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贞观之治”面面观贞观之治，一个星汉灿烂、气象万千的不朽传奇，一个令中国人永世怀想、有着无穷魅力的伟大时代。唐太宗李世民到底有着怎样的智慧与魅力，令国泰民安？武功赫赫、文采风流的初唐盛世又给中国留下了哪些遗产，让千古称颂？ 以民为本：从来民众不可欺 以民为本，重视民众，让多数人安居乐业是一国兴旺繁盛的基础，也是昭示治世的最重要指标。民本思想以孟子“民贵君轻”说为典型代表，贞观年间，李世民将此说运用于政治实践之中，开创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黄金时代。 贞观初年，李世民就常对大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 ”（贞观政要卷一君道 ）所谓“存百姓” ，就是必
2、须让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起码也要能够生存下去，只有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存百姓也是李世民治国思想的基石，他形象地比喻说，治理国家就好比栽树一样，如果深埋地下的本根不摇动，树就会枝繁叶茂。一国的君主如果能“清静”不扰民，老百姓就能安居乐业。他还进一步强调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 ”（贞观政要卷一政体 ）就是说，一个政权若过度暴虐，不懂安抚百姓，当百姓不堪忍受其苦之时，就会起来推翻它。很显然，李世民已经认识到君主的安危要受到下层民众力量2的制约与影响，无疑具有现实的警示意义。 李世民特别重视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每次外臣回朝，他都要亲自召见，询问庄稼的收成、百姓的疾苦。
3、贞观二年（628 年） ，长安一带大旱，蝗灾严重，百姓衣食无着。心系灾情、烦躁郁闷的李世民到皇家苑囿中查看庄稼长势，顺势捉住几只蝗虫，正无处发泄无名怒火的李世民正好拿这几只倒霉的蝗虫撒气了。愤怒的大唐天子怒斥蝗虫道：“人以谷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蚀我心，无害百姓。 ”（贞观政要卷八务农 ）说着就要将手中的蝗虫吞入腹中，皇帝的这一举动惹得左右大臣一阵骚动，纷纷上前劝阻：“千万不可如此，会生病的。 ”李世民回答说：“我就是要让灾祸转移到自己身上，哪能因为害怕生病而逃避呢！”于是，不顾群臣力谏，当即吞下了蝗虫。其中虽不乏收买人心的政治表演成分，但能够“作秀”到
4、此种地步，确也反映了李世民对农业生产的重视程度。 李世民经常派遣使臣到各地劝课农桑。贞观四年（630 年） ，他跟即将被派往各地的考察使谈了一番“劝农”的道理，颇为生动。他先强调“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谷不登，恐由朕不躬亲所致也” 。接着又说自己在园子里种了几亩庄稼，有时锄草不到半亩，就感到很疲乏。“以此思之，劳可知矣。农夫实甚辛苦” 。一个高高在上的帝王能设身处地体会农民的“辛苦” ，正是李世民的开明之处。因此他要求诸位使者到各州县时，派人亲到田间地头勉励农民耕种，不得举行送迎仪式。若迎送往还，必然耽误农时，影响生产，如此劝农，不如不去。 劝课农桑的关键在于不违农时。李世民十分强调“农
5、时甚要，不可3暂失” ，贞观五年（631 年）曾发生过举行太子冠礼与农时冲突的事件。当时礼部官员援引阴阳家择用吉日的建议说：“皇太子将举行冠礼，宜用二月为吉，要多派士兵来防护。 ”二月正是春耕大忙季节，李世民宁愿屈礼而贵农，他下令说：“今东作方兴，恐妨农事，令改用十月。 ”（贞观政要卷八务农 ）皇太子的成人“冠礼”是国家大事，李世民不顾阴阳家的说教，将日期改为秋后农闲的十月，足见他对不失农时的重视。李世民喜欢狩猎，以示不忘武备，但为了不妨碍农时，也尽量选择农闲时节进行。据旧唐书?太宗本纪载，贞观年间他有过七次田猎，都是选在当年的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隋亡的教训与唐初的现实是李世民民本思想产生
