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试论金元时期北方经济 (5) 关键词金代元代北方 提要金元时期北方地区虽久经战争的摧残，但很快得到恢复。大部分地区尤其是东部在以往经济发达、技术先进基础上，通过勤奋劳作和改进生产力，顽强发展，取得丰硕成果，经济状况良好。粮食、桑麻、纺织、冶铁、煤炭、商业等方面仍呈发展势头，又强化了官营手、畜牧业等优势特色。金元时期的经济并未随经济重心南移而衰落，仍是发展着的经济，和平时期也曾繁荣昌盛，某些方面不亚于甚至超过南方。 史学界普遍认为，南宋或更早时期我国经济重心南移至东南地区。我们在此不表异议。但是，关于经济重心南移问题容易引起认识的误区，即认为经济重心南移 即是北方经济的衰落。因而对金元时期的北方
2、经济先入为主，不再重视，对有关史料或视而不见，或有意忽略甚至做歪曲的解释。加以金元都是少数政权，往往产生一种偏见，只看到其破坏之处，看不到其建设之处。因此，笔者在研究过北宋北方经济基础上，不揣冒昧地延伸至金元，对其经济状况予以探讨并向史学界讨教，以利于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一、各地区经济恢复与发展 1.河北 河北在金代属于 “ 久被抚宁，人稠地窄，寸土悉垦 ” 的发达地区。早在辽末金初，这里的燕京 (今北京 )就非常繁荣 ,“ 户口安堵，人物丰庶 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萃于其中。僧居佛寺 冠于北方，锦绣组绮，精绝天下。蔬、蓏、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水甘土厚，人
3、多技艺。 ”全面发展的地方经济，达到了北京上空前的高度。金海陵王贞元元年 (1153年 )定都于此，改名中都，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金代初年的河北中部地区，据宋徽宗宣和六年 (1124 年 )出使金国的许亢宗亲眼所见： “ 东自碣石，西彻五台，幽州之地，沃野千里 山之南，地则五谷百果、良材美木，无所不有 ” 。例如涿州 (今河北涿州 )即是 “ 人物富盛，井邑繁庶。 ” 这一广大地区做为燕京经济发展的腹地，显然与燕京的高 度繁荣相适应。金世宗大定九年 (1169 年 )，南宋使者楼钥进入河北境内后，发现“ 自此州县有城壁，市井繁盛，大胜河南 自南京 (今河南商丘 )来，饮食日胜，河北尤佳
4、。可知其民物之盛否。 ” 并特别指出定州新乐县 (今河北新乐东北 )“ 尤繁庶 ” 。安州（今河北安新）原为宋朝的边防顺安军，至金朝变成内地后，发展成为富庶之地。原来作为国防工事的塘泊，得到充分利用，夏季 “ 有菰蒲、菱芡、莲藕、鱼虾之饶 ” ，秋季水退后， “ 土壤衍沃，则得禾麻麰，亩收数种之利。 ” 而且 “ 舟车交辏，水行陆走，无往不通，贸迁有无，可殖厥货。故人物熙熙，生涯易足， 民淳事简，素号易治。 ” 献州 (今河北献县 )州城及周围大部分土地盐碱化严重， “ 几不可以种植 ” ，只有东北一带 “ 有田宜稼，独异其余，乃沃壤也。 ” 但 “ 去城十里外，膏腴月无月无，连阡接陌，桑荫障
5、目。 ” 也即大部分地区生产状况良好。冀西北的昌州、抚州（今河北宣化一带、张北一带）牧区也是 “ 素号富实 ” 。另外一些地方比较落后，如滦州石城 (今河北唐山东北 )等地 “ 地瘠民贫，所种惟黍稗而已 ” 。作物单调，品质不高。 河北在金代的发展，还表现在一些新兴城镇的出现。宝坻县 (今天津宝坻 )就是典型例子。此地原是芦苇丛生的低洼之地，五代后唐设盐场 ，入辽后设新仓镇。至金朝，“ 居人市易，井肆连络，阗阗杂沓 加之河渠运漕，通于海峤，篙师舟子，鼓楫扬帆，懋迁有无，泛历海岱、青兖之间，虽数百千里之远，徼 之便风，亦不浃旬日而可至 其稻粱黍稷、鯯鱼虾鲊，不可胜食也 虽斧斤不入山林，而林木亦不
6、可胜用也。其富商大贾，货置丛繁 其人烟风物富庶与夫衣食之源，其易如此，而势均州郡。 ” 大定十一年 (1171 年 )，金世宗亲临此地，下令 “ 此新仓镇人烟繁庶，可改为县。 ” 此地以盐起家，“ 盐乃国之宝，取如坻如京之义，命之曰宝坻，列为上县。 ” 一个有着雄厚农业、渔业、手工业 (盐业 )基础、便利而商业昌盛的新县城诞生了。至金章宗承安三年 (1198 年 )甚至曾升格为盈州，可见其发展势头之强劲。永济县（今河北丰润）也是新兴县。原来只是永济务，但 “ 出丝枲、鱼盐，所宜稻梁黍稷 ” ，而且民物丰衍，赋入繁阜，大定年间升为县，并一跃 “ 为蓟郡诸县之最 ” 。总的来看，金代河北许多地方的
