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商君书的治理之思与启示摘 要商君书蕴含着丰富的治理思想。其建立在独特治理史观和现实治理认知基础之上，明确主张任法而治。不过， 商君书并没有全盘否定仁义的治理价值，只是认为应当先法后义，法主仁辅。其提出的治理能力层次、治理方法运用、以治去治等思想，启示我们：基层社会的治理具有更广泛、更基础的价值；超越理想主义和人性假设，以现实态度理性选择治理方法；治理方法要因时而异，不泥古，不崇今；树立依法治国是保民乐民的道义举措的理念；确立防治意识，构建完善的预防惩治体系。 关键词商君书 ；治理；法制；启示 中图分类号D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6）02-0063-06 商君书 ，
2、又名商君 商子 ，是中国古代法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尽管长期面临真伪之争，但这种争论发端于唐朝以后，之前并无疑义， 韩非子 淮南子 史记都曾引征其说。宋以后，人们对其书真伪才众说纷纭。不过民国以来，学者们大都承认商君书不仅有商鞅亲作，而且反映了商鞅思想。18-12 作为一本古代著作，无论如何，其丰富而充满智慧的论说，都使其不失经典的价值，成为学者们研究传统政治思想尤其是法家思想的重要材料。较同类其他著作， 商君书对治理（治国理政之义， 商君书中，还有其他表述，如“为国” 、 “治国” 、“国治” 、 “治”等）的思考，尤其丰富而独特，有很多的真知灼见。然而，当前我们对于此书的挖掘还很有限，经典的
3、价值尚未能充分显现。尤其是当下的中国正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重温传统经典，学习古人治理智慧，作为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他山之石，是践行古为今用的重要路径，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本文以商君书为核心，通过探讨其中的治理思想与主张，寻找传统法家的治理智慧及其对当下中国国家治理的启示。 一、 商君书治理主张的产生 商君书的治理主张奠基于其独特的治理史观之上。商鞅认为，人类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上世” 、 “中世”和“下世”三期。 “上世”之时，人们“知其母而不知其父” ，处世之道是“亲亲”和“爱私” 。然“亲亲”产生亲疏，爱私导致邪恶，随着人口的增加，社会秩序逐渐变得混乱。这时，仁义智慧的
4、贤者出现，为社会确立了公正的标准，对他人奉行无私的原则，使“仁爱”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的根本，而贤人之间遵循道义彼此推举，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协作共治，此乃“中世” 。可是，缺乏制度约束的贤人互举模式在长时间段里也不能持续，社会混乱重新上演。由此，人类进入“下世”时期。268-69 这时，圣人“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别君臣上下之义” ，圣人诞生，在社会中划分贵贱，设立爵位，拟定名号，区分君臣上下之间的等级关系，而为了适应“地广，民众，万物多”的现实，又设置“五官”和“法制”来进行管理。2161 这样，君臣、等级、官职、法制等国家要素产生，人类得以进入一种有序的群体生活，治理成为国家时代的核心要务。
5、可见，在商君书看来，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 “中世”代替“上世” ，“下世”代替“中世” ，具有必然之势和极大的合理性。对此，有学者曾从君主产生的视角也做出过揭示。他指出， 商君书对君主产生的阐述，与后世的君权神授说有巨大的区别，君主诞生于社会演变过程之中，展现出功利主义似的理性，而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中国文化的源头是理性的、人本的。3正是在这种理性的社会演化观基础上， 商君书构建了自身的治理史观，提出了自己的治理主张。在商君书看来，治理是社会自然演进过程发展到“下世”阶段的急迫需要。 商君书的治理主张生发于对现实治理的不满意。政论家的言说，常常兴发于对现实政治的不满意，通过评述旧
6、政论说新政以期给人以启发与指导。中国古人也不例外。商鞅看到， “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2108，如今乱世下的君臣，得意于掌管国家权力，占据一国之利，来满足自身的私欲，成为国家陷于危机的原因。乱世与危机并存的现实政治，使商鞅对当时的国家治理深为不满，并成为激发他探索实现良治和变革政治的动力。商鞅认为，治理的根本目的应该是“为天下治天下” ，而中古时代的尧舜也正是因为反对私天下和主张“为天下位天下” ，才能够传位贤能，实现天下大治的。2108 由此，在商君书里，治理具有公共的属性与内涵，治理是对众人之事的管理。改变君臣尤其是君主的擅权夺利行为，恢复
