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创造就业的空间尚未完全释放前不久，国家发改委在宏观经济数据发布会上回应了“失业潮”这一热点问题，结论是“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变，劳动力市场整体较为活跃，过剩劳动力可顺利实现流动就业。 ” 最近一段时间，一些机构和学者的研究倾向于中国可能要出现较大规模的“失业潮” 、 “降薪潮” ，判断依据大体上是“去产能”导致大量人员下岗，制造业萎缩导致农民工就业难，部分外资将产能转移到东南亚市场等变化。 这些因素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的影响应该如何评估，目前的解决之道是不是方向正确，为此，本刊专访了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在他看来，原有的就业创造的空间还没有被完全释放出来，取消制度障碍更为重要。 政策起
2、决定作用 南风窗：官方对就业形势的判断基于几个数据，比如说 2015 年城镇新增就业是 1300 多万，城镇登记失业率也仅为 4.05%，都比预期的好。但是从一些学者的研究来看，就业形势的确面临很大问题，应该怎么合理判断当下的劳动力市场？ 陆铭：相比城镇登记失业率，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是更准确的。从最近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发改委的一些讲话中，可以看到他们引用的是城市的调查失业率。2015 年的城市调查失业率是 5.1%左右，的确有小幅度上升，但仍然不算高。 很多人认为会出现“失业潮”的原因是，经济下行，现在又面临“去产能”的问题，关闭掉一些企业或者减少产量，肯定会引起失业问题。但是，中国也存在一些
3、特殊之处会使这个问题没有那么严重。 首先，有一些新的就业增长点， “双创”比较活跃， “互联网+”也产生了一些就业机会，还有小型企业的注册现在也变得比较容易了，小企业增加挺多。这样一来，减和加有一个相互抵消的效应。 第二，这轮“去产能”很多是资本密集型企业，不像 2008 年的时候，很多是服装、制鞋这样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资本密集型对就业产生的效应相对较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三就是在经济下行期间，如果农民工这个群体的就业受到影响了，他们不会体现为失业，而是体现为不来城市打工，在老家从事农业，并没有退出劳动力市场，只是没有在城市里就业了。所以，这几个综合因素加在一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出
4、现两方判断有一点冲突。 南风窗：早在 2009 年的时候，有学者就提出中国的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并存，周期性失业会过去，但是结构性失业会长期存在。你认为现在主要的问题是结构性失业吗？ 陆铭：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从概念上来讲是可以分开看的，但是具体到一个人身上，其实很难说是结构性失业还是周期性失业。比如说一个钢铁厂的工人今天被解雇了，既有可能是因为全球经济下滑之后对钢材需求不足，于是就有周期性失业的特征，也有可能是因为整个中国钢铁企业产能过剩，本来就应该压缩产能，这时候又有结构性的特征。所以，中国的问题不能直接套用周期性和结构性失业的概念，更准确的描述应该是目前面临经济增长下滑和结构调整双重
5、就业压力。 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西方国家，在完全市场经济中，结构性的问题一般来说不是主流问题，比如一个行业产能过剩，市场老早就调节了。所以，西方国家的失业主要是周期性的。中国还不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所以结构性的问题就一直存在着，当整个市场需求不足的时候，两个因素就同时在起作用了。所以在中国的环境下，很难说到底是结构性的还是周期性的，两个因素都有。 同样，我们判断中国经济现在是谷底还是要继续下滑，到底有没有见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政策，如果改革方向是对的，中国可以很快走出谷底，但是如果改革不到位，方向错了，那么经济进一步下滑是有可能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大城市的人口规模上是受户籍政策限制的，同
6、时，大城市的服务业仍然面临招工难，如果出台一个政策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经济增速是不是可以恢复？ 再比如，中国有很多行业是垄断的，导致民营企业缺乏投资热点，如果中央政府痛下决心，民营企业进入一些垄断行业的壁垒可以降下来，经济是不是就不一样了？所以，改革才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现在谈问题存在食洋不化的问题，机械套用周期性、结构性的概念，但其实很多问题都有中国的特殊背景和形成原因，需要具体分析。 取消制度障碍 南风窗： 前几年“刘易斯拐点” 、 “人口红利消失”就已经成为共识了，中国进入到了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这似乎与今天面临的就业问题有矛盾？ 陆铭： “刘易斯拐点”我认为是又一个食洋不化的概念套用。西方
7、国家在讲刘易斯理论的时候，是在分析城乡间劳动力流动，但是他们在讨论发展经济的时候并不存在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当城市部门出现劳动力短缺的时候，说明这个地方劳动力供给跟不上需求了，这时候“刘易斯拐点”到来。 而在中国的情况下，前几年城市部门的确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但这到底是因为需求超过了供给的增长？还是因为中国有大量的劳动力供给因为户籍制度的阻碍而进不了城？所以我认为对“刘易斯拐点”要结合中国的制度背景来修正。 前任商务部长陈德铭曾经说过，中国的劳动力是总量过剩，局部短缺。如果“刘易斯拐点”真的已经到来，怎么会总量过剩，局部短缺？把过剩的劳动力放到短缺的地方不就行了？ 如果把“刘易斯拐点”的概
8、念放在一边，问题就很简单了。前几年为什么有劳动力短缺呢，因为劳动力流入东部，特别是大城市，但户籍管得很严，结果劳动力短缺出现了，工资往上涨。与此同时，政府又在补贴劳动力流出地，给农业补贴，同时大量投资，建了好多工业园，大量农民工在当地的投资项目推动下就业以后，减少了到东部的倾向。 发展到现在，整个经济在下滑，原来中央给了大量补贴的地方，建了工业园没足够企业，高速公路建好了没车跑。结果就是，东部（特别是大城市）创造就业的能力没有被发挥出来，中西部（特别是中小城市）经济下行的趋势更明显，创造就业的能力消失殆尽了。所以说，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有特殊背景。 具体讲“失业潮”的问题，西方国家如果出现“失业潮