7、经济状况不亚于或超过了北宋。 历代京城都需要外地为其提供粮食等物资。金朝京城依赖的主要地区就是河北。金迁都中都后，规定各路沿河州县均设仓存贮当地及周边州县的税粮，具体提到的州县有如下几地：恩州之临清、历亭、景州之将陵 (今山东临清 南、武城西、德州 )、东光、清州之兴济、会川、献州、深州之武强 (今河北东光、沧州北、青县、献县、武强西 )。凡地在今山东者，都是在永济渠即今南运河东岸，也即现山东与河北交界之地。金世宗大定二十一年 (1181 年 )即诏 “ 沿河恩、献等六州粟百万余石运至通州，辇入京师。 ” 其产粮之丰盛，可以想见。地方和民间收入也呈富庶。如金宣宗时“ 河北州府钱多，其散失民间颇
8、广。 ” 金元交替之际，战争摧垮了河北经济基础。但进入和平时期后，渐渐得到恢复，重新发展。元世祖时马可波罗在大都等地看到的，就是欣欣向荣的景象。如大都 (今北京 )： “ 外国 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 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 ” ，其周围 “ 约有城市二百，位置远近不等。每城皆有商人来此买卖货物，盖此城为商业繁盛之称也。乃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国际都市。其中仅回回商人中统四年就多达 2953 户， “ 多系富商大贾，势要兼并之家。 ” 由北京南下至涿州路上， “ 沿途皆见有美丽旅舍，美丽葡萄园，美丽园囿，美丽田亩及美丽水泉 ” ，涿州则是 “ 一大而美丽之城 ” 。自涿州
9、向西至太原途中， “ 沿途皆见有环以城垣之城村及不少繁盛之聚落，与夫美丽田亩，暨美丽葡萄园，居民安乐。 ” 在马可波罗的眼里，中国的 一切都是新奇的，所以其叙述不免会有夸张，但至少有一点我们是可以感受到的，即他在北方所见所闻，已看不到任何战争后的创伤。又如真定府在元世祖时， “ 时和岁丰 镇之士民轻裘绥带，鸣丝跕足丽，嬉游宴衎 内则连甍楼栋，井肆夥繁，河朔兵余，独称万家之盛。外则阡陌纵横，耕桑弥望，熙熙然为乐郊之民。 ” 一派欢乐繁荣景象。其他地方也多称富庶。如渤海之滨的昌黎 (今河北昌黎 )， “ 山辉川媚，物夥民繁，利足鱼盐，土饶沃壤。 ” 新城 (今河北新城东南 )也是 “ 古称土壤肥饶
10、，溉以西山紫泉之水，故凡植物丰畅茂遂。 ” 顺州（今北京顺义） “ 地沃而民淳 ，自国家罢兵百年，涵濡抚育，生殖日敏（繁？），蔚为饶郡。 ” 龙庆州（今北京延庆）“ 地沃衍宜粟，粒甚大，岁供内膳 ” ， “ 沃壤岁常丰 ” ；宣德府（今河北宣化） “ 原地沃衍，多农民，植宜蓝靛草，颇有业染者，亦善地也。 ” 奉圣州（今河北涿鹿）也是 “ 川流交贯，树艺茂盛。 ” 都是土地肥沃，自然资源丰富的好地方。元代中期，邢台、南和（今河北邢台、南和）等县利用澧河浇灌稻田， “ 近水农民久蒙利益。 ” 蒙元统治者对京师所在的河北经济恢复与发展非常重视，采取了诸多措施。如早在成吉思汗末年的 1227 年，已入
11、蒙古的保州 (今河北保定 )长官张柔，面 对兵火之余荒废 15 年的保州城，大力开展恢复工作： “ 为之画市井，定民居，置官廨，引泉水入城，疏沟渠以泻卑湿。通商惠工，遂致殷富。 ” 通过城市规划、基本建设和市政建设，发展商业和手工业，恢复了城市功能，取得显著成效并走向殷实富裕。战乱之后的河北荒地多、驻军多，为解决军需供应问题和发展生产，元政府大兴屯田。如至元时，在新城、定兴 (今河北定兴 )屯田，三年间 “ 垦田若千万顷，而 仓庾委积，如坻如京矣。 ” 元顺帝至正时，在京畿再次大兴屯田，西至西山、东至迁民镇 (今河北山海关一带 )，南至保定、河间，北至檀州、顺州(今 北京密云、顺义 )，方圆数
12、百里内 “ 皆引，立法佃种，岁乃大稔。 ” 获得大面积丰收。至正中的永平路 (今河北卢龙 )“ 储粟十万，刍藁山积，居民殷富。 ” 为当时一方乐土。在治理河流、发展水利和农田水利方面也颇下功夫。如通惠河、壩河、金水河、隆福宫前河、海子岸、双塔河、卢沟河、白浮甕山河、浑河、白河、御河、滦河、河间河、冶河、滹沱河、会通河等等，都进行过治理及发展其在农田水利、交通水利方面的作用，对当地的促进是不言而喻的。 2.山东及部分淮北地区 山东地区与河北一样，在金世宗时也是 “ 久被抚宁，人稠地窄，寸土悉垦 ” 的狭乡，恢复 发展的较快，以致于金人认为 “ 山东富庶甲天下 ” 。如济南 “ 风土甚好 ” ；
