主为唐叔虞，但 M114 之墓主人肯定与叔虞本人无关，而从新近刊布的与昭王南征虎方事件有关的 甗铭文看， 4M114 主人的下葬时间最早也不会超过昭王末年，而最大可能是在穆王时期，所以该墓主人只能在燮父和武侯宁族之间选择。倘若说“ ”确实与某代晋侯的名号相关的话，那么，属于宁族的可能性或许更大。也就是说，现在已经清理的晋侯墓地中，并无唐叔虞及叔虞
28、之子燮父的墓葬。二、 国的族源及其来历既然“ ”字同“吴” 、 “ ”、 “虞” ，我们不妨借此机会谈谈 王的族源与来历的问题。1 按：郭店简缁衣引诗作“执我 （佐佐）” ，而今本 礼记缁衣作“执我仇仇” ，故“佐”读为“仇” 。就“佐”字本音言，与“仇”相隔较远。但二者词义相近，所以，读“佐”为“仇”应属所谓的“同义换读”例。2 说文以为“圣”字从耳呈声，似不确。3 卢连成、尹盛平：古夨国遗址、墓地调查记 ， 文物1982 年第 2 期。4 孙庆伟：从新出 甗看昭王南征与晋侯燮父 ， 文物2007 年第 1 期。7在西周青铜器中，有不少 王之器，如 王觯（集成6452） 、 王鼎（集成214
29、6） 、 王簋盖（集成 3871）等等。其他像同卣铭文（集成5398）中也曾提及“ 王 ”。这无疑说明，在西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以 为称的诸侯国。关于 国的族系，学界通常依据以下二条材料来定：1、 王作奠姜尊簋，子子孙孙其万年永保用。 （ 王簋盖）2、散伯作 姬宝簋，其万年永用。 （散伯簋， 集成3779）研究者依照自己的对铭文同理解，或主姜姓 1，或主姬姓 2。个中分歧，至今犹存。其实，上引材料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它们都不是标准媵器（至少是很难判别的） 。有鉴于此，我们在探讨该问题时，就不得不将话题扯得远一些，不妨先师酉诸器说起。现录相关文字如下：惟王四祀九月初吉丁亥，王各于大室，使师
30、俗召师酉。王亲袤 师酉，赐豹裘。曰：“ 夙夜，辟事我一人。”酉敢拜稽首，对扬皇天子不显休，用作朕文考乙伯、 姬宝尊彝。酉其用追孝，用祈眉寿、福禄、纯鲁。酉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享孝于宗。（师酉鼎，中国历史文物041，共王四年 3）惟王元年正月，王在吴大庙，公族鴻釐入右（佑）师酉，立中廷，王乎（呼）史墙册命师酉：“司乃祖嫡官邑人、虎臣、西门夷、 夷、秦夷、京夷、 人夷。新赐汝赤巿勿废朕命。 ”师酉拜稽首，对扬天子不显休命。用作文考乙伯、姬尊簋。酉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 （师酉簋， 集成4288，孝王元年）据师酉簋铭，吴有太庙、有公族。所谓“公族” ，也就是左传等文献中屡屡提及的的“公族” ，所以
31、吴的地位，大致与当时的诸侯国相似，或可能就是典籍及西周金文所见的“友邦冢君” 4、 “邦伯” 5与“邦君” 6一类的比较特殊的邦国。 7而册命师酉的仪式是在吴太庙举行的，依照西周册命礼的一般程式，师酉当为吴国族成员。师酉称其母为“ 姬” ，由此可知，吴绝非姬姓之国。 8上述两器，一为国家博物馆于新近征集所得，另一件则为传世器，皆不足以直接说明这一非姬姓吴国的地望之所在。但师酉家族世代所守的职事是管理“邑人、虎臣、西门夷、夷、秦夷、京夷、 人夷” ，这些夷族似乎就是居住在雍州一带的戎族。因此，我们推测，当时关中地区，定当有一个与姬周异姓的吴国存在。至于具体地望，师询诸器大概能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32、其中师询簋铭文曰：王若曰：“师询！不显文武，膺受天命亦则，于汝乃圣祖考，克左右先王，作厥肱股，用夹召厥辟，奠大命，盩和于政。肆皇帝无睪，临保我有周与四方，民无不康静。 ”王曰：“师询！哀哉！今日天疾威降丧，首德不克尽，作夒（忧）于先王。郷汝考屯恤周邦，妥立余小子，恤厥事，隹王身厚。今余惟 乃命，命汝惟拥我邦大小猶邦，佑潢辟，敬明乃心，率以乃友，捍御王身。欲汝弗以乃辟陷于艰。赐汝秬鬯一卣、圭瓒、夷狁三百人。 ”询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休。用作1 张政烺：夨王簋盖跋 ， 古文字研究第 13 辑，中华书局，1986 年。2 沈长云：谈铜器铭文中的“夭王”及相关历史问题 ， 考古与文物1989 年 6 期
