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刘伟：中国经济“双轮”赛跑本期客座总编辑： 刘伟，著名经济学家，现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 刘伟教授长期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当年被誉为“京城四少” （钟朋荣、魏杰、樊纲、刘伟） 。如果说 20 多年前的刘伟教授对于自己的名利还有些许的惶恐，那么今天已经硕果累累的他依然谦逊。作为一个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享有很高声誉的经济学家，刘伟教授对中国经济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 中国经济的“长短策” 检察风云：前些年，针对全球经济危机，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宏观经济措施。政府救市使大量资金注入国有企业，而中小企业岌岌可危。 刘伟：短
2、期来看，当时主要是反失业和反衰退。短期内可能有困难，最突出的矛盾和威胁就是失业和衰退问题。中小企业作为中国就业的生力军，它们要出现了问题，就业保障失衡在所难免。 检察风云：据了解，中小企业承担了就业的四分之三，国有企业近几年非但不能提高就业率，反而在减少。在此期间，大量资金投入市场造成通胀，就业保障是否因此也开始失衡？ 刘伟：中国经济实质上是“两个车轮”在赛跑，同一个举措形成2“两个车轮” 。经过一轮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下来，一方面拉动了需求扩张、经济增长；另外一方面，它也会推动各种成本的提高、带动通货膨胀。换句话说，在需求扩张的同时，它既有拉动增长的功效，也有推动通胀的作用。 中国当时应对
3、国际金融危机，可以考虑的策略是在一段时间里面，特别是在形成通货膨胀之前，经过经济增长的拉动，让失业问题能够短期缓解，使反衰退、抗危机取得一定的成果；等过了一两年，当通胀成为首要问题的时候，可以腾出手来集中治理通胀。所以，我们看到，之后为了缓解失业率，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未来的通胀压力。 关于中期，主要任务是反滞胀，因为有可能经济停滞，发展速度没有上来、失业率居高不下，另外一方面又通货膨胀。 检察风云：具体而言，之所以说中国经济中期可能出现滞涨，背后有着怎样的动态逻辑呢？ 刘伟：短期政策实施之后，显示不了通胀，更多地显示拉动增长，但到中期就会表现为需求拉动物价。通常经过一两年的经济周期，带动了成本的
4、提高，成本又在推动物价。如果一轮宏观调控举措下来，对经济增长没有明显的拉动，失业率在短期内不能有效地缓解和降低，那么在过了这个时滞期之后，通胀就会表现出来。中国经济就可能出现一个非常复杂和困难的局面。 检察风云：要处理好通胀与滞胀的关系，在结构性政策上，应该怎样处理近期和中期的衔接问题？ 刘伟：以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案例来看，刚才说了，当时的策3略是：近期主要反衰退、中期主要反滞胀。意思是任务要先明确，近期就反衰退，为此即使加重通胀也值得凯恩斯主义的菲利普斯曲线正是如此；中期就反滞胀，那只是一个和近期衔接的事情。衔接不外乎两条：一是先采取的措施一定要尽快地显示出扩张效应，假使对经济增长和反失
5、业没有取得预期效果，那就麻烦了；二是如果取得预期效果，失业率很低，经济增长上去了，过两年有通货膨胀就不再恐惧，届时宁愿牺牲失业率换取通货膨胀的降低也可以。 检察风云：试图把两个矛盾打散么？还是在政策抉择上，在不同的时段，二者相权取其重？ 刘伟：要看二者能不能置换得动。凯恩斯主义当时即是如此，在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有个选择和替换：如果一个时段内，威胁最大的、首要的问题是通货膨胀，失业率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就要先解决通胀，为此所有的目标都要服从这个目标，宁愿降低需求、减少通胀，宁愿让市场疲软、失业率上升、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也要换取通货膨胀率的降低。政策就是要有重点。 假如在另外一个时段，中国宏观经
6、济的目标不是通货膨胀，而是失业率，是经济停滞萧条，那么所有的问题都要为解决失业让步。到了这种情况，就要刺激需求，付出的代价是物价要上升，即意味这个时候政策重点的选择是要降低失业率，而不惜提高通货膨胀率。 为解决当前的主要矛盾可以牺牲次要矛盾，这就是凯恩斯的政策主张。但也有人认为，为什么到上世纪 70 年代出现问题了呢？特别是当时中东战争、石油危机，石油价格从每桶 3 美元涨到 12 美元（上涨了 4 倍）4，整个国民经济的成本在全球范围内提高，此时就出现了滞胀。这种局面实际上意味着，凯恩斯那一套已经失灵了。 从总供给角度调结构 检察风云：从总供给角度看，应该怎样调整宏观政策结构，降低就业率，来