9、”会怎么做呢，他们会动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拉需求。中国的情况是，把制度障碍取消之后，问题更容易解决。 一方面，在大城市进行相应的改革，比如说户籍制度。现在大城市还是出现招工难的问题，中西部的劳动力可以到大城市来打工，再比如钢铁这个部门是过剩的，有些工人下岗了，但是城市里的餐馆服务员、家政服务员还是很缺人。如果把制度障碍消除了，可以很快再就业。 这个过程当中，需要的不只是像西方国家那样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需要让劳动力的供给需求匹配起来，进行结构调整。也就是说，本身还有很多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的空间没有释放出来，这时候产能过剩的部门受到冲击了，要做的就是在结构调整过程当中，通过制度改革把需求做起
10、来，把原来受到抑制的部门比如民营企业、大城市做起来，原来过剩的那些部门就自然转移到其他地方、其他行业了。 通过这样的改革，供给就可以适应需求。换句话说，面临经济下行，中国需要适度地刺激需求，但更重要的是让供给适应需求。 南风窗：从取消制度障碍这个层面来说，2014 年户籍制度改革就已经启动，怎么评价改革的成效？ 陆铭：总体来说还是进程太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对经济规律包括城市发展的规律把握不足，对于经济一定是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及其周围这个规律，一直没有很正确的认识，总觉得大城市今天出现的问题是人多导致的，其实大城市今天出现的很多问题不是人多导致的，人恰恰是一个城市发展的活力所在。 很多问题是
11、城市规划和管理没跟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没跟上，比如地铁、学校的供给没跟上。而现在解决问题的思路是管理人，结果把人管住以后，整个经济的活力没有了。所以，我们应该改变这种思路，应该认识到大城市才是创造经济、创造就业的源头，按照近几年的经济形势，恰恰需要更加强调重启东部的发展，强调东部和大城市的地理优势和规模经济效应对于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带动作用。 有一个思维上的误区一定要纠正，每个地方发展经济和创业就业的潜力是不一样的，一个地区的劳动力既可以在本地就业，也可以在其他地区就业，这在根本上取决于哪里更加具有发展经济和创业就业的潜力。南风窗：经济新常态下，服务业中的中小企业将是就业创造的主体。
12、但是他们的发展空间和负担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未来应该如何解决？ 陆铭：供给侧改革本身有一个涵义就是市场化，就是打破垄断，让金融资源更多去支持中小企业，让活力释放出来。供给侧改革一方面包括了“去产能”和“去杠杆”的内容。 但对于能够适应需求的供给，还要加杠杆。金融市场应该为有效率的民营企业提供更多的贷款，甚至可以发行有针对性的特别国债，投入到有需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资。具有结构调整性质的改革，要能够真正地让供给适应需求，在本质上应该包括去行政化，要建设市场，让市场成为决定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 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加技能转换 南风窗：如果从群体来看的话，今年超过 1000 万同时竞争岗位的大学
13、生、青年农民工以及“去产能”和清理僵尸企业淘汰的工人受影响比较大，他们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陆铭：每一个群体都有他独特的问题，农民工群体的失业是最灵活的，其失业率也一直不是很高，在中国的制度下，一旦失业他们就回老家了，所以他们的问题是，怎么让他们在需要劳动力的地方和行业能够顺利就业，并且在就业地有社会保障并且安居乐业，包括子女教育等。大学生群体，需要解决的是能够让他们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跟市场的需求更好地匹配，并且为他们的创业提供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 “去产能”的这个部分，要通过新的经济增长点加上技能的转换来调整，两件事情同时做。1996-2001 年，中国也曾经出现过一次非常剧烈的国有企业下
14、岗问题，当时的应对之道第一是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老行业淘汰以后，发展新行业。第二是技能培训，做不了纺纱工人了，可以到医院去当护工，换一个技能。这里面就有再就业技能培训的必要，政府要投钱，要承担责任。 主要是这两件事情，剩下的就是个人应该去解决的，要转变观念。上世纪 90 年代，很多人认为自己下岗的话，这辈子就完了，没有保障了。但是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恰恰是国有企业下岗潮，给之后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增长提供了一个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转型了。 西方国家在有些方面跟中国有共通之处，比如说产业结构调整。举例来说，美国的匹兹堡，原来是以钢铁为主的重工业城市，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以科技和教育为中心的一个城市，欧洲原来也有几个依赖资源的城市，比如法国的里昂，现在也已经是科学教育中心。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做两件事，第一是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第二对失业人员进行培训，这是共同之处。但是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存在国有制和经济发展里的非市场因素，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经验。 就像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那样，国有企业下岗不能通过成立新的国有企业，靠原有的体制来解决，只能是在去产能的过程当中，通过新的产业、新的行业、新的所有制形式来消化旧的体制、旧的资源配置方式产生的问题。中国需要的是整个制度的转型，所以只能是痛下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