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胡风案”前后的新文艺出版社2012 年 6 月 12 日，我在医院病榻上偶然读到上海文艺出版社成立60 周年举行座谈会的一则消息，我一边读报，一边心潮随之起伏激荡，久久未能平复，一幕幕往事顿时浮现在眼前。 筹建华东第一家公私合营的文学出版社 1951 年年初，我刚从哈尔滨三联书店调任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科科长。一天，我接到周竹安（当时在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负责机要工作，后任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的一个电话，说任宗德来到北京，约我们到东安市场吃晚饭。周竹安是湖南长沙人，与毛泽东同为?育家徐特立的学生。毛泽东任湖南一师附小主事，周竹安则为长沙师范附小主事。周受毛泽东革命思想的影响，1925 年参
2、加革命，之后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抗战时期周在重庆中共南方局社会部做情报工作，公开身份是一位从事出版事业的文化人。1945 年，周竹安和陶行知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出面邀集沙千里、翦伯赞、任宗德、周宗琼等创办大孚出版公司，作为生活书店一旦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可以立即出来接替工作的党的第三线出版社。抗战胜利后，党在国统区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南京、上海，大孚出版公司按照南方局的指示由重庆迁沪。大孚由任宗德、周宗琼出面投资。任宗德又是昆仑影业公司总经理，昆仑曾先后拍摄了一江春水向东流 、 万家灯火等优秀影片。任的主要精力在昆仑，大孚则由周竹安主持，我负责日常业务。大孚总编辑为教育家陶行知。 “七君子”之2一
3、的沙千里任总经理，后由周宗琼接任。大孚先后出版了陶行知的行知诗歌集 、翦伯赞的中国史纲 、郭沫若的沸羹集与天地玄黄等著作，为传播进步文化作了贡献。 席间，任宗德告诉我们：1950 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曾提出“公私合营”问题。华东新闻出版局按照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的部署，决定将解放前就与党有密切关系的海燕书店、群益出版社和大孚出版公司合并组成公私合营的新文艺出版社，先来作为一个全行业的试点（当初曾提出“新文化出版社”与“新文艺出版社”两个名称。郭沫若认为新文化涵义较广些，但因过去有个书店叫“新文化” ，容易混淆，最后决定采用新文艺出版社） 。据刘雪苇回忆：“1951 年 10 月间
4、，华东新闻出版局周新武同志等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务会上，提出一个建立华东文学读物出版中心的方案，内容是：出版社应是公私合营性质，以私营的海燕书店为基础，合并群益出版社和大孚出版公司，定名新文艺出版社，由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刘雪苇负责组织编辑部并领导全社工作。” 任宗德又说，他是专程赶来北京同周竹安商量此事，他因昆仑业务极其繁忙，眼下正全力以赴投入电影武训传的送审，实在无法分身，于是想请我回上海，代表大孚参加新文艺出版社的筹建工作。听了任宗德的一番介绍，我颇感意外。 隔日，周竹安又来电话，说任宗德已离开北京，仍再三要求我回上海。周竹安建议我不妨去看看翦伯赞先生，听听翦老的意见，因为原大孚总编辑陶
5、行知受国民党迫害于 1946 年 7 月 25 日逝世后，周恩来在马3斯南路（今思南路）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周公馆）紧急约见翦伯赞、任宗德和周宗琼，对大孚重新做了人事安排，他亲自指定翦伯赞继任大孚总编辑，派华岗（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书记）代表党领导大孚工作。次年秋天，翦老奉党组织之命离沪转道香港赴北平。解放后，他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和副校长。 我就赶紧在星期天的上午，去了一趟北京大学燕东园。一进门翦老就笑着对我说，已经接到竹安给他打去的电话，知道这两天我会来看他，也知道上海方面要成立新文艺出版社。他要我先去和翦师母聊聊，好让他将手头的一篇文章煞个尾。吃饭间，我就向翦老汇报去不去上海的事。翦老略