33、。3 师酉、师询诸器的年代依朱凤瀚先生说。详氏著师酉鼎与师酉簋 ， 中国历史文物2004 年第 1 期。4 尚书牧誓 。5 尚书酒诰 。6“邦君”金文习见，如义盉盖（集成9453） 、静簋（集成4273） 、豆闭簋（集成 ）等等，而班簋铭文（集成4341）则又有“邦冢君” ，盖与“邦君”同。7 按：对于金文中的“邦君”问题，笔者将另作专文探讨，此不赘言。8 按：集成2600 所著录的西周晚期器吴王姬鼎铭文曰：“吴王姬作南宫史叔飤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吴王姬”之称，颇能说明吴非姬姓之国。该器现藏于陕西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我们推测，其出土地亦当在西安附近地带。8朕剌祖乙伯、同益（谥）姬
34、宝簋。惟元年二月既望庚寅，王各于大室，荣入佑询。 （集成4342，夷王元年）而询簋铭文则云：王若曰：“询！不显文武受命，则乃祖奠周邦。今余命汝啻官邑人、先虎臣、后庸、西门夷、秦夷、京夷、 夷、师笭侧薪、华夷、 人夷、 人、成周走亚、戍秦人、降人、服夷。赐汝玄衣用事。 ”询稽首，对扬天子休命。用作文祖乙伯、同姬尊簋。询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惟王十又七祀，王在射日宫。旦，王各（格） 。益公入佑询。 （集成4321，厉王十七年）其中询簋铭文中提到“用作文祖乙伯、同姬尊簋” ，师询簋铭中则提到， “用作朕烈祖乙伯、妣谥姬宝簋” 。比照前述师酉诸器中的亲称，可以推断，师询当为师酉之子。 1从二人的职守上
35、也能看出这一点来。而询簋有明确出土地点的，即今陕西省蓝田县城南寺坡村。2 所以，我们至少可以推测，西周晚期，这个与姬周异姓的吴，大概也在蓝田一带。如前文所述， “ ”为“吴”之初文，故“ 王”也就是“吴王” 。此中便引出了一个新问题，即师酉、师询所在的吴国与“ 王”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根据考古调查， 国的地望在汧陇河谷台地，相当于陕西省千阳、陇县、宝鸡县一带，而宝鸡县贾村塬则可能是该国的国都所在地。 3属于大周原及其邻近区域。从考古材料看，西周时期，汧陇河谷台地及其邻近地区盘踞着大量的强宗大族，如周、召（晚期以后可能迁徙至成周一带） 、虢（西虢） 、邢、奠、散等等，皆散布于此，它们大
36、概是作为太王故邑及宗周在西边的屏障而存在。宝鸡县在属于宗周地区的蓝田之西。两地相距大概在 500 华里左右。粗略看来， 国与吴国似乎毫不搭界。但参照周、邢的情形 4， 即为吴的可能性是极大的。也就是说，千阳、陇县、宝鸡县一带是该国的封邑，封邑内的具体事务或由 仲等负责，而吴侯（也即 王及师酉、师询等人）本人则在王朝任职，辅佐周王。 5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与西周中晚期的局势有关，当时的 国很有可能是受戎狄的逼迫而东迁到了蓝田一带了。因为就目前所能见到的 国铜器而言，其中自称“ 王”者，多为西周早期器物。惟 王簋盖的年代相对晚一些，但从纹饰等情形判断，大概也是西周中期晚段的器物。 6其他涉及 王
37、的同簋，其年代大致也在西周中期。晚期以后似乎不再有“ 王 ”之器了。此其一也。其二，从师询簋铭文看，在夷王元年之前（大概是孝王时期），周王朝曾有非常大的变故，所以，周夷王便说了一些“哀哉！今日天疾威降丧，首德不克尽，作夒（忧）于先王。郷汝考屯恤周邦，妥立余小子，恤厥事，隹王身厚”之类的话。因此我们推测，在孝王之世，周王朝与西方的戎狄可能发生过一些大的战事，作为周王朝西方屏障的 国，在与戎狄的战争中可能受到重大挫折，故而将宗庙社稷东迁到了宗周附近。不管怎么讲，说“ ”就是非姬姓的吴国之可能性还是极大的。也正因为是非姬姓之国，所以才会在自己的封国内自行称王。 71 郭沫若：弭叔簋及訇簋考释 ， 文
