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本书记述了一个工科博士毕业之后的十年职业生涯。这十年间，作者谢耘从初入职场到跻身名企高层，经历了从技术人员到管理者的角色变化，从基层管理者向高层管理者的职位升迁。本书真实地记录了一位优秀职业经理人的成长经历，既是一部鲜活立体的管理教科书，又是一部让一般读者相见恨晚的职场胜经。前言2003 年 9 月 15 日清晨不到 7 点，我带着朦胧的睡意，从北京上地赶往首都国际机场。机场人头攒动，和几个月前 SARS 肆虐时期几乎空无一人的冷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坐在美国联航的波音 777 班机内，工作中层出不穷的麻烦暂时留在了国内。飞机离开北京飞往东京成田机场，这也是我十年前第一次去美国时走的航线，往事不
2、禁从记忆深处浮现出来，如丝如缕。离开学校进入社会，转眼十年。十年中发生的一切，大大出乎我少年时期对自己未来的种种设想。十年的漂泊，十年的磨炼，许多事情历历在目，也有许多变得模糊，掩埋在了逝去的岁月之中。也许应该抽点儿时间认真整理一下了，不为自恋和消遣，而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未来，或许未来的十年，又是一个出乎意料的十年。在随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利用闲暇时光，陆续地把过去经历中自认为有意义的事情以及引发的相应思考写成了文字。这十年，我经历了一个从学生到职业人，从员工到管理者的转变，感受到了一个人的成长-那些让我获得成功和认可的事，以及那些让我至今想起来依然遗憾和尴尬的过去，都给了我最大的收获-性情的修
3、炼；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无论是国外公司，还是初创企业，抑或是大型民营企业，都给了我宝贵的机会，让我在实践中对管理的理解得以不断深入；十年中，我的领导、我的同事以及许多朋友，给了我数不清的帮助、指点和教诲，乃至有救命之恩，这一切使我永远心存感激。本来这些文字并没有公开的打算。几个好朋友看过后，建议我不要束之高阁，应该与更多的朋友分享。一个朋友在看完了部分文字后，在给我的电子邮件中写道：“让我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虽然我们可能是一些注定会被历史忘掉的人，不过每个人因为职业选择和非职业的选择形成的人生波澜，其实和那些风口浪尖上的人物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一花一世界，古代故事中的生死其实在今天的商业环境
4、中不过换了另一副面貌，即使是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纠葛也有人生大义存焉。人总是在不断反省的思维习惯下才会记录下那些对自己最触动、最深刻的事件和人，从书稿中看出你不愿意浪费任何一个生命细节，也诚恳地记录下自己的获得，只有在诚恳的前提下才谈得上分享。我相信你的读者都会感受到分享的巨大快慰。“我不知道自己的这些经历和感悟，对于那些和曾经的我一样年轻的职场初入者，对那些和我有差不多经历的管理者会不会有点滴的帮助。不过我想，成长中我们可能遇到了同类的问题，也许有相似或不同的感动和领悟。我喜爱一些关于品质的说法，与新老朋友分享和交流过去的得失，就我自己而言，正是一种提高生活品质的努力，或许可以给我们平淡无奇的日
5、子增添一些新的有价值的成分。 在美国工作的半年，使我在自身的性格方面接受了多方面的锤炼，基本完成了从学生到社会人的转变；同时，也对产品开发和管理有了粗浅的认识。最幸运的是，我有幸在周博士，一个近乎天才的人物领导下，亲身经历了一段创造奇迹的时光。本质转变-从学生到社会人初到美国1993 年的 12 月 17 日，北京已经是寒风凛冽。我作为国内一家当时在中关村比较有名的 IT 民营企业对外合作项目的第二负责人，登上了两年前我在悉尼永远错过了的前往美国的航班。如果当时成行，我可能便有机会去实现自己儿时的梦想-做科学研究，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混迹“于商业之中。我当时的身份是总工程师的助手，同机还有三
6、位我当时的同事，其中两位是我大学的同学李平和刘慧明，另一个是我在大学做兼职政治辅导员时的学生吴志聪，尽管曾经在悉尼留学两年，但是去美国对我依然是一个新奇的经历-这是我第一次去这个冷战后全球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西岸时间中午时分，航班沿着太平洋海岸，飞临洛杉矶。当飞机开始下降时，我透过舷窗，好奇地俯瞰这片我从未踏足的土地，我的心情没有丝毫的波澜。准确地讲，没有兴奋，没有激动，没有向往，也没有期待，心中只有一丝隐隐的却非常顽固的对未来的忧虑。飞机下的洛杉矶，看起来很像我所熟悉的印刷线路板，规则而平淡，完全没有我想像中的国际大城市的样子。但正是这片土地，这个城市，在我和它有了密切接触之后，改变了我的生