13、“ 济南属县有七，水陆俱通，四方游贩岁集而月至者，莫如济阳（今山东济阳）。济阳有桑蚕之饶，户口殷庶。 ” 沂州（今山东临沂）、邳州（今江苏邳州南）广开水渠，改变种植结构，取得丰硕成果： “ 比年邳、沂近河布种豆、麦，无水则凿井灌之 ” ，开发土地 600 余顷， “ 比之陆田，所收数倍 ”, 豆类本身有肥田功能，豆麦轮作，又有水浇灌，产量因而大增 ;临近的砀山（今安徽砀山）等县，则利用陂湖自然水源，实行稻麦连作： “ 水至则畦为稻田，水退种麦，所收倍于陆地。 ” 这一带的高产农 田证明了的发达。 元代山东的经济形势，可从马可波罗在元初沿运河南下的记载中窥见一斑。 自德州至东平路上： 沿途在在皆
14、见有不少环墙之城村，外颇美观，内甚繁盛 执商，适于生活之百物悉皆丰饶。 （东平府）是一极大城市 此城为此地一带最大之城，有商人无数，经营大规模之商业。产丝之饶竟至不可思议。此外有果园，美丽堪娱心目，满园大果。应知此中定府（即东平府）所辖巨富城市十有一所，商业茂盛，产丝过度而获利甚巨。 自东平至济宁路上： 沿途见有环墙之城村甚众，皆富丽，业颇盛。有种种猎物，百物悉皆丰饶。 （济宁）颇富丽，工 商茂盛 此城船舶之众，未闻见者，绝不信其有之。此种船舶运载货物往契丹、蛮子之地，运载之多，竟至不可思议，及其归也，载货而来，由是此二河流来往货物之众可以惊人。 自济宁至徐州路上： 沿途所经诸地，在在皆见有环
15、墙之城村甚众，皆大而富丽，工商茂盛。 （徐州）为一富贵城，居民是善战之士，颇务工商，有带羽毛之猎物甚饶，凡适于生活之物，悉皆丰富。其城位置于上述之河上，河中有船舶甚众，船身大于前章所著录者，所载贵重货物甚多。 自徐州至邳州路上： 沿途皆见有环墙之城村，并富丽 有世界最良之鸟兽以供猎捕，凡适于人生之百物 皆饶。 （邳州）城大而富贵，工商业颇茂盛，产丝甚饶 在此城见有商人甚众，其货物往蛮子境内，及其他数个城市聚落。此城为大汗征收赋税，其额甚巨。 自邳州至宿迁路上： 经行美丽丰饶之地，其中颇有带羽毛之猎物。 （宿迁）城大而华富，营工商业 此地一带有极广之田亩，与美丽之平原，产小麦及其他谷类颇丰饶。
16、一路三四百公里下来，到处都是优美的自然，动植物茂盛，农业、手工业尤其是商业繁荣，人烟稠密。途中没有提到的东昌路（今山东聊城），也是 “ 习俗和睦 ” ， “ 人多读书 ” ， “ 地平土沃 ” 。窝阔台汗末年，自武城（今山东武城）至新泰 （今山东新泰）， “ 行于野则知其为乐岁，出于途则知其善俗 ” ， “ 东州既为乐土 ” ，四方之民纷纷移居而来。青州（今山东青州）是传统的经济发达之地，至元年间仍然保持着良好状况： “ 路冲当水驿，市早集商船。鹅鸭皆成队，鱼虾不费钱。 ” 至少反映了商业和养殖业的发达。而位于胶东半岛的登州、莱州（今山东蓬莱、莱州）的经济状况，则比较差些。登州虽 “ 擅利鱼盐
17、 ” ，但 “ 土田狭窄，瘠卤半之 ” ，农业落后；莱州 “ 男通鱼盐之利，女习缉纺之业 ” ，但 “ 其地瘠薄，负海舄卤，蚕谷少而人民寡 ” 。同样由于自然环境原因，农业落后，稀少。 3.河南 金代河南主 要在黄河以南地区，不包括现在的豫北地区。河南南部自北宋时就是地旷人稀，经宋金战乱且又为宋金边防地区，至金代长期仍是人口稀少，经济落后。在金代盛时的金世宗朝，还是 “ 人稀地广，蒿莱满野 ” 。尤其是陈州、蔡州、汝州、颍州（今河南淮阳、汝南、临汝、安徽阜阳）等地 “ 士旷人稀 ” ，所以采取 “ 徙百姓以实其处，复数年之赋以安辑之 ” 的政策，以发展当地经济。个别地方如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
18、）则是 “ 地腴俗厚，而民富庶，侔于他邑。 ” 金朝后期，河南经济有了重大发展。主要原因是迁都后人口大量南迁。如金宣宗初年仅河北军户迁河南者就将近百万 口。而金政府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更使河南地位陡然上升。河南经济随之发展起来。金宣宗兴定五年（ 1221 年）省臣奏： “ 今河南郡县多古所开水田之地，收获多于陆地数倍。 ”其中以南阳（今河南南阳）最为典型。兴定四年参知政事李复亨言南阳有稻田 500余顷， “ 亩可收五石 ” 。次年五月南阳县令李国瑞又开水田 400余顷。十一月，朝廷下令 “ 募民兴南阳水田。 ” 唐州泌阳县（今河南唐河）户繁土腴，有玉池、沲坡等水利设施用于种稻，曾 “ 岁获千
