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新、旧唐书的论著中，大都沿引清代学者赵翼的说法：“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1，并由此判定旧唐书的史源。同时，在肯定新唐书“增旧书处”时，也引用赵翼在另一处所说：五代纷乱之时，旧唐书援据较少，至宋仁宗时，太平已久，旧时记载多出于世，故新唐书采取转多。请注意赵翼下面的这一说法：“今第观新书艺文志所载，如吴兢唐书备阙记、王彥威唐典、蒋乂大唐宰辅录、凌烟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凌璠唐录政要、南卓唐朝纲领图、薛璠唐圣运图、刘肃大唐新语、李肇国史补、林恩补国史等书，无虑数十百种，皆旧唐书所无者”，“皆五代修唐书时所未尝见者。”2据此，更有人认为：“新唐书艺文志所载，较旧唐书经籍志增多可见。此皆晋修旧唐书时所未能见者也。”3其实，上述认识，不论是赵翼的两段论述，还是今人的那种说法，都失于深入、细致的考察。本篇提出这一问题，希望引起从事史学史、文献学、史料学研究的专家们的注意和重视。前剑桥大学教授崔瑞德（DenisTwitchett）著有TheWritingofOffic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