38、物1960 年第 2 期；朱凤瀚：师酉鼎与师酉簋 ， 中国历史文物2004 年第 1 期。2 郭沫若：弭叔簋及訇簋考释 ， 文物1960 年第 2 期。3 卢连成、尹盛平：古夨国遗址、墓地调查记 ， 文物1982 年第 2 期。4 参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 年，第 391392 页。5 按：穆王时期的班簋铭文中曾提及“吴伯” ，在对东国 戎的战争中，穆王命他“以乃师左比毛父” ，同时命吕伯“以乃师右比毛父” 。而毛公所掌控的部族有“緐、蜀、巢” 。吕、緐、蜀、巢等国族，皆地处宗周及太王故邑的西边或西南，所以我们推断，吴之地望亦在附近。而“左比毛父”的这个吴伯，或许
39、就是国的某一代诸侯。6 王光永：宝鸡县贾村塬发现夨王簋盖等青铜器 ， 文物1984 年第 6 期。7 异姓称王问题可参张政烺先生夨王簋盖跋一文。9当然，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补充说明。前引散伯簋铭文曰：“散伯作 姬宝簋，其万年永用。 ”此中所涉及的两位人物，也即散伯与 姬，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大概不外乎两种可能：一为夫妇，二为父女。倘若是夫妇，以西周妇女称名通例推断， 必定是姬姓。但是，在西周历史上，至少有两个姬姓的虞国，即地处晋南、与虢临近的“虞” （今山西平陆）以及地处今江苏苏州无锡一带的东吴。因此，不能保证 姬就是前面论述的 王之女。况且，我们还无法排除散伯与 姬为父女关系。不妨略举数例，以示说
40、明。己侯作姜萦簋，子子孙其永宝用。 （簋， 集成3772）己为姜姓之国，姜萦当为己侯之女。柞侯曰：“为季姬簋，其万年用。 ”（簋， 集成3752）柞为周公之胤 1，此簋亦系祚侯为其女所作。将这两件器铭与散伯簋铭文作比较，我们便很难坚持说， 姬必定是散伯的妻子。因此也没有充足的理由主张 一定是姬姓。如果是父女关系，则恰恰说明 非姬姓之族。西周时期的 国，究竟自何而来？这也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我们推测，它大概就是文王时期“虞芮质厥成”的“虞” 。依据文献记载，文王为了取代殷商，曾用武力和安抚的手段，使自己的大后方得以稳固。其中虞、芮二国便是怀柔的对象。即所谓“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其生” （诗经大雅緜
41、 ） 、 “一年质虞芮、二年伐于” （尚书大传 ）等等。当时的虞国，一定是与岐周邻近。因此，从地望上判断，文王时期的虞与西周金文中所见的“ ”国可能是一非二。像虞、芮这样的旧国旧族，多属武王伐纣时的友国，也就是所谓的“友邦冢君”或“邦君” ，故入周后，地位比较特殊，是王朝的优抚对象，在各自的“封国”之内系“王”为称，似不足为怪，而且也不关乎天泽严否的问题。补记：本文初稿是马金霞同学据我“古文字学”授课大意、并收集相关材料撰写而成的。尽管当时所见资料有限，在具体的分析 论证上也显稚嫩，但还是得到了评审专家的认可，金霞同学也由此获得了首届“王玉哲文博新秀奖”的鼓励。当时是 2004 年，王先生还健在。 转眼间，先生驾鹤西去已近两年。我们这些再传弟子，用这样一篇文字来寄托对先生的思念之情，或许还算合适。所以，我在征求金霞同学的意见之后，于初稿基础上，补充材料加以修订，而其中的文字补释部分，则另起炉灶，重新写作。今与金霞同学联名发表，谨以此追念先生在天之灵。陈 絜2007 年 2 月 28 日 1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