19、万钟 ” 。发展起来的河南经济，遂成为朝廷主要的财赋来源： “ 当今军国所需，一切责之河南 ” ； “ 国家调发， 河南为重，所征税租，率常三倍于旧。 ” 河南北部的经济状况始终比南部优越。开封两次为金朝首都，城市建设尤其是宫殿建设一度恢复到北宋盛况，重新成为人口最多、商业兴盛的大都市。怀州、卫州（今河南沁阳、卫辉）金朝分属河东路和河北路， “ 风气清淑，物产奇丽 ” ，如卫州 “ 土温且沃 稻塍莲汤，香气濛濛，连亘数十里。又有幽兰瑞香，其他珍木奇卉，举目皆崇山峻岭 真所谓行山阴道中。 ” 秀丽的风光反映着良好的经济环境。怀州大雄山南有泉水通于沁河， “ 上下数十里，灌溉田园，植竹种稻，获利益
20、多。 ” 都是北方少见的江南气象。属大名府路开州的 清丰县（今河南清丰）， “ 魏地之大邑也，桑麻四野，鸡犬之声相闻。 ” 而金世宗时的相州 “ 土地平旷膏沃，桑枣相望 ” 。经济状况良好。 元朝河南在金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蒙古军攻克开封时要屠城，耶律楚材劝阻道： “ 奇巧之士，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尽杀之，将无所获 ” ，遂保住了城中 147万人民。开封城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因而很快走向发展道路。马可波罗游历至此，看到的即是一派繁荣： “ 有丝甚饶，以织极美金锦及种种绸绢，是为一富足之州，由是一切谷粮皆贱 有富裕之大商贾包办其所买卖商货之税额，君主获有收入甚巨。 ” 可见其农业、手工业 、
21、商业都很发达。此后我们还能看到，汴梁路农业不断有新的进展，以水稻种植为突出证例。元初，属县长葛县尹赵志，即在县南低洼之地引潩水开创稻田 300 余顷。临颍（今河南临颍）邓艾口也有民间稻田 300 顷。元武宗时，任命中宪大夫、峡州路总管韩冲为 “ 汴梁稻田总管 ” ，以路总管的级别专管汴梁路官营稻田事务，可知这里的水稻种植面积相当广大。元顺帝至正十二年（ 1352 年），又添设都水庸田使司于汴梁， “ 掌种植稻田事 ” 。朝廷专门机构特设于此，表明开封水稻生产达到新规模，地位日益重要。在古代开封上，类似情况是仅见的。 豫北卫辉路、怀孟 路（今河南卫辉、沁阳）在优良的自然环境中持继发展。卫辉路 “
22、 地当冲要，泉城水温 ” ， “ 民情颇事商贾，地饶俗淳，勤于播种 ” ；怀孟路 “ 土壤腴润，其民纯实 虽地有肥硗之殊，而颇宜五谷，风俗尚俭。 ” 元世祖中统二年（ 1261 年），怀孟路修建广济渠，长 677 里，经济源、河内、河 阳、温、武陟 5县， “ 民田三千余顷咸受其赐 ” ， “ 甚益于民 ” ，有力促进了生产发展。卫辉路朝歌县（今河南淇县）是一片沃土，蒙哥汗五年（ 1255年）升格为淇州， “ 连甍表植左右闾，日中市集百货俱。荒榛一旦为亨衢 夫耕妻织园有蔬，桑无附枝麦两塗。 芃芃翠浪西山隅，昔焉糊口今嬴余 ” 。不但全面恢复，而且有了很大发展。新乡县更是 “ 桑土衍沃，浸以清泉
23、之润，民俗敷阜。 ” 肥沃的土地加以丰富的水源，造就了一方富庶；汲县（今河南卫辉） “ 居天中，实通都剧邑，百物夥繁，合散于此。 ”; 是商业繁荣之地。至元十三年前后，汲县新增垦田 700顷，标志着农业有了较大发展。 南部地区也是一片繁荣景象。如南阳府（今河南南阳） “ 淳朴尚农，俗以殷富，至今犹然 舟车辏泊，人物浩穰，庶政孔殷，地称陆海！ ” 汝宁府（今河南汝南）有着良好的农田设施， “ 汝南旧有鸿郄大陂，西平有二十四陂，郡亦为饶。 ” 商业也较发达，史称 “ 汝、汴二郡多富商 ” ，即说明汝宁府商业可与汴梁相比美。 包括今河南大部的河南江北行省在元代的整体发展，时人有着深刻的感受。元成宗大
24、德九年（ 1305 年）即有人言： “ 河南先民疏士旷，田价至弱 逮今民日生集，丛蓁灌莽，尽化膏沃，价倍十百。 ” 此时距元朝建立仅 30 余年，土地价格以数十倍上百倍的幅度增长，显然是因为猛增，土地得到充分利用并能生产出越来越多的财富。故而，元朝末年汴梁人对和平时期的河南追忆道： “ 河南提封三千余里，郡县星罗棋布，岁输钱谷数百万计 ” 。元政府每年在此征收税粮2591269 石，仅 次于江浙省而名列第二，占全国总数 12114708 石的 21.3。至少可以说是北方诸省中贡献粮食最多的省份。此外还承担着数额巨大的竹木岁课，以元文宗天历元年为例，即有竹 269695 竿，板木 58600 条
25、，额外竹木 1748 锭 30 两。此外还有矾课 2414 锭 33 两，也是全国最多，并占总数 2449 锭的 99。 4.山西 地处太行山区的山西，宋金时为河东路。在北宋时，就因自然较差而为北方最贫穷的地区。入金以后，再经开发，虽然达到 “ 人稠地窄，寸土悉垦 ” 的地步，毕竟可垦之地有限而且土壤大多贫瘠，正常年景粮食尚难自足。 “ 河东多 山险，平时地利不遗，夏秋荐熟，犹常藉陕西、河南通贩物斛。 ” 金世宗也指出： “ 此间地一岁所获，不能支半岁。 ” 不过经多方辛勤努力，也常获得大丰收。如大定二十一年，“ 比闻今岁山西丰稔，所获可支三年 ” 。 金代山西经济状况不能一概论，汾河两岸的平