6、一思索，说：“你来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才几个月，马上就要离开确实很难开口，况且你一家老小都从上海来了。但是我认为上海要成立的新文艺出版社，是一个有发展前途的出版社，我是倾向你去上海的，这个工作适合你。 ”翦老又说：“我们大孚出版公司除了你，还有谁能分身去，我和竹安走得了吗？”说完他爽朗地笑了。我对翦老解释说，我不是不愿意去上海，因为从哈尔滨调到北京是许觉民的安排，蒋一苇社长那里我真是难以启齿啊！这天我是一早从灯市口宿舍出发，直到傍晚才离开燕东园。临别时，翦老有力地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叮嘱：“去不去上海，你再好好考虑。但你不管到哪里，都要认真踏实的去工作，应该牢记着我们在解放前的那段艰难岁月，竹
7、安也是这个意思。 ”翦老是父执辈、我的证婚人，他的教诲令我终生难忘。 这样，我硬着头皮向许觉民、蒋一苇两位领导提出要去上海，许、蒋一时没有思想准备，起先不肯答应，但这时我回上海态度坚决，他们4经不住我软磨硬缠，最后只好同意。同年 4 月初，任宗德从上海聚兴城银行为我汇来 200 元旅费，催促我尽快动身。这样，我怀着对许、蒋两位歉疚的心情，举家离京回上海。一到上海，就到新文艺出版社筹备处报到。筹备处设在南京东路的中央街 24 号华侨银行大楼二楼 211 室，只租赁了几间房间办公。海燕、群益、大孚三家出版社合并时只有 10 来名工作人员，最近我查阅了上海市档案馆关于新文艺的创办史料，1951 年筹
8、建时只有 15 名工作人员。他们是：海燕书店的俞鸿模、冯秉序、王勉、李宪文、杜鸿翔、俞建?、陈梦熊；群益出版社的宋心屏、吴寿民、王彬、邵希君；大孚出版公司的王敏、杨规臻；同时对外又招考了工作人员帅本华、曾思明等。随之，成立新文艺出版社筹备委员会，有 5 名委员组成：俞鸿模、冯秉序（代表海燕书店） ，吉少甫、宋心屏（代表群益出版社） 、王敏（代表大孚出版公司） ，由俞鸿模任主任委员。筹备委员会的工作内容为：（1） 起草出版社组织章程及暂行规章制度；（2）组织社务委员会；（3）组织干部；（4）移交三家出版社现金、原有的纸型版权、房屋及对三家的存书作价处理；（5）拟定出版业务计划等。4 月底，俞鸿模
9、和吉少甫曾去北京，向出版总署汇报三家合并、筹建新文艺出版社的方案，请求政府投资，组建为公私合营的出版社。 据新文艺出版社创办史料记载，当时三家合并的资金来源为：海燕出资七亿九千九百万元，群益出资二亿五千五百万元，大孚出资四千二百万元。后来，由华东财政部部长陈国栋批准，决定由华东文化部作为公方来出面投资，出资了二亿元作为公股投资款。这样到了 1951 年年底新文艺共计实有资金十六亿九千六百万元（以上均系解放初期的货5币） 。在此基础上，再加上经营有方，之后出版社资金不断增加。王元化曾回忆说：“新文艺初创时期经济效益很好，工作气氛宽松融洽。当时新文艺是从文化建设、学术性质、文艺质量来考虑出书计划，
10、既不在政治上赶?务，也不单纯去追求经济利益。当时出版社积累了许多资金，我们很注意勤俭办社，办公开支也很小。俞鸿模经理等抓了这方面的工作。” 刘雪苇、王元化调来各路精兵强将组成编辑部 1951 年 12 月，华东局宣传部派文艺处处长刘雪苇和王元化（文艺处文学科科长）来加强党的领导和建立编辑部。在酝酿编辑部人员时，刘雪苇提出调梅林和郑炳中（耿庸）来做编辑。王元化则推荐了张中晓和同在华东局宣传部共事的罗泽浦（罗洛） 、杭行（罗飞） 。刘雪苇一来就说，为了建立华东地区一流的文学出版社，应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编辑指导思想，要根据文学的工农兵方向，来组织编辑出版宣传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文
11、艺书籍。根据这一要求，对海燕、群益、大孚三家的书重新审读，审读后以新文艺名义出版，非文学类的陆续转给其他出版社；凡是有政治性错误的则立即停版停售；同时有计划地约受新稿。筹建期间就有社务会议制度，由刘雪苇、王元化、俞鸿模、梅林、冯秉序、王敏等人参加，通常是由王元化主持会议。不久，原三家的重版书陆续出版。 到了 1952 年春季，随着出版业务的不断增加，工作人员已从最初的15 人增加到 40 多人。华侨银行大楼的房子早已不够应用，王元化便四出奔走，最后在康平路先后找到 9 号、83 号两处房子，新文艺就迁入新址办公。1952 年 6 月 1 日，新文艺出版社在康平路正式挂牌宣告成立，社6名是请郭沫