7、活走向。我未来十年的工作，始终是在这段经历的影响下展开的。这是我始料未及的。第一次在洛杉矶出关的经历，让我至今都对美国海关有一种反感。我们五个人竟然被当做嫌疑犯，被美国海关人员整整查了一个多小时。这可苦了在外面等候我们的 TRW 的工程师 Pete。相比之下，中国人总是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的态度对待来访者，我们的海关对老美们是否太 nice 了？我们五个人，当时是肩负了公司重任的。公司经过半年多的谈判，与美国著名的国防企业 TRW 太空电子集团达成协议，共同开发面向中国市场的民用产品。当时美国的国防企业，在前苏联解体的影响下，结束了冷战带来的黄金时代，也被迫开始了“军转民“ 。出发前
8、，双方达成一致的是先开发用于家庭的卫星电视用平板天线和高频头。对方建议的电视加密收费系统，由于市场和技术的问题，我们公司一直没有拿定主意，准备随后双方再议。 理性地工作我是在去美国之前才在李平的游说下，离开了工作不到一年的一家国内小型国防企业，也是我的第一个工作单位，离开了熟悉的信号处理专业，加入到这个公司。我在三天内就做了换工作的决定，这也是我一贯的行事特点。所以我对于双方的合作，包括公司的情况，都了解不多。未来，在我基本上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展开于我的面前。我没有时间审慎思考，便必须面对诸多未知开始行动。在行动中思考，在思考中行动，成了我未来工作的特点之一。体验完海关的百般刁难，在北京分别几
9、个月后再次见到 Pete，双方都倍感亲切。这也是 Pete 他们第一次和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合作，这在冷战时期是无法想像的，他们心中充满了新鲜和好奇。打乱仗的美国同行秉性的转变之一理性地工作开始的轻松，随着新年的到来很快就结束了。TRW 合作负责人周博士，一个来自台湾的华人，非常看好电视加密收费系统（DTS/DTD ）在中国的市场前景。在他一再坚持下，我们立刻改变了工作重点，将其他的项目后延，双方全力投入到了这个项目的开发中。为此，我们马上从国内又调了谭自强来美参加这个项目。谭自强是我研究生时的同学，精通电视技术，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他是国内电视方面的一流高手。他也是被李平游说来的，不过当时他还没有
10、从清华的一个公司辞职。我们在出国前还是为这个项目做了一些准备的：带来了相关的产品、关键器件及开发工具。当李平把他们在国内开发并投入市场的卫星电视接收机从包装箱中拿出来时，看着那漂亮的、非常具有消费品造型特点的产品，我真的有点吃惊。尽管我在读硕士期间，参与了一部海军用的新型雷达的设计和生产，但是对于家电产品却一无所知，感到这是一件非常复杂难做的事情。且不说内部的电路设计，就其外形设计和制造，我就完全没有概念。我没有想到，他们比我先工作了不过四五年的时间，竟然能设计生产出我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做的产品。当时我的心理落差相当之大。因为我毕竟是当时我们班，甚至是全清华学习最好的学生之一。看着他们设计的产
11、品，同窗了七八年的同学，在我的眼里竟有了一种神秘而陌生的感觉，真有一种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感慨。我的自信心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TRW 在十年前为军事用途，曾经设计了一个视频图像加密解密系统，加密和解密系统分别有两个大手提箱那么大。周博士就是带着那两个“古董“ ，在 1993 年 11 月到中国广电部做的演示。当时他信誓旦旦地告诉客户，在 1994 年 2 月初，一定把它们变成家用的小盒子再来北京。其实军用系统和家用产品之间除了原理相同以外，基本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当时我们大家对这个项目都没有什么信心。不过周博士过人的胆量和推动能力，还是让我们很快就全力以赴开始了工作。项目开始，首先要做的自然是系
12、统设计。这个过程让我和我的同伴们大吃了一惊。整个系统的设计，是以会议形式完成的。大家各抒己见，Pete 负责在白板上记录整理，定不下来的部分，就先画一个云彩样的轮廓，以后再说。他半开玩笑地说：“Wearedigitalguys，analogstuffistoocomplicatedtous.Wejustleavethemthereforthemoment.（我们是搞数字电路的，模拟电路的东西太复杂，先放一放，以后再说）“产品系统设计居然就在这个基础上启动了！这和我所受的教育，特别是我对于国际一流公司应有的做事方式的想像，反差太大了。如此紧张的时间，如此复杂的系统，如此艰巨的任务，就用这种方式工