6、的主要原因。隋末农民战争在短短几年里，将一个统一华夏、甲兵精锐、威动殊俗的强大王朝一举推翻，给以李世民为首的统治集团极大震慑，迫使他们认真总结和汲取隋亡的教训，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隋末唐初，连年征战，人口锐减，土地荒芜，一派荒凉残破的景象。面对经济崩溃、百姓衣食无着、国家财用困乏的残酷现实，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安抚百姓以缓和矛盾，巩固统治新秩序，就成为贞观君臣的当务之急。 诤谏与纳谏：民主是个好东西 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不论皇帝如何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实行严格的独裁与专制，也不能不给予统治集团的其他成员参与国事管理的权利即一定内容和形式的“民主” 。贞观年间，李世民广开言路，兼听纳下，
7、君臣共商国是，谏诤成风，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民主”气息最为浓郁的时期。 4李世民对纳谏的意义有深刻认识，这基于他承认这样的前提：国君并非一贯充满智慧，臣属也不是事事不如皇帝的愚昧之人。李世民本人虽然在唐朝建立和统一过程中立下显赫功勋，却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没有缺点、从不犯错误的完人。因此，他特别强调倾听逆耳之言，不但在行动上求谏、听纳，而且在即位之初就从制度上规定，宰相入阁商议军国大事，必须让谏官随同列席，以便谏官随时发表意见。 在李世民的倡导和鼓励下，贞观年间谏臣盈庭，诤谏成风。据统计，前后向李世民进谏的人不下三十，除最著名的魏征之外，还有马周、刘泊、岑文本、褚遂良等人。其中魏征一人前后所谏二
8、百多件事，计数十万言，帮皇帝纠正了不少错误，成为朝廷施政最得力的助手。不但朝堂上有人大胆谏议，就连宫廷里的后妃和皇子们也敢公开发表言论。长孙皇后就不断谏言，所以她去世后，李世民凄然追思：“每能规谏，补朕之阙，今不复闻善言，是内失一良佐。 ”（旧唐书?太宗文德皇后长孙氏传 ）贤妃徐惠也上过数百言的谏疏。有一次，盛怒的李世民欲杀苑西监穆裕，李治犯颜进谏，穆裕得免一死。可见当时谏诤之风已渗透到皇帝家庭内部，在历史上实属罕见。 颇为有趣的是，当时民间也有人敢直接向李世民进谏。贞观二十一年（647 年） ，齐州人段志冲上疏要求皇上让位于皇太子。此言一出，当即掀起一场轩然大波，长孙无忌等人请求诛杀段志冲。
9、但李世民冷静地表示：“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其无罪，是其狂也。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未加任何惩处。可以想见，如无广开言路的自由政治空气，此事断难发生，即或出现，上书者也难逃受诛戮的命运。 李世民5认为自古以来国家兴灭无常，关键就在于是否能通过纳谏防止和改正过错。 在专制体制下，君臣要做到纳谏与诤谏是不容易的，因为客观上存在着许多阻碍。李世民采取了不少措施清除障碍，使政治生活趋向健康、和谐。其一，扫除皇帝方面的思想障碍。其二，减少君臣之间的身份隔阂。其三，对进谏者不求全责备，即便是有人谏言过激也不加苛责。其四，全面斟酌，不偏听偏信。其五，主动为臣下解除顾虑。终贞观一朝，李世民虽有错杀大臣之事，