26、阳道（今山西临汾）就是非常富庶之地： “ 平阳一路，地狭人稠 ” ；元人郝经甚至言： “ 金源氏（指金朝）亦以平阳一道甲天下。 ” 竟是金朝境内最发达之地。当地不仅利用汾水灌溉，更在田间地头打井汲水，“ 平阳掘井种田，俱可灌溉 ” 。使农业生产更有保证。明昌年间，潞州涉县在西山开发一 “ 美泉 ” ，修渠引 水，使 “ 近郭数千家坐获膏润之利。 ”解决了经济发展中缺水的瓶颈问题。 在古代山西史中，以金朝时最为昌盛。如元好问言： “ 晋北号称多士，太平文物繁盛时，发策决科者常十分天下之二，可谓富矣。 ” 而晋中平阳府洪洞县（今山西洪洞）据说是 “ 家置书楼，人畜文库。 ” 比北宋时的落后面貌大为
27、改观。由此可以折射出当地经济的发展。 入元之后，山西仍呈发展势头。如马可波罗载：太原府 “ 颇盛，盖君主军队必要之武装，多在此城制造也。其地种植不少最美之葡萄园，酿葡萄酒甚饶。契丹全境，只有此地出产葡萄酒。亦种桑养蚕，产丝甚多。 ”由太原向西骑行，七 天的路程中， “ 沿途风景甚丽 其中商业及数种颇见繁盛，有大商数人自此发走前往印度等地经商谋利， ” 明清时著名的晋商，此时已崭露头角，而且在元朝大一统的背景下，做的是；平阳府 “ 城大而甚重要，其中持工商业为活之商人不少，亦产丝甚饶。 ” 山西沿黄河与陕西接壤处的一些城镇 “ 其中商贾甚夥，河上商业繁盛；缘其地出产生薑及丝不少，禽鸟众至不可思议
28、 ” ；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 “ 商业茂盛，织造种种金锦不少。 ” 如果我们对马可波罗记述元初山西经济全面发展感到惊异的话，那么，元人余阙对元前期山西经济的概括正好做了印证和补充： 晋地土厚而 气深，田凡一岁三艺而三熟。少施以粪力，恒可以不竭；引汾水而溉，岁可以无旱。其地之上者，亩可以食一人。民又勤生力业，当耕之时，虚里无闲人。野树禾，墙下树桑，庭有隙地，即以树菜茹、麻枲，无尺寸废者。故其民皆足于衣食，无甚贫乏家，皆安于田里，无外慕之好。 当地人民勤奋务农，充分利用土地和水利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种植业，使土地一年三收，良田亩产量最高者，可供应一人的口粮即 6石左右。所以基本上能使大多数人家丰衣
29、足食，而不必流浪或到外地谋生。有关史料进一步具体证实了余阙的记载。如王恽言，至元中绛州（今山西新绛）引浍河水入 汾水，开发出水利田 2000 多亩，产量 “ 亩收一钟。 ” 一钟为六斛四斗，虽未必尽是如此，但无疑是高产田；绛州曲沃县（今山西曲沃） “ 土腴物阜，为绛诸县甲。 ” 另据王桢言，山西人 “ 居常积谷 ” ，荒歉之年可避免 “ 流离之患 ” 。正所谓有备无患。众所周知，山西自古即有勤劳节俭习俗，史称 “ 勤于耕耘 ” ， “ 能俭勤农 ” ， “ 惟勤农作 ” ， “ 无游惰之人 ” 。 “ 晋人勤俭风土然，山顶开耕自山趾 ” ， “ 畦田虽狭水所腴，风俗勤俭仍岁熟。 ” 正是靠着这
30、种自强自立的奋斗精神，在艰苦的条件下，以加大劳动投入的手段，创造出丰硕经济成果。元代山西经济是持续发展的经济 ，达到一个新的阶段。 5.陕西等西北地区 金代陕西与河南一样，恢复的较慢。海陵王天德二年（ 1150 年），陕西转运使毛硕报告说： “ 陕右边荒，种艺不过麻、粟、荞麦，赋入甚薄。市井交易惟川绢、干薑，商贾不通，酒税之入耗减 ” 。农业相当落后，商业萧条，赋入很少。至大定年间，仍与河南一样，还是 “ 人稀地广，藁菜满野 ” 。如与西夏交界的保安州（今陕西志丹） “ 无所产，而且税少。 ” 再经四五十年的恢复，情况有了改观。如凤翔府郿县（今陕西眉县） “ 山水明秀，土地肥腴 ” ，泰和年间
31、引南山之水，建渠 50 余里通到县城，解决了长期困扰的缺水问题 ： “ 公室赖之，刍粟无忧 汲引灌溉，塗墍洗濯，无复嚮时之艰虞。 ” 不久， “ 绿槐夹路，细柳交岸。龙鬚蘸碧，给万宇之焚膏；鹦粒翻红，被千门之饛簋。鬰薁益渭南之珍味，桑麻增陕右之上腴。碾硙区计，仅有数千；园田畦计，不啻几万。有粟者，易为之粒；有麦者，易为之屑；有食者，易为之蔬。其利益不足缕白 ” 。水利事业的发展，使当地一跃而成为富饶之地。金朝后期，陕西农业经济已有较强的实力，史料中显示的主要是向东部地区输送粮食。如金宣宗贞祐四年（ 1216 年），河东官员胥鼎言陕西常向河东 “ 通购物斛 ” 。兴定四年（ 1220 年），陕西