13、作？我们几个人，都在心中留下一个大大的问号。随后的工作也基本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进行，完全不像我们期望的那样条理清晰、计划周全和井井有条。我们很快产生了对他们的不屑，甚至嗤之以鼻，而且他们的个人能力也相当平常。毕竟我们都是清华的毕业生，一对一地看，他们好像真的还不如我们。“系统设计“完成，便开始了电路设计。双方出现了合作以来的第一次争执：彼此都说这是对方应该承担的任务。因为我不清楚双方谈判的情况，便去问李平。李平告诉我，按合同规定应该是他们来做。由于李平和 Pete 谈不通，我便直接去找周博士。周博士在看了合同之后说道：“这种问题在美国是最好解决的了。把 Pete 给我叫过来！“Pete 一进会
14、议室，周博士便把双方的合同放在了他面前，“Pleasereadthisparagraph.（请看一下这段话）“周博士没有一点客气便直入主题。Pete 看清合同的相关内容后，竟然没有任何的废话，说：“OK,I 誰 ldoit.（好的，我马上做）“ 这个局面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找周博士之前，我心里一直在打鼓。因为双方已经僵持了两天时间。我自己猜测，Pete 至少要辩解甚至是胡搅蛮缠来为自己找台阶，而且可能对我们下面的合作产生副作用-我们的做法太不给他面子了。随后的一切证明我完全错了。Pete 他们不仅很快完成了工作，而且依然非常友好地对待我们。尽管我在悉尼有过两年的留学生活，但是学校毕竟是学校，在
15、哪里学校都有点儿世外桃源的味道。随后紧张的工作，使我没有时间回味 Pete 在这件事上的表现。但是这件事情在不知不觉中，留在了我的心底，悄悄地引发了我的转变。我开始认真地观察美国人，思考他们的特点和长处，心中的偏见开始一点点消融。我开始逐步了解美国人的文化和行为特征，开始向他们学习用理性的方式来处理事情、与人相处。几年以后，我写了一篇短文Pete 的启示 ，讲述了这件事对我的影响。 Pete 的启示1993 年圣诞节前，作为一个合作项目的副主管，我与领导和同伴来到四季如春的天使之城-洛杉矶，开始了与美国一家著名国防电子公司的合作。刚刚安定下来，中美双方公司的人员便迅速组成了项目组，投入到紧张的
16、工作中。设计方案确定之后，双方的工程师却出现了争执-都认为应该是对方负责电路的设计。异常紧张的项目突然陷入了停顿。事实上按合同规定，这项工作应该是美方的责任。我不得已找到了美方的华裔项目经理。他看过合同后说：“嗨，这种事在美国是再简单不过的了。“ 随后他将美方的主管工程师 Pete 找来，将合同请他看一下。Pete 看过合同之后，二话没说赶紧去工作了。此事也没对我们下面的合作造成任何影响。双方人员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件事当时并没有让我特别留意。相反，第一次与美国人共事的我们，尽管与对方相处得十分友好，但是我们在背后却常常表现出对美国工程师的轻视。普通的美国人确实有些像大孩子，头脑比较简单，好像
17、不如我们的工程师聪明。半年之后，样机试验完成了，我们回到国内，开始产品设计和生产的准备。同时我也成为了部门的负责人。又过了半年，我对管理工作的困难有了许多切身体会。在一次从北京返回深圳的途中，飞机上放映了一个史泰隆主演的电影。影片充分地表现了美国人性格简单直爽的一面。它使我猛然回忆起 Pete 的事情。我不禁问自己：如果 Pete 是一个中国人，他会那么痛快地服从合同的规定而又不影响下面的合作吗？他是否会认为自己的自尊心或者面子受到了伤害？甚至认为是我们故意和他过不去？我意识到，中国人和美国人在心理结构上的差别，实在不应该成为我们对美国人的做事方式不以为然的根据。我们中国人的聪明举世公认，可是
18、这聪明却在不知不觉中被自己基本素养上的缺陷，大大地打了折扣。这使得我们与那些我们认为并不聪明的民族之间的竞争，更像是龟兔之间在赛跑。美国人普遍单纯，自然有其幼稚甚至愚蠢的地方。但是，它却使得人与人之间，少了许多我们中国人常见的彼此无端的猜疑，少了许多有害无益的内耗；在工作中，大家能够就事论事，而较少发生意气用事和情绪化的冲突；在个人行为上，少了那些不必要的“个性“ ，更容易服从规范化管理的约束，在整体上保证了大规模协作和管理的可能性；它也使得管理者的精力，更多地注意在事情上，而不是人员之间的矛盾、是非和情绪上。而这正是现代工业迅速发展的重要社会文化基础之一。相比之下，在中国可能由于历史的悠久，
19、人们的心理结构普遍比较复杂，具有相当强的非理性情绪化倾向-敏感、多疑、内向和多变。在相互交流时，特别是在关键问题上，旁敲侧击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方式多，就事论事、直截了当的情况少；在工作中，横向攀比的多，按客观标准行事的少；在做事的过程中，喜欢不分场合地标新立异，不容易保持持久的专注和服从管理规范；工作的业绩表现，常常受到自己心理和情绪波动的影响，而不是自己能力的正常发挥。这些问题，在聪明、能力强和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员身上有时表现得更为突出。几年来，在管理中这些问题常常困扰着我带的团队。随着经验的积累，我逐步通过从小事和容易处理的事情开始让大家养成良好的工作作风，建立公开、透明、平等的内部沟通机
