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三大士”造像思想探源摘要：以观音、文殊、普贤为三大士的造像组合为研究对象，探讨其造像及思想的起源与背景。三大士造像，是多重因素相互影响激荡而形成的特殊造像与信仰体系，是中国佛教造像与菩萨信仰的一大变革与创新，也是汉地的佛教融合显、密元素所开展独具中国特色的一种信仰模式。 关键词：华严；三大士；观音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176（2013）03-0018-07 三大士是指以观音为主尊，文殊、普贤二菩萨为胁侍的造像组合。在传统佛教造像中，三尊并列多是一佛二菩萨之组合，以三菩萨并列在历史上可以说绝无仅有。三大士造像与信仰源远流长，最早见于唐朝的石窟中；宋代以
2、迄，至明、清时期，三大士更是佛教寺院中常见的主要神祗，一直延续至今不曾中断。从地域空间上来看：西自敦煌莫高窟的第 161 窟，北自山西五台山的显通寺，南至四川成都的文殊院，东到台湾的龙山寺、竹林寺等，到处都可见到三大士造像的历史遗迹与信仰，可见三大士之信仰的普遍性，其在中国佛教的信仰中的确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三大士造像与信仰是中国佛教造像与菩萨信仰的一大变革与创新，其中有佛教思想背景及教理、修行的依据。 一、观音信仰与观音之“佛格” 2三大士之主尊为观音菩萨。东晋南北朝时期，各种有关观音的经典不断自域外流入：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时，就强调观音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特质。僧睿当时
3、形容：“于时听受领悟之僧八百余人，皆是诸方英秀，一时之杰也。 ”随着广说观世音菩萨功德之法华经信仰的普及，观世音的信仰亦深人民间。东晋佛驮跋陀罗译华严经法界品 ，善财童子参访的第二十七参观自在菩萨章 ，对普门品的救难信仰有更进一步的扩展，该品经也是中国观音信仰中非常重要的信仰源泉之一。此外，东晋竺难提译请观世音菩萨消伏毒害陀罗尼咒经 、北周耶舍崛多译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等，皆宣扬观世音菩萨名号之“福德与灵验” 。随着东晋南北朝时期域外观音经典的传译，观音菩萨慈悲救苦的信仰在中国得到社会民众的广泛认同。当时行持的法门，除了称念名号之外，造像、礼拜、供养、诵经、念咒等修持方式也日益流行起来，观音信仰
4、开始流行于社会的各个阶层之中。除了经典的传译外，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安、战乱与苦难，使得广大群众纷纷向观音菩萨寻求安慰与寄托。隋唐以降，受到密教盛行之影响，有十一面、千手、如意轮、不空罥索、准提等诸类观世音的造像相继出现，现今敦煌之千佛洞内的菩萨像，多半皆是观世音的各种形像。此外，佛教各宗派对于观音菩萨及观音法门也多有阐发与开展，智觊引用观音三昧经等伪经之说，阐发观音信仰法门，解释普门品成为典范，对后世汉传佛教影响极为深远。唐末五代时期，传说补陀洛伽山逐渐成为观音信仰之圣地。隋代到宋代之间，大量观音类经典的译传，阐释观音信仰的著述纷纷涌现，观音信仰的教义与理论体系日臻完善，观音信3仰也日渐被中国佛
5、教各宗各派普遍接受。 在观音、文殊、普贤三大士的造像组合中，最值得探讨的莫过于：观音何以能以菩萨的身分而居于中尊，取代了佛的主位？这种现象在佛教造像中极为特殊。观音菩萨以其宣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菩萨性德及观音法门的种种灵验与感应，使唐宋时代的观音信仰达到了巅峰，此一社会历史背景，加上观音经典本身所描述的：观音具有特殊的、等同于佛的尊格，是观音菩萨得以居中为主尊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三大士的造像结构中，观世音以菩萨的身分而位居中尊之列，不但凸显出了信仰者对于观音深刻的信仰与特殊尊崇，也意味着将观音菩萨等同于佛来看待，此一状况也表明观音具有“佛格”的特质，有关观音之“佛格”在经典中有直接的描述，在北