7、提高经济效率呢？ 刘伟：宏观地看，物价总水平和失业率的提高并行就是滞胀。物价总水平、宏观问题讲的不是股市或楼市等某一个产品。 因为滞胀的局面很复杂，宏观政策选择起来也很困难，所以必须就要考虑：第一，这一轮拉动增长的效应能否尽快显现出来，增加就业，如果显现得越快，就恢复得越好（即使出现通胀） ，我们政策掉头时候的“本钱”就越大，就可以把宏观政策搞得很紧来治理通胀了， “弹药”充分；第二，如果通过一轮政策下去带来的增长不大，失业率不低，通胀一来就不敢大手笔地治理通胀，因为失业的压力太大了。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和拉动增长的效应，对未来经济效率的提高至关重要。 检察风云：控制滞胀必须提高经济效率，
8、那么未来滞胀的关键因素有哪些？怎样才能有效控制滞胀？ 刘伟：的确，此时要特别考虑这一轮刺激经济增长的效率情况。因为未来出现滞胀的关键是成本提高，包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资本品的价格、生产数据投入品（煤电运油、上游投入品）的价格。特别是在这儿，一方面资本品、稀缺品的价格在提高，另一方面，关键是人们掌控和使用的效率能否提高。滞胀的要害是成本推动的，那就是成本在提高，产出没有压住它，所以要特别突出刺激经济增长的效率情况，技5术含量、投入产出比越好，未来滞胀的可能性就越小。 检察风云：调结构与提效率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刘伟：结构变化是效率提高的函数，即由于效率的改善，在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企业之
9、间效率改善的速度和程度不一样，使其在国民经济中成长的竞争力不同，然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就有了结构性的变化，包括地区结构、行业结构、企业结构。所以，结构变化是效率改善的结果。 这两者是中长期的事情，而不像刺激总需求那样，措施一下去就见效。 检察风云：结构的调整，是为了提高效率。此间，必要的衔接点有哪些？ 刘伟：从总供给角度调整结构，提高效率，就需要技术和制度的改变。所以，要把近期和中期的任务衔接好，把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总量扩张和结构调整、速度提升和效率改善，统统衔接好。这才是在能够有效地保增长、扩就业的同时，避免未来中期出现滞胀的根本办法。 当时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意识到，近期威胁主
10、要是衰退，中期主要是滞胀。治理衰退就是刺激总量需求，但是治理滞胀就不是总量的问题了，而是供给问题，就要有结构的变化、有效率，这样才能把成本降下来。 市场化方向不容逆转 检察风云：通过这些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考验，中国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还有哪些不足？一旦危机到来时，我们使用金融工具时可6能出现哪些问题？怎样改进？ 刘伟：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了。因为中国的货币政策肯定有问题，各个国家的货币问题都在通过这次危机自我检讨。有人认为货币政策根本就没有用，甚至认为危机是货币政策惹的祸，然后让财政政策来买单。 但在中国，说句老实话，不是货币政策不够松，而是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有问题。整个社会制度，使得整个货币的扩
11、张传递不出去，实现不了，这个是很要紧的问题，比如心脏需要供血，但是血管这儿被堵塞。这恐怕是未来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检察风云：此外，对中国与世界的一体化问题您怎么看？ 刘伟：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怎么和发达国家一体化？我们有自己独立的民族文化和意识形态，和西方的基督文明怎么一体化？我们有自己的社会制度的经济、社会、法律、行政制度，你和西方的制度怎么一体化？ 中国要是真正进入西方的一体化，弄不好自己要蒙受更大的灾难，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一般我们不要撇开自己和国际的现实，去盲目简单讲一体化，像历史上东欧的一体化实践都证明是失败的。 但是要知道，不能由此而反对全球化。全球化一定是趋势，是遏制不住的历史潮流。中国以后的经济发展一定是全球当中的一部分，中国利用国外的资源和市场，一定是全球化的一个内容。这是对中国体制影响非常关键的问题。 采写：朱敏 编辑：程新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