10、但因直谏而被杀者却未见一例，足见李世民容人的气魄与度量。 选贤任能：人才是根本 人才是事业的根本，选拔和使用人才，历来是立邦兴国的大事。对此，李世民特别重视，他以政治家少有的胸怀和气魄，将各类人才收拢到身边。 李世民之所以能够选贤任能、知人善任，是由于他对用人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他在晚年所撰的帝范一书中特意专设求贤一篇，并开宗明义地指出：“夫国之匡辅，必待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 ”李世民还一再强调，举贤任能、斥退邪佞是朝廷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之一。贞观十三年（639 年） ，他指出：“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 ”并斥做官不能选用贤才为“画地作饼，不可食也” （贞观政要卷三择官 ）
11、。 选贤任能的关键在于对人才的善察和广求，只有善察，才能做到知人善任；只有广求，才能发现人才。李世民经常责令宰辅等大臣要“广6开耳目，求访贤哲” ，不要一味埋头于行政事务。贞观三年（629 年） ，李世民对房玄龄、杜如晦说：“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并批评二人整日听讼，无法帮皇帝求贤。于是，他让左右丞处理尚书省的日常工作，把仆射解放出来，使尚书省的最高长官有时间与精力求访贤才。 李世民求贤的心情极为迫切，除不断督促大臣选拔外，还亲自处处留心，四方搜求，一旦发现，即破格提拔。贞观五年（631 年） ，李世民命官员们上书议论朝政得失。中郎将常何提出了二
12、十多条独到的建议，件件合乎太宗的心思。李世民觉得奇怪，常何乃一介武夫，不善文墨，按理是不可能有如此高明见解的。询问后才知道是住在常何家里的食客马周代写的，李世民听后十分高兴，当日即召马周入宫。他急着要见马周，一连四次遣使催促。等见面交谈，李世民觉得马周是个难得的人才，立即让他入门下省任职。不久又改任监察御史，一直做到中书侍郎、中书令的要职。 为了避免出现选拔人才上的片面性，李世民常亲自召见、面试所选之人。他刚即位，听说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有才能，便亲自召见，询问从政之道，张玄素对答如流，太宗点头称赞，很快提拔他做了侍御史。贞观十八年（644 年） ，李世民听说?州刺史程名振善于用兵，就亲自召见，
13、加以称赞与抚慰。但程名振并不领情，也不磕头拜谢，李世民故意装出十分生气的样子来观察他的反应，程名振举止自若，毫不惊慌，应对更见从容。李世民连连称奇，当天就提拔他做了右骁卫将军。如此种种，在贞观年间，实在是再平常不过的事。 7李世民用人本着“唯才是举”的原则，不计资历、地位、人望，不计亲疏恩怨，凡能为其所用者，他都能兼收并用。那个一朝飞黄腾达的马周，出身十分贫穷，武德年间不过是博州（今山东茌平县）一处学校的教师，郁郁不得志，无奈才辞职西入长安，一路上备受屈辱，入店住宿，连店主人都看不起他，懒得招待。到长安后，也只是个寄人篱下的食客。这样一个既无开国之功，出身又“卑贱”的人，全赖李世民慧眼识英才，
14、才成为贞观中后期的枢要大臣，青史留名。在中央机构中，还有大批出身低微的人。杜正伦是隋朝秀才，开始时只在秦王府文学馆中干些小差事，后升任给事中、中书侍郎。张亮出身农家，贞观时官至刑部尚书，参与朝政。假若没有李世民这样的伯乐，这些良骥也只能湮灭于草莽，历史的天空何能留下他们那一片云彩？ 要做到不拘一格用贤才，必须出于“公”心，不徇私情，不滥刑罚，不讲恩怨，不避嫌疑。李世民出于维护封建王朝的“公”心，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 。 要使贤臣才士安居其位，竭忠尽虑，充分发挥才能，就必须推诚相见，防毁杜谗，任之以专，信之以坚。魏征任秘书监，有人告他谋反，李世民说：“魏征，昔吾之仇，只以
15、忠于所事，吾遂拔而用之，何乃妄生谗构？” （贞观政要卷六杜馋邪 ）李世民连问也不问魏征，就以诬告罪处死了告状人。房玄龄任宰辅期间，萧?、权万纪等人多次弹劾他，李世民非但不加追究，反倒更悉心保护，倍加信任。贞观十九年（645 年） ，李世民到外地巡视，委托房玄龄“便宜从事，不复奏请” 。有人到京城诬告房玄龄，一向谨慎的房玄龄不敢私自处理，立即把告密者8送到太宗行营，太宗怒斩诬告人。把专决之权授予房玄龄，这种信任在专制体制下尤为可贵。 李世民广开才路，罗致了不少人才，形成了“唐初，贤人在位众多”的局面。贞观一代，可谓人才辈出，群星闪耀。图画于凌烟阁的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魏征、尉迟敬德、程知节