6、朝的石窟造像之题记中，也不乏称观音为“观世音佛”之例。观音菩萨具有佛之位格的特性，在经典中也可找到相关的记载，如法华经普门品中提到：“佛告无尽意菩萨言。善男子，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 ，观世音菩萨可以视众生的需要，示现佛身为众生说法。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中亦日：“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已作佛竞，号正法明如来，大悲愿力，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熟诸众生故，现作菩萨” 。上述经典中都提到，观音可以化现为佛身，并等同于佛的境界，观音早已成就了佛果的圆满功德，其慈悲救世的示现，使得观音的信仰得以弘传至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7、。 综上观之，基于南北朝以来观音经典的传译，广大民众对观音菩萨4慈悲救苦的笃诚信仰，加之隋唐时代佛教各宗诸师对于观音法门及其内涵的阐扬，兼以之类经典宣扬观音菩萨所具之圆满殊胜之佛格的特质，是观音菩萨在三大士的造像结构中，能以菩萨之身而居中的最重要因素。二、华严思想的启发 文殊与普贤是华严经里的二位上首菩萨，三大士中以文殊、普贤为左右胁侍，绝非偶然，蕴涵了浓厚的“华严”色彩，三大士造像与信仰的起源，与华严义学与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文殊、普贤二位菩萨在华严义学中被凸显出来，有其发展形成之脉络与背景。研究华严典籍，若以经典之中的主角菩萨作为标志来分析，可以发现，整个华严类典籍，是以文殊和普贤菩萨为主
8、角的两类经典为骨干逐渐扩大而形成的。 隋代的吉藏最早提出文殊、普贤二菩萨在法华经 、 华严经中的重要性。他在法华义疏中提到：“又华严经七处八会，普贤、文殊善其始，入法界品流通之分，此二菩萨又令其终，所以此二人在彼经始终者，世相传云：究竟普贤行、满足文殊愿，故普贤显其行圆、文殊明其愿满，故于诸菩萨中究竟具足显华严是圆满法门所以二经皆明两大士者欲显华严即是法华。 ”意即卢舍那佛在“七处八会”的转法轮中，初会在菩提场中，以普贤菩萨为会主，二会在普光明殿，以文殊菩萨为会主。宣讲华严经是以普贤、文殊二大菩萨首开其端，最末之法界品又是以善财见文殊、普贤，证人法界究竟成就为总结，这两位菩萨贯穿了整部华严经
9、，愿与行之间相互助授实现佛果圆满，足以代表华严圆满法门的思想。 法藏在其探玄记中说：“于中菩5萨有六，三处现身：一初文殊为佛母故，本有缘故，初位劣故，唯一人也；二中间渐进现于二人，谓观音、正趣也；后位成满显德胜故，具有三人，谓弥勒、文殊及普贤。 ”法藏提到善财所参访的文殊、观音、正趣、弥勒、普贤五位菩萨，在整个人法界品经文中一共出现了 6 次，分别代表善财修学的三大阶段：第一为文殊菩萨，善财在福城东大塔庙处，始见文殊而发菩提心，文殊教善财向南遍参诸善知识，喻意初发菩提心；第二为观音与正趣菩萨，善财得观音指导“大悲行法门” ，正趣菩萨教善财“菩萨速疾行解脱法门” ，观音菩萨是第二十七参，正居于五
10、十三参的中心位置，贯通前后；第三为弥勒、文殊、普贤菩萨，文末善财见弥勒菩萨教其“无量诸总持门” ，并指示善财应回见其本师文殊菩萨，文殊又指示善财去参访普贤菩萨，得“一切刹微尘数三昧门” ，此表征了重重无尽的圆满之意。法藏认为文殊、观音、正趣、弥勒、普贤这五位菩萨提纲挈领的代表着善财参学关键性的三个阶段，这也是华严经中所谈到修学的几处重要环节。 从整部华严经入法界品看来，观音菩萨在华严经中只出现过一次，是以观自在菩萨及“大悲速行解脱门” ，在人法界品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中的第二十七参中示现。二十七正好是五十三的中间数，意味着观自在菩萨是居于核心的关键位置。若从五十三参的结构与对应关系来看，善财童子首
