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最新梳理改革开放 40 周年征文 6 篇1977 年，我出生，排名老六，奶奶给我取名阿红。1978 年，刚断奶，母亲去世，我刚满周岁。我记忆中的“母爱”，是奶奶和两个姐姐把我小小的饭碗盛满，放上一小片花肥的肉，奶奶常常挂嘴边一句话：老肥肉、擦擦锅，大铁锅、不生锈。我的家在街口，门外是一条黄土路，路的那边是一条清澈的河。每天夜里听着“哗哗”作响的河水入眠，是我童年最美妙的音乐。常常有货车经过家外，大风吹起黄灰漫天飞舞，模糊了对门的青山，却从未让那条小河浑浊。奶奶喜欢坐在门口的小木凳上，安静地听流水声，跟放牛的董三打招呼，问隔壁二姨妈砍了几捆柴，捡了几箩菌儿，分一点阿六叔摘的羊奶果给我们 年复一年
2、，乌黑的头发渐渐花白，渐渐成为银白的发丝我们都知道，她在等一个人我从未谋面的爷爷。爷爷是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会拉小提琴，会画设计图，那年修宁洱到景东的路，爷爷作为工程师之一参与其中，到了景东，来一封家书报平安，竟再也没有回来过。留下奶奶一个人，带着刚学会说话的阿爸，这一等就是一辈子。记不清是哪一年头，夏天特别热，轰隆隆的地震了，在磨黑中学读高中的二姐走了整整一天的路才回到家，奶奶就这么在家门口站了一天，满脸惆怅的看着这条归家的路，眼里偶尔有亮光闪过，偶尔一声哀叹。夜幕降临，二姐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中，奶奶给她倒了一杯热水，转身回到她幽暗的房间里，我听到她闷声哭泣，这是唯一的一次，听到奶奶哭泣。从
3、小到大，奶奶从未提起过爷爷。已过世的她不知道，我们已经和爷爷景东的后人联系上，连通两地的柏油马路只要 10 个小时就能够往返。路越修越宽，越修越直，再也见不到黄土飞扬的场景，我们和景东的亲戚大年三十早上电话一约，晚上就可以坐在一起吃团圆饭。无数个夜里，我梦到爷爷折返故乡，梦到他拉着奶奶的手，两个人紧紧相拥，热泪盈眶。奶奶一生未再嫁，隔着半个世纪，我依然能够体会到她深刻坚毅的爱，爱了 60 年，有过恨，却从未后悔，这是一段倾城之恋，也是那一代人的无奈。我出生到现在，正好经历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四十年的变迁，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节奏。那个吃不饱、吃不好的年代早就远去，节假日出游、大购物大
4、血拼、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为新常态。如今纵横交错的交通网，水路空三通，我们不再会因为等待而感到煎熬，想见、相见就是这么简单，就是可以如此任性。从前的车马很慢，一封信，辗转就是数月，一份情，相恋就是一生，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是等待，让时光变的温柔，让温柔变得情意绵绵，也是等待，让岁月弥足珍贵。此时此刻，我正乘坐普洱飞往昆明的航班，半个小时之后抵达目的地。改革开放 40 周年征文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华夏大地之时，我 9 岁，正在农村上小学三年级， 38 岁的父亲是我们学校的小学语文老师。那时的我，对中国这件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没任何概念，但对父亲清晰的记忆却从那时开始。贫穷困顿难掩才华的