7、治理的公共本性，使治者遵循符合时宜的治理之道，成为商君书论说的中心。今天的一些学者认为， 商君书治理主张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君主私天下，明显是一种误解。治理的根本在实现公义，这是商鞅明确强调的，所谓“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2108，公私分明是国家存亡的根本，而实现公私分明需要发挥治理的功效。 治理对于实现社会公平和秩序如此必要，那么，具体应当如何治理呢，这就牵涉到治理的方式或模式的问题。对此， 商君书明确提出要任法而治，类似于韩非子的“以法治国” ，指依照法律治理国家。在商君书中，类似的提法还有“法治” 、 “胜法” 、 “任法” 、 “垂法而治” 、“缘法而治” 、 “以法相治”等，含义一致。商
8、鞅认为，进入战国时代，君臣等级、官职法律都已确立，然不循法制、私惠风行的“私善行”2161 现象却普遍存在，导致处君位而不被尊崇、有命令而不能施行、有职守而没有一定之规、有刑罚而人民不畏惧等问题。尽管确立了名分之别，但人与人之间终究缺少公平正义，社会仍然未能逃脱混乱之痼，结党营私、奸巧虚言、违法乱政不绝如缕。怎么办呢？商君书提出，应当“任法而治”2171，只有依照法律治理国家，事事依法进行，才能斩断营私、奸邪的门路，使民众不致对虚妄巧言趋之若鹜。当人们看到相互称誉不能带来好处，才会相爱却不徇私；看到诋毁不能使人受到损害，才会彼此监督却不去损害他人。相爱而不偏私，憎恶而不贬损，良好的社会风气得以
9、形成，治理才能达到至高境界。 3.治理方法要因时而异，不泥古，不崇今。治理对象、治理事务、治理环境不断发生变化，每一时代都有特定的治理情势。治理要取得功效，就不能拘泥于现成的治理方式和方法。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崇古倾向，尤其是儒家学说，更是将尧舜禹三代视为圣人治世，把商周作为礼治典范，力图通过“修齐治平”之道恢复周礼，实现圣人治世的大同。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重大改革，在应对现实困境的压力下，选择治理方法无不以取得实效为旨归，并不拘泥于古人的治理经验。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无不采取经世致用的态度，商鞅变法更不待说，明确反对泥古崇今，指出法古后于时，修今塞于势。今天，我们推进国家治
10、理现代化，时代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革命让位于建设，经济优先让位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全面发展，如果再拘泥于革命时代、经济优先时代的治理方法，必将限制治理成效，阻碍改革进程。时过境迁、世事变易，我们需要突破泥古崇今的思维，以大无畏的勇气，将改革事业推向深入。 4.树立依法治国是保民乐民的道义举措的理念。治理举措的选择，要具有人本主义的关怀、增进民众福利的成效和道义上的正当性，这是现代国家的普遍共识。那么，是否是以礼治国的德治举措，才是正统的唯一途径呢？商君书对“法治”与“政治”239（在此处， “法治”指用法律治理， “政治”指用政教治理） 、 “前刑而法”与“先德而治”272（在古代，有效的
11、治理方法是实行德治，把教化民众放在首位；在今天，有效的治理方法是实行“法治” ，把使用刑罚放在前面）的论述，启示我们，仁义举措并不一定取得道义效果，依法治国看似严酷束缚，限制了人们的自由，但何尝不是一种更大意义的对民爱护。我们知道，法律的一大作用就是威慑犯罪、教化民众遵守社会规则。如果没有刑罚，人们的侵害行为不受惩罚，那么，你争我夺、纷争不断，社会失序，对社会中的任何人何尝不是巨大的伤害？因此，可以说，法治具有道义的正当性，应当在全社会树立依法治国是保民乐民的道义举措的理念。 5.确立防治意识，构建完善的预防惩治体系。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固然很好，但内在隐藏着一个治理逻辑，那就是：违法犯罪行为
12、已经结束，国家动用强制力进行制裁。由此，尽管不能推导出有放纵犯罪的倾向，但刑罚加在已经犯罪的人身上，违法犯罪终究不会断绝。道理很简单，违法多少就受多少惩罚的惩戒规则，可能使民众形成计算思维，在考量自身能够承受多少惩罚之后来实施犯罪行为，何况信息、人力、资源等各种条件的限制，很难使所有的犯罪行为都受到惩罚，更加剧了人们违法犯罪的动机。治理的目的，不应只是有恶必惩，对违法行为进行彻底、完全的制裁，而应有更广阔的视野，应依治去治，使治理举措的实施有效遏制更大的违法行为发生，从而逐渐减少惩戒措施的使用。这样，不仅降低了治理成本，而且使民众减少了被惩罚和受到严厉惩罚的概率，对国对民何尝不是一件幸事。因此，在治道的选择上，应当确立一种防治意识，构建完善的预防惩治体系，预防先行，防恶于微渐，使大的罪行不能产生，使小的罪过不会漏网。 参考文献： 1欧阳凤莲.商君书思想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2石磊译注.商君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高旭.论商君书的君道观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4）. 4夏增民.评商君书的“自治”观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 （3）. 5张林祥.商君书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6许殿才.商君书对历史知识的运用J.史学史研究，2004， （2）. 责任编辑 张小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