11、先于文殊菩萨处发菩提心，依文殊之教而始向南遍游一百一十城，历参五十三位善知识，中间的第二十七位善知识为观音菩萨，而最末第五十三位善知识为普贤菩萨。就五十三参图与经文的意涵来分析：其一，在五十三参的经文中，指导善财童子发起无上菩提心的6是文殊菩萨，令善财童子参访诸大善知识，文殊表征“空性”的成就。最终令善财证人法界的是第五十三参的普贤菩萨，普贤菩萨表征“妙用”的成就。其二，五十三参中观音菩萨为第二十七参，居五十三参之中，正形成左右居中之势，其右边为文殊菩萨，左边为普贤菩萨，正如法藏探玄记中所言“来诣观音者，明智就悲。 ”观音一参，代表由偏重空性智慧的文殊，过度到行愿偏重的普贤，观音的法门在整个善
12、财五十三参的结构中，具有纲领性的意义。因此，可以说观音具有佛格的特性，在此亦有所表现。法藏还提到， “由因行圆显理智无二，众生依二者举凡显圣，上来因德竟，同等觉位也。 ”智度论第四十：“复次十住菩萨与佛无有差别，如遍吉、文殊师利、观世音等，具足佛十力功德等而不作佛，为广度众生故。 ”遍吉（即普贤） 、文殊及观世音等十地菩萨，也同样具足佛的十力功德，可说是等同于佛，因为要方便度化众生故而不成佛。相较于其他的菩萨而言，普贤、文殊、观音这三位菩萨无疑是最崇高的，其地位是与佛齐等的。法藏在探玄记中一再提到观音、文殊、普贤这三位菩萨，在法藏看来，三位菩萨在华严经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是诠译华严教理的重要角
13、色。义学是就“理”而言，禅观则是指“事”而论，法藏曾以十一面观音作为禅观修法的主尊。从法藏修十一面观音法开始，三大士信仰的雏形已然形成，三大士中观世音菩萨取代了毗卢遮那佛，成为禅观中的主要佛观。有关三大士的思想发端，虽然史册未见有明确的记载，但若从法藏著作及其事迹来看实是有迹可循的，三大士的教理基础在法藏时已埋下了历史性的伏笔。 继法藏之后，李通玄对观音、文殊、普贤三位菩萨也有所阐发。李7通玄从多角度诠释五十三参中善财依文殊的教导，参访到第五十三位善知识普贤菩萨时证得佛果，由文殊始而普贤终，也揭示了由文殊的“根本智”出发，经过广泛艰苦的修行获得理而成佛，同时也是文殊、普贤合而成佛的事相化、形象
14、化。李长者更首次将观音、文殊、普贤三者并列者， “观世音菩萨、文殊、普贤，此三法是古今三世一切佛之共行，十方共同。文殊主法身妙慧之理，普贤明智身、知根成万行之门，观世音明大慈悲处生死，三人之法成一人之德，号昆卢遮那，一切众生总依此三法，号之为佛。 ”大意即文殊乃是智慧的理体，智慧是基于空性的本质而言的；而普贤则在彰显智身，智身是法身的标志，即修行的目标在于证得法身的存在，进入所谓的法界；观音的慈悲是佛法之根本，为度世间的众生久处在三界生死海中无有疲厌。李通玄认为合观音之慈悲、文殊之妙慧、及普贤之智身，即是毗卢遮那。 华严经是一乘佛教思想的成熟作品，在华严经里的佛是法身佛毗卢遮那佛，法身佛是不可
15、言说、至高无上、无可替代、无形无相的，李通玄首开其端，具体的以观音、文殊、普贤三位菩萨的性德，来诠释抽象、不可言说、不可名状的法身毗卢遮那佛。李通玄有两种论述，一曰：“佛、文殊、普贤三人互体成一法界之体用” ；一曰：“观世音菩萨、文殊、普贤三人之法成昆卢遮那一人之德。 ”两者的差异在于，李通玄确立了观音菩萨在华严教义思想中的核心与关键地位，以观音慈悲的性德，对观音的定位作了明确的阐述。 李长者之后，澄观在三圣圆融观门中提到：“三圣者：本师昆卢遮那如来、普贤文殊二大菩萨是也三圣之内二圣为因，如来为果，8果超言想，且说二因，若悟二因之玄微，则知果海之深妙然二圣法门略为三对：一以能信所信相对，谓普贤
16、表所信之法界文殊表能信之心；二以解行相对，普贤表所起万行文殊表能起之解；三以理智相对，普贤表所证法界，文殊表能证大智。 ”文殊、普贤是两个成就佛果的主要条件，毗卢遮那如来则为佛果的标志，因“如来”佛果的境界难以言喻，因此，以文殊、普贤二个因素来表达，若能了解文殊、普贤这两大因缘条件的玄微与奥妙，就能明白如来的境界。澄观的三圣圆融观确立了文殊、普贤与毗卢遮那佛三圣，是华严经中之义理的纲领与纲要，然而在其论述中“观音”这一因素并没有列入，这并非意味着澄观对观音的忽略，而是将其放在不同层面看待。澄观在疏钞中提到：“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悲观及慈观，常愿常瞻仰。世是所观，通一切世，谓若山若海，若佛若