5、父亲我的父亲 59 年就参加了工作，在江西一个叫乐平的县城当小学老师，后来因家庭成分不好，63 年便调到边远山区段家小学任教，但一直没有转正。68 年还是因家庭成分问题离开了教育岗位，和同样插队农村的母亲都成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虽然父亲平时也和当地农民一样砍柴种地，农忙时节要帮我那下放在农村的舅舅插秧、收割水稻，但父亲无论从外形还是气质上看都是和别人不一样的。父亲戴副眼镜，身材颀长，好静少言，斯文儒雅，还滴酒不沾，注重仪表，虽然衣服和大家一样全是补丁，但穿在他身上就看起来妥帖干净，所以当地人包括我母亲都直接叫他“眼镜仂”。父亲和别人不同的地方还在于他注重我们姐妹三人的学习，无论家里多么贫困
6、，都会给我们订阅少年文艺儿童文学，也会陪我们一起下跳棋。那时的农村，放学后或寒暑假孩子们基本都在外面撒欢，踢毽子、跳房子、荡秋千，或者上田里拣稻穗、田螺喂鸡喂鸭，整个村里，读书看报的似乎只有我们一家。我从小对父亲就很崇拜，我的爷爷在文革中因为右派身份（文革后被平反，为中共离休干部）被关押十年，作为家中老大的父亲初二就不得不辍学出来打短工补贴家用，照顾我奶奶和他四个年幼的弟弟妹妹。尽管修桥铺路、挖煤烧石灰、泥工瓦工什么活都干过，但父亲的内秀还是贫穷和落拓掩盖不住的。父亲写得一手好字，软笔硬笔都娟秀中自带风骨；父亲不仅唱歌好听，而且懂乐谱，会乐器，手风琴、口琴、笛子、二胡都能无师自通玩得有模有样，
7、父亲是语文老师，也一直兼着学校的音乐课。父亲虽然学历不高，但天文地理、文学艺术，似乎无所不知，甚至比很多文科大学生都强；父亲还心灵手巧，既能修钟表电器又能踩缝纫机做衣服，总之坏了的东西一到他手上总能神奇地修复如初。父亲特别能接受新鲜事物。79 年，他用我母亲卖鸡蛋攒的钱偷偷进城买了一台春雷牌收音机。每天早晨我们都是从字正腔圆的播音中醒来，记忆最深刻的是每天中午 12 点半，我们家走廊的柴垛爬满了听杨家将评书的学生，而父亲总是心领神会地把声音调得很大。80 年代末期，父亲还自学成才学会了摄影，在全民下海经商的年代，父亲唯一挣过的外快就是用那台凤凰 205 相机给学生照过毕业照。不过还抵不上父亲给
8、亲朋、同事义务照相洗印、过塑的费用。我小学二年级时，母亲也成为了学校的代课老师，两人教平行班，母亲教我，父亲教另一个班，都教语文。但两人教学风格截然不同，母亲习惯“关学”，就是放学后，那些学习不好的要留下来背诵课文或成语，不背会不许回家。而父亲特别反对“关学”，主张教给学生思维的方法，要在课堂上学会融会贯通。我当时就怨自己命不好，不能在父亲手下自由自在地学习。晚年的时候，父母经常打嘴仗，比谁教的学生有出息的多。但事实还是明摆着，父亲的学生考大学的多，母亲的学生读中专的多，不过当时能上中专也是非常荣耀的，母亲的方法见效短平快。再儒雅也得劳作的父亲我读初中时，父亲已经是正式的公办教师了，从村小学调
9、到乡中心小学成为一名校长，但父亲依然要干不少农活，我们家全盛时期六畜兴旺，鸡鸭鹅猫狗猪全养。童年的生活我们大多时间是没心没肺的快乐，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在父母为生计发愁的时候，我们也多多少少被感染，会心情压抑，当然也学会了察言观色。特别是每个周六日父亲上山去砍柴，从下午三点起母亲就把红糖水泡好，然后开始焦虑不安，一趟趟去村口等待。我们的心也总是和母亲一样，非常地紧张。因为深山老林里有蛇、有野兽、有陷阱、有沟壑，有时一不小心会失足踏空。而每当在村口远远地看见父亲的身影时，我们便会小跑回家，端出早就泡好并用井水冰镇过的红糖水。待父亲到家后，父亲喝糖水的功夫，我和妹妹便忙不迭地用大蒲扇给汗流浃背的父