20、制以及工作和评价管理规范。这使得我后来带的团队成员，逐步适应了抛开个人喜好去就事论事，将问题摆在桌面上一起讨论，而不是背对背去议论和猜测的共事原则；面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团队内部员工能够比较坦然地接受他人的批评；部门的内耗明显降低，彼此的配合多了许多默契；员工对自己和对他人的评价趋于客观，心理的稳定性得到改善。为了更有效地建立和实行平等、开放和透明的工作方式，我和普通员工一样，在开放的办公室的普通工位里工作。有人认为我这是故作姿态，但事实上，管理者的以身作则，对下属永远有着不可轻视的影响力。那些无法适应或拒绝接受这种“简单“ 和公开工作方式的员工，则陆续离开了团队。应该讲，人心理结构的改变是相
21、当困难的，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可能见到效果。在一次部门会议上，当我明确要求员工今后不要将自己的情绪和喜好带到工作中来时，一个业务能力很强的员工当时就跳了起来，认为这个要求太高，至少短期内他自己做不到，尽管他也承认这个要求是正确合理的。理念的认同和现实的行为之间，常常有着我们自己意识不到的差距。但是，我们这些 IT 企业，直接面对国际竞争，在经验、资金和技术积累等各个方面我们都没有优势，如果在人员基本素质上再不如他人的话，我们有什么资格去参与竞争？许多基本素质的提高，是必须在实际工作中完成的。所以这个问题，是管理人员无法回避的，因为我们不能指望别人为我们培养出一代适应未来竞争环境的新人。当别人早
22、就鸟枪换了炮的时候，我们必须抛弃大刀长矛。这是一个不容讨论或讨价还价的问题。（编辑后发表在IT 经理世界2000 年第 17 期）现代工业发源于欧洲，繁荣于美国。美国还奇迹般地造就了影响全球的信息产业。百年以来，它固然有其得天独厚的外部条件。而且与我们相比-美国很多人自己也承认，它确实没有“ 文化“，没有“历史“ 。但是如果不承认其社会基础包括文化和价值观对其百年繁荣强盛所起的核心支撑作用，那几乎便近于自欺欺人。现代经济是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基础而存在的。评价文化的优劣，实在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但是，当我们必须面对现代经济带来的国际化竞争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考虑我们是否具有了现代经济成长所必需的那
23、一部分文化和价值观。在这一点上我们可能没有选择，也不能以国情等理由来回避和拖延-那样做惟一的作用便是耽误我们自己发展的时间。 第一次惊吓管理入门之一告别空谈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项目总体上在按预期向前推进。因为没有一个十分周全的项目计划，为了保证大家的工作能够有效配合，我们每天早上都要开碰头会，检查进度，布置任务，协调工作，然后再分头做自己的事情。由于我们身在异国他乡，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便每天工作到晚上 10 点。在大学我是学雷达的，对电视可以说一窍不通，因此我便承担了微控制器编程的任务。这对我来说倒是轻车熟路。尽管没有大问题出现，但是由于从来没有面对过这样紧张的任务，而且系统核心芯片的设计，
24、是 TRW 的人员在其公司内部进行的，我们无法随时看到进展。其实即使我们能了解，由于我们任何人都没有设计芯片的经验，也是不知深浅。所以我们依然忧心忡忡，看不出来我们能按时完成任务的依据在哪里。1 月底，中间的一系列测试都显示样机的功能没有问题，周博士便预订了 2 月 4 日去北京的机票，准备兑现其对客户的承诺。当时我们的项目计划在时间安排上没有一点余地。在他和 Pete 将要启程的前四天早上，最后的核心图像处理芯片才完成，我们高兴地把价格昂贵的FPGA（现场可编程门阵列）装在了机器上。接通信号后，大家全都呆住了。图像加密后看上去没有问题，可解密后的图像尽管上下部分质量不错，但是在中间却莫名其妙
25、地有一道粗粗的黑影，应该出现的图像却不见了。“天啊，怎么会是这样？“Mitch 叫道，他是芯片设计的负责人。瘦小的项目技术总负责人 Greg站在一旁，右手撑着下巴，一如既往的一脸深沉，双眼凝视屏幕，一言不发。尽管大家忙了个满头大汗，可是直到下午，那道黑影依然固执地出现在屏幕上。这时谭自强把我叫到另外一个房间。“我给你解释一下这道黑影是怎么来的。我想我应该没有猜错。“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我对电视技术多少有了一些认识，发现我们习以为常的电视信号，要远比看似神秘的雷达信号复杂。有了这点可怜的基础，我费了一些时间，听明白了谭自强对问题原因的解释。我感觉他的判断是对的。晚饭后，周博士到了工作现场，召