32、行省把 胡鲁言： “ 陕西岁运粮以助关东 ” ；李复亨同时也指出： “ 河南驻骅，兵不可阙，粮不厌多。比年少有匮乏，即仰给陕西。陕西地腴岁丰，十万石之助不难，但以车运之费先去其半。 ” 因建议漕运， “ 自夏抵秋，可漕三千（十？）余万斛。 ” 既有民间贩运，更有官方赋税调拨，一时间成了京师军粮的主要外援之地。这显然依赖于 “ 地腴岁丰 ” ，是恢复开发的结果。有史料言金末的镇戎州（今宁夏固原） “ 土壤肥沃，又且平衍 ” ，可谓一例。不过，从整体上看，金代陕西经济始终未能恢复到北宋时的水平。 蒙元统治陕西以后，即着手整治战火之后残破的陕西经济。窝阔台汗五 年（ 1233 年）陕西长官田雄披荆棘
33、，招流民， “ 教民力田，京兆大治。 ” 尤注重水利工程的修复。三白渠 “ 自元代金以来，渠堰缺坏，土地荒芜，陕西之人虽欲种莳，不获水利，赋税不足，军兴乏用。 ” 窝 阔台汗十二年（ 1240 年），朝廷设宣差规措三白渠使和副使，调拨大批劳力与物资予以修缮。蒙哥汗二年（ 1253 年）大封同姓，因忽必烈为同母弟中最年长且贤者，特意让他在南京路（今河南开封）和关中任选一地。由于南京路 “ 河徙无常，土薄水浅，舄卤生之，不若关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陆海 ” ，遂选关中为封地。 “ 天府陆海 ” 自是古时名声， 与当时不可同日而语，但看来关中已有所恢复，胜过当时的河南。又经忽必烈治理， “ 关陇大治。
34、 ” 至元初，又在京兆府（今陕西西安）以西募民垦荒屯田数千顷，经三年努力， “ 屯成，果获其利。 ” 西边的凤翔府（今陕西凤翔）也很快恢复发展。至元中，在地方官的倡导下，修建了一条 50 里长渠，引汧水灌溉农田 3000 亩，并带动起水渠沿线一串菜圃园。 “ 岐人惠之 ” ，以知府高良弼的姓氏命名为高渠。 这样，到马可波罗游历陕西时，所见到的已是日臻繁荣的状况了。从山西进入关中至今西安的路途中， “ 沿途所见城村皆有墙垣。发达，树木园林既美且众，田野桑树 遍布 土产种种禽鸟不少，可供猎捕畜养之用 ” ；京兆府 “ 城甚壮丽 此城工商繁盛，产丝多，居民以制种种金锦丝绢，城中且制一切武装。凡人生必
35、需之物，城中皆有，价值甚贱 ” ；城外有忽必烈之子的秦王宫， “ 在一大平原中，周围有川湖泉水不少，高大墙垣环之，周围约 5里。 其壮丽之甚，布置之佳，罕有与比 ” ；从京兆府南下至今汉中途中 “ 皆见有不少环墙之乡村，及美丽平原，居民以工商为业，有丝甚饶。 ” 所经之地郁郁葱葱，生态和谐，农桑旺盛，城市繁荣。另外一些地方如邠州（今陕西彬县）， “ 纯俭素约，野无惰农，岁有高禀。 ” 可谓勤俭致富的一 个例子。凤翔府（今陕西凤翔）于至元中开挖 50里的长渠，灌溉农田 3000亩， “ 民之圃蔬园药者，又井井乎其滨 ” 。尤为突出的是，其时的小麦空前发达，并领先全国，王恽言关中小麦 “ 今盛于天
36、下 ” 即可证明。 元朝中期陕西达到兴盛期，正如苏天爵的那样：“ 关、陇、陕、洛之郊，号称沃土，国家承平百载，年谷丰衍，民庶乐康 ” ；盛极而衰的转折是元泰定帝致和元年（ 1328 年）， “ 然自致和之秋，军旅数起，饥馑荐臻，民之流亡，十室而九。 ” 战乱又一次打断了经济发展势头。但随即采取措施发展生产。次年即元文宗天历二年（ 1329 年），便兴修洪口渠 ，引泾水入白渠，灌溉泾阳、临潼（今陕西泾阳、临潼）等 5 县农田 7 万余顷。元顺帝至正二十年（ 1360 年）又一次修建泾渠，灌溉面积达到 45000余顷。照此数字，已经超过北宋，即使数字夸大，也表明元代陕西经济又一次有所恢复并顽强发展
37、。 西夏等西北地区，金元时有不同程度的开发与发展。两宋之际，西夏乘宋金战争之机，用武力等手段扩大了领土，实力更增强。其地 “ 土宜三种，善水草，宜畜牧，所谓凉州畜牧甲天下者是也。土坚腴，水清洌，风气广莫 自汉唐以积谷食边兵，兴州有汉唐二渠，甘、凉亦各有灌溉，土境虽小，能以富强，地势然也。 ” 在农牧业皆宜的优良中，经近 200年的苦心经营，西夏地区获得很大发展，以富强著称于当时，屹立于西北。 西夏中心地区主要依靠汉唐时建造的古渠，一名汉延渠，一名唐来渠，受益面积 9万余顷，但在战争期间废坏淤浅。元世祖至元元年（ 1264 年），西夏中兴等路行省予以修复， “ 溉田十数万顷，人蒙其利 ” ，灌溉