10、亲打扇。父亲不是一个人上山砍柴，而是和学校里其他几个老师，推着钢丝车（比陕北的独轮车要大），吱吱呀呀地要上十里开外的深山里砍柴。父亲推回家的钢丝车上两边都是几根胳膊合围都抱不过来的大树干，据说总共有五六百斤。父亲没有儿子，姐姐初中就在外上学，很多体力活我得和父亲一起干。比如锯木头，我会和父亲一人一头拉锯，把那几米长的大树干锯成一节一节的圆木。然后在父亲用斧头挥汗如雨地劈柴时，我会把劈好了的柴火整整齐齐码放在屋檐下的墙角。我个子虽小，也和父亲一起抬过水，挑过粪，一起挖红薯、砍甘蔗、摘棉花、晒芝麻、榨菜籽油。不过对我来说，更多的是搭把手，是蹦蹦跳跳享受收获的喜悦，很少体会到日复一日的艰辛劳作对父亲
11、身心的重压。父亲有严重的腰肌劳损，但为了我们一家正常生活的运转，他必须陀螺一样旋转不停，每次看见母亲偷抹眼泪时，我也会辛酸难过。所幸的是 84 年我读高中以后，父亲上山砍柴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因为那时可以买柴烧了，3 元一立方，虽然父亲那时的工资并不高，但一家人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87 年调到县城当老师，我家开始买煤自己做蜂窝煤，再后来便直接买成品。等到 90 年代末的时候，家里开始烧煤气罐，不过扛煤气罐到四楼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2005 年父母来到北京定居，用的是天然气，只需开关轻轻一拧。父亲是彻底从体力活中解放出来了。甘为孺子牛的父亲父亲对我们三个孩子非常地宠爱，从来没打骂过我们。不过母亲眼
12、里的父亲和我们眼中的父亲总是那么不同，母亲总是痛恨父亲不谙人情世故、自私冷漠、缺乏责任感等。最让我听出老茧的是，小时候家里请客或者上村里吃喜酒，他总是毫不顾忌满桌人的眼光，抢先把大鱼大肉的先夹到我们姊妹三人的碗里，生怕我们吃亏了。对我们来说父亲此举却是发自内心的舐犊之情。我永远都记得 1987年，父亲送我去南昌上大学，当时火车票是 4.4 元，慢车，要坐一天。父亲走时，除了留下一张买车票的钱，把兜里所有的零钱一毛两毛的都给了我，然后故作轻松地转身离去。望着父亲远去的背影，一想到他整天连口吃的都买不起，便忍不住泪水涟涟。谁说只有朱自清父亲的背影才打动人，一百个父亲，便有一百个感人的背影。我们的学
13、习、生活、交友基本都是母亲在管。而母亲管教的方式比较简单粗暴，非打即駡，虽然当时很反感，但事后觉得这在中国其实也是行之有效的一种教育方式。母亲常常抱怨父亲对我们不管，缺乏责任心。但父亲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确实管了我几件大事，让我至今对他感激不已。84 年我初升高，当时志愿填的是小中专，中专作为铁饭碗是大多数农村学生的首选，当时我成绩非常好，自然也随俗填了中专。可是当年姐姐收到了大学通知单，成为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让我心里好羡慕，也想上大学，于是忐忑地向父亲表达了我的愿望。父亲知道我的想法，一点都没犹豫，不顾母亲的反对，立即给教育局写了一个由中专改读高中的申请。对很多想读中专的人来说，凭空多出一个名
14、额，自然求之不得。结果我很顺利地上了县城一中，并在 87 年如愿成为一名大学生，所以我在内心很感激父亲当年的远见和胆识。在我高中的早恋和大学的一次恋爱中，由于我的任性和无知，最后都弄得焦头烂额，要死要活，无法收场，但父亲从来没责怪过，每次都是在我无助时一声不吭地帮我擦屁股善后，让我重振旗鼓，还能再次迎接新的生活。91 年我成为景德镇一专科教师，那时正是全民下海的狂热期。母亲所在的小学很多老师课间时开始卖给学生包子、饺子，据说所获颇丰。而父亲的一些同事则张罗着办公司，有个校长准备业余时间做旅游鞋的生意，要拉他一起入股，但父亲丝毫不为所动，继续心无旁骛地当他的老师。天生不安分的我自然蠢蠢欲动，也准