12、若书写的。那天下午三时由刘雪苇和王元化陪同匡亚明、夏衍、彭柏山和周新武等领导到社里开全体工作人员大会，宣布新文艺出版社正式成立。成立庆典的会场既没有铺地毯摆花篮，也没有放鞭炮，事后更没有设宴招待领导和出版业同行。成立大会结束后，王元化将一则“新文艺出版社昨成立”的短讯，交给杨规臻送去解放日报发表。几十年后，有一次元化曾同我谈到新文艺的成立大会。我回忆说，那时没有会后宴请领导吃一顿的事情，元化告诉我说成立会后领导同志是“各自散去” 。这些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朴素得简直不可思议，但这确实是解放之初的情景和风格，也是刘雪苇和王元化的风格。新文艺成立时的人事安排如下：社长刘雪苇（兼） ，副社长王元化、俞
13、鸿模。总编辑王元化（兼） ，副总编辑梅林，编审耿庸，总编辑办公室秘书王勉；编辑部编辑罗洛、张中晓、罗飞、江鹜。经理部经理俞鸿模（兼） 、副经理冯秉序，科长有：王敏（出版） 、李宪文（秘书） 、杜鸿翔（总务） ，校对科由王敏兼管，后由杭行、王燕棠先后负责。另外由何夷白负责人事。任宗德原先告诉我，考虑要我担任经理部的负责工作。但宣布任命时，经理部几乎是清一色的原海燕干部。起初我对安排有些看法，但想到临回上海时翦老、周老（竹安）对我的谆谆教诲，也就释然了。 刘雪苇和王元化是华东局宣传部直接任命的干部，作为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的匡亚明要经常听取他们的汇报，甚至对新文艺的选题都要了解，当时他还传达了陈老总
14、的意见，要求出版古籍方面的书籍。由于新文艺缺乏古典文学编辑，王元化就请冯雪峰帮助介绍人选，冯就推荐了钱伯城。王元化另外通过郑振铎调来了孙家晋（吴岩）做外国文学编辑。7当时姜椿芳领导的时代出版社要迁往北京，有些同志如包文棣（辛未艾） 、顾用中等不去北京。王元化专门找了姜椿芳协商，将包文棣、顾用中等调来做俄文编辑。当时张茜随陈老总来上海，她已有相当的俄文基础，所以组织上分配她来新文艺做俄文编辑。她曾用笔名“耿星”翻译了苏联绥拉菲摩维奇的小说沙原 。张茜做事极其认真， 沙原的一些排版格式问题她还特地跑来出版科找我商量解决。那时，新文艺的编辑或是学者型的专家，或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或是有成就的翻译家，
15、真可谓群贤毕至，人才济济。这时，编辑部分为两个编辑室，第一编辑室（文学）由梅林兼管，第二编辑室（翻译）由包文棣负责。 当时新文艺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书籍，有些至今还在广为流传。特别是来自解放区作家创作的小说，如：铁道游击队 （刘知侠著） 、 地道战 （李克、李微含著） 、 新儿女英雄传 （孔厥、袁静著）等，这些书都是建国之初的优秀作品。文艺理论方面：艾青的诗论 、胡风的从源头到洪流 、方典（王元化）的向着真实等都是那个时期文坛上有影响的作品。翻译方面：满涛（张逸侯）翻译的俄国别林斯基选集 、辛未艾翻译的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与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等都受到读书界的好评。但到了 1966 年“文化大革
16、命” ，这些新文艺翻译出版的别、车、杜文艺理论书籍，却受到了江青的严厉批评。 同年 7 月间，刘雪苇生病住院，他打电话要我和俞鸿模马上去华东医院。赶到那里，他已坐在会客室了。他说现在有一项紧急任务：要求在两个月内完成捷克作家伏契克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 （刘辽逸翻译）的出版。我听后刚露出一丝难色，他就正视着我说：“不要强调困难嘛，8稿子就带回去，相信你能完成任务的。 ”说完，一包稿子就朝我手中一塞。这位曾经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社长，我当时觉得他的工作方式过于简单，但相处久了，觉得这正是刘雪苇为人的本色，是他性格坦率的一面。当然绞索一书，经过种种努力，按照要求在 9 月份出版了，刘雪苇也很满意。
17、我曾听元化说，刘雪苇曾对他说过，当年（1935 年）参与过贵州党的开辟工作，担任过中共贵州省工委常委。刘又是三十年代“左联”成员，后去了延安。1942 年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的那篇著名讲话就是由他记录的；著有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 、 鲁迅散论等。1955 年反胡风时刘即被逮捕，1980 年获得平反，曾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辑，此为后话。 我未陷入“胡风案” ，却埋下厄运 1952 年年底，刘雪苇担任华东文化局党组书记、常务副局长，他到社里来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工作逐步移交给了王元化。后来刘雪苇回忆说：“从 1952 年 12 月起，将华东文化部整编为华东文化局开始，连去也没有时间了，