38、面积有所扩大。随即又在中兴（今宁夏银川）、西凉、甘、肃、瓜、沙（今甘肃武威、张掖、酒泉、安西南、敦煌西）等地兴修农田水利，开发水田，吸引来归业人民四五万户。当地经济再次走向发展道路。如西凉即 “ 出产小麦甚饶。 ” 元世祖至元末年 ， “ 宁夏户口繁多，而土田半艺红花 ” ，朝廷恐怕粮食不能自给，令改种谷麦。红花既是染料，又是，果实还可榨油，是一种有很高价值的经济作物。宁夏人民因地制宜，广泛种植，显然是因为能获取更多的收入。 “ 土田半艺红花 ” 或许有夸张，但已成为一个专业化很强的经济作物区则是无疑的。至于口粮问题，元政府片面重农观念大概是多虑的，农民不会饿着肚子经营经济作物。要么是另一半土
39、地可提供足够的口粮，要么是可向附近地区购买。总之， “ 半艺红花 ”是当地经济发展到新高度的体现。 地域辽阔的西北高寒地区，自然条件大部分不佳，经济发展不平衡。以甘肃 行省农业而论，既有前文提到的盛产小麦的凉州，也有 “ 气寒地瘠，少稔岁 ” 的甘州。至元二十二年，甘州每顷地仅征收税粮三石，亩均三升而已，产量之低可想而知。但至元二十六年曾 “ 移八八部曲饥者就食甘州 ” ，证明此地已有较多的余粮。地方官又通过赈贷以保护生产力，发展生产，元仁宗延祐年间， “ 兵馕既足，民食亦给 ” ，甘肃也 “ 诸仓俱充溢 ” 。贫困状况得到较大的改善。 在现今的新疆，元朝史料表明一些地区境况良好。如耶律楚材在
40、今霍城县克干山南麓的阿里马城看到： “ 附郭皆林檎园囿 附庸城邑八九。多蒲桃、梨果。播种五谷，一如中原。 ” 今喀什一 带， “ 居民为工匠、商贾。有甚美之园林，有葡萄园，有大产业，出产棉花甚饶。有不少商人由此地出发，经行世界贸易商货。居民甚吝啬窘苦，饮食甚劣。 ” 果品业、棉花业和商业都很发达，只是这些成果都被剥削，劳动人民生活仍贫困不堪；现莎车一带“ 居民百物丰饶 ” ；现和田同样 “ 百物丰饶，产棉甚富，居民植有葡萄园及林园。 ” 可以说新疆和内地同步发展，有的地方农业不亚于内地，有的方面如棉花生产领先于内地。 6.东北及内蒙 建立金朝的女真族发祥于东北的黑龙江省白山黑水之间，东北地区因
41、而进入一个新的重要的开发时期。 阿骨打定都于上京会宁府 （今黑龙江阿城南），辖南至吉林长白山、北至黑龙江海伦广大地区。此地率先得到开发： “ 土多材木，田宜麻谷，以耕凿为业，不事蚕桑。土产名马、生金、大珠、人参及蜜蜡、细布。 ” 其北部的率、胡刺温之地（今黑龙江哈尔滨以北至海伦一带） “ 地广而腴 ” ，金世宗大定年间迁徙三猛安至此予以开发。会宁府东南、东北及北部广大地区，金章宗明昌五年（ 1194年）已有猛安谋克户 176000余，每年提供赋税 205000余石，因当地官方 “ 收多支少 ” ，储存量多达 2476000余石。如此大量的储备粮，即使在中原地区也是罕见的。 咸平府（今辽宁开原北
42、 ）及相邻的临潢府路（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是又一重要经济区。 “ 其地肥沃 ” ， “ 彼地肥美，异于他处 ” ，大定年间将奚人六猛安移居于此后， “ 精勤农务，各安其居。 ” 临潢府路中的泰州（今吉林白城南），早在金太祖时，就因土地肥沃而迁徙万余户屯田于此。临潢府所属的懿州（今辽宁彰武西）已位于草原，也开垦出大面积耕地，仅两个部族争夺的一片土地就有 6万顷之多。临潢府路的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北）在辽代即建有行宫， “ 宝货多聚藏于此 ” ，至金时仍 “ 比他州为富庶 ” 。咸州即咸平府以北地区，金初已是“ 州平地壤，居民所在成聚落，新稼殆遍，地宜穄 黍。 ” 农业生产颇具规模。 辽宁南部地
43、区稠密，垦殖率高，并不断扩大农业区。如复州（今辽宁大连一带）合厮罕关周围 700 余里地域内，原为官方围猎区，大定年间因“ 其地肥衍，令赋民开种 田收甚利。 ” 元朝时，这里仍是 “ 地甚肥沃，有耕稼之利。 ” 金章宗明昌三年（ 1192 年），尚书省奏： “ 辽东、北京路米粟素饶，宜航海以达山东 ” 。辽东、北京路主要即今辽宁省南部地区，由于农业的发展，产粮丰富，已有外运的实力，开创了东北粮食南下的。 元代相关史料欠缺，我们所看到的主要是在这一地区和籴与粮食外运情况。在元史卷 96食货志 ?;市 籴中，所记载几乎全是元世祖时的事例，凡22 年次，明确所在地者 29 地次，在本区者 13 地次
44、，列述如下： 中统二年，始以钞一 千二百锭，于上都（今内蒙多伦西北）、北京（今内蒙赤峰西）、西京等处籴三万石。 中统五年，谕北京等路市籴军粮。 至元二十年，以钞五千锭市于北京，六万锭市于上都，二千锭市于应昌（今内蒙锡林浩特东南）。 二十一年，以钞四千锭，于应昌市籴；发盐引七万道，钞三万锭，于上都和籴。 二十二年，以钞五万锭和籴于上都。 二十三年，发钞五千锭市籴于净州（今内蒙四王子旗西北）、沙、隆兴路。 延祐三年 ，中籴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粮二十三万石。五年、六年，又各和中二十万石。 和林在我国现境外暂且不论，仅在内蒙者就有 10 次地，证明当地及附近地区能够提供大量的余粮。元文宗至顺二年（