26、集所有的相关人员开会讨论。空气凝重而压抑。因为我的英语要好一些，所以我替谭自强详细解释了黑影产生的机理。大家各抒己见，场面倒是相当的民主，只是周博士一直一言不发。最后，除了一位年轻的 TRW 工程师外，所有的人都接受了谭自强的解释。时间已到了凌晨三点，大家疲惫不堪，睡眼蒙。周博士准备收场：“我听不太懂你们每个人说的道理，搞不清楚谁对谁错（这句话我怀疑是他自谦） 。不过既然现在只有一个人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就按谭自强的建议，明天一早马上修改设计。如果确实还是不行，我一个人去北京，给客户下跪，告诉他们我们没有能够实现承诺，请他们原谅，再宽限我们几天。我来承担这个责任，但是希望大家竭尽全力。“这便是周
27、博士的典型性格，关键时刻敢于拍板，也敢于承担后果。他第一次进大陆之前，是在香港出差。当时他面临一个影响他一生的选择：如果踏上大陆的土地，他将被美国政府终身取消在美国从事国防机密研究的资格；如果不进大陆，自己开创一番新事业的梦想将无从开始。在香港犹豫了两天，他登上了去北京的航班，开始了他自己一生中一个最重要的转折。2 月 2 日下午，新的芯片编程完毕，送到了我们的实验室。大家这次可真的紧张了，万一不成，绝不是谁承担责任的事情，而是关系到这个项目命运的问题。当信号接通后，解密后的图像清晰稳定地出现在了电视屏幕上。顿时，实验室里一片欢腾。马上有人出去买酒，其他人立即开始了系统的全面测试。测试表明系统
28、实现了所有预计的功能，我们终于取得了双方合作开始以来第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完成了我们自己都无法相信能够完成的任务。大家在实验室举杯相庆。当周博士和 Pete 把样机展示给北京广电部的客户时，他们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说，1993 年 11 月听周博士承诺，他会在 1994 年 2 月初完成样机研制的时候，他们认为周博士是在和他们开玩笑，甚至有人怀疑周博士是一个国际骗子。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本来一件不可能的事情，经过周博士的推动，在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混乱“ 状态下，竟然像变魔术一样完成了！这一切给了我从来没有过的体验。而这种体验，是难以用语言来准确描述的。世界上的事情，竟然可以这样做，我大开了
29、眼界，也对周博士产生了由衷的敬意。这个项目立项时，他便多方游说，统一了双方的意见；在项目进行中，他坚定的信念，使得我们尽管心存疑虑，却依然在无形的压力下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周博士就好像一个功率强大的推土机，只要是他认准的事情，只要是他决定做的事情，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都会一往无前，冲破一切困难和障碍。在此之前，我的信念是，越复杂的事情事先越要周密的策划，只有近乎滴水不漏以后，我才会开始行动-事实上常常是没有行动。而这段经历，使我猛然发现，做成一件事情其过程竟然和我的想像相去甚远。当我们认为无法完成一项任务的时候，原因会有很多。其中有的时候是因为你看到了太多的、你不知道如何克服的困难，也
30、有的时候是因为你对将要发生的一切无法预计而心生畏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战胜这些困难，并不意味着在无法预料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毫无办法。未来的不确定性，应该成为我们发挥自己潜力的舞台，而不是成为我们行动的障碍。 当我们面临挑战的时候，计划的周密性永远是相对的。我们更要作好准备在实践中去学习，在困难中去寻找克服困难的办法。在周博士的领导下，我初步找到了一种感觉，一种如何适度地把握计划的周密性的感觉；生出了一种勇气，一种面对从未遇到过的困难，面对众多不可预知的险境，不回避，不空谈，而是去果敢行动的勇气；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前进，是成就事业的基本规律；催生了一个新的价值观，能
31、把一个平凡的想法变成现实，远比仅仅产生一些了不起的思想更加值得敬重。与高手共事过招良师益友之一榜样的力量周博士当时年近不惑，中等身材，粗壮微胖，一副近视镜后面是一对小眯眯眼。可能由于大脑过于发达，头发已经稀少，确实给人一种充满智慧的感觉。他精力过人，当时经常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对周博士的敬意，使我自然产生了了解他的兴趣。经多方打探，知道了大概。他生于台湾，家境并不富裕。为逃避台湾的兵役制度，后去新加坡读了一段中学。中学毕业后到美国读大学。为了给家中节省费用，保证妹妹不致中断学业，他只用了两年的时间便读完了大学本科。这是一个我至今还从未听到过其他人能够达到的纪录。博士毕业后，他便进入 TRW 工