15、备趁带学生实习三个月的时机去广州去寻梦，父亲却意外地支持了我，亲自把我送上南下的火车。只是中文系的学生就业面非常狭窄，不是当老师就是文秘，文秘还得美貌与经验并重。在人才交流市场，我像牲口一样被人挑挑选选，指手画脚，自尊全无，后来身份证又丢了，心情特别沮丧，于是开始怀念在景德镇当老师那种安闲舒适的生活，便试着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父亲听出我言语中的犹豫，什么也没多问，只是说：想家就回来！那一刻，我泪奔了，我甚至忘了父亲对我的期许，忘了自己离开时的豪言，立刻下定了回家的决心。回家后，父亲曾装着不经意和我聊起他的过去，说自己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初中都没毕业， 72 年下放到农村，当民办教师每一个月 17
16、 元，而当时打短工每天 1.5 元，看起来要比当老师强，很多人都离开了教育岗位，但他还是坚持下来，一是因为他热爱教育事业，有寒暑假，他可以读书，二是因为工资稳定，不像打短工看似每天不少拿，但经常是断活，收入没有保证。父亲说他干一行钻一行爱一行，不管怎样在教育战线上也算小有名气。而当时很多比他文凭高的却因耐不住清贫和寂寞的，最后还是混在农村，一事无成。因为父亲的鼓励，我回到了校园，踏踏实实地教学、涵养自己的古典文学功底，并顺利考上了研究生，最后分配、定居在以前做梦都不敢奢望的首都北京。纠结中与时偕行的父亲我和妹妹两人工作都在北京，为了给我们姐妹俩带孩子，父母退休后便在 2006 年来到北京和我们
17、一起居住。此时父亲已经 65 岁了，但精神矍铄，身体颇好，没事的时候会在外面溜达。每次回来都会感慨，说北京的钱真好挣，商场里一个小小的修鞋摊擦个鞋都好几块，父亲得意地说，我在北京肯定是饿不死的。不过父亲有时也很沮丧，他作为家长听了我妹妹女儿的一堂课，发现老师都用电脑和课件讲课，而这些他以前都闻所未闻的。父亲悻悻地和我母亲说：“当了一辈子老师，临了临了，现在居然不会上课了！”母亲不以为然地挖苦他：“你以为你只不会上课呀，别的你同样干不了，连超市里当个收银员也得会电脑呢！”父亲最大的失落还是来自网络和信息化的冲击。以前他的认路、查地图能力特别强，只要有父亲的地方，我们基本不用动任何心思的，跟着他走
18、就是了。可是现在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游玩，基本都是90 后的孙女用手机导航路线、网上购票，用最快最准确的方式查找饭店、卫生间。有时他也会质疑路线，但最终都证明他的经验是不靠谱的。父亲是地地道道的英雄无用武之地了。特别是前几年和我们去欧洲，听不明白看不明白，一路上父亲像个孩子，寸步不敢离开我们，生怕走丢了。感受到父亲的紧张和失落，我内心十分复杂，这还是我那自信伟岸的父亲吗？还有父亲喜欢摄影，在胶卷时代，他会把每张照片都洗出来，然后端端正正贴在影集里。可是后来有了数码相机，照片几何数地增长，根本无法洗过来。妹妹给了父亲一个小电脑和一个移动硬盘，让他把照片都存在里面，但父亲发憷电脑，也不会从相机里把照片倒腾到电脑，再从电脑倒腾到硬盘里。我教了好几次，每次似乎学会了，但下一次父亲依然一片茫然。对网络，父亲一开始是极端抵触的，因为我们回家一般都是一人抱一个手机，也没人陪他说话。脾气一向很好的父亲居然扬言要扔我们的手机，并死活不让家里装宽带。不过父亲终归是个与时俱进的人，年轻时他是村里第一个买收音机的人，也是第一个买彩电的人，网络纵然千般不好，但看见我们如鱼得水地运用网络学习、购物、聊天，父亲自然心动了。在我们的强烈抗议下，在父亲的半推半就中，家里终于装上了宽带。既然有网了，父亲当然要深入其中探究它的巨大魅力。很快我们就发现他入迷了，不久他会微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