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农民工的职业流动及其影响因素摘要：（中）摘要基于全国性的农民工调查数据，文章在揭示农民工职业流动状况及特征的基础上，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和 Logit 模型分析了职业分层和代际差异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民工的职业分层对其职业流动有显著影响，从事中端职业的农民工职业流动性最强，且其向上流动的动机也最为强烈。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率整体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尤以 2023 岁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最为活跃，农民工的职业流动频率呈现出倒 U 型流动轨迹的特征。人力资本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人力资本积累程度越高，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越高、职业流动性越弱，而这种影响主要来自于职业技术的
2、提高。文章最后结合研究得出的观点和结论，探讨了本项研究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中）关键词农民工；职业流动；代际差异；职业分层 中图分类号：（中）中图分类号 F2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5-0089-09 收稿日期：（中）收稿日期 2013-03-21；修订日期：（中）修回日期 2013-07-02 基金项目：（中）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城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问题研究” （11&ZD036） 。 作者简介：（中）作者简介王超恩（1990-） ，湖南邵阳人，华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劳动经济学。 正文 一级标题一、引言
3、进入城市从事非农职业的农民工，是推动经济发展、农民增收和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正如世界银行的报告所指出的，农民工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农业流向其他行业的迁移行为，使得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重新配置，极大地促进了城乡经济的共同发展 1。农民工的就业决策和职业流动不仅对宏观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显著意义，对其自身而言，职业流动特别是向上的职业流动还是他们利用市场提供的机会和资源，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和创造家庭财富的重要途径。由此，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议题。 当前，农民工群体已经发生了诸多变化，其中该群体的职业构成变化和代际更替及其影响尤其值得关注。在农民工现象出现不久的 2
4、0 世纪90 年代，他们绝大多数是在劳动力密集型行业里从事体力劳动工作，而现在其职业事实上已涵盖了从低技能的普通工人和服务员、企业的技术人员和管理精英再到私营企业主的各种类型。有研究表明，约 3 成的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表现出“去体力化”和“去农民工化”特征，因此，其统一的身份类属已难掩盖群体内部业已出现分化的事实2。可以说，这种职业分化的出现恰恰是其不断的职业选择和流动的结果。而仍处于底层的农民工显然有着强烈的向上流动意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借助职业流动来实现。正如“空位竞争模型”理论所指出的，劳动者经济收入的不平等并不取决于个体特征的差异，而是由劳动者所处的结构性位置（职业层次）决定的，个
5、体劳动者经济社会地位提升的主要途径是通过竞争进入那些职业层次较高的岗位，因而劳动者的职业层次会对其职业流动产生积极的影响3。农民工群体的另一个重要的新特征是，1980 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该群体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成长经历、个人诉求、文化素质、社会心态、参照目标、身份认同、生活方式、价值取向、行为逻辑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4，这种代际差异极大地影响着农民工的就业决策和职业流动过程。虽然两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性都较强，但近些年不少调查都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更为频繁。 当前不少企业、工厂面临招工难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便与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重大变化存在密切关联。因
6、此，研究农民工职业流动的特点以及职业分层和代际差异对其职业流动的影响，首先有助于我们把握当前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新特征，研究结果对农民工需求量比较大的地区和用工单位如何制定有效的招工和用工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企业和工厂如想成功地吸引优秀的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便有必要更多地关注他们职业流动的原因以及他们的新特征和新诉求。而从宏观上来说，如何有效引导并向农民工提供合理的职业流动途径与方式，显然既是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方式，也是维护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必要之举。本文基于对全国性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试图从代际差异和职业分层视角考察影响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决定因素。 一级标题二、文献
7、回顾、研究思路与方法 二级标题 1 文献回顾 由于诸多原因，农民工经常不得不变换工作岗位、类型、行业甚至就业的城市。对此，制度解释是一个重要方面。李培林等人指出，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造成了农民工就业与生存的困境，体制因素是致使农民工职业流动相当频繁的重要原因5。张春泥的研究同样发现，尽管存在人力资本和行业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但户籍制度仍作为一个独立因素影响其职业的稳定性6。宏观的制度视角有助于解释农民工整体的职业流动现象，但对于农民工个体而言，他们职业流动的具体原因千差万别，年龄增长、人力资本积累、家庭责任感、工作环境和职业病等因素都可能成为农民工变换工作的原因。 传统人口迁移理论认为，个人