18、只能在找上门来时才管。又不到一年，即 1953 年 11 月，便完全卸掉任何责任。在新社长未到任前，有大事由王元化同志直接找夏衍同志。 ” 当时实际负责新文艺工作的王元化也很忙，元化还兼上海作协党组成员、副秘书长；还要参加出版局党组会议。我有几次想找他汇报工作，都没有合适的机会。我当时负责的出版部门人手很少，除了科长之外只有 4 名干部：一个管发印，一个管装钉，一个管纸张，再一个管纸型。全社书籍的设计发稿由我统包，元化还要我兼管校对科。出版科在出版社，是个吃力不讨好的部门，加班加点是常事，稍有疏忽就9会出错。而每出版一本重版书，没有一本不需挖改重排页面的，我为此付出了大量的时间与心血，觉得精疲
19、力竭。一天，我跑到社长室找王元化，室内只有他和梅林两人。我向元化诉说：“我 1943 年就在桂林力报当编辑，湘桂撤退后又到湘西中国晨报编报，一直到上海大孚出版公司还是从事编辑工作。 ”由于长期编报、审稿养成了独立的工作习惯，对繁琐的出版科工作难于适应，要求调到编辑部去。元化当时没有思想准备，听了我话，愣了一下，随即他说现在出版科你还得坚持下去并主持好工作，等把干部培养好了，可以考虑调动你的工作。事后我又对梅林说，请你帮我敲敲边鼓，梅林也笑了。1953 年年底，刘雪苇奉调北京，?中央文化部社会文化管理局副局长，社内工作由王元化全面负责。翌年年底（1954 年）王元化调市委文艺工作委员会任文学处处
20、长。之前，李俊民已从南京调沪，蒯斯?也由南京军区调沪。这时，由李、蒯分任新文艺正副社长。 不久，反胡风运动开始。由于刘雪苇“左联”时期就认识胡风，称赞过胡风的文艺笔谈 ，便被认定“他和胡风的关系类似高饶的关系” ；俞鸿模的海燕书店则与胡风有出版人与作家的历史关系；王元化、梅林、耿庸、罗洛和张中晓等都与胡风有过书信往来，都被牵扯了进去。 人民日报在 1955 年 5 月 13 日至 6 月 10 日接连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及编者按语和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的社论。公布的材料是从抄家得来的信件中断章取义，摘取的“罪证” 。说， “胡风经过刘雪苇，安置了好几个胡风集团的分子在上海新文艺
21、出版社里面，企图把这个出版社作为他们的一个重要据点” 。第二批材料中有：胡风 1953 年 8 月 17 日写给满涛和元化的信，信中说“要10遵守组织原则” ，这是指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但却被诬陷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组织原则。 按语还严厉地批判张中晓，说“还是这个张中晓，他的反革命感觉是很灵的，较之我们革命队伍里的好些人，包括一部分共产党员在内，阶级觉悟的高低，政治嗅觉的灵钝，是大相悬殊的。在这个对比上，我们的好些人，比起胡风集团里的人来，是大大不如的” 。社论还说， “如果胡风反革命集团能够混到我们的队伍中来，甚至混到共产党的队伍中来，为甚么别的反革命分子不能用类似胡风的两面派手法，暗藏在我们的
22、机关、部队、学校、工矿、人民团体和民主党派中呢？”后来知道， 按语大都出自领袖的手笔，也为以后的运动留下了伏笔。 由于反胡风运动，新文艺出版社出了名。刘雪苇、梅林、俞鸿模、冯秉序、耿庸、罗洛、罗飞、张中晓和陈梦熊等遭逮捕，王元化被单独隔离一年零八个月。新文艺全社人员曾在康平路 155 号会堂开大会，市委宣传部派来的干部宣布：全社停止工作，集中整顿学习。有整整一年没出过书。因我平时与梅林、耿庸等交往密切，在学习会上，受到围攻，要我交代与“胡风集团骨干分子”梅林、耿庸的关系。好不容易熬到了运动结束，在“胡风问题”上我未陷入漩涡，但人民日报的一篇署名批判文章，却有一段话隐隐约约提到：“在新文艺出版社内的其他部门，如出版部门、财务部门等等，他们也依照联络人 争取人的策略，安插了一些人。 ”我读后不寒而栗，心中有一种不祥之兆。在这种情况下，我真有点后悔从北京调来上海。 运动之后，我调任经理部秘书，分管出版、设计、校对工作。转眼就到了 1958 年的大跃进年代，新文艺也跟着“跃进”起来，我和李采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