16、、秦琼等二十四位功臣，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有了人才，帝国强盛的日子还会远吗？ 尚俭节流：奢靡乃国之大患 古人云：“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 ”古往今来，节俭一直被视为治国之道、兴业之基、持家之宝。但人的贪欲是无穷的，作为高高在上的封建帝王更是难逃奢靡享乐的本性。因此，要想在政治生活中真正贯彻“去奢省费”原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而李世民能节制欲望、崇尚节俭为后人树立了一座丰碑，也成为保证初唐政治走向健康、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远在武德四年（621 年）五月，李世民攻克隋朝东都洛阳后，看到富丽堂皇的宫殿，不禁连发感叹：“如此穷奢极欲，怎能不亡国灭身呢！”于是下令撤毁端门楼，焚毁乾阳殿等
17、建筑，收到“天下翕然，同心欣仰” （旧唐书?张玄素传 ）之效。李世民即位后，住的宫殿还是隋朝建造的，大都已破旧不堪。按照惯例，新王朝的君主都要另建新宫，最起码也要将旧宫殿翻修一番。但李世民一直不许，还命人杀掉宫廷苑囿里的鹰犬，并严令不得再献。 李世民患有气疾（心血管病的一种） ，所住宫殿潮湿，夏暑秋凉，极易加重病情。贞观二年（628 年） ，有人奏9请“营一阁以居之” 。李世民说：“我有气疾，确实不宜居住在潮湿的宫殿里。可要是破土兴工新建，必然靡费良多。昔年汉文帝想要修建露台，因为顾念需要花费十户人家的资产而作罢。我功德不及汉文帝，而花费却远远超过他，这哪是为人君主的道理啊。 ”尽管臣下一再请
18、求，李世民仍不许修造。贞观初年，李世民基本上没有大兴土木。不仅如此，当洛阳遭遇大水，百姓房屋被冲毁时，他还下令拆掉洛阳的一些宫殿，将木材分给百姓修复房屋。而洛阳宫被大水冲坏的地方，只令稍加修缮。 有隋以来，厚葬之风盛行，极尽豪奢。李世民严禁厚葬，要求州府县各级地方官认真查办，严肃处理，并要求居住在长安的五品以上官员和勋戚之家必须遵照执行，制止官僚们的过度奢侈。 封禅历来都是国家盛典。对皇帝来说，它是宣示威德的最佳途径，但耗费巨大，对普通民众来说是一场浩劫。贞观五年（631 年）正月，赵郡王李孝恭为了讨好李世民，上表请求举行封禅大典。李世民没有答应。次年，又有人鼓动封禅，李世民心有所动，但在魏征
19、的反对下，没有成行。此后十多年间，又有六次臣下请封泰山之事。贞观十五年（641 年） ，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但遭太史令薛颐和起居郎褚遂良的反对，只得再次作罢。李世民终生未能实现封禅泰山的愿望。就整个过程来看，李世民对封禅的态度虽摇摆不定，但终究还是克制住了不断膨胀的冲动，这表明“存百姓” 、 “正其身”的思想在他的头脑里还是占了上风。 在李世民的率先垂范下，贞观诸臣一般都能节制欲望，厉行节俭。岑文本任中书令，住宅低洼潮湿，室内连帷帐都没有。有人劝他置办家产，他叹息道：“我本来只是一介平民，并没有什么功劳，只会舞文弄10墨，而身居中书令的要职，享受国家这么多的俸禄，心中已是不安，哪还能考虑经营
20、产业呢？”他对自己所得的满足感和不以产业为念，令闻者赞叹不已。户部尚书戴胄死，他的住宅破烂不堪，连举行祭奠的地方都没有。温彦博官至尚书右仆射，身为宰相，家里穷得连安睡的正室也没有，死后只能将尸体停放在旁室。魏征死时，交代家人以布被素褥埋葬了事。很显然，贞观君臣之间已形成一种崇尚节俭的普遍风气。 贞观君臣的尚俭作风收到了良好效果，开元年间有人评论说：“隋氏纵欲而亡，太宗抑欲而昌。 ”（资治通鉴卷二一）上行下效，在李世民的倡导下，贞观一朝“二十年间，风俗素朴，公私富给” （唐会要卷五八尚书省诸司?左右丞 ） 。 不是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吗？看来此言非虚。 作者单位：山东英才学院 责任编辑：王封礼