8、的迁移是由于个人为了达到预期收入最大化而进行的，但新迁移经济学强调了家庭作为流动决策主体的重要性，家庭成员往往根据家庭预期收入最大化的原则进行外出或者是流动的决策 7。新迁移经济学的理论对于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社会来说可能具有更大的解释力，有望从家庭视角对农民工回流和迁移的动因提供新的解释。石智雷和杨云彦从家庭决策的视角分析了家庭禀赋对迁移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考察了家庭的各种资本条件对迁移劳动力回流农村的复杂影响8。第一代农民工中的相当一部分在外出之前已经结婚，承担着较大的家庭责任，进城打工的最终目的还是通过稳定的工资收入来实现家庭预期收入的最大化，所以结婚状态会导致流动性减弱。有
9、研究发现，结婚显著地降低了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概率，未婚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的概率比已婚的新生代农民工高，这主要是因为未婚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家庭的负担，受羁绊小9。家庭责任是影响农民工职业流动的重要因素，但家庭责任除了婚姻状况外，我们认为还有必要考虑家庭劳动力的数量以及家庭的子女数量，后者同样可能成为农民工做出决策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农民工群体的代际差异较早便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在就业方面上出现了明显不同的特征，表现为“三高一低” ，即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但工作耐受能力低10，而这些特征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他们的职业选择。黄祖辉等人验证了两
10、代农民工在就业方面的差异，结果表明两代农民工在务工月工资收入、兼业性、工作经验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11。白南生等人的研究发现，收入低是农民工流动的最主要原因，但流动原因日益多元化，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离职原因和老一代农民工具有显著差异12。代际差异究竟会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表现出怎样的不同，事实上仍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虽然以往研究较少关注职业分层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但劳动力市场分割（segmented labor market）视角的不少研究却给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启发。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强调制度和社会性因素以及劳动者特征对就业的重要影响13。不少研究者在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的具体操作上
11、往往以劳动者性别作区分14，也有研究将职业威望和职权作为区分的方法15。在国内的研究中，吴愈晓的研究表明，高学历劳动者与低学历劳动者分处初级和次级这两个分割的劳动力市场，职业流动是后者提高经济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途径，而对于前者，职业流动对其经济社会地位的提高没有显著影响16。这一结论对于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农民工群体是否适用，仍有待研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一致表明，劳动力市场存在分割是普遍现象，且这种分割会对人们的职业流动产生重要影响。而劳动力市场分割形成的重要机制之一便是职业分层。职业分层对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流动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便是本文重点研究的问题之一。 二级标题 2 研究思路与方法 以往研
12、究较多的是关注农民工是否发生职业流动及其流动途径和方式，运用的是 Logit 模型，而本文关注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农民工职业流动次数的影响因素，并首次将劳动者的代际差异、职业层次、人力资本因素和职业流动放在同一分析框架中进行检验。因此，研究将使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同时采用 Logit 模型分析其职业流动的概率。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城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问题研究”课题组于2012 年 12 月组织的全国性调查“农村籍进城工作/创业人员调查” 。 调查方法是由来自武汉四所重点大学社会学系、受过训练的农村户籍约 400 名本科生和研究生，这些研究生利用春节期间在其家乡向符合
13、条件的农民工发放问卷。本次调查覆盖全国 26 个省市的农民工，共发放问卷 35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3050 份，有效率为 871%。调查样本中，农民工输出大省所占比例较高，且大体符合农民工来源地在全国的分布特征。在剔除没回答近三年职业流动次数选项的样本后，最终得到 3025 份问卷。按照学术界对农民工代际划分的普遍做法，我们以 1980 年作为时间分割点，将 1980 年以前出生的农民工划分为第一代农民工，将 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划分为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样本中第一代农民工1122 份，新生代农民工 1903 份，分别占总体的 3709%和 6291%。样本中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 311
14、7 岁，第一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 4289 岁，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 2457 岁。 职业分层是我们考察农民工职业流动状况的重要维度。鉴于农民工职业的复杂特征，我们采取一种较为简单的处理方法来考察农民工的职业类别与职业分层，即基于职业声望、待遇和权力的综合考量，将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划分为低端、中端和高端三个不同层级，如表 1 所示。本文主要自变量的设置与解释如表 2 所示。 近三年职业流动次数（次） 一级标题三、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基本状况及特征 从数据结果来看，临时性和不稳定性是农民工职业和工作的显著特征。近三年（20092011 年）约有 5167%的农民工更换过工作，即有过职业流动经历。
