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温州民企海选红色 CEO 前后在大陆私企最为发达的温州地区，25 家私企组团从 5 月 18 日起招聘党组织书记，摆出最高年薪 20 万元的报价，吸引到上千中共党建干部应征。经温州市委组织部向中组部组织局求证，如此大规模为私企征召党组织书记，在大陆尚属首次。 这些虚位以待的私企党组织书记，被当地媒体称为“红色 CEO”。 与通常企业招聘有所不同，出现在应聘者面前的公告，发文单位落款为“温州市面向全国公开招选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书记人选工作办公室” 。由于党组织书记身份的特殊性，启动招聘一事，不仅由温州市委组织部拍板决定，而且根据计划，市委组织部将指派专家进行面试筛选。不过最终的录用，仍将是私企与
2、应聘者的双向选择。 招聘报名开放了 10 天，其间舆论反应不一。 有评论指，能从中观察到党建人才走向职业化的趋势；也有媒体质疑，所谓“红色 CEO”这一称谓，本身就不妥帖，再联系到全国海选，难免做秀之嫌。 对此，温州市委组织部发言人李坚予以否认。李在新闻发布会上解释称，温州私企的资本，是靠一分一分积累起来，不可能花冤枉钱做秀。温州的红色 CEO 凤凰周刊记者了解到，这 25 家私企招聘其实各有原因。如民扬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2000 年成立时，就建立起党组织，但至今一直空缺专职党组织书记；固力发集团有限公司设有党组织书记，不过因书记本人身兼数职，此次希望征召到一位有具体舡的书记，并兼任行政经理。
3、 值得注意的是，能同时担任行政经理与党组织书记两个职务，成为9 家私企对应征者的诉求。此外，还有 1 家私企提出，其党组织书记还应具有办公室主任身份，让党组织书记更靠近行政与工会主席角色，甚至要求应征者拥有“宣传工作经历” 、 “人力资源管理经验” ，以让温州私企的党组织书记有别于国企同行。 在招聘中，只有 5 家私企明确提出本地人士优先。 此前温州私企党组织书记的主要来源，即本地退休干部卸任进入民企。一则退休干部在官方人头熟，办事便利，二则变相赋予民企政治地位，还解决了老干部的退休安置问题。在某些地区，党组织未公开进入私企前，退休干部实则早已进入，只是当时其名分多为“厂长助理” 。 2000
4、 年后，温州市共建立了 10 个党务干部人才库，常年维持 500 人规模，成为一个向私企基层党组织推荐书记人选的后备团队。部分小企业会向人才库申请推荐人选，大中型私企，则多数是企业主与党组织书记人选建立联系因为既懂经营又熟络党建工作的人才稀缺，过去还发生过一家大型私企业主从自家的企业去职，转到另一家大型私企担任党委书记的个案。 不过，500 人的储备容量，相对于温州业已建立的 4000 余个私企党组织，并不宽裕。在实际运作中，小范围甄选也浮现出它的局限性：既不能完全契合私企老板对党组织书记的定位，也难以满足后者对私营党组织的想象力。 私企“红领”潮 实际上，此次温州招聘“红色 CEO”空降私企
5、行动，可以看作是以往“红领计划”的升级版本。 两年前，温州市委组织部开始面向全国招募高校毕业生，经过培训后派往私企，从事基础党建工作，这被称为“红领计划” 。当时这一计划得以实施，是因为私企缺乏专职党务人员，而现成的党务人员老龄化严重，大多数是退休人员，以及国企改制的分流干部。 温州市委组织部新经济组织党建和新社会组织党建处（简称“两新处” ）副处长邵德鹏，当时就对大陆媒体透露，市委组织部今后每年都会面向社会，招募一批大学生党员干部“红领” ，同时选择若干私企作为培训基地。 邵称，还将把符合条件的企业员工也纳入培训 l 范围，争取用几年时间培养一支成规模的私企党务人才队伍，让“红领”成为培养党
6、务人才的生产线。 目前不独在温州，大陆多地正在兴起类似的“红领计划” 。大陆媒体报道称，中组部考察后，评价这种市场化的青年党建人才培养方式，正在“使非公企党务工作者职业化” 。 与此同时，大陆多个非公经济比重较大的城市，如江苏常州、浙江宁波等地，非公经济党务、团务干部的产生，都开始部分采用面向社会招募的方式。 与“红领计划”相比， “红色 CEO”只是征召的职位更高。 据温州市委组织部的分析数据显示，全市至少缺乏党务人才 3 万人。不面向全国征召，打开温州党建局面似乎就流于空谈。这一担忧，在大陆其他非公经济活跃地区，也相应存在。 “有需要就有市场，有了这次大规模的开始，才会产生大规模的效应，以