32、作。中间曾和朋友创业，公司成功，但他却又回到TRW。不过创业的梦想在他的心中一直挥之不去。我曾经和他经过那家他参与创建公司的办公大楼，看得出，他在望着那栋大楼的时候心中颇不平静。在 TRW，他是位置比较高的华人。我好奇地问 Pete，作为一个华人，周博士何以在 TRW 这样一家美国大型国防企业中脱颖而出。“Well，Icannotgiveyouthedetails 誧 auseweareadefensecompany.（我不能解释具体的细节，因为我们是国防企业）“Pete 告诉我，“ButIcantellthatheoncedidsomethingthatnobodybelievedit誷 p
33、ossible.（不过可以告诉你，他曾经做成了一件别人都认为不可能的事情）“Pete 讲的周博士的这段经历，尽管略去了所有的细节，但是对我的价值观影响非常大。他让我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事实：如果你认为自己优秀，就应该敢于去做他人做不到的事情。这一信念直接导致了我后来面对各种别人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时候，从来没有退缩过。而且完成这些不可能的任务，成了我工作的主要内容。1996 年的时候，在向一个朋友请教问题时，他对我讲：“弄斧一定要去班门。“ 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在还没有被自己的经验固化的时候，能够与一流的高手共事过招，我认为意义极为重大。真正杰出的人，其所做的事情通常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尽管后面
34、会有大量的跟随者，但是开创者与跟随者之间的本质差距，不会因为跟随者后来更为出色的表现而减小。先行者与跟随者1986 年在 IBM 苏黎世实验室工作的 G.Bednorz 及 K.A.M 焞 ler 发现镧钡铜氧化物在 35K 时有超导转变。两人因这项发现在 1987 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此一发现引起铜氧化物的研究热潮。在很短的时间里，国际上许多国家也包括中国的科学家们，先后发现了新的高温超导化合物，将长期处于液氦区的超导现象，革命性地提高到了液氮区，使得超导现象终于显现出实用化的前景。在科学界，这种个体实现的突破带来大面积跟进的现象并不少见。这一现象，还广泛地存在于其他行业中，包括企业界和体育
35、界。尽管大量的跟随者后续的工作，远远超过了开创者所做出的成绩。但是，第一次完成突破的人所具有的特质，可能是后来者永远也无法具备和超越的。当然这里不包括完全靠偶然机遇获得的突破。先行者的成功，并非简单地因为逞一时之勇而去吃了一口螃蟹。先行者通常具有一种持续的顽强，对超越现实的不灭渴望和挑战“不可能“ 的勇敢。而且，突破的获得，常常脱离了现有的经验和理论，表现出先行者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有着超越他人的深刻和广博。当然，操作层面的能力，也是实现突破的必不可少的基础，但是这不是区分领先者和跟随者的关键要素。先行者的突破之所以能够引发大量成功的跟随者去完成，甚至是更好地完成，最重要的在于先行者用事实为他
36、人提供了一种无可置疑的可能性保证，再加上一些操作层面上方向性的暗示。这些，已经足够帮助那些有着良好执行能力，但是缺少眼光、洞察力以及勇气和顽强的跟随者完成从零到一的过程。用跟随者后来的成绩，去贬低先行者所具有和创造出的价值，只能说明自己的局限。与高手共事过招，特别是如果我们能够深入地去研究对方在做开创性工作时的事情起因和过程，而不仅仅停留在对结果的分析上，可以帮助我们打破许多潜意识中无形的束缚，发现我们自己的潜力，看到存在的丰富可能性。自我束缚常常是我们无法进步的最大障碍。它不只阻碍我们挖掘自己的潜力，而且障住了我们的双眼，使我们看不到这个世界给我们提供的各种可能。另外，通过与高手一起做事，我
37、们可以学到作为一个旁观者可能永远也无法体验到的做事的真谛。毕竟隔岸观火与身临其境相比，在切身的体验以及引发的感悟上是有天壤之别的。回首往事，我非常庆幸自己刚刚走上社会不久，便在周博士这样杰出人物的领导下工作。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接受周博士的风格。我回国以后，显然是受周博士影响很大，有一次李平向我抱怨：“你怎么像周博士似的？“ 周博士无意中帮助我比较快地从一个学生的角色和心态，转变到了一个社会人的角色和心态。使我不再自我陶醉地满足于坐而论道或评头论足，而是更看重我自己能否做出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事情；学会了作为一个主人，去倾尽全力担负起自己的责任，而不是在遇到问题时满腹抱怨，似乎出错都是别人的，损