15、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平均换过 252 份工作，表明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流动性总体而言比较强。表 3 对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群体与未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群体的基本情况作了对比。 结果显示，未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的年龄远远大于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表明职业流动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更加频繁。从流动次数来看，第一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为 090 次，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流动次数则高达 151 次。该结果进一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更难以安分守己地从事工作和满足于现状，流动性更强。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与工作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为 43%，比第一代农民工的签约比例（约 30%）要高，但劳
16、动合同签约率高并不意味着职业流动性低。首先，签订两年以上劳动合同的新生代农民工为 17%，第一代只有13%。两代农民工即使签有劳动合同，也多为短期合同。其次，由于第一代农民工更多地在一些非正式、不规范的低端或次级劳动力市场上就业，加上该群体人力资本相对匮乏、家庭负担较重、自身诉求不高等特性，决定了其职业流动性反而要更弱。 调查结果还表明，农民工的职业流动与人力资本积累状况存在相关关系。被调查对象大部分是初 中和高中文化，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 12 年。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明显高于第一代农民工，但也没有达到 12 年。在技术职称方面，农民工普遍有技术但没有技术证书，新生代农民工在技术职称方
17、面的人力资本程度略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与未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相比，两者受教育程度的差别并不是特别明显。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只是略高于未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但在技术职称方面则出现相反的情形，即技术职称越高的农民工，其职业流动性越低。 农民工的婚姻和家庭结构状况也对其职业流动有显著影响。在本次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未婚者的比例为 63%，第一代农民工基本都已结婚。从表 3 中可以看出，婚姻状况是影响农民工职业流动的重要因素。未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的已婚率明显高于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在家庭劳动力数量方面，未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的家庭劳动力数量略高于发
18、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我们认为这可能与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家庭负担越小有关。在子女的数量方面，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的子女数量远远低于未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的子女数量。对此我们分析，大多数农民工的子女处于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频繁换工作会造成收入不稳定，进而对子女教育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处于这种情况下的农民工，他们换工作的频率会大大降低。 我们还从代际差异和职业分层的角度考察了农民工的流动动机，试图从动机角度来考察其职业流动的原因，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对于绝大多数农民工而言，其职业流动最主要和最原始的目标是一致的，即寻求货币收入的提高和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调查结果也显示，两代农民工职业流
19、动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追求更高的收入，但第一代农民工追求高收入的比例要明显高于新生代农民工，这与第一代农民工大部分已婚，家庭责任较重有关。而对工作安全方面的考虑，两代农民工无显著性差异。其他五项充分体现了两代农民工流动动机的代际差异。第一代农民工在收入提高和工作安全之外更追求离家比较近的工作，而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考虑更多的是有发展空间、能锻炼人、学到工作本领。而且在满足个人工作兴趣的流动动机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也远远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可见，新生代农民工不仅仅满足于货币收入的提高，他们还在发展机会和个人理想上有诉求，这也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向上流动的愿望要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加强烈。 从职业分层方面来看，
20、两代农民工的职业类别都以低端职业为主，但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仍然存在明显的区别。第一代农民工中有 7677%的人分布在低端职业，而新生农民工这一比例只有 599%，远远低于第一代农民工。在从事中端职业的比例上，新生代农民工又比第一代农民工高约 14%，这表明新生代农民的职业层次要明显优于第一代农民工。表 4 显示，从事低端职业的农民工的职业流动动机在追求货币收入增长方面远远高于从事中端和高端职业的农民工，而在寻求职业发展空间方面却远低于中端和高端职业的农民工。总之，农民工所处的职业层次对其职业选择有显著影响。从事低端职业的农民工由于货币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尤其看重货币收入的提高，而从事中端
21、和高端职业的农民工可能收入相对不错，因而更加注重职业的发展空间，更加注重向上流动的机会。 总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较第一代农民工要频繁，但农民工职业流动的轨迹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出倒 U 型，如表 5 所示，2023 岁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性最强，然后该指标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降低。 二级标题 1 计量模型 在社会科学的量化研究中，如果研究者试图对某一现象进行实证检验，那么回归模型是最基本的工具，回归模型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因变量的类型。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因变量常常只能取非负整数，也就是一个计数类型的变量，表示一定时期内事件的发生次数，一定时期内的职业流动次数、看病次数、专利个数，都是某种事件的发生数。由于计数不是连续的，并且分布又呈现明显的偏态，从 1980 年开始，在计量经济学研究和流行病学研究中就出现了专门用于计数变量分析的泊松回归模型和负二项回归模型。泊松回归模型和负二项回归模型在国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