7、后，这方面的人才就会流向温州企业。 ”在谈到私企党委书记的未来发展时，李坚说出了颇具意味的话。 显然，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大陆市场经济环境里，才会有白领、蓝领之外的“红领”现象。不过，外界恐怕也相当困惑，党组织及其书记对一个私营企业的意义和功能具体是什么呢？ 曾任中共温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的鞠建林在北大公开演讲时坦陈，温州市委组织部在 2005 年对 50 家私企党组织、企业主和职工作过抽样调查。调查表明，认为党组织的作用发挥“一般”的占 59%。在调查中，同时发现部分党组织书记与企业主之间，存在“老死不相往来”的现象。他询问一位企业主，选派去的党支部书记做什么工作，对方回答，有的在车间
8、，有的在主管传达室。当问及建立党组织的好处时，企业主说，台风来时党员冲在抢救企业财产的最前面，加班加点时，也没有脾气。 企业主的作答，令鞠建林感到不是滋味：“党的一个书记在管传达室，你说党组织的地位高不高呢？肯定不高。 ” 但党组织在私企的地位应该多高，功能应该是什么呢？似乎没有人说得清。 私企党组织升级背后的逻辑 自 1987 年，浙江省第一个私企党支部在温州瑞安振中工程机械厂组建以来，温州的私企党组织数量一直居大陆地级市第一位。而众多私企党组织书记的定位，也是一道持续了 20 余年的待解难题。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曹正汉回忆，温州私企与党组织的关系发展史，正是一个借红帽子挂户经营，
9、戴红帽子搞股份合作制，建立党支部与升格党委，企业主进入人大和政协的过程。这一横贯 30 年的政治变迁，先后解决了私企经营合法性问题、政治歧视问题、政治谈判能力问题。 曹正汉研究发现，至 1997 年中共十五大尚未召开之前，私企虽然已被承认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但其并没有收获明确的政治地位。1989年春夏之交的风波结束后，姓“资”姓“社”的争论再起，部分温州私企为了有保障的扩大企业规模，开始大批主动在企业内部建立党支部，将企业纳入党的组织系统。 此时的温州市各级政府，也将建立党组织作为控制企业行为的手段，因而倾向予以支持。事实上，由于非公经济几乎代表温州全部经济体量，组织部门要想在经济领域抓党建
10、，撇除私企，实际上也就无处可抓。作为双方力量的交汇点，身处其间的党组织书记，其关系微妙可想而知。 于是各种形态的党组织，开始在温州私企中生根发芽：正式党员 3人以上的，组建党支部；不足 3 人的，与其他企业组合，建立联合党支部；确实没有党员的企业，由组织派驻党员进厂挂职，制造出党组织。 中共在 1997 年召开的十五大上，宣布给予非公经济合法地位，大陆私企随之疯狂成长。私企个体暴增，市场开始拥挤的背后，却是 1998 年后温州经济增速明显减缓。在政府拥有合法优惠权的背景下，私企的行业利润因为竞争变薄，迫切希望进入政府控制的厚利行业，获得政府控制的关键性资源，如土地、优惠政策等。 曹正汉认为，正是为了建立与政府的谈判能力，新世纪前后，温州私企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是企业主本人进入人大、政协机构，另一个办法就是将企业内的党支部升格为党委。 通过党委这一政治渠道，企业家开始掌握与上级党委和政府直接对话的权力。 并不是所有的温州私企，都能够在这条党建演进道路上顺利走下去。良莠不齐且规模不均的私企，在面对党组织扩展这一局面时， “买进”党组织书记的思路也不尽统一。有的将党组织书记简单等同于政工干部，有的将其职能落实为工会主席。 不过，那些在 1990 年代即成立党组织的温州私企，如今确已壮大。基于多种原因，党组织的建设，给私企带来了看得见的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