38、失也与自己无关。从注重理论和逻辑推演，到注重实践，在实践中总结学习；从以一个旁观者的态度来看问题，到用主人的心态，去克服一切困难，这可能是从学生到社会人的转变中最为核心的内容。 周博士对我影响至深，后来我专门写了一篇短文。果敢行动近几年来，一直在 IT 行业做技术管理工作，不止一个人问过我是否曾经学过管理。管理上的培训倒是参加过不少，亦有很多收获。但是真正可以称为“学习“ 的经历，是 1994 年上半年我结束学生时代刚刚参加工作不久，我在美国洛杉矶参加与一个著名的国防公司合作开发项目过程中发生的。那半年的时间里，我有了两个重要的改变。其一是果断行动的习惯，其二是实际操作能力的锻炼。这实在应该归
39、功于美方公司的项目经理-出生在台湾的周博士。他是我至今亲身见到的惟一一个我认为可以被称为天才的人。由于家境拮据，为了早日自立，他来美国上大学时，竟然只用两年的时间读完了本科。我自己感觉这要比用两年读完博士难多了。在共事的过程中，他绝顶的聪明得到了我们双方人员的一致认可。项目出现问题如果他不在场，大家心里就发慌。但是他给我最深的印象和影响，是他竟然能够将绝顶聪明和果敢行动的作风近乎完美地统一在一起。在他身上，缜密思考和敢作敢为相得益彰。在推动项目的过程中，不论发生什么样的困难，他都会想尽办法来解决，而不是唉声叹气犹豫不决；一旦谁有了好的想法，他便马上推动付诸实施。正是他的这种素质和能力，使得我们
40、这个项目几次绝路逢生。美方的人员对我讲，他们在公司多年，从来没有做过进展如此之快的项目。出于好奇，我曾问过美方人员，周博士何以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在这样一个国防公司内得到重用。美国朋友告诉我：周博士曾经做成了一个其他人都认为不可能的项目。这使我对他更多出了几分敬意，而这敬意也是基于自己多年做学生的感受。从小学一直到海外留学，自己都是个“好学生“ 。随着知识的增长、见识的扩大、对问题思考的深入， “无知无畏“的冒失确实少了许多。但随之而来的是瞻前顾后、犹豫不决和知难而退的毛病。遇到事情，首先是对各种可能的不好后果的盘算，还有个人得失的权衡。潜意识中对失败的恐惧常常最终导致自己放弃应该的尝试，然后用
41、事后诸葛亮式的聪明，给自己的怯懦和自卑找一些安慰和借口。在洛杉矶的半年中，周博士带着我们再次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让我亲身感悟到了一个早就懂得的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事情是干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哲学家们只是在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语）“ 我明白了，许多事情如果我们真的用心去做，其实并没有看起来那样难。面对新的挑战，我们固然应该深入地思考和全面地分析，但是我们不必退却，不必害怕，也不必自卑。生命的价值在于我们不断地去做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作为旁观者去指点江山、发表议论。这个世界上需要旷世奇才来解决的问题其实很少，我们碰到的恐怕都是我们只要倾尽全力就能解决的。即使失败了，我们依然会有
42、有价值的收获，至少比白日做梦似的空想要有意义得多。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的转变。从此开始，我便逐步摆脱了学生时代的“君子动口不动手“ 的毛病，更蔑视我们小时候就批判了无数遍的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的说法。哪怕是天大的事情，只要需要，我就毫不犹豫地去做。尽管实在没有做出什么值得夸耀的事情，聊以自慰的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又有了许多新的体会：产生伟大的思想固然了不起，但是能够将哪怕是不那么伟大的，甚至是平凡的思想变成现实则更了不起。更重要的是，一个没有能力将思想变成现实的人，其思想可能更接近于空想。因为尽管许多科学知识是可以通过文字学习的，但是对于生活和社会的理解和认识，却必须从实实在在
43、地做平凡的事当中去感受。也许你感悟到的一切变成文字后，是那样的简单和平淡，有人在用嘴重复着同样的话，有人则不以为然。可是有过亲身体验的人是能够分辨出，同样的道理和语言，表达者是用心感悟到的还是在形式上学到的，在实践中这两者就更有本质的差别了。那些平淡和简单的道理背后，不是小聪明的卖弄，而是真实的生命在燃烧。像周博士那样能够将深邃的思想和果敢出色的操作能力统一在一起的人，在现实中我发现实在不多。可能是因为一个人一旦拥有了一种突出的能力，便由于害怕失败等各种原因，而不愿意再去学习锻炼新的其他的能力。结果，有的人长于“思想“ ，以旁观者的超脱去评价别人的辛苦，而不知道用心的当事者感悟到的真谛可能远比
44、他自认为懂得的要多得多；也有人忙于行动，满足于自己的时间被不知是否重要的事情全部占满，以逃避独自面对自己心灵时产生的空虚和尴尬，不习惯清闲片刻以反躬自省，去感悟一下世事纷纭背后那些并不复杂的道理。真正能够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在一起的人，即做到“知行合一“ 、“理事圆融“，我认为就是天才乃至伟人了-如果他的思想超越了自我的局限。 （编辑后发表在IT 经理世界2001 年 3、4 期合刊）1994 年年底，周博士离开了 TRW 回到台湾再次创业，我失去了和他的联系。2000 年，TRW 的原亚太负责人方先生（也是台湾人） ，在北京看到了我在杂志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尽管我用了笔名，文中也没有透露周博士的全
45、名，他还是一眼就看出文章是我写的。他把文章复印后发给了在台湾的周博士。一年后，我在北京见到周博士的同事，得知周博士把那篇文章在公司内部张贴了出来。有我这样一个真诚的崇拜者，周博士可能也颇感自豪吧？负面情绪放大效应秉性的转变之二平等与尊重初战告捷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我们必须面临设计真正产品的挑战了。原理样机和产品还是有根本性差别的。最后的产品，图像处理需要设计一个专用芯片，而不能再用价格昂贵的 FPGA。这首先涉及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由于离开国内之前，这个项目并没有定下来，所以有一些合同条款需要补充谈判。总工程师是一个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我不好意思让他太费心，自己便硬着头皮冲到了前面。其实
46、在此之前，我根本就没有任何谈判经历，更别说与国外企业的谈判了。对方有公司的法律专业人士作支撑，而我们总共只有六个人，还全是搞技术的，并且主要在做产品的开发工作。英文的法律语言，常常一句话长得可以有十几行，准确地理解其含义已经让我有些头痛，我们提出的修改建议还必须使用同样的语言风格。人在压力之下或许会有超常的发挥。在谈判的过程中，有一次对方看到我提出的修改文字后，有些好奇地问我是否学过法律。好在合同大的方面已经没有问题，谈判没有拖太长的时间。不过这段谈判，我却首次体验到了律师做事的风格：提出的建议一定把自己保护得天衣无缝，不管对方是否能够接受。这一点我至今也做不到，不知道是否因为我太过书生气，可
47、是律师也应该算是知识分子吧。产品开发开始以后，我便把微控制器编程的任务交给了吴志聪。我主要做一些管理工作，中间也帮助解决一些我搞得懂的技术问题。由于是产品样机，需要实现的功能远远超过了 1 月份开发的原理样机，软件控制功能也复杂很多。吴志聪的经验不足，工作进展有些拖延，我对他也逐步表现出了不满情绪。大家的工作氛围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而我自己却浑然不知。有一天，李平找到我，“谢耘，大家感到和你一起工作比较有压力，这种状况好像不太对吧？“ 他客气地提醒我。话很短，语气也不激烈，可是却让我愣住了。是呀，我们这个担负着整个公司希望的队伍，只有六个人，而公司远在国内，很多事情一时都帮不上忙。我们把吃奶的
48、劲使出来，还未必能够完成任务，我有什么理由用一种消极负面的态度去对待别人的工作？没有谭自强的经验，我们怎么能在 2 月初完成原理样机？没有李平他们前期产品开发的基础，我们要花多少时间去解决产品外观等问题？即使吴志聪缺少经验，但是他任劳任怨，谁给了我权力可以蔑视他的辛勤劳动？我即使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自己把所有的事情都包下来，更何况至少当时在经验上，我在许多方面还不如别人。作为一个管理者，我的职责是完成公司的任务，而要完成任务，我必须想方设法让大家把自己的潜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要做到这一点，我应该给大家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和氛围。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我可以依靠的只有眼前这几个人，我应该做的不是去指责和抱怨，而是要建设性地帮助大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和做学生有着本质的区别：作为学生，你只要自己努力，就能够学好，但是在工作中，没有大家的配合，你通常只能一事无成。其实，当你向别人宣泄自己负面情绪的时候，尽管当时你可能得到一种轻松甚至是满足，可你负面的情绪一定会在别人那里引起一定的反应，而且通常会是同样负面的反应。如果你是组织里的一员，这种负面的反应将会在你所处的组织中扩散，最终通常还会以某种形式反馈给你自己。更为糟糕的是，反馈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