17、生，无不观故。若云音者，亦是所观，即是所救一切机也。若但云自在，乃属能化之用，具足应云：观世自在，通能所也，能必有所，故略无之，能所两亡，不得观察，互相融摄，为真自在以上同如来妙觉真心故，常在一切诸如来所，下与众生同大悲体故，普现一切众生之前，普现即是普门示现，准千眼经，大悲菩萨，久成正觉，号正法明如来，示为菩萨，义言等佛。 ”澄观认为“观自在”之“观”是“能观” ，此观通一切能（观行） ，因有此“能”的能力，此“能”就是三世间中的“智正觉世间”的圆满，故而能有“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悲观、慈观”的种种大“能” ；“世”是“所观” ，即所观之相，举凡一切山河、大地乃至诸佛、众生等，都是所观之
18、“所” ，此“所”含摄了三世间中的“器世间”与“眷属世间” ；观世音之“音”亦9是指“所观”即指所观缘、所观境，是所救一切机也，此“机”是机缘，是就众生的根器而言。澄观也提出“观世自在”的名称最能体现观音之内涵的完整性，即有“观世”的能、所之“本体” ，亦有“自在”的能化之“妙用” ，不仅“能、所”合一，且“体、用”具足。换言之，观世音菩萨具备了“能观”之智与“所观”境合一的意义。将澄观三圣圆融观门毗卢遮那佛，与普贤行愿品别行疏钞中观世音菩萨的定义相对照，可以发现澄观对“观世音”的诠释实与“毗卢遮那佛”无异。文殊是能证的智慧，普贤是所证的法界，合文殊之“能”与普贤之“所”即是毗卢遮那如来；观世
19、音是“能观”之智与“所观”之境合一。观世音与毗卢遮那佛两者同是指“能”与“所”合一的境界与状态，在澄观看来，观世音菩萨在华严经里的地位是与佛齐等的。 从禅观的运用而言，佛的陈意过高，令一般人觉得难以企及，而观音的大悲与种种示现，令一般人觉得容易亲近，因此，在禅观的修法中会以观音取代毗卢遮那佛，观音能随缘示现种种身相的特质，使观音在禅观修法中被认为能起无边的妙用。若说李通玄在华严经中提出了观音、文殊、普贤三位菩萨来彰显毗卢遮那如来，那么澄观对于观音的尊崇，则是在观音、文殊、普贤三菩萨中凸出了观音菩萨，确立了三菩萨并列而以观音居中的格局。三大士的产生，表明中国佛教，尤其是华严宗认为：观音、文殊、普
20、贤所代表的性德，是佛教修行理论中三个重要的因素，并将其提列出来。三大士的出现，是中国佛教在义学与禅观结合的心得与智能的结晶，包涵了深度的义学与思想内涵。 三、密教的修法与学理 10在佛教传播与发展的过程中，义学与禅观的相互影响、显教与密教的修法的结合应用，对三大士造像的产生，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目前所发现的三大士造像之中，早期三大士中的观世音菩萨都是以密教观音的形态出现，或为十一首、或为八臂、或为三十二臂、或为千手千眼。如山西太原西南的天龙山石窟西峰第九号窟的三大士造像，即以二臂十一面观音居中，文殊、普贤二菩萨分骑驾狮象立于观音之左右。晚唐敦煌莫高窟 161 窟的正面为十一面观音曼荼罗、左壁的
21、文殊变及右壁的普贤变，这是唐代石窟中所出现的新题材，由此可知，三大士造像的起源应与隋唐时代的密法学理和修法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密教的十一面观音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在众多观音的修法中，十一面观音是最早传人汉地并具备完整咒法、坛法及像法的密教观音法门。武周时期，华严宗法藏曾以华严禅观结合十一面观音的修法，参赞军国大事且每每“灵验”不已。崔致远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中载：“神功元年契丹拒命出师讨之，特诏藏依经教遏寇虐，乃奏日：若令摧伏怨敌请约左道诸法。诏从之，法师盥浴更衣建立十一面道场置光音像行道，始数日羯虏靓王师无数神王之众，或瞩观音之像浮空而至，犬羊之群相次逗挠月捷以闻。天后优诏劳之日：蒯城之外兵士闻天鼓之声，良乡县中贼众覩观音之像，醴酒流甘于陈塞，仙驾引纛于军前，此神兵之扫除，盖慈力之加被。 ”密法被认为是以神咒经典的造像及仪轨为中心，结合相关的禅法才能产生作用。赖鹏举的研究认为：“在法界观下，主尊两侧不同的造像代表著不同的应用天龙山第九窟的例子，观文殊代表大智 ，观普贤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