45、 1331 年）曾在辽阳路懿州（今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北）、锦州（今辽宁锦州）以钞 30 万锭和籴粟豆 10 万石，运往大都。在金代发展基础上的东北，继续着北粮南下的贡献。至正十二年（ 1352 年）又在辽阳和籴粟豆 50 万石，（卷 42）表明生产继续增长。 ; 二、各发展状况 1.畜牧业 北方地区有着辽阔的草原即天然 牧场，历来是畜牧业的主要基地。金元时期，大批游牧拥入中原并成为统治阶级，畜牧业的专业地域扩大，呈现出新形势。 金初沿袭辽代旧制，在水草丰美且无蚊蚋之地设置 5 群牧所，金世宗时扩展为 7所，所牧牲畜有马、牛、羊、骆驼。马作军用， “ 牛或以借民耕 ” 。大定二十八年（ 118
46、8 年）官营牧场拥有马 47 万匹，牛 13 万头，羊 87 万只，骆驼 4 千峰。此后仍有发展。虽无总数传世，但金末仅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西北）就有监马近百万匹，可知其时马匹超过百万是没有疑问的。金章宗明昌五年（ 1194 年）又将骟过的马分散于中都路、西京路、河 北东、西路民间牧养，仍属官营牧马业的一部分。当时在内地也设置了牧场，明昌三年的数字表明，南京路有牧地 63520余顷，陕西路有牧地 35680余顷。两地合计 99200余顷，仅此就已超过了北宋时官营牧地 98900余顷。陕西地处边防，原本即有牧地，但南京路地处中原腹地，原为密集的农区，此时牧地多出陕西 3万余顷，就而言是倒退，就牧
47、业而言则是发展。金世宗时唯有河南、陕西两地 “ 人稀地广，藁菜满野 ” ，与大面积的牧地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由此也可知，两地的 “ 藁菜满野 ” 并非全是荒地，只是利用方式、产品结构改变了。 民间畜牧 业也有相当规模。如养马业：相州（今河南安阳） “ 家家有马 ” 。海陵王正隆年间，为南侵攻宋，大括民间马匹： “ 凡调马五十六万余匹，仍令户自养饲以俟。 ” 民间总数大约也超过百万匹。养牛业：金章宗承安二年（ 1197 年），曾派官到东京、西京、北京、中都、河北等路买牛 5 万头。民间实有牛数远多于此。金朝末期，蔡州新蔡（今河南新蔡）征收赋税以牛数多少为差，说明牛是主要产业。养羊业：大定年间，诏以
48、羊 10 万只拨付乌古里石垒部畜牧， “ 其滋息以予贫民 ” 。养猪业史料很少，但从地处东北的会宁府金朝前期曾每年贡猪 2 万头来看，民间养饲是极为普遍 的。 以游牧民族而建国的蒙元， “ 以兵得天下，不藉粮餽，惟资羊马 ” ，将其擅长的畜牧业推行大一统的全国，一度将境内都变成牧场： “ 周迴万里，无非牧地 ” ；养马业尤为兴盛： “ 元起朔方，俗善骑射，因以弓马之利取天下，古或未有之，盖其沙漠万里，牧养蕃息，太仆之马，殆不可以数计，亦一代之盛哉！ ” 由于元代畜牧业太广泛太兴盛，以至于没有具体数字传世。可以肯定的是会超越以往，达到鼎盛期。而畜牧业尤其是养马业、养羊业的重心无疑在北方地区。畜牧
49、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加大，是这一时期的特色。 2.桑蚕棉麻业 发祥于白山黑水间的女真人，虽仅产麻， “ 土产无桑蚕 ” ，但那是当地自然条件造成的，并不影响其建国南下后对桑蚕业的高度重视。在大力发展各地原有桑蚕业的同时，尤其注意培养督促猛安谋克户从事桑蚕生产。金朝规定： “ 凡桑枣，民户以多植为勤，少者必植其地十之三，猛安谋克户少者必课种其地十之一，除枯补新，使之不缺。 ” 金章宗明昌初，针时猛安谋克户再次下令： “ 如有不栽及栽之不及十之三者，并以事怠慢轻重罪科之。 ” 照此，金朝的桑树种植面积，大约占垦田数的十分之一二。 金代桑蚕业以河南、河北、山东最为发达。金朝末年，宋军北上， 从洛阳向钧州、许州、蔡州、息州（今河南洛阳、禹州、许昌、汝南、息县）行军途中，因粮饷不继，有两天全靠采食桑叶活命。足见这一带到处都有桑林。唐州泌阳县（今河南唐河）金末新种桑树 30 万株， “ 县以之致富 ” ，经